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後習近平時代到來的認知挑戰

RFA 20221011

中共的中央全會，從未像北京進行的「19屆七中全會」那樣，不僅牽動億萬國人之心，而且牽動世界的人心。我發現，不少反習的海外政評，對國內挺習派乃至民眾此時的心態發表了議論，其中不免有嘲諷的意思。在他們看來，習近平大勢已去已如此明顯，那些此刻仍不相信、甚至是不願接受這個事實的人，呈現了某種病態。

我對此刻還有如此多華人仍不能接受習近平時代正在過去這個判斷，也感到驚訝，但應該如何理解這個重要的社會現象，我不大接受那種簡單的嘲笑和批評，那就是中國人跪慣了，失去了政治強人，反而不知所措；我同意這樣一個基於對人性理解的判斷，那就是導致不接受習近平大勢已去的基本因素是對未來的恐懼。問題是，這樣的恐懼有沒有道理呢？有人認為完全沒有道理，因為世上明明有憲政民主的康莊大道可走，如此多的國人還寧願接受習近平這個愚蠢的強人繼續統治和奴役，毀掉他們後代的機會，豈不是愚昧和愚蠢之極嗎？

我完全同意這樣一個判斷，那就是習近平若繼續掌權，對中國和世界毫無好處，而是有巨大風險。但我不能接受的判斷就是，只要習近平下台，中國和世界的局勢就一定能好轉。我的判斷是，即使習近平二十大下台，中國和世界都依然面臨巨大的風險。且不說普京可能打核戰，明年全球的氣候災難和糧食短缺，就有可能激發前所未有的難民危機，而中國經濟的崩潰，很可能會加劇這個難民危機。目前中國和海外的「蛇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商機。

中國精英目前面臨的一個巨大的認知挑戰，就是中國有沒有可能在足夠短的時間內把國人對未來的預期穩定下來，這是後習近平時代到來的最大難題。中國經濟的全面崩潰已經不可避免，各種過去穩經濟的手段都將無效，因為整個社會的預期都發生了根本性的動搖。在這種情況下，我並不認為那種「只有大亂才能有大治」的傳統邏輯是應該鼓吹的。有人會反駁，認為中國經濟和社會已病入膏肓，無藥可醫。這雖然可以理解，但我相信，這個判斷本身就對未來不利，也缺乏事實依據。

現在的基本事實就是，中國已經沒有了支持傳統造反的技術基礎，那就是「星火燎原」的條件，因為政府對社會的控制手段已經超過了《1984》的想像，中國也進入了後烏托邦時代，「阿拉伯之春」那樣的革命，成功幾率也不大。這樣的格局並不意味著中國沒有可能進行重大的社會變革，因為這個時代擁有了過去沒有的條件，那就是「對所有人開放的即時溝通和數據搜索手段」。中國精英現在缺的，是利用這些手段推動政治、社會和文化革命的想像力。

社會可能性的前提，就是你必須要有創造性的想像。如果你事先就判斷不可能，判斷本身就會斷送許多社會可能性。這恐怕是量子物理時代必須的思維方式。因為在牛頓和愛因斯坦時代，再好的「社會安排」想像，也不可能像現在這樣，以電磁波的速度傳遞給天下所有的同代人，啟發他們的反思和創意，激發他們集體行動的激情。西方乃至世界並不願與中國脫鉤，如果中國人有能力自救，就沒有必要與中國脫鉤。因此，後習近平時代的到來固然意味著巨大風險，也意味著一場認知革命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