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启动的亲历者,徐景安参与了价格双轨制报告的起草、住房制度改革的决策以及首个股市的创办。他如何看待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大变革以及之后的失误?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左)与时任总理赵紫阳,拍摄日期不详。 FORREST ANDERSON/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 VIA GETTY IMAGES |
今年9月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里程碑: 共和国存在的时间超过了苏联。几天后, 中国庆祝了创纪录的69年共产党统治。而且, 中国前进的步伐也许才刚刚开始, 这个新超级大国不仅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而且可能在短时间内成为遥遥领先的最大经济体。
在《纽约时报》于本周开始发表的一个系列文章的首篇中, 我试图阐释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同时, 我们的记者请教了各界人士。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位,便是徐景安。
徐景安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从新闻专业毕业。数百万人在“文革” 期间遭到清洗、迫害和残杀。那时,他在一所干校从事体力劳动, 还在部队里教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去世后, 他被分配到国家计委研究室。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研究如何扩大企业自主权, 而他对这个课题几乎一无所知。然而, 这让他以一名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身份走上了辉煌的职业生涯。
1980年代,他先后在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 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 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 他参与到了莫干山会议价格双轨制报告的起草、 住房制度改革的决策,以及深圳的中国首个股票市场的创办。
徐景安现为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 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会理事长、 深圳市景安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 21世纪幸福宣言》、《幸福企业宣言》、《共享深圳宣言》 的执笔者。
6月,我们就中国早期经济改革的成功, 以及中国自那以后的失误采访了徐景安。以下为采访摘录, 内容经过与徐景安的合作编辑。
徐景安 COURTESY OF XU JING'AN
究竟能走多远?
《纽约时报》:中国改革40年了,你是最早参与中国改革的。 咱们来谈谈改革初期,当时你在做什么工作呢?
徐景安:1979年我调入国家计委研究室。 主要任务是为每年举行的国家计划会议起草报告, 比如规定明年工农业总产值要提高8%, 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增长多少,我们就要说点什么理由、意义、 必要等等。
《纽约时报》:当时你怎么想的呢?你觉得有问题吗?
徐景安:规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按规定的价格调拨给谁, 原料从哪里进。这就是计划经济, 主要的作用是调动全国的资源保证重点项目、重点企业, 问题是宏观比例失调,微观效率低下,产供销经常脱节。
《纽约时报》:计划经济实行很多年了,怎么当时想起要改革呢?
徐景安:我进研究室的任务,不是起草报告, 而是研究怎么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这是因为,打倒“四人帮”以后, 不是搞拨乱反正吗?理论界的一些同志认为, 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交换,还存在商品经济。 当时企业要建一个厕所也要上面批,为什么盖厕所要批呢? 因为属于土建。这个时候,不管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在反思。 国家计委都觉得,这样的管法好像太严了。 他们当时没说计划经济不对,但是像国家计委这样的部门, 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
《纽约时报》:你研究的成果,上级接受吗?
徐景安:针对这种情况,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 从我国社会条件出发,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我提出: “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 但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以及同一个所有制中各个经济单位之间, 仍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别, 建立在这种不同的经济利益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因此, 既要尊重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也要尊重价值规律。就是说, 计划,给它分为两块。为此,“生产计划, 实行国家计划与企业自决计划”;“物资销售, 采取商品计划贸易和商品自由贸易”;“产品价格,实行固定价格、 浮动价格、自由价格”。
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价值规律讨论会, 有近400名经济理论工作者到会,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并在会上发表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既有一些理论,还有一些设想。 可能是因为我这篇文章引起了上边的注意,所以1979年7月, 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时,就把我调过去了。
《纽约时报》:这个小组是怎么开展工作的?
徐景安: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是一个临时性机构,领导是张劲夫。 10月份,我们草拟了一个关于改革设想的初步意见。 张劲夫同志看了,很高兴。随后, 张劲夫主持召开了层次比较高的座谈会,听取和吸收各部门的意见。 12月3日形成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 我认为,这个《初步意见》的意义在于, 结束了过去历次体制变动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兜圈子、 在行政管理办法上动脑筋的做法。它提出了几个改革原则: 一是把单一的计划经济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二是把企业从行政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 三是正确处理政治思想教育与物质利益的关系, 在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纽约时报》:这个文件是怎么通过的?
徐景安:大概是1980年初的一天,在中南海, 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先念主持会议,当时国家的主要部门, 像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物资部等负责人都来了。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高层的中央决策会议。 会上各个部门都没有表态是赞成还是反对。坦率说, 他们对改革不了解,没研究,所以既不反对,也不支持。 最后李先念建议这个文件先发下去试行。他说我们这些人, 都是共产党员,我相信他们。
《纽约时报》:就这样,通过了?
徐景安:我想这样重要的文件,肯定是邓小平、陈云都看了, 是同意了的,他才会表这个态。
《纽约时报》:这个文件的意义在哪里?
徐景安:这个文件第一次引进市场调节的提法, 第一次正式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第一次提出重视物质利益, 这都为以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开辟了道路。
《纽约时报》:但是当时,改革的这些, 你们也不清楚会不会成功吗?
徐景安:究竟能够走多远,我们也不清楚。 只是说计划和市场要相结合。就像既要照顾好老公, 也要照顾好孩子。
当然,我们靠直觉起草一个文件而已。这个怎么知道成功不成功呢。 但至少我们把新的东西加进去了。
《纽约时报》:后来改革是怎么推行的?
徐景安:1980年赵紫阳调任国务院当总理, 决定把国务院体制改革研究小组转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 这就成为改革的常设机构。
时至今日,位于深圳的一副邓小平海报仍吸引着游客。 TYRONE SIU/REUTERS
《纽约时报》:最开始时,你们认为什么样的改革最关键?
徐景安:当时主要的问题是国民经济需要调整。打倒“四人帮”后, 经济上要快速发展,引进宝钢等22个大项目, 发生了巨额财政赤字。所以,赵紫阳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改革, 而是调整。怎么渡过这个经济困难?他说,就得压缩基本建设规模, 寻求收支平衡。但大规模压缩基本建设以后,生产萎缩了, 钢材卖不出去了,机器卖不出去了,水泥卖不出去了; 企业收入下降了,又不能裁员,工资还要照发,支出不能减少, 这样又带来了新的不平衡,有可能导致恶性循环。
于是,我在1980年12月17日写了一篇《 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的文章。我提出:“ 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们不得不采取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这一措施, 这是使国民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一着。”怎么摆脱困境, 我提了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要发展消费品生产。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轻工业。我还说,这样做,不仅有经济意义, 还有政治意义。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发展重工业, 商品匮乏,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发展消费品生产,不仅繁荣经济、 增加收入,而且商品琳琅满目,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我写的这个建议,赵紫阳马上采纳了,于12月22日批示:“ 小徐写的这篇意见,我认为可以由研究中心组织讨论。 不仅经济理论工作者,也吸收一些实际工作者参加。” 前后组织了5次讨论,发了5期简报。
《纽约时报》:后来呢?
徐景安:发展消费品生产,从哪儿抓起呢?从大城市抓起。 1981年2月、7月,我随赵紫阳到天津、上海考察。 总理带着我,我那时候小干部啊,那我不是红得发紫嘛。 回来我起草了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提出中国要走一条新路子, 改变社会主义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中国从改革之初, 就倡导发展消费品生产,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冰箱、电视机等“ 三大件”、“五大件”。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不搞消费品生产, 怎么发展经济?这又与改革主要是调动地方中小企业、社队企业、 民营经济的积极性相一致的。中国经济就是从消费品生产腾飞的。 对比俄国,就是没有调整经济结构,主要还是军事工业和石油生产。
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会者,徐景安坐在中央。 COURTESY XU JING'AN
莫干山的七天七夜
《纽约时报》:我们知道你是莫干山会议的主要参与者, 对中国的价格改革起了很大作用,谈谈你是怎么参加这个会议的?
徐景安:伴随着整个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向市场转轨, 价格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价格太低, 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 为此,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 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煤炭价格调一点点, 电力就要涨价,铁路运输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销售价不让动, 怎么办?一直找不到出路。
当时有些年轻人要自发地开这个会,这个也是违反惯例的, 因为会都是政府来组织的,然后那几个人找了当时的一些报纸。 1984年3月,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 世界经济导报》 等10个单位共同筹备召开中青年经济学者的学术讨论会, 会议的筹备工作由《经济学周报》的张钢等人负责。当时, 张钢找王岐山商量(他当时是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王岐山说: “徐景安了解情况,你去找他参加。”于是,张钢找到我,我觉得, 这是好事啊! 1982年国务院体改办改组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当时我是宏观规划处处长。
1984年9月3日至10日, 在浙江省德清县召开了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 由于地点是莫干山,也叫“莫干山会议”。 会议代表是按提交的论文水平确定的,不讲关系,不讲学历, 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 1300篇论文中确定了会议代表124人。会议分7个组, 我一直在价格组。结果,讨论了七天七夜。
莫干山会议旧址介绍。 COURTESY OF XU JING'AN
《纽约时报》:七天七夜,然后呢?有没有解决问题?
徐景安:当然解决问题了。在这个会上,就出现了三个年轻人。 在价格组里,田源是国务院价格中心的,他主张“调”。 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是按论文选来的,他主张“放”。 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价格就像温度计中的水银柱,气温高了, 水银上去了;气温低了,水银就下来。也就是说, 价格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自动地升降。实际上, 他讲的是市场经济的ABC,但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 因为我们过去都是“调”的概念,没有“放”的概念, 没有引入市场经济的概念。但价格能全放开吗? 华生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提出了“先放后调,放中有调”的思路。 当时,吵得热火朝天。他们都在讨论这些问题,我根本没发言。 我在考虑,怎么把它有操作性,怎么把放和调要怎么结合起来。
会后,我根据价格组争论的内容和自己掌握的实际情况,写了一篇《 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提出: 考虑到由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 煤炭占50%、钢材占70%,建议采取调放结合、 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 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 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 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 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 一个个行业的放开,就会出现统配内的计划价与自销的市场价, 应配套建立物资市场。原来价格改革是一个大系统, 调整以后会连锁反应!通过双轨制这个思路, 把一个很难分解的大系统,分解成一个个小系统,可以一步步来。 这就是“双轨制”的高明之处,计划外部分放开, 计划内部分可以不放开。
这份报告写出来后,我兴奋不已。果然,报告送上去后, 9月20日张劲夫就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 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 9月30日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 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 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
当时有几百名中青年来参加这个会,车费、住宿费都是自己掏的。 80年,真的是有一批把国家、民族的命运放在第一位的。 那个时候的氛围不一样。 现在没有当时80年代的那种改革的激情和理想。
《纽约时报》:你们有理想, 但这个体制上面应该也有很多人在反对改变、抵抗呢?
徐景安:当时有领导人的悟性,他愿意接受来自民间的不同的意见。
有抵抗的。但是双轨制的好处就是,我保留了旧的一轨, 堵住那些反对派的口,你不要反对我。 这个双轨制就是满足改革派和反对派本身的一门艺术。
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不仅避免了改革过程中的风险, 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 最终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 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的基础。 实际上,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走了双轨制道路。 几乎所有的改革都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 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
《纽约时报》:但是双轨制也导致了不少问题。
徐景安:当然,双轨制也一定会带来问题,这就是新旧体制的矛盾、 摩擦,漏洞、腐败也由此而生。 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官商结合、倒卖物资, 不断将计划内倒到计划外。两极分化、贫富扩大、 权力腐败也就从这里开始。政治改革没有起步, 对权力的限制不够啊。后来我们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 但是有“六四”把它打断了。
住房和土地制度改革
《纽约时报》:80年代,你还参与到住宅商品化的决策, 房地产业是中国的经济支柱,但一直到现在都有不同的看法, 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徐景安:中国的城市住房制度一直采取由国家投资建房, 再无偿分配给职工。当时,全国城镇公有住宅9亿多平米, 实收租金1亿元,每平米租金0.11元,不够管理、维修之用, 致使失修失养的住宅占一半以上。为此,建设部房管局提出来, 要将房租提高到每平方米0.54元。这同价格改革一样, 面临同样的问题:提高房租,涨不涨工资?不涨工资, 老百姓要骂娘。
1984年5月,我在《试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文中提出:“ 现行的住房政策必须代之住宅商品化, 这是解决住宅问题的惟一出路。” 1984年底和1985年初,我两次向赵紫阳提出: 提高房租不是为了弥补亏损,而是立足于把房子卖掉, 即房租提高到使买房比租房合算。全国9亿多平米的公有住宅, 以每平米50元出售,国家就可收回450亿,投入住宅再生产。 提高房租,职工可以买房,就不会有意见。 如果得不到房子的所有权,房租提高一点儿,职工也不愿接受。 住房制度改革还可以引导消费。当时,职工有钱就买彩电、冰箱, 生产不出来,只得大量进口,而住房子则伸手向国家要, 国家没有财力建房。住房制度改革后,职工有钱就先买房了, 减轻了对进口消费品的压力。
赵紫阳赞成我的意见。 1985年3月成立了国务院房屋租金改革领导小组, 我是领导小组的成员。当时,在小组内形成了两种意见, 建设部房管局的意见是提高房租,我则主张卖房。 经过10多年的探索,殊途同归,最后都实行了住宅商品化。
还有一项是土地制度改革。深圳因为建设急需资金, 开创了有偿使用土地的先例。1987年5月,深圳借鉴香港模式, 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 确定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采取协议、招标、 拍卖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1988年, 终于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
房地产市场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收益,北京、上海、 深圳等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靠什么? 就是土地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
《纽约时报》:但近几年,中国房地产价格暴涨, 引起老百姓不满,政府很头疼。
徐景安:中国房地产价格暴涨的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 造成贫富差别悬殊,有钱人买房、炒房,把价格抬上去了。 政府从土地中获得了巨大收益,应该多盖保障房、廉租房, 保证低收入群体有房住。现在采取限购限价政策, 有钱人到国外买房了。
2015年,北京一家证券交易所中, 一名投资者看着显示股票信息的大屏幕。
股票市场的兴起
《纽约时报》:你后来怎么从北京去了深圳?
徐景安:企业改革怎么搞,一直是争论的一个焦点。一种是搞承包, 政府同一家家企业谈承包基数,这有很大的随意性。一种是股份制。 我是主张搞股份制的。但争论非常激烈。
1986年9月3日我写了《股份制:我国经济改革的新探索》 一文:“联产承包制的推行,重新构造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细胞, 这个环节的突破启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我国的城市改革也需要找到带动全局的链条, 这根链条也许就是股份制。”
当时深圳缺一个体改委主任。1987年底我毫不犹豫地离开北京, 去深圳就任。来到深圳,如鱼得水,将在北京想做而做不了的, 在深圳一步步推行。深圳与内地不同,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 大多采取股份形式。在我的主持下起草了《 深圳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由市政府通过颁发。据此, 对股份公司进行规范,并先后将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 除原深发展外,将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4家改组为上市公司。
那时,搞股份制、上市,是我求企业啊!股票发行也不顺利, 深发展股票一开始只被认购了49.8%, 万科股票剩下150万股没人认购。那时,买股票是凭觉悟, 与买国库券差不多。1989年受“六四”事件影响, 股价趺到低谷。
1990年3月,深圳股市热起来了。当时5只股票, 3个证券营业点。股票转让,到营业点排队。人头攒动,股价飙升。 今天看,这是股票供不应求,多搞几家公司上市就是了。 但北京干预了。说是5只股票搞得全国沸沸扬扬,再发股票, 那还不翻天?要我们先把5只股票的价格压下去再说。 可股价越压越涨,并出现了场外黑市交易。没办法, 只好向国务院写报告,请求允许发行股票。 同时跑北京向主管股票发行的人民银行汇报。
当时有一个观点,老百姓的钱都存在银行里,现在搞股票发行, 老百姓用存款来买股票,这不就是存款搬家吗?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到北京就是讨论股票与存款有什么区别这样的常识问题。我讲, 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钱,随时可提取用作消费,而买了股票, 就是投资;存款是银行的负债,而股票是企业的资本; 企业融资只有贷款一个渠道是不够的,还需要开辟直接融资的渠道; 老百姓有钱,可以存银行、买债券,也应该允许买股票。 发行股票是存款搬家,但这个家必须搬、应该搬。 这是企业改革的需要、金融改革的需要、投资改革的需要。 是不是很可笑,这岂不都是常识问题?是啊,中国改革, 哪一个不是常识问题?
北京总算被说动,1991年深圳公开发售股票。 凭身份证买认购表,再凭认购表买股票。 当年成功地发售了300万张认购表。 到了1992年8月10日如法炮制再次发售,就出事了。 没有买到认购表的人,游行、烧汽车,轰动全国,市长为此而下台。
对股票市场的最大质疑,就是姓社姓资,股票自由流通, 企业岂不都私有化了?为了保证公有制为主体,只能限制公股交易, 仅25%的增量股份可以流通,这就坚持了所谓社会主义。
怎么看待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 一直是中国制定经济政策必须面对的问题。 朱镕基总理曾认为:中国经济要上去,主要靠发展基础产业, 而不是房地产、股票这类泡沫经济。 于是采取打压股市的一系列措施。我说:中国要发展基础产业没错, 但怎么发展呢?房地产热,土地出让价格高,政府就有钱投资电力、 公路、港口等基础产业;电力、公路、 港口等基础产业可以利用股票市场筹集资金。深圳人觉悟比较早, 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展开研究。 后来于1990年12月1日设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是副理事长。然而,几经风雨,差一点被关闭。在紧要关头, 邓小平于1992年来到深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 保住了深圳的证券市场。
探索幸福中国之路
《纽约时报》:你对中国改革40年做什么评价?
徐景安:中国改革40年推动了中国迅猛发展, 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普遍改善。 中国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 就是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转折。 邓小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文革”结束,百业凋零、思想混乱, 中国怎么从困境中走出?这就需要大智慧。 邓小平从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谈起, 落到必须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这既统一了全党思想, 又赢得了民心,为改革取得了共识。对于毛泽东的政治挂帅, 邓小平没有反对,只是对政治换了一个说法:“ 实现四化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于是发展第一, 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理念、目标、动力。从中央到地方都忙发展、 争业绩。从社会到民众都忙挣钱、争发财,汇成了巨大动力。
但成功的原因往往是问题的根源。经过了40年的改革, 你还是发展是第一,我觉得是错的了。根本问题是, 发展是为谁而发展。我不是为少数人发展, 是为大多数老百姓而发展。我们这个问题始终就没解决。
我们发生了重发展、轻分配的倾向。市场经济必然发生贫富悬殊、 两极分化。我们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作为政府就要用看得见的手进行调节。但是实践中, 政府起了加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作用。长期以来, 财政收入增长超经济增长,而财政支出重投资、轻民生, 尤其是逆向调节,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社会保障, 在城市与农村间,向城市倾斜;优势群体与劣势群体间, 向优势倾斜;户籍与非户籍间,向户籍倾斜。社会分配不公: 一是造成居民需求不足,导致经济下滑;带来社会矛盾, 冲突事件频发;质疑改革,动摇执政基础;道德下降, 影响社会文明;破坏环境,影响生态。
1990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 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讲过这个话。 但是我们死死地就一直发展。我们这就需要一个历史伟人, 要像邓小平这样的伟人,他才有智慧才能抓住问题的核心, 来实现历史的新的转折。
《纽约时报》:你认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怎么走?
徐景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融入了全球现代化。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从中受益,成就巨大,但也从中受害, 问题严重。全球现代化就是以GDP为目标,以财富为尺度, 以消费为追求,这必然导致人的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 超过地球资源的承载力与自然生态的承载力。
世界的出路何在?中国的出路何在?就是价值目标、价值尺度、 价值标准,从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财富最大化转为幸福最大化。 以幸福为目标代替财富为目标, 就可以让人类从物质追求的洪流中分流, 也就是不单单追求物质层面的幸福, 还可追求情感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幸福,实现不同地域、不同人群、 不同职业、不同个性、不同爱好、不同兴趣的不同的幸福生活。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深圳时提出:“ 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 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这是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解决了为谁而发展。 今天中国应该从直接关系民众幸福的民生抓起,以公平共享、 恵及全民为理念,制定民生长远规划,系统化、目标化、 制度化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 二是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三是赢得民心,巩固执政基础; 四是社会公平,是道德提升的前提;五是消除破坏环境的经济动因, 改善生态。这样,中国目前面临的紧迫问题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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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re Fu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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