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重新發現美國
尼克森訪問中國，釋出了美國人對中國長期壓抑的迷戀之情，同樣地，一九七九年鄧小平訪美，也釋出中國人對美國的傾慕。中國的國營媒體開始形容美國是個美麗的國度。《人民日報》上，中國駐華府聯絡辦事處主任黃鎮描述美國：「土地肥沃、風景優美、科技進步、工業發達和農業收穫量高」。中國人被吸引到專注於電視上美國宏偉的景象。中共高層領導人對於美國竟如此富裕相當震驚。《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甫（Fox Butterfield）引述一位官員的感嘆道：「我們浪費了三十年。」官方認可的盛讚美國談話，如閃電般一波波強力襲來，連《華盛頓郵報》都擔心，中國已經走火入魔。
中國人再次轉向美國求學。中國最熱切地接待美國科學家、教育家到訪。一九七八年，卡特派他的科技顧問，也是地質學家法蘭克．普瑞斯（Frank Press）訪問中國時，鄧小平堅持，要他立刻打電話向卡特報告，要求准許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半夜三點，白宮電話響起，卡特還以為是地質學家普瑞斯要向他報告，有座火山爆發了，但普瑞斯卻說，不，不是的；是鄧小平要求，准他派五千個學生到美國學習。卡特大叫一聲：「叫他派十萬個來好了。」然後倒頭又睡。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美中正式建交前四天，五十二名三十二歲至四十九歲不等的中國學者從北京出發，到美國留學兩年。如同近十年前穿透美中隔閡的美國人一樣，現在，中國人也以星際旅行形容他們抵達美國。地質學家沈顯傑回憶道：「當時，我們對美國很陌生，好比對月球一無所知。」這些學者也不知道他們只是第一批太空人。到了一九八七年，中國留美學生已達十萬人，到了二○一五年，更高達二十七萬五千人。整體而言，美國已培訓了兩百多萬名中國留學生。
第一批抵達的中國人，十分訝異於美國人如此快速的生活步調。新華社記者錢行寫道：「我一下飛機，立刻感受到生命的脈動加快起來。我到處都感受到速度的壓力。汽車跑得快，人們走路走得快，新聞報導快，說話快……彷彿什麼事都不能等……快一點、快一點。這是美國的口號。」這些中國人從腳踏車的國家一腳踏進汽車的國度。中國詩人讚美美國的高速公路系統。小說家寫詩，讚嘆夜間的飛行，並被底下萬家燈火迷住。馮亦代曾將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作品翻譯成中文，然後被下放勞改二十年。他擔心，中國恐怕永遠追趕不上。他寫道：「邁向文明之路，我們走得太慢了。」傳遞回國的訊息很簡單：我們太落後了。
與之前的共產革命一樣，美國的價值觀再度啟發中國人。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三日，張元春在《人民日報》上撰文，稱讚美國人「樂觀」和「務實」，是中國追求現代化所需的根本元素。作家錢寧以「浪潮」形容中國重新發現美國。「中國人民像從睡得糊里糊塗中突然醒來。他們看到外頭全新的世界。」
一九七九年春天，傳奇的中國人類學家費孝通重返美國兩個月，這是他二戰以來首度踏上美國國土。對費孝通而言，重回舊地真是酸甜兼具、百感交集。因他在最能發揮貢獻的壯年時代遭毛澤東封殺。費孝通在上海一份報紙上撰文，侃侃而談美國的成敗、科學和種族關係。他和過去一樣，拿美國作為中國的明鏡。他提到阿波羅登月計畫，也嘲笑中國共產黨竟否認登月之舉的存在。他問道：「這是個全球智慧大戰的時代，你怎麼可能不承認那件事真的發生過？」
一九八○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是中國對美國重啟門戶以來第一次，國家控制的傳媒給人民好好上了一堂美國公民課。人人瘋狂學英文。一九八一年，進入美國大學念書前要考的托福測驗首次舉行。美國文化從禁果變成公開現象。一九八○年，模仿好萊塢電影《決死突擊隊》（Dirty Dozen）的美劇《游擊英雄》（Garrison's Gorillas）上映，風靡全中國。每週六晚上八點播出的這齣影集，劇情攸關從囚犯中徵集一群好手與德國人作戰。中國青年模仿劇中人投擲刀刃、留長髮—中國傳媒是這樣說的。還有十集未播，中國中央電視台就撤掉節目，理由是「傷風敗俗、對社會產生壞影響」。數千封抗議信飛進了央視。
美國文學被取締數十年後又捲土重來，並蔚為風氣。一整個世代的中國女子讀《飄》（Gone with the Wind）長大。一九八三年，作家王安憶前往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工作坊進修四個月，激烈改變了她對母國文化的觀點。回國後，她向上海復旦大學的一群學生提到，「美國的一切恰恰和中國相反。」她在美國的經歷，使她成為以正面角度描繪性愛的第一位當代中國作家。
西方風格、自由、文化、電視、電影和思想突然湧現，讓許多中國人醉心響往，但黨中央卻大感不安。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抨擊所謂來自西方的「精神汙染」。中國的知識份子正在散布有害的思想，如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作家太專注於揭發社會主義的陰暗面。編劇家白樺寫了一齣劇本，用於講述流亡美國，而後回到中國之一位畫家的故事，他大膽提出一個離經叛道的問題：可以愛中國、卻不愛共產黨嗎？大學校園裡，不分男女的毛裝換成及肩的一頭亂髮、喇叭褲和薄薄的連衣裙。鄧小平向忠貞黨員發出警告，美國的影響力正在侵蝕中國的靈魂。
強硬派撥弄鄧小平的恐懼心理。著名的保守派陳雲說，「有些人在國外只看了幾眼摩天大樓和高速公路」就遽下結論，以為「社會主義比不上資本主義」。陳雲主張，對這種人只有施行「再教育」一途。《人民日報》拋棄親美論調，開始揭露美國生活的醜陋面。有篇文章敘述「迪士尼世界」剝削員工，並配上一幅漫畫，之中有個骨瘦如柴的美國人脫下米老鼠的化裝衣，漫畫說明寫著「天堂之淚」。幾年前，還滿口盛讚美國工作倫理和現代化的評論家，今改口抨擊美國的社會制度，有位作家認為其特色是「苦楚、自私、欺騙和貪婪」。在中國，作家、編輯、電影製片人、歌手、教授、畫家和小生意人，被公安局找去談話。書本被從圖書館下架。女人若被逮到有西方的男朋友，會被治以行為放蕩不檢之罪，並送去勞改。
然而，當保守派將視線轉到經濟改革時，鄧小平便駕馭住他們。中國很快又宣布，開放華東沿海十四座城市，歡迎外國投資。提出中國人所謂「沿海戰略」的，是國務院總理趙紫陽。
趙紫陽的父親是一名富有的地主，一九四○年代就被共產黨殺害。但趙紫陽在他父親遇害前已參加革命，並於一九三八年正式入黨。即使在「大躍進」期間，趙紫陽仍是毛澤東的忠貞支持者。但當他親眼目睹大饑荒後，趙紫陽反對毛澤東的經濟做法，轉為追隨鄧小平。趙紫陽利用他廣東省委書記的身分，在一九八○年代初期，實驗有限的市場導向改革。
在文革期間，紅衛兵批評趙紫陽是「走資派」。他被拔除所有政府職位，下放到一家機械工廠工作四年，才又復職。一九七五年，中共派他出任四川省黨委書記，此時，這個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正面臨饑荒危機。趙紫陽解散人民公社，允許農民自由耕作。結果四川一再豐收。一九八○年，鄧小平拔擢趙紫陽為國務院總理。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一日，趙紫陽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位訪問美國的政府首長（譯按：鄧小平訪美時的身分是政府的副首長，他擔任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務）。此舉象徵反精神汙染的運動落幕。《人民日報》報導，趙紫陽在安德魯空軍基地（Andrews Air Force Base）受到盛大的歡迎時，熱切談到美中熱絡關係的「極大潛力」。中國領導人訪美的消息報導，引發又一輪關於美國的狂熱報導。趙紫陽在殖民時期的城鎮威廉斯堡（Williamsburg）乘坐馬車遊街。他也在白宮的南草坪和雷根總統挽臂交談。
中國記者又開始發出正面的聲音。《人民日報》有位專欄作家問道：「所謂資本主義的生活型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物質富裕的生活未必腐敗。」美國的科技再度成為中國的北極星，一九八四年五月，有八篇系列報導介紹美國矽谷正展開「新科技革命」。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八日夜裡，在菲律賓某座海邊城市，一位自稱「大衛兄弟」（Brother David）的美國人領導二十名各國傳教士，忙著往兩艘拖船搬運兩百三十二包用塑膠布團團包好的巨大包裹，每一包各一噸重，內容物是總計一百萬本的聖經。
幾小時後，在汕頭海濱（阿黛兒．費爾德過去教導出中國第一代「女傳道」的華南港市）這兩艘船和幾千名中國基督徒會合。他們卸貨，將這些黑色封面的小書散發到全國各地去。次日上午，一個解放軍巡邏隊來到港口，除了幾本泡濕了的聖經之外，一無所獲。這項「珍珠行動計畫」（Project Pearl）是賓夕法尼亞州出生的前任大學足球明星、後轉任傳教士的道格．蘇特芬（Doug Sutphen）策劃領導，至今這個計畫仍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聖經走私活動。
中國對外開放，讓美國基督徒重啟希望，認為又有可以拯救中國靈魂的機會。但就與十九世紀一樣，美國教會還是分成兩派，一派認為要努力傳播福音，另一派主張從行善和教育下手。主流的新教教派如長老會（Presbytrians）和聖公會（Episcopalians），遵守共產黨禁止招收信徒的規定。他們專注於幫助中國現代化的工作。一九八○年，亞洲基督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從中國政府收到九百萬美元的補償金，補償共產黨革命後沒收的數以百計教堂、學校和大學。理事會未將這筆錢投入到擴大宗教研習，而是在中國大學院校設置獎學金，協助中國學生赴美國學習。當他們訪問中國時，這些主流新教傳教士只在官方承認、黨控制的新教徒教堂和經中國政府核准的中國教會接觸。
同時，一大批類似道格．蘇特芬的美國傳教士直接向人民接觸，遵循羅孝全早年的路線。他們鼓勵中國的地下教會運動，發放經費、《聖經》給排斥共產黨控制的團體，並提供指導。借用一位歷史學者的話來說，美國人過去的觀念認為：基督教信仰在中國「開頭就錯了，一切努力俱無效果」，現在這句話已被推翻。一九七○年代起，這些美國傳教士和他們的中國信徒帶動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傳教運動。傳教士的精力反映於，他們在美國的人數和力量不斷成長，這又得益於電視傳道大為盛行。一九八五年，三萬五千名美國傳教士在世界各地傳布福音，其中許多人在中國默默耕耘。
南卡羅萊納州的農村少年包德寧（Dennis Balcombe）在十六歲就受到上帝的感召，要他把耶穌基督的道理傳到中國去。八年後的一九六九年，他搬到香港、租了一間辦公室，創辦「香港基督教復興教會」（Hong Kong Revival Christian Church），開始傳福音。他很快發展為面積五千平方英尺的教會，並將目光投向中國。當中國開放美國人可以遊客的身分進入中國，包德寧就立刻到一世紀前擁抱太平天國起義的華南落後地區傳教。在看到西方人群眾會大驚小怪圍觀的地區，包德寧必須喬裝掩飾。有次他躺在棺材裡，被人偷偷帶進教堂。從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七年，他走上了數以千計在中國地下傳教的美國人曾走過的路，在廣州喬裝成英文老師，並以《聖經》為教科書。一九八五年，他遭逮捕並被警告不得傳教，但他仍繼續傳布福音。
中國政府不知如何應付民眾著迷於基督教義的風氣。美國人領先將《聖經》走私運進中國，迫使鄧小平兌現一九七九年對卡特的承諾，允許《聖經》在中國大量印製。然而，中國共產黨是建立在畏懼基督信仰的基礎上，因此其仇恨美國價值的感情旋即上升。
中國人的「宗教饑渴」，還是被包德寧注意到了。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的信教率低得可憐，現在卻大幅提升。包德寧在廣州傳教的那兩年，個人就對三百名中國信徒施洗；一百年前，能有十個中國人信教就很了不起了。一九四九年共產革命前夕，全中國的新教教徒不及一百萬人。今天，新教徒是中國成長最快的宗教，信徒估計有四千萬至六千萬之多。
美國傳教士試圖說服中國當局，基督教信仰可作為推動現代化和開發的力量，重申一世紀前他們前輩的論調。包德寧告訴其中國信徒：「任何復興都需要上帝的意旨。」一九八八年，葛理翰（Billy Graham）牧師前往中國，與共產黨高階領導人見面，也和家庭教會領導人一起祈禱，他宣稱，基督信仰可幫助中國重拾偉大。他說：「中國的基督徒是中國社會的鹽和光。」
一九八二年，中國共產黨發布「第十九號文件」，迄今仍是共產中國境內宗教頒布的最權威指令。中共在文件中承認，宗教仍可在社會主義之下存在一段時候。幾個月後，中共修改了中國《憲法》，賦予信徒更多自由。但和平常一樣，中共預留了伏筆。中共宣布，只有該黨認定的「正常宗教活動」才受到保護，換言之，中共可以決定何為「異常」，並保有取締的權利。
西方學者經常認為，中國的「四個現代化」是要改善其經濟、科技、農業和國防，是中國百年來追求恢復往日榮光的大計畫一部分。但鄧小平推動「四個現代化」另有原因：他迫切需要國家動起來、有工作可做。一九六○年代，中共處理城市失業問題的做法，是將一千七百萬名青年送到鄉下，和農民一起工作。但這個做法虛耗數十億美元，卻沒什麼收穫。當數百萬「下放」青年回到城市時，鄧小平轉向美國及已開發世界爭取投資，好讓失業青年離開街頭、進入工廠。
這時，鄧小平門戶開放政策最激烈的成分在於，促進外國資本直接投資或與中國國企合資。鄧小平知道，美國資金在東南亞、南韓和台灣起了作用，也知道進入美國市場得以嘉惠日本。他希望中國也能如此。美國的軍事力量提供中國所需的保護，方便中國在專注經濟的同時，也讓美國企業及其歐、亞夥伴提供資金和專業知識幫助中國成長。彷彿清朝伍秉鑑與新英格蘭商人密切合作的時期，中國在華南設立一連串出口區。現在，中國不賣茶葉和陶瓷，而是生產玩具、紡織品和家用商品。美國人如同十八、十九世紀之交，再度大買特買中國的所有東西。
一九八○年秋天，布隆明岱爾百貨公司（Bloomingdale's department store）布置一場「來中國」（Come to China）的盛會，將曼哈頓旗艦店的八層樓，塞滿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衣飾、食物和家俱。一九七二年起，布隆明岱爾的採購經理就常跑中國，蒐集《紐約時報》所謂「一家百貨公司所能蒐集到，最多彩多姿的中國商品」。從擺在一樓「人民商店」的無產階級熱門商品，到樓上仿明朝設計的螢石家具，《紐約時報》指出，「出奇地有品味」，但還是擺出最俗套的中國裝飾：一條二十英尺長的鋁製長龍。
「來中國」象徵中國工廠和美國消費者愛情故事的開端。從一九七二年的區區五百萬美元開始，到了一九七八年，美中雙向貿易已攀升至五億美元。一九七九年關係正常化之後，金額又翻了一番。一九八一年，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超過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而且以後一直如此。此後，中國累積的對美貿易順差高達約四兆美元。美國消費者的錢包是中國崛起最重要的外來驅力。
美國企業也避免不了對中國「狂喜的情愫」。美國企業試圖以其和古代中國的悠久關係拓展商機。一九八三年Citibank在中國開幕營業時，採用「花旗銀行」為中文名字，這是一九○○年代初期其前身在中國所使用的名字。長期以來，美國對中貿易的表現都很差，但美國企業一向只看重中國的潛力，不是當下的現實。IBM董事長拉夫．菲佛（Ralph A. Pfeiffer, Jr.）活像一八四○年代一位英國作家的現代版；這位英國作家認為，如果每個中國人都能被說服，「將他上衣的下襬延長一英尺」，蘭開夏（Lancashire）的紡織工廠就要「二十四小時不停趕工」。現在，菲佛的說詞稍有不同，他說：「如果我們能向每一百個中國人或每一千人、每一萬人賣出一台 IBM 個人電腦的話……」
中國能讓人人發財致富的想法再度冒出頭，成為老美的生意指標。一九八三年，連年虧損的「美國汽車公司」（American Motors Corporation）和中方簽訂合約，將在北京生產吉普車時，其股價暴漲四成。《底特律自由新聞》（Detroit Free Press）為這份合約歡欣鼓舞，就和一七八五年《紐約新聞電訊報》（New York News Dispatch）歡迎「中國皇后號」返回紐約港一模一樣，稱讚這是「十年來，最精明的工業標誌之一」。一九二○年代，初出茅廬的阿曼德．漢默（Armand Hammer）因為和列寧（Vladimir Lenin）打交道、做生意而一砲成名。一九七九年鄧小平訪美期間，他使盡各種關係、弄到一張請帖見鄧小平。當漢默要自我介紹時，鄧小平說不用了。鄧小平說：「你就是俄國有難時，幫忙列寧的那位先生。現在你必須來中國幫我。」漢默欣然前往。
接下來的發展形成一個象徵—有段時間美中合作，雙方均可大獲其利。漢默的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和一家中國的國有企業達成協議，在山西省投資六億五千萬美元，經營一座煤礦。這是美國在中國最大的投資，而且將是全世界最大的煤礦之一。《商業週刊》的大標題是「阿曼德．漢默仍然在教他們如何做生意」。
中國重新開放的時機，湊巧趕上伊朗革命導致全球能源危機。和一九○○年代初年，約翰．洛克斐勒的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想法如出一轍，美國石油界大型公司押寶，結合美國的科技和中國人的勤奮工作，找到巨大的石油蘊藏。《新聞週刊》報導，「唯一肯定的一件事是，中國的石油蘊藏量極大。」美國鑽油工人、工程師和資金湧入華南尋找外海石油。與一八六○年代的蒲安臣一樣，美國律師傳授國際商事法的微妙訣竅給中國同業，也傳授強硬的合約範本，要求外國公司支付所有探勘成本，並交出成果。在過去，從未有任何國家這麼做，但因為是中國，因此美國石油業者點頭接受。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美國主要石油公司在中國投資十七億美元。
但很快地，一樁又一樁生意碰到困難。首批中國製的奇洛基（Cherokee）吉普車因為其引擎不靈光，而必須撤出美國汽車公司在北京的裝配線。阿曼德．漢默的煤礦場也因為煤價太低、美國的設計有瑕疵、中國的基礎設施太陳舊而垮台。沒有任何一家大型石油公司找到重要的石油蘊藏。美國資金所支撐起的中國石油探勘業，今天卻成了世界巨擘。就IBM而言，該公司在中國的個人電腦業務起飛了—不過這要等到二○○五年IBM被中國的聯想電腦公司（Lenovo）收購以後。
美中恢復經貿往來，促成美國顧問諮商業大盛，這些人持有進入中國市場的金鑰—或令人以為他們持有金鑰。與一九二○年代的卡爾．克羅一樣，這群美國人兜售他們和中國領導人的關係，以及自身對中國人想法的了解。美國公司聘用老邁的馬克思主義者李敦白和艾培（Israel Epstein），幫忙克服中國的官僚手續。由傳教士叔父扶養長大的哈納德．胡斯（Harned Hoose），住在洛杉磯一棟原為名星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舊宅的華廈，主要提供東方的智慧。為保障這行的生計，顧問們將在中國的經商之道盡可能搞得像一般企業經營者一樣神秘難解，弄出「面子」（意即尊重）、「關係」（意即人脈）等一大堆名詞，成為美國企業界琅琅上口的新詞彙。
作者擔任《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記者長達二十年，從事戰爭、革命與中國相關報導，曾經入圍普利茲獎，並獲得多項新聞獎，包括2004年奧斯本．艾略特亞洲傑出報導獎（Osborn Eliott Prize for Excellence in Asian Journalism）。他擁有史丹佛大學學士和碩士學位，美中建交後他成為1981年第一批赴中國的美國留學生之一，後來在1989年因天安門事件被驅逐出中國。他前後旅居中國長達四十年。著有《中國課：我的五個同學與新中國的故事》（Chinese Lessons: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 2006）、《美國與中國：十八世紀末以來的美中關係史》（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 America and China, 1776 to the Present, 2016）、《華沙諜戀：波蘭間諜、中央情報局與未竟的聯盟》（From Warsaw With Love: Polish Spies, the CIA, and the Forging of an Unlikely Alliance, 2021）等，其中《美國與中國》一書獲2017年亞瑟．羅斯圖書獎（Arthur Ross Book Award）金獎。
書名：《美國與中國：十八世紀末以來的美中關係史》
作者：潘文（John Pomfret）
出版社：遠足文化
出版時間：2021年12月
——思想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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