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过去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当选为英国首位女首相，看起来仍是奇迹。在充满敌意、封闭的英国保守党环境中，一位女性崛起成为其领袖，实在令人震惊。在2011年的《铁娘子》(The Iron Lady)中，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雄辩地阐述了这一点。
但撒切尔当选后的奇迹同样引人注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十分乐观，认为政府有能力做大事，这为英国的福利国家体系奠定了基础。当时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中央集权刚刚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在战争中组织国家的资源。那些心怀好意的行善者当时认为，在战后，国家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击败和平时期的对手—贫穷，满足人民的需要。这种态度被称为“45精神”。战后的这种经济共识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被称为“布托斯凯尔主义”(Butskellism)。在1951年至1955年担任英国保守党财政大臣的拉布巴特勒(Rab Butler)和他的工党前任休盖茨凯尔(Hugh Gaitskell)的政策，几乎是无法区分的。
然而，干预主义的光辉岁月并未持续。到1979年，三分之一的英国劳动力直接或间接地受雇于政府，然而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持续上升。通货膨胀率上升到两位数，超过25%，甚至使英国中产阶级对他们的储蓄和购买力都没有安全感。控制通货膨胀似乎是不可能的:政府拥有的企业，管理着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却无法对工会的要求说“不”。
撒切尔意识到，经济危机是一种政治失败。她提出政府紧缩和个人自主，这些信条虽然听起来已经过时了。她想让人们重新对自己的经济命运负责，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国家指导，这意味着对英国经济的去国有化。在撒切尔执政之前，“私有化”一词相来自科幻小说;在她卸任10年后，这已成为一种全球常态。
撒切尔改变了英国，通过改变英国，也改变了世界。
正如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传记的第三卷也是最后一卷所显示的那样，撒切尔受意识形态的指引，但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狂徒。她用政治罗盘来挑选斗争，但在需要的时候，她会妥协。 英国人不喜欢用某种“主义”来形容他们的首相，比如没有“格拉德斯通主义”，“丘吉尔主义”也只是一个罕见的用法，但“撒切尔主义”是个例外。
在1999年的《撒切尔主义剖析》一书中，雪莉·莱特温强调，撒切尔主义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不如说是态度——把社会理解为个人和家庭的自发发展，他们应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体，而不是国家政治的被动对象。撒切尔夫人的目标是鼓励自主和自力，在她看来，这些美德受到国家主义带来的消极文化的威胁。她曾对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说，维多利亚时代的节俭、谨慎和勤奋等价值观“是我们国家变得伟大时的价值观”。
尽管撒切尔主义主要与一系列政策(私有化、减税、货币主义)有关，但它应该被视为更广泛的文化图景的一部分。撒切尔夫人的议程得益于多年来审慎的、不知疲倦的文化工作，这些工作主要由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完成。经济事务研究所是现代以市场为导向的众多智库的前身。但撒切尔的直觉至少和她的观念一样重要。阿尔弗雷德•谢尔曼是一位不可或缺的早期顾问和演讲稿撰写人，但最终被排除在她的内心圈子之外，他曾经说撒切尔实际上从来没有读过哈耶克或弗里德曼的书，虽然她曾经说读过，但她的确读过巴斯夏的经典文章《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What Is Seen and What Is Not Seen)。那本书强调了抱有良好初衷的努力所产生的长期、意想不到的后果，也就是预期的社会收益最终变成了损失，这或许是任何一位首相都需要学习的唯一一门经济课程。我们不应该捆绑住那些追随我们的人的手脚，这或许是撒切尔主义的主旨所在，它呼吁公共领域的责任，以及私人领域的自由。
撒切尔体现了超高的领导才能。她虽然不是个学者，却很细心，很体贴，很好奇。她睡眠很少，工作很努力。她是平民主义者吗?在那些如此自我定义的人当中，她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因为她在1990年被保守党亲欧派赶下台。
当然，英国的政治精英们总是看不起这位店主的女儿。然而，撒切尔夫人的特质，以及我们至今仍在谈论撒切尔主义的原因，是她告诉了人们一些他们不想听的事情。她可能不喜欢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员，也不喜欢亨弗莱•阿普尔比爵士(Sir Humphrey appleby)式的官僚，但她从未告诉人们，他们可以把自己的错误或失败归咎于那些官僚或其他人。在一个为选民提供替罪羊和政治成功密不可分的世界里，至少可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像撒切尔这样的人不会再出现了。
来源：https://www.city-journal.org/margaret-thatcher-thatcherism
温克坚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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