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七百多萬人口的城市，一週內有兩次百萬人對抗強權的遊行，在七月一日慶祝「回歸」時，竟有五十五萬人上街抗議，並且一度佔領已經變質的民意機構立法會，「回歸」時的洋紫荊香港區旗也從紅色被改為黑色。這些都顯示大部分香港人並不認同中國對香港的「收回」。
曾經有一位台灣朋友問我，香港有沒有保存像台灣類似的中國古蹟，例如台北的北門，台南更多。我說，香港有古蹟的話，都是英國人的古蹟，因為香港被割讓給英國時只是小漁村，幾乎什麼都沒有。後來想想，如果要勉強找中國古蹟的話，香港離島長洲有個張保仔洞，張保仔是一八一○年前的著名廣東海盜，此洞相傳是他的藏金場所。此海盜名為「紅旗幫」，被清廷招安後，張到澎湖做官。
沒有什麼人願意用這個不光彩的古蹟與「祖國」連接。所以可以說，香港真正有歷史以來，雖然因為英國人的尊重而保存了中華文化，實際上接受的卻是英國人的文化與司法獨立意識，一百五十年來構成香港文化的底蘊，才能爆發這場反送中運動。要知道，參與的許多年輕人是在一九九七年以後出生的，仍然受到他們出生以前香港核心價值的感召。
面對反送中運動，共軍少將徐焰說，香港有三分之二人口「反共」，香港是「中國最壞的地方，比台灣還壞」，更強調現在的香港年輕人鬧事，關鍵是他的家長壞、教育出了問題。
香港的確聚集了從中共暴政下逃出來的中國人。然而以此斷定這是反送中運動的原因，仍是人治的思維，年輕人出來主要還是制度的感召。中國最害怕的，也就是制度價值的力量將影響中國本土，才非得阻止普選與高度自治而摧毀一國兩制。
綜觀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也有似曾相識、卻並不完全相同之感。這次運動有四位參與的港青以身殉道。這猶如西藏僧侶的自焚，然而自焚涉及宗教信仰，這四位卻是痛感面對強大專制機器的無奈，以殉道來激發其他參與者更大規模的抗爭。按照中共的政治術語就是「化悲痛為力量」。佔領立法會更有台灣太陽花的影子，然而他們佔領幾小時以後立即撤出，並抬走準備犧牲的「死士」。這是因為他們知道，香港與台灣不同，不到關鍵時刻絕不輕言犧牲。
不過他們的撤走是有尊嚴的，宣讀宣言表達佔領的訴求。如果蒙面宣讀，還不知他們是何方神聖，因此一位年輕人除下口罩以真面目示人，亦即表示他不怕面對港共的清算迫害。他叫梁繼平，二○一三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總編輯，也是《香港民族論》這本香港劃時代著作的編者與作者之一。他把理論身體力行，這才是革命者的典範。
看來，影響港青的中華文化，不是儒家的溫良恭儉讓，而是《老子》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一些衛道士、偽君子與糊塗蟲在譴責港青佔領立法會的行動。當年太陽花佔領立法院也有這種聲浪，甚至來自香港泛民。這涉及如何評價「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國際上推崇的和理非，不論是甘地還是曼德拉，他們面對的殖民者英國是民主國家，不能不考量民意；但是面對馬英九與共產黨，民意是耳邊風，幾百萬人上街他們也當「冇到」，和理非最後磨掉了革命者的意志。
在目前各類抗爭運動中，中共最怕的是維吾爾人的抗爭，因為他們採取暴力對抗的形式，而最怕死的就是共產黨自己，所以他們不惜採取極端的設立集中營形式，將「嫌犯」全部關起來。中國民運也有人鼓吹暴力，但是他們要別人去搞暴力，自己卻躲在後面。台灣、香港年輕人的佔領行動是在獨裁者面前的公民不服從運動，即使有稍許的所謂「暴力」，也不是針對人，而是針對無生命的物件，而且是象徵式或必不可免的。例如衝進立法會表達真正的民意訴求，不去打破那扇門如何進去？面對暴警的暴力做出適當反抗也是可以理解的。
四年前旺角騷亂時，泛民與本民前切割。這次港青衝入立法會前，也有泛民議員善意勸阻，主要擔心他們的安全。事後完全沒有切割行為，而是一致對外。一位泛民老朋友來台灣時，特地向我們表白這次沒有切割，而且會盡力對這些港青進行司法援助，就如以前那樣。
最使我感到驚喜的是，壹傳媒主席黎智英在美國副總統彭斯與國務卿龐皮歐接見後，被中國網民痛罵為「民族敗類」；他回應說：「被中國人指控是我的榮幸！」他終於跳出中華民族主義的狹小圈子。只有大多數中國人跳出這個圈子，中國才有可能民主化。漢族周邊各民族正在教導漢人怎樣正確認識世界，認識自己。如果有美國的幫助，就會更快一些，也比較有可能減少流血，因為最怕死的就是中國的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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