第八章 赫緒曼對後世的影響
一項新穎的社會科學
赫緒曼對於跨越學科界線的興趣，從他的第一本書便相當清楚。一九七○年代初期，當時仍然新穎而且蓬勃發展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就有兩名創立者感嘆指出，國際研究當中的政治分析與經濟分析總是冥頑不靈地彼此分立，而且這樣的分立毫無任何邏輯可言：
指稱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具有密切關係的說法尋常可見，而且針對其中任一者的深度分析必然也需要對兩者都有些理解。儘管如此，卻極少有作者實際上把這兩者連結起來。經濟學家傾向於假設政治結構、徹底忽略政治，頂多是企圖利用高度簡化的政治概念來分析政治對經濟過程的影響。政治學家在學科上的視野狹隘更是嚴重。國際政治的大多數職業學者對於國際經濟所知都相當有限。一般而言，政治分析者就像三度空間井字棋的新手玩家，雖然在形式上認知權力的經濟層面，實際上卻還是臣服於向來的習慣，只在熟悉的軍事外交層面上玩這個遊戲。
早在三十年前，赫緒曼就以《國家權力和對外貿易的結構》彌合了這項分歧。在這本書出版的幾個月前，康德里夫談及赫緒曼及其同僚所抱持的精神：也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世界裡，「權力平衡與國際收支平衡」是思想與行動這兩個各自分立的領域當中的支配概念；但我們必須體認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已經「不可能……再回到這種國際經濟與國際政治分立的狀態」。
值得注意的是，康德里夫指稱赫緒曼及其同僚之所以比較容易採取跨學科的態度，可能是奠基在一種歐陸特有的心態上。在漫長的十九世紀期間，英語國家的外交實踐主要都是奠基在自由放任的哲學之上，致力於把政府對於經濟事務的干預降到最低。貿易雖然從來不曾完全與國家政策脫鉤，但值得一提的是，外交部與國務院卻都沒有任何經濟人員。
不過，歐洲大陸的狀況卻是不同。在歐陸各國的國內和國外政策當中，經濟與政治的分立從來都不是那麼明確。策略元素在經濟規畫與國際經濟關係當中總是相當重要，而作為英國經濟實力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則持續擴張。康德里夫指出：「歐洲的權力平衡雖然明顯正在變動，國際收支平衡則持續受到國際金本位制度的貨幣機制所調節，」但當時只有少數人注意到這一點。
那些早期的思考與學術經驗對赫緒曼而言無疑相當重要，因為有幸生活在學科壁壘造成大學體系僵固之前那個時代的他，總是像現代時期的道德哲學家那樣不斷游移於不同的學科領域之間。在《國家權力和對外貿易的結構》裡，跨越學科界線使他能夠以一種新穎的方式探討國際貿易的政治層面；在發展三部曲當中，跨越學科界線的做法藉由人類學文獻的協助而對個人與社會晉升的不同方式開啟了新觀點（在《經濟發展策略》當中，必須歸功於莎拉的必要貢獻），還有發展策略的政策層面（《邁向進步之旅》）以及在專案管理當中提出認識論上的不確定性（《發展專案觀察報告》）也都是如此。在〈反簡約：將部分類別的經濟論述加以複雜化的三個簡易方法〉（Against Parsimony: Three Easy Ways of Complicating Some Categories of Economic Discourse）這篇標題明確的一九八四年文章裡，赫緒曼重新檢視了他在兩年前於《搖擺不定的參與》當中提出的若干想法，例如後設偏好的概念。原本在哲學領域討論的後設偏好概念，展現了標準經濟理論的部分重要限制。赫緒曼首先指出，顯示性偏好以及理性行為者這類標準經濟學概念導致我們不可能嚴肅探討價值觀如何形塑以及改變人類行動：價值觀造成的影響，和西洋梨與蘋果之間的選擇這種簡單偏好的改變並不相同。第二，在政策層次上，把價值觀視如簡單偏好可能會導致我們對若干集體問題（例如汙染）提出缺乏效率的解決方法。赫緒曼指出，比起像是提高工業家汙染成本的行動，法律會在更深的層次上形塑價值觀以及影響集體行為，原因是只著眼於需求面的行動，造成的影響遠遠比不上形塑價值觀的力量。
我們也可以針對不同類型的活動提出類似的論點，像是工具性與非工具性活動。在前者這類活動裡，手段與目的、代價與報酬都受到明確定義並且區分開來。這類活動是標準經濟分析的自然領域。不過，許多活動的手段與目的之間並沒有那麼明確的區分，或是我們為了達到目標而付出的代價以及從該活動中得到的報酬也是如此。舉例而言，非工具性活動遭到的忽略，以及這類活動經常具有的「努力與達成相互融合」的特性，就造成主流經濟學家那種「訓練有素的無能」（套用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的用語），難以對集體行動提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即便是像例行公事這種典型的工具性經濟活動，也帶有一項非工具性元素，對於尋求解釋勞動生產力以及工業管理有效性的波動而言非常重要。
明白可見，對赫緒曼而言，集體社會變革的問題特別重要。他聚焦於社會行動的集體層面，經常以一種對搭便車概念感到不耐的形式呈現自己的觀點。赫緒曼主張指出，這項概念在「正常時代」也許有些用處：所謂的正常時代，就是公民雖然可能對公共財的決策感興趣，但他們的時間與精力卻必須投注在私人生活。不過，如同赫緒曼在一九七一年所言（其中適切指涉了一九六四年的經濟危機）：「時代……極少完全正常；在不少情況下……時代不但不正常，而且還『不斷變化』。」對赫緒曼而言，唯有把經濟、政治與社會心理學結合起來，才能夠以有意義的方式探究社會變革與集體行動的問題。
因此，公共道德與公民行為是赫緒曼在〈反簡約〉當中所舉的第三個例子，這點並不出人意料。舉例而言，這兩者有助於解釋捐血的經濟學，以及其他許多奠基在信任與尊重特定道德規範之上的機制，那些道德規範對於市場的良好運作其實具有關鍵重要性。漠視公共道德恐怕會導致公共道德的萎縮，但過度堅持公共道德也會造成反效果，因為公共道德不可能無盡成長，所以如果要求過度，公共道德可能會因此變得稀缺。赫緒曼如此總結這種兩難：
愛、慈善以及公民精神在定量供給的情況下都不是稀缺要素，也不像技術與能力那樣會隨著練習而出現或多或少看不見盡頭的進步與擴張；而是會展現出一種複雜的混合式行為：這些要素一旦沒有受到掌權的社經體系充分實踐和訴求，就會因此萎縮；但如果受到過度鼓吹與依賴，就會再度變得稀缺。更糟的是，這兩種危險地帶的確切所在處……卻沒人知道，而且這兩種地帶也絕非穩定不變。
一如赫緒曼典型的思考方式，他認為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敏感度，才能理解這些潛藏的門檻以及那些門檻如何隨著時間與地點的不同而變。
我們可以斷定赫緒曼的方法所追求的目標不在於提高我們的預測能力，而是要把對社會與社會變革的分析變得更真實也更有說服力。如同赫緒曼在一九八四年那篇文章的結論所寫的：「所有的複雜問題都來自單一來源，也就是人性的極度複雜。傳統理論因為非常充分的理由而對人性的複雜度置之不理，但我們必須把這一點強制擺回傳統發現當中，才能獲得更高的真實性。」69人不只是有效率的經濟主體，不只是如亞羅所說的「優異統計員」，而是能夠主張以及闡述意見與價值觀、具有自我反思能力，而且內心存在著自私與利他的拉扯、自利與公民意識的拉扯，也受到工具性與非工具性行動的驅使。這些行為全都會影響經濟過程，所以赫緒曼主張這些行為都必須重新納入經濟學以及更廣泛的社會科學當中。
不過，赫緒曼雖然批評過度簡約的模型，卻不表示他毫不容忍模型或者理論性的思考。在一九九二年一場針對他的著作舉行的研討會上，他自己就提到這一點，並以明白可見的自豪列出自己在學術生涯中闡述過的許多理論性概念。實際上，赫緒曼認為自己被說成非理論或反理論社會科學家是一種不當的說法。就連「制度性」一詞他都認為相當局限又未能切中要點；而且我們在他的著作裡也不難發現典範、理論、原則，以及廣泛的分析類別。實際上，他的許多著作都把這些類別擺在首要位置，從書名開始就是如此（《叛離、抗議與忠誠》；《激情與利益》；《反動的修辭：悖謬論、無效論、危害論》）。就算他採取的理論方法沒有直接在封面上宣告（《經濟發展策略》；《發展專案觀察報告》），只要一讀內容也可明白看出。
赫緒曼的理論論述不是以產出嚴密而重大的社會變革定律為目標，而是要建構中程模型，具有足夠的抽象性而能夠分離出特定元素並且展現其解釋潛力，但又不至於太過特殊化而捨棄其分析性角色。赫緒曼所有的模型與原則都是詮釋鏡片，能夠協助我們理解歷史過程，但必須填入歷史材料才會有用。要適當運用赫緒曼的分析，以及評估那些分析在產生新知識以及提出有用的新觀點方面所具備的能力，情境化是不可或缺的根本元素。對赫緒曼而言，專案是事件的「獨特組合」，還有決策過程、針對福利政策的具體辯論與關於公共服務品質的協商，以及政府在國內貧富不均日益加劇的情況下能夠號召的支持，也都是如此。以上這些都「適合典範式思考」，他寫道，但「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意義下才是這樣」。
赫緒曼的模型沒有針對一個特定情境究竟會朝什麼方向發展提出任何現成的預測。他的模型發揮的功能，是協助確立分析的框架，好讓辯論與決策能夠更有事實基礎。不過，這點唯有透過研究具體的歷史材料以及特定情境的意識形態狀況才有可能達成。這種做法能夠幫助觀察者提高自己對社會過程的複雜性具有的敏感度，而如同我們在許多篇章當中已經看過的，赫緒曼認為這種敏感度是一種隱性知識，只能產生自經驗當中。不過，這種敏感度一旦產生出來，即是開放的心胸與好奇心不可或缺的要素，從而能夠對擴大政治行動空間的歷史意外進行探究：換句話說，這是赫緒曼那種可能主義的一個首要來源。
自我顛覆
在《反動的修辭》最後一章，赫緒曼探究了他依據公共辯論當中的保守與新保守立場而詳細加以分析的悖謬論、無效論與危害論，如何能夠在進步主義論述當中見到若干相對應的修辭建構。因此，赫緒曼寫下了一個起初沒有規劃的章節，而在某些方面顛覆了他這本書原本的意圖。
赫緒曼以這個章節實踐了他後來所謂的「自我顛覆」。他重新起用「顛覆」這個原本帶有貶意的冷戰用語，以反身自省的模式運用，描述了他喜於和自己提出的命題爭辯的性格（別忘了他對別人的理論抱持的那種「不必然是這樣」的反應）。實際上，赫緒曼注意到這是許多學者都有的一種共同特徵。
赫緒曼發現自己的著作特有的一種性質，是他一直都習於重新考慮以及修正自己過往的主張，甚至從事方向相反的推論，而不是只一心找尋證據證明他自己的核心理論。我們在本書看過許多這種態度的例子。舉例來說，我們在第五章注意到赫緒曼如何在他針對一九八九年的眾多革命所進行的分析當中修正了叛離與抗議的概念。叛離與抗議在他一九七○年出版的那本書裡被呈現為兩種相互替代的行為，但在一九八九年的大批人口逃向西方（叛離）以及愈來愈盛大的反共產政權群眾示威（抗議）當中卻具有互相強化的效果。不過，如同這個例子所示，這樣的自我顛覆並沒有導致赫緒曼原本的理論遭到徹底推翻。赫緒曼認為這種自我顛覆「有益而充實」，因為這種做法不是駁斥原本的論點，而是促成「在社會世界當中界定出原本假設的關係並不適用的新領域」。換句話說，這種自我顛覆的態度強化了解讀世界的能力，而不是加以削弱。
對赫緒曼而言，這又是另一種重要態度，可讓我們賴以建立一個更民主的社會，奠基在公民衝突以及對社會的審議能力抱持的根深柢固的信任之上。他寫道：「我相信我在這裡所謂的自我顛覆，能夠對一個更民主的文化有所貢獻，公民在其中不但有權表達自己個別的意見與信念，更重要的是，也願意依據新的論點與證據而質疑那些意見與信念。」
作者為義大利波隆納大學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教授，研究領域為二十世紀經濟發展機構與思想的歷史、社會科學史，以及全球經濟史。著有《世界銀行早期的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 Bank: The Early Years）、《不平等簡史》（Inequality. A Short History）。另編有赫緒曼作品《戰後經濟秩序：國家重建與國際合作》（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書名：《拆解反動修辭的大師：赫緒曼思想傳記》
作者：米凱勒．阿拉切維奇（Michele Alacevich）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時間：202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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