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金庸對香港九七質疑

 

邓小平、金庸

對香港1997問題所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武俠大家金庸（查良鏞1924-2018）曾經是「香港1997主權轉移」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是中共收回香港的堅定支持者，也是回歸方案的積極倡議者，最後成為香港特區「基本法」政制立法的負責人。有地位、有權力。金庸寫作武俠小說約25年，作品暢銷近億冊。1959年10月創辦《明報》，經過艱苦打拼，配合武俠熱潮，到70年代，已經是一份有海內外影響力的大報。金庸之所以在九七問題上和主流民意不合拍，據風評甚佳的《金庸傳》的作者傅國湧的研究，他說金庸的形象有三張臉：「文人之臉、商人之臉、大中國主義之臉」。第三臉使他情不自禁地和中共同步同道。

●金庸三張臉，力助中共收回香港

金庸自稱，他在香港問題上是一個「既得利益的建制派」。因此，他在明報社評中反覆多方面強調香港的正面成就，和對中國的有益利多，率先提出過渡期要維持香港的「安定繁榮」。我在1988年金庸主持特區政制「主流方案」遭到市民強烈抵制後，曾為文評論他在中國士大夫傳統中的權力欲及忠君情懷。他1981年7月受到鄧小平非常禮遇的會見，那是中共高層已經仔細研究過他在統戰港台方面的價值後的安排。他1973年曾訪問過台灣，和蔣經國長談，有一個中國與反台獨共識。他見鄧後，高調崇拜鄧，「就是他小說中的英雄」。然後，和中共的九七戰略合作（會見胡耀邦、江澤民），直到退休後，還在浙江大學發表講話「新聞要學解放軍服從黨的領導」。

作為資深的報人，和明報集團的大老闆，金庸沒有忘記對香港自由制度的感恩之情，他深愛香港。完全明白即使1950年赴京考上中共外交官，他的命運，躲得過反右，也逃不出文革之災。我們在他的大量文字中，能夠看到被香港商業社會和英國殖民地文化所陶冶的一個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個體。這種人享受香港的陽光照耀，也享有個人隱私的幽靜，他們以個人自由為信仰。金庸之脫離大公報受逃亡英倫的名記者周榆瑞（我們再版他的回憶錄）影響很大。金庸認真而世故：「我一生極為複雜，活動很多，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而寫出（我的）真實的傳記」。他親撰明報「社評」，多達7000餘篇，口碑極佳，歷屆港督都是他的讀者。他曾精選128篇九七評論，出版《香港的前途》，視為珍傳。下面引述該書中，兩篇被人忽略卻有獨特價值的社評。

●香港只是北方被割讓領土的千分之一

香港問題，發軔於「新界租約」有效期1997屆滿。1979年，由港督麥理浩首途北京會見鄧小平試探應對，而於1982年9月24日英相戴卓爾夫人見鄧小平，鄧以不做李鴻章為由，「宣布1997收回整個香港」。這是香港要出嫁的定婚儀式。金庸看到香港輿論反應「多數偏於悲觀，人心惶惶」，他表示審慎的樂觀（這與一年前和鄧的會見不無關係）。同時，也發表隨心所欲的言論：對19世紀關於香港的三個條約予以肯定，並非無效；贊同英相表示「對香港居民負有道義責任」……但是《等於一千個香港的領土》（1982年10月4日）一文，卻非同凡響。他從邊界領土爭議說起：

【中國接壤鄰國甚多，除個別外，共十個國家都有領土問題，其中與蘇聯的領土爭議最大也非常複雜。1858年璦琿條約和1860年北京條約，我國被迫割讓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大片土地，總面積共40萬零913方英里，比法國加東德西德還大，剛好等於1000個香港面積。1864年中俄在塔城訂立勘界條約，又喪失大片疆土。歷史學家認為這次勘界條約被割去的領土達133.7萬方哩。……這些條約當然都是不平等條約，性質與割讓香港的1842年南京條約等相同。中國和蘇聯交涉的一貫態度是，要求蘇聯承認這些條約是不平等條約，但並不要求廢除條約，收回失地的主權。現實的解決辦法是，凍結現行疆界，等將來條件成熟時再商談解決。但蘇聯認為舊條約不能修改，當時訂約平等也罷，不平等也罷，你既已割讓給我，就永遠不能收回了。】

●質疑對香港和北方失土的雙重標準

金庸指出：英國關於香港的態度，比蘇聯合理得多。英國表示，舊條約是可以改變的，或修改、或取消、或重訂，總之是通過外交途徑，談到雙方欣然同意為止。──金庸這篇社評，以史實點到輒止。主張邊界糾紛應以尊重條約解決。表示對中共（鄧）有意強行奪回香港而置國際法例於不顧的不滿。此議言重，超越一般市民對九七的恐慌。為了進一步解析他的觀點，金庸在1983年2月2日撰寫了題為《為什麼採取不同的標準？》的社評。開篇即問：

【中英、中俄簽訂的都是不平等條約，根據這些不平等條約，英國佔了香港，俄國佔了中國150萬平方公里土地。俄國所佔比英國所佔的多了1500倍。但現在北京的態度是：香港的主權非收回不可，中英之間的三個不平等條約絕對無效；俄國佔去的大片土地中國並不要求收回，而且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可以作為劃定兩國邊界的基礎。──為什麼處理同樣的問題，採取截然不同的標準？】

金庸假設了幾個可能性，並一一予以否定：① 是否因為中蘇關係友好、中英不好？顯然不是。中蘇關係一直惡化，中共軍事上仍以蘇聯為唯一的假想敵，中英關係則空前良好。② 是否中蘇思想意識社會制度比較接近，而中英政治體系不同？也不是。到了八十年代，中蘇英三國外交政策決定於國家利益，與思想體系無關。③ 是否因為中國強調「民族大義」？顯然也不是。中共不可能向蘇聯出賣（大片領土）民族利益，從中蘇寸步不讓鬥爭二十年可以證明。──究竟上述矛盾何在？金庸只說，自古以來，各國互相交涉中，政府難免以各種藉口和理由（如民族大義、主權神聖等）為行動政策辯護，以獲得最大利益，是因事置宜，靈活應用，並無一成不變的標準。因此，中共在香港和北方領土問題上，「並無不同標準」。

●中共抱怨金庸「老給外交部出難題」

這樣，金庸就從提出一個尖銳的質疑，歸結為中共解脫，出爾反爾，反映內心的困惑。但中共當局卻對金庸的言論極為惱怒。據香港左派駐北京記者透露，外交部對金庸批評中國：不去收回被蘇聯侵占的170萬平方公里的外東北和外西北領土，卻要收回香港這1100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甚為抱怨，「金庸怎麼老給外交部出難題？」鑒於金庸擁有的社會影響力，和在香港的代表性，外交部十分無奈，特地組織清史學家、邊疆問題學者研究金庸的批評，結果，學者們表示難以反駁，說只有請鄧小平去「做金庸的工作」，以防事態擴大……最後，金庸沒有再提北方割地問題，1984年金庸成為基本法草委，並讓他出任重要的九七「政制小組召集人」。廖瑤珠律師在我主編的解放月報（開放雜誌前身）揭露「金庸和中共合謀主流方案」。

金庸批評放棄蘇俄大面積割地，高調強收香港之舉，不僅有理有據，而且，在政治上對中共鄧小平的決策是強烈的衝擊，無異於根本否定收歸香港的合理性。幸而，社會主流只關注九七回歸的實際方面（如爭取英治、九七後的承諾等），而忽略從歷史國際視角的挑戰，免使中共處於立場霸道、無視國際公義的尷尬地位。但這種藐視法律的決策思維，已造成一系列後患，從會見戴夫人語含威脅到港人2014佔中、2019年暴動，都是香港人感到的九七意外。金庸在鄧戴會談後的一篇社評《生金蛋的怪鵝》（1982-10-14），將中共制度與香港自由的深刻矛盾發洩出來。他說，香港繁榮是當今世上最資本主義的形態，充滿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罪惡與不合理，但有極度的自由放任，得以出現歐美所沒有的繁榮，和中共的全權主義，控制一切，絕不相容。有人幻想香港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可以得到中共的寬容，那是理想，不是務實。表露金庸對九七未來的悲觀主義。

●秘密外交黑箱手段處理中俄邊界問題

鄧小平知道英國人可以趕走，香港人心卻無法贏得。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的「緩兵之計」，於焉出籠。憲法第一條明定「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卻明定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無所謂，昔日「一句頂一萬句」，今日「我在，我說了算」。於是大張旗鼓，洗刷國恥，大捧老鄧偉績。那麼，北方1000個香港咋辦？依葫蘆畫瓢，不行。「超級霸權」猶在，鄧訂八十年代三大任務之一反蘇、之二統一台灣，結果反蘇反不了，統台也統不了。空砲之餘，只留下江澤民來享受人治大權，留學莫斯科的江氏，屈尊訪蘇二次，分別於1991、1994、2001、2004年，與戈巴喬夫、普京簽訂中蘇國界東段、西段之協定與條約，「睦鄰友好」，雙方保證「嚴格遵守兩國間的國界」。這樁綿延二百多年剪不斷理還亂的最大邊界問題，最終定案。和香港九七不同之處在於，中共以秘密外交的黑箱作業，代替威脅英國欺騙民眾的強制手段。將整個交涉過程與成果，當作「不屬信息公開範疇」而保密至今，違者受到重罰。（俄羅斯民主化後國家杜馬，對中俄邊約還有26%反對票。）

最後，應該交代一下，中俄邊界的實況。中俄邊界長達4300公里，中國割讓的領土多處高緯度苦寒之地，雖然歷經開拓，沒有一個城市比得上香港的繁華興隆，但也造就了海參崴、伯力、赤塔、烏蘭烏德、伊爾庫茨克等十萬人口級的大城市，功歸西伯利亞大鐵路。這條1891年開工、1916年完成，連通歐亞的大幹線，全程9288公里，在20世紀的動亂與戰爭中扮演過重要角色，更是與中國興亡息息相關（中東鐵路與滿洲問題）。俄中邊界是一個資本帝國和亞洲農牧社會百年交纏的競技場（「你有萬里長城，我有萬里鐵路」）。以今人陌生的「唐努烏梁海」為例，可以看到這塊原屬明清時代，已經由中央政府派人管轄、位於蒙古西北的近2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由於中國管治能力薄弱，在俄國內戰的背景下，以獨立與滲透而倒向蘇聯，最後成為俄羅斯聯邦83個主體成員之一：「圖瓦共和國」。乃是中國無法抗拒的歷史趨勢。

●解決邊界爭議應該尊重現實和人民的意願

位於遠東濱海地區的海參崴，可謂是金庸論述的最佳例證。該地和香港一樣，從小漁村起，到1860年俄國佔領，再成為西伯利亞鐵路終點站後，得有長足發展，赫魯曉夫1954年指示要將其建成亞洲的三藩市之後，今天的海參崴不僅是俄羅斯優良的軍港，也是一個繁忙的商業運輸港口和優美的旅遊勝地。人口60萬，擁有5所高等學校……鄧小平、江澤民面對這樣的現實，敢說「主權回歸」嗎？毛澤東在「聯美反蘇」時，當美國人面大駡，「要收回蘇聯自中國割去的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他收回了什麼？學者說沒有收回一寸土地。實際上，根據國際條約造成的領土得失，除了和平談判，只有透過戰爭手段才能加以改變。然而，在21世紀的今天，中國四周都是邊界糾紛，能夠重演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嗎？一條「習慣法」已經顯現，那就是領土主權長期改變後，其發展現狀和佔有者願意應該受到充分的尊重。這是符合普世價值的真理。

2013年中共當局正式承認「圖瓦共和國為俄羅斯聯邦主體之一」，理由是「務實考量國際局勢與實際需求」。這是中共執政72年對北方領土爭議勉強公開的一次說明。那麼，收回香港的理據又何在？只有鄧小平對戴卓爾夫人的危言聳聽：我們不收回，就是李鴻章，就要下台。迴避三個條約，更無港人聲音。──這就是金庸質疑的對待失土的「雙重標準」！我在1997年7月號開放雜誌社論中，特別引用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讀過馬戛爾尼訪華記後的感慨：「中華帝國只是一個偉大的廢墟，封閉保守得任何進步都無法實現。只有期待若干因素的結合，才能得到突破。」我認為英國割佔香港正是這種東西方文化結合的幸運，而不是「國恥」。蘇俄在北方領地的發展和英國在香港的發展，具有等價的歷史意義。只有那批佔山為王打天下的蠻族，才會將不設防的香港視為他們刀槍下的一個誘人的山寨，勢在必得──這應是他們玩弄雙重標準的原因。

（2021年12月15日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