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 “左派”的谱系

汉语思想界有所谓“左派”与“右派”之辨，纷纷扰扰，不亦乐乎。“左派”之前再加上一个“新”字，蔚然而为“新左派”，据说，是因为他们属于新生代，与“老左”们毕竟不同了。左右两派各拥理论主张，彼此攻讦，十多年来，煞是热闹呢！

可世间事的吊诡就在于，语词不仅是对实在的状述与再现，而且可能是一种扭曲或者欺瞒。这不，“左”之一词在晚近六十年里颠倒沉浮，以致于过来人闻“左”色变，即刻联想到“文革极左路线”，或者以整人为业的“极左分子”。而大众不辨左右，更无遑细析左之右与右之左，于是逢“左”必厌，深恶痛绝，而连累上“新左派”，自属人情之常。置此社会心理造成的舆论场域，这“左派”虽然可能占据政治优势，但却先天屈居立场劣势，似乎也就不难想象了。

　可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有些左派，其人其思，倒是很可爱呢！原来，细予观察，这“左派”其实是对方贴上的标签，并非铁板一块。至少，就有文化左派、理论左派和政治左派三种类型。

“文化左派”对于现代性启蒙方案多持反思立场，不少人怀持家国情怀和文明忧思，在强调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以开放胸襟和多元理念对待外来学说，致力于求证和建设中国的制度主体性与思想主体性。正如晚近十多年间的中国民族主义其实是一种民间爱国主义，十多年来的文化左派多持中道立场，至少是并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其实彰显的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理路，一种文化立场，多少有些文化乡愁意味而已。而就所谓的现代性方案来看，其于中西两方的利弊省思着眼而爬梳剔决的功夫与工夫，好像倒比一些“右派”人士精勤有加得多，也更多一份关怀、体贴与谨慎。

“理论左派”通常立足于某一理论立场，如社会批判或者社群主张，也常常从“老马”“新马”或者“后马”与“后现代”那里借用一些理论利器。他们颇能于世界体系中洞悉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本质，而得免一般愤青式自由主义的“很傻很天真”。在以维护中国文化与中国民族国家利益为己任之际，理论左派们有时不免会囿于立场之辨，而忽略荦荦其大者，甚至于不太讲理。这些人学科各不同，术业有专精，对于某一理路或者谱系，下过苦功，因而，立论言说，自有其理据，不脱其窠臼。其利其弊，尽在于此。诸如王绍光、潘维等人，可为其例。法学界如孙国华先生等人，庶几近之。若以汉语著述为限，则海外黄宗智教授似乎也算此阵中人。通常所谓的“新左派”，主要含指上述两类人。

“政治左派”多不学无术，却有确定政治动机和特定用心。虽口言学术，实心系政治。开口大众疾苦，闭口民族利益，其实萦念己利，盘算的不过是福寿。为了后者，不惜曲解前者。其为人，状貌浩然，内里周纳，一有风吹草动，辄施整人治术。一甲子以还，共和国的旗帜下，最为令人不寒而栗的，就是这“整人”二字。其为学，虽多以马列原教旨掌门和传人自居，其实不求甚解，只言片语而已。老马如九泉有知，面对此等人物，必定七窍冒烟。而且，就算是老马，他们也会照整不误。其为政，可称恶棍，晚近六十年早已见证血泪斑斑，夫复何言。一旦权标在手，满口民族国家人民公义大词，实则视民所草芥，防民如草寇，则为祸不止一方。所谓“极左”与“极左分子”，此派物类也！

上述“文化左派”和“理论左派”，合为“新左派”，其实与“右派”中人并无重大价值冲突，毕竟，“都是为了中国好！”大多数也还都是讲理的人嘛。彼此都渴望沟通交往，既在安顿一己心思，更为了寻绎“中国的出路”，这便分享了达致公共理性的前提。面对东西新旧之辨，政体愿景与现实政制的紧张，在建设民族国家、优良政体和意义秩序等等重大时代课题方面，他们的具体进路与取舍虽然有所侧重，但却好像没有理由非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相反，彼此之间的文化、立场差异，正可为相互发明、彼此镜鉴的优势，一如民族主义是自由主义的隐蔽主题，而自由主义倒恰恰以民族国家为时空条件。

在当代中国的特定语境下，将上述前两种人称为“新左派”，不管动机如何，其实都是诉诸特定缀联的谱系，以语词所提供的想象空间，摧毁了对方的思想理论正当性。而将对手格式化为“右派”，似乎又不免可能撩动某种敏感神经，置其于先天不利的政治猜测。凡此种种“指鹿为马”技巧，属于经由修辞而将思想理论对手“污名化”的手法，实在不可取。迄至一旦思想资源和理论解说力不从心之时，辄以诸如“反对《物权法》就是反对改革开放”收束，则已离“政治左派”不远了，夫复何言？！　

除了上面第三类人，在下与此左右中人均略有过从。观其言行，察其行止，觉得什么“左派”注重福利，“右派”关注自由等等人为宣示，其实无趣得很，并非当下中国的真实问题所在。“福利”和“自由”，都是要命的事，你说能缺哪样？有意思的是，一方面，一些“新左派”中人，学有渊源，思必无邪，为人可靠。然而，其理论立场又确乎让人不敢苟同，无趣得很，甚至于无理得很。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灿烂花蕾芬芳动人，可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先生们言行不一，无事胆大，有事溜之大吉，只能让人敬而远之。如此知行脱节本身，不仅似乎导致其学思破产，而且不能不连带让人怀疑起他的自由主义主张本身来了，难怪有人调侃自由主义是一种连自身自由都不保的理论遗产。尤有甚者，平日开口自由民主，闭口平等博爱，将法治人权永远挂在嘴上，可出任一回学位论文答辩会“主席”就官瘾发作，威风十足，将专制蛮横本性暴露无遗，其之不堪，迹近“政治左派”，怎能不令人作呕。

置身此情此景，面对其人其事，有时候不免想到观堂先生“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这句名人名言，深感无地彷徨，反倒多了一分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同情的理解”，明白身处“转型期”，大家其实都蹦达不到哪里去。至于连“文化忧思”这个词都不懂，却即刻大言傥论“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真的是愈来愈差了！”，那么，最好什么派都不是才是，否则，无论身为左派还是右派，都够丢人的。

如此，追往事，千千遍，何如宿酒醒来，忘却归时节，但看朱帘一夜朦胧月，同欢宴。哈！哈哈！

2008年12月16日于无斋，12月24日增订

——原载共识网

作者简介：许章润，男，西历一九六二年生，安徽庐江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就读于西南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和墨尔本大学，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主治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兼及宪政理论与刑事法学，尤其关注“中国问题”意义上舶来理念与固有生活调适过程中的法律方面，而念念于中国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的现代重构性阐释，汲汲于儒家优良传统的法律复活和中国之为一个大国的法律布局，追求法律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寻索学术的人道意义。主持《历史法学》集刊，主编“汉语法学文丛”、“西方法哲学文库”和“法意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