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冯仑、易小迪、王功权和潘石屹在在延安地区黄陵县。 COURTESY OF YUFENG CAPITAL
就在中共努力忘却毛泽东统治下的灾难的同时，他们研究了莫斯科昔日意识形态盟友的命运，决心吸取他们的教训。教训有两个：共产党要存在下去必须拥抱“改革”，但“改革”绝不能包括民主化。
从那时起，中国一直行走在两种对立的冲动之间，在开放与压制、尝试变化与抵制变化之间往复，触礁的恐惧让他们总是在任何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之前退却。许多人说过共产党会失败，他们认为，开放与压制之间的张力太大，像中国这种体量的国家承受不了。但这也许正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
这就是中共成功的跷跷板模式。1989年的民主运动是共产党在毛泽东逝世后与政治自由化最接近的一次，而随后的镇压是中共在相反的方向上走得最远的一次。“六四”之后，经济停滞不前，紧缩似乎不可避免。然而，三年后，邓小平用一次南巡，再次将中共拉回到“改革开放”的轨道上。许多离开了政府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正在以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身份，从外部领导着中国的转型。
在上周开始发表的一个系列文章中，《纽约时报》试图阐释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们的记者请教了各界人士，冯仑是其中特别有想法的一位。他也是中国第一代知名企业家中的一员。
冯仑1959年出生于西安，“文革”动乱期间，一家人被迫离开这里。他本科毕业于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后在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学拿到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八十年代，先后在中央党校、中宣部任职，之后调到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88年派到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任常务副所长。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总书记赵紫阳下台，体改所解散，冯仑也“失业”了几个月。
后来，他成为了企业家牟其中手下的一员干将，当时的牟其中意气风发（后因信用证诈骗入狱），冯仑协助他用中国制造的轻工业品从苏联换回民航客机。1991年，冯仑与之前在政府的老同事、老朋友一起，创立了万通集团，它是中国第一批民营房地产公司之一。跟他一起创业的还有日后成为房地产大亨的潘石屹和易小迪。他们在海南开发别墅，之后回到北京，恰逢房地产市场开始起飞。冯仑后来还成为了第一批进军海外市场的房地产商，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纽约世贸中心一号大楼第89层的中国中心，这家历经挫折的会员制俱乐部定于2019年上半年开业。冯仑现任御风资本董事长。
在采访中，冯仑讲述了一些不大为人注意，却决定了中国经济命运的政策，以及他意外成为企业家过程中的种种因缘际会。采访摘录如下。
从江湖到运动场
《纽约时报》：改革开放进程当中，对你来说，最关键的改革与转折点是什么？
冯仑：改革开放确实是1978年以后的事，但真正加快市场化进程是1989年以后的事，最主要是在江胡时期。当然，现在仍然继续不断在完善法律，中国在这个方面从来没有放松过，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特别重要。这样子才把中国竞技舞台变成了规范，有了跑道，更重要的还有运动员。
原来早期像我们九三年以前的，都不是运动员。我们当时想的事情都是像江湖大哥一样，看的都是《水浒》、《三国》，怎么来管公司，对吧？江湖，对吧？但九三年（有了《公司法》）以后，我才知道大哥应该变成董事长。兄弟应该变成股东是吧？这才有了这样一个意识。你也不懂《公司法》，你也不会开董事会，你也不知道股东权利。
后来有了《劳动法》，雇主和雇员的关系，后边公益基金又出现了，有了《慈善法》，早期叫《公益基金条例》，你怎么去履行社会责任？关注社会的一些问题，怎么用财务，你捐钱捐到哪里，怎么样建立基金会，这些都是在这一段，特别是九三年开始来的。
整个中国你看互联网以后，为什么能够成功这么多？首先，它拿到外国资本的时候，我们《公司法》是健全的，而且有了《证券法》，怎么上市？怎么在中国上市，怎么在境外上市，法律已经起很大作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指标，就是律师市场的提升。现在我们卖房子的主要豪宅客户相当多都是律师。
律师市场意味着什么？我们早期在美国做生意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一个公司的费用开支，在美国是律师费最多，餐费很少，餐费都自己付钱，公司很少付餐费的。到了中国是律师费少，餐费很多，后来我们发现餐费的比例和在美国的律师费比例差不多。
1990年代初，海南，后排左起：刘军、许立、潘石屹、王功权，冯仑、易小迪、王启富。 COURTESY OF YUFENG CAPITAL
《纽约时报》：过去是这样，现在不一样了吧？
冯仑：现在不是，你去考察每个公司，如果我们公司餐费最多，律师费很少，说明我公司非常传统，全是在送礼吃饭，对吧？如果我们律师费挺高，但餐费跟律师费相比，每年还在减少，这个比例，说明我的公司治理非常简单。我是比较偏标准动作。
所以，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这么长关系，我们不出状况，因为我们就不是搞私下的这个，当然我们就没有问题，我们生意做小一点，无非就这样。其实大家解释中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了游戏规则，250多个法规，然后才能够筛选出运动员，专业运动员，所以现在的马云这些，是专业选手。所以现在叫企业家不叫商人，企业家就是职业选手。
市场就是运动场，建立了这套规则之后，然后又有职业选手的大规模出现。实际上就是九九年以后，我说，田溯宁为什么很关键一个人，因为他的公司（亚信）是第一个在纳斯达克上市，让我们突然就意识到中国企业可以在美国上市，在上市以后，我们原来投一块钱，可以在上市以前，人家可以10块20块来买我一股，才知道这么个游戏。才知道天使投资和PE投资在这个过程中是怎么样的重要。而且还可以知道你不用贷款，可以用这种钱发展，实际上这样子一来，就让我们的治理有了职业选手的眼光，跟全球的职业选手开始越来越一样了。
然后，再通过资本市场的淘汰筛选机制，最后职业选手出来。另外呢，教练。分成三种教练，一种企业家自己教练，第二种商学院，第三投行。这些投行是特别重要的教练，因为小米去路演，人家投行告诉你怎么去路演，对吧？然后财经公关公司教你怎么穿衣服，怎么做PPT跟人抢，这都是教练要教的。西服怎么穿、开会时候怎么说、怎么讲商业故事。
如果没有250多个法律，没有职业选手，没有这些教练，没有政府在商业领域严格积极地按法律来行事，你怎么解释中国经济？不可能乌合之众来做生意，对吧？
所以中国的进步，我觉得中国执政党最聪明的是做了最正确的事情，就把市场经济跟法律体系结合起来，而不是说动了很多别的法律，就是做生意的法律。
《纽约时报》：中国有这种法律，主要原因就是执政党？
冯仑：执政党明白，执政党这个事是对的。而且执政党还做对了一件事情，培养公务人员理解这个事。改革开放以来，你知道执政党派出去培训最多的是哪两个地方？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美国，这是为我们的政府变成一个良治的、好的政府，能够尊重这些法律的前提。
所以很多人（看到）做得有分歧的地方，恰好都没注意到对的地方。
《纽约时报》：经济、民事法律好，但是如果法官或者法庭法律制度不好，也会碰到问题。
冯仑：这个也是在慢慢来，就是说这些法院的人，他也是慢慢在培训自己。一开始，法院的人可能是从政府其他部门来的，现在都职业化了。比如一开始我也当过律师，其实我当年就是法学硕士，就给你律师牌照。所以，我也没有经过律师考试。那个时候，只要你有法学学位，就可以做律师。现在不管怎么样都得考试。这样的话这些人，慢慢他就是对法律负责任和对上级负责任。他现在慢慢要权衡。
为什么？中国有两个改革，这是最近几年的事，法官就很难做，而且必须认真。第一，所有判决都要上网，你想我是法官，最后判决上网我写的判决词或者我判得很荒诞，你在网上放着，大家就可以臭你，或者说追究你，枉法裁判，对吧？第二，终身追究。你比如说判得太离谱，终身追究你的权利。有了这两条，民事一般都还依法办事。
《纽约时报》：但从国外的角度，很多美国人会觉得中国的法律制度不独立，就没法做得到这种公正判决。
冯仑：中国是比较难看懂的。独立不独立却是相对。从法律体制上看，它是越往上越不独立，越往下越独立。它往上有政法委，有什么都粘到一块。但是从判案来说，特别经济案子，是独立的。
《纽约时报》：可是这些律师在考试拿到资质的时候，他们也得向党效忠，对吧？他怎么在执法或者是工作当中保持他们的专业性？
冯仑：他完全可以做（到），这就是中国智慧。你不能判个经济案子，对吧？我怎么向党负责，党说要抓经济，要依法治国，这个是党提出来的，我就按照法律。
《纽约时报》：但是刑事案件、政治罪，就不一样了吧？
冯仑：你进到没法律的地方了，对吧？比如我们有政党，没有政党法，有新闻，没有新闻法，你不要进到这个里头（的话），说啥都很简单。就是说（在某种程度有）舆论监督的独立性，媒体也很独立，比如你骂我肯定很独立，对吧？只要是批评非公务人员、商人、演员，没人拦着你。
2018年，“六君子”：冯仑、王功权、刘军、易小迪、潘石屹、王启富。 COURTESY OF YUFENG CAPITAL
“车到山前必有路”
《纽约时报》：过去都是计划经济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运动员？
冯仑：那就没有运动员。
《纽约时报》：然后变成有运动员，为什么中国人愿意去做民营企业，比方说特别是八九或者九二年，那是个关键的转折点，那时候你在等这信号，还是已经知道早晚要放出来市场经济？
冯仑：没有。中国有个老话，叫做“车到山前必有路”，就对付着走。这就是中国人的心态，中国很少做理性的长期战略规划，那叫愿景。战略不等于愿景，对吧？
我们做企业就是这样。所以中国“车到山前必有路”。就这么一个逻辑，说我们往前走走再说，碰到什么再说嘛！造成了我们缺少缜密的、科学理性的战略，总是见招拆招地往前走。你比如我们做生意，中国这么多人做生意都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是没办法成了最好的办法。你比如，原来市场经济早期，在九三年以前，都社会边缘人口在做。知识青年回城，弱的就劳改劳教，叫做两劳人员，低文化素质的人，这一部分在做小生意。但是要有市场经济，一定是要有一批相对受教育水平比较高的、理性的、有理想、有价值观、有态度的人。
那怎么来，你要是当时开会让我们下海，我们不会去做。嘣（出事了）从八九年那时候到现在一共有7000万体制内的人出来做生意，7000万，从八九年到现在，你算30年，一年才多少？一年200多万，200多万在公务员体系里头，你算算。
《纽约时报》：现在下海应该很容易。
冯仑：所以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它无意中给市场经济输送了大量的职业选手的苗子，像我们以前都不知道自己能做生意，但一（出事），赶紧弄到那去了，也就做生意了。所以无意中给市场经济准备了。所谓92派都是这样，都是从机关出来（的）。然后让市场经济职业选手里边增加了一批受过一些教育的人，对吧？。
《纽约时报》：你当时在机关，你怎么做这个决定的？
冯仑：没有什么决定，非常简单，反正一天醒来所有人都跑掉了，我也就跟着跑了。
《纽约时报》：为什么你不待在那个地方？
冯仑：抓人呐，你不跑开，你别说人了，连个兔子动物都知道，跑，你去鸡圈抓鸡，鸡都飞了，它一看你人来了，肯定跑掉了。跑（去）了很多地方，最后跑完了。最后它又处分了一批人，那批人也下海了，陆陆续续投入市场经济。
《纽约时报》：八九年的事情还对市场经济带来了（刺激）？
冯仑：对啊，所以中国文化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反正到那没想到是这样补充了这么多人。然后因为八九年，最后慢慢要进一步地面对国际环境制裁，所以的话，进一步的开放，结果把市场经济反而打开了。一方面准备了人，一方面打开了市场，所以八九年以后，中国经济反而更强劲了。这都是没想到，对吧？因为当时八九年以后，国际环境对中国非常不利，所以中国的领导就在思考，怎么样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话，必须跟国际上缓和，开放。那就要国内只能改革，改革就开放市场，结果我们就从那以后，一方面是被迫，另外一方面它市场越来越大，你也赚到钱了，就变成主动的。
《纽约时报》：当时中国也有这种私有化过程，把国家的资产卖出去？
冯仑：当时还没有，中国一直都没有主动的。把国家资产卖出去，像苏联这样，对，没有。它都是比如说有一些中小的政府的企业不好，就破产了很多。然后有一批重组，尤其自己改制，你比如TCL李东升，他是自己改制。
《纽约时报》：是吗？请解释。
冯仑：有很多自己改制。改制，分增量不分存量。你比如说，原来企业一百块钱，改制以后这一百块钱还是公家的。当然我跟公家有个契约，如果我赚到两百三百四百，给我多少？所以李东生的股份就这么得来的。用增量改革，分增量。因为分新增量，大家说你要能挣100块钱，我分20块钱，挣400，我分你50。
另外破产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些主动地和民营合资、跟外资合资。这样的话，就把原来负担很大的一批低效的国有企业都处理出去，剩下现在这些少数。另外十六大之后，中共战略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在关键领域的重点企业和重点行业保持控制力。其他的都放着。
1993年，冯仑于北京。 COURTESY OF YUFENG CAPITAL
“画要交给画家”
《纽约时报》：那么今天，你觉得还留在国家（手里）的这些企业，国营企业，所谓战略性的这些企业，做得怎么样？
冯仑：现在（有）一个新的主导性的意见。高层意见是这样（的），对于中国经济成长，必须要发展民营企业，离不开民营企业。
第二，不存在简单的国退民进、民进国退，两个是平行有交叉，不是替代关系，是平行。在科技、创新、民生这些消费领域，是民营主导。但是在国家安全、国防、金融这部分，国家主导。以前叫替代关系，叫吃掉被吃掉，后来有一个叫交叉关系。混合经济就是交叉，现在是强调平行关系。
《纽约时报》：你对这怎么看？
冯仑：我觉得至少清楚了，哪些你不要去。相当于那个地方是不允许你去的，给（立）个牌子不去了，总比模糊的好，摸不进去了，被电网电住了不好。
《纽约时报》：但有的经济学家可能就说，这种你要保留国营企业，还会对整个经济带来问题。
冯仑：是会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每一个政府的选择，它不是不知道它低效，可能有比低效更麻烦的事，它才忍受低效。你比如说所谓消费领域，餐馆、电影，现在电影都是民营主导，中国电影是民营，内容是政府主导，运营是民营，对吧？然后互联网应用、旅游，这个都是民营的，对吧？所以，以后可能就变成平行关系。
《纽约时报》：有的外国学者在问，中国的国营企业低效，能不能学其他国家，找到一个更高效的办法？
冯仑：我觉得如果能够靠近像新加坡的政府企业，淡马锡这样就很好。你比如他们的做法，就是现在我们国资委在做（的），国有资本运营、经营。你是强调你是资本出租者、强调资本的回报，你不要去管那些每天具体的事情。是的，这样的话新加坡这些政府企业，很多都是CEO，都是像我们这样社会上的，不是公务员。我们现在国企的问题是把CEO、董事长公务员化了，那就不成企业家了。企业要交给企业家，就相当于画要交给画家，你把画布交给一个擦地板的，他能做出好东西吗？
《纽约时报》：所以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冯仑：没有答案。现在答案是党全面取代企业家决策。这党委书记代替企业家决策，对吧？党组代替独立的企业家判断。这样的话，按这个判断最后政治正确、商业的合理性，竞争的要求，这之间怎么配合，那就完全靠智慧了，就当事人看，制度上没有给你一个答案，你自己的智慧很重要。这样的话应该说对国营企业提高效率不是最有利的。
《纽约时报》：在美国，说企业家对政府的影响还是很大，也可以参与很多事情，包括政策。但在中国不一样，你觉得呢？
冯仑：中国也在进步，但是进步在哪，就是说企业家对政策建议权，讨论、建议、批评，它给你划了个范围，就在前一段，中共中央出了一个关于企业家的决定。这个文件最后就讲到，企业家在涉及经济政策领域里，可以讲话。
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话的范围给你确定，我们就在这个领域来说，影响还是有，你比如说经济，我们有一些建议、一些政策，也通过内部和外部的形势给他们讲。另外工商联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我也是其中一个委员。它有些重要的事情，开会听听大家意见。另外就是刚才讲到，还有一种比较随机的，不是制度安排性的。你比如说，现在经商的和政府的大体上受教育水平都还不错，所以他们私人同学之间联系也很多。
《纽约时报》：90年代那时候也应该有。
冯仑：那时候没有这么多，那时候优秀人都没有做生意。现在，比如说你去哪个互联网公司，他是北大清华毕业，他同学在公务员里头可多，他们校友会干什么都可以谈的，这种影响，就是那种不太制度性（的）安排。制度性安排了就行业（协会）。另外就工商联、商会。你比如商会，我还兼了好多商会的事，行业，比如说房地产商会，我做副会长，然后我又是西安出生长大的，所以我又变成了西安商会的常务副会长。现在又让我筹备陕西商会、秦商商会、秦商总会。你这样子我又在商会，而我这个商会我又是西安市人民政府顾问，你看我过生日，市委书记还发我一个信息。
所以这种是制度性安排，商会、行业协会、工商联在经济领域里的互动是非常多的。再有呢，有些民间智库，还有一些媒体，比如说公共媒体，对这一段中美贸易摩擦，有很多人在上面发表，这些文章都没有被封掉。
2006年，冯仑在纽约。 JAMES ESTRIN/THE NEW YORK TIMES
改革何时到尽头？
《纽约时报》：最后一个问题，你回顾这40年里，你觉得最让你吃惊的地方在哪里？从中国进步来讲。
冯仑：我自己吃惊的是，我做生意还居然能做这么久，还能赚到钱，还能变成社会主流，还能被人称为企业家。最后还能够比较自由地发表意见，真的是这样。
《纽约时报》：为什么让你吃惊？
冯仑：因为我说我做生意之前，从来没想过要做生意。我们那时候是研究写文章，写书，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做生意。
《纽约时报》：你当时觉得你就会在政府机关？
冯仑：对，因为我们当时的训练，包括给我们指出的发展方向，就叫做理论对策化、对策政策化，学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我准备按路子去走，就像周小川王岐山他们都是原来是学者，学者变成幕僚，幕僚变成官僚。然后原来做研究是理论，理论又变成对策，变成政策。我们当时（在）机构里，每天领导给我们讲的就是这样。
《纽约时报》：你是学什么的？
冯仑：我本科学经济、硕士（法学与）政治、博士法律。所以我哪里知道自己能做30年生意，而且生意做了还没有垮掉，而且更没有想到在北京在地球还盖这么多房子，包括纽约、在台北，都建房子。
你想，这连我自己都是吃惊的，因为我小的时候还讲解放台湾，现在自己在阳明山上盖房子，对吧？小时候说美帝国主义，对吧？最后在纽约世贸中心顶上有咱的中国中心，这都是我自己也觉得没有想到的，但这就是中国给你的机会，它赛道给你越来越宽，规则清楚我才能做。它不给我规则，我怎么敢去到处跑。
《纽约时报》：从国家发展的角度，你觉得哪方面最令你吃惊？
冯仑：我也吃惊的是，突然一下这么有钱了，国家也成了暴发户了。以前老说我们是暴发户，对吧？最后突然发现中国确实周围很多人都这么有钱。
但是我还有一件事真没想到——没想到改革能（持续）这么长时间。
《纽约时报》：是吗？
冯仑：40年。因为“文革”才10年，小时候觉得“文革”好长，现在都改革40年了。
《纽约时报》：你的意思是会结束得更早，问题都会解决？
冯仑：我以前认为（会结束得）更早，问题会解决。
我就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不再改革了，就是好辛苦。因为改革总是面临着很多冲突纠纷、不确定性，能不能给点确定性？已经40年了，你说再改20年、再改50年，不确定性就带来了很多问题。资源浪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建立一个良性的稳定关系。
《纽约时报》：但是在你眼里，中国改革还有什么项目没做完？
冯仑：现在政府讲的四个全面，这都是没改完的。你要是说都完了，它就不这么讲了，它不讲进入深水区。我说，这怎么越改越复杂了？
改革，我们肯定第一就是从苏联模式出来，这个（当时）是共识。出来（后）去哪，现在没有共识，还没有共识，共识至少很少。所以这是我们不停地改的原因。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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