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霍布斯
有人认为，霍布斯是性恶论的鼻祖，因为他说“人对于人是狼”。其实他的原著讲的只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在陌生人之间没有感情联系，因此通常是自利的。但是霍布斯从来没有把这个理论推到熟人、亲人甚至骨肉之间。他从来未说过，妻子对于丈夫是狼，儿子对于父亲是狼。
我们历史上倒是有一位人物这样说过。他就是先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韩非在告诫帝王的书中讲过。《韩非子》该书本来就是给帝王看的。我国历朝历代，都不提倡老百姓看韩非。这个《韩非子》写的是帝王看的东西。
韩非就告诫帝王说，你不要相信任何人，任何人都是为自己的，都会为自己来算计你。他专门提到包括老婆孩子都不可信。这是韩非的一句名言了：“夫以妻之近及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老婆孩子都不可信，你还能信谁呢？比如他说，你宠爱某个妃子，你就以为这个妃子会好心对你吗？不会的，你宠爱的这个妃子肯定希望你死的越早越好。
道理很简单，她正在受宠，她的孩子就有可能争位。可是，你将来一旦移情别恋，看上别的妃子了怎么办？因此趁宠幸正隆，最好你赶快死掉，使我的儿子顺利即位。韩非说，儿子也是一样，你对某个儿子特别好，立他为太子，你以为他就会对你好么？恰恰相反，你一立他为太子，他就巴不得你早死。因为，假如你不死，谁知道你将来会不会改变主意呢？
韩非子说，相信什么呢？只能相信三个东西：法、术、势。说白了，就是那套厚黑学的东西。所谓法，就是你对所有的人要明赏罚。他为你卖命就赏他；他不听你的话就罚他。所谓术，就是权术，你要善于利用人性的阴暗面，让那些被你统治的人都互相猜忌，用甲来打乙，用乙来打丙，用丙来打丁，又用丁来打甲，然后你在上面制衡操控一切，这叫做术。什么叫做势呢？就是严刑峻法造成的一种威慑，一种恐怖气氛。
除了这三样，别的其他任何东西都是不可靠的。君王不要相信谁会忠于你，谁会大公无私的为你献身等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霍布斯也没有讲过。但是，韩非就表达过这种主张。
韩非子
我们知道，儒家是主张性善论的。因此儒家主张，要找那些有道德的人当官，什么叫做有道德呢？明代的于谦曾经讲过一句话，一个国家要治理好，只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就OK了。
可是，韩非已经表达的很直白了。作为皇上不应该喜欢清官，反贪肃贪可以作为工具用用，但清官对自己的统治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呢？因为皇上之所以能够维持统治，最主要的就是你有赏罚这两手，下属为你办事就赏他；违背你的意志就罚他。
韩非是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忠诚”这种东西。韩非曾经讲过很多故事，先秦时代时代学者很有意思，他们写的书、讲的的道理都是通过一个一个的故事来表达的，不像我们现在的理论著作那么枯燥，这里面好像也包括我在内，有网友说，看我写的东西掉头发（笑）。
韩非说，一个长工很卖命替主人干活，你以为是他爱主人吗？其实不是的。那是因为利益所致，拼命干活就能挣到更多的钱。韩非以此例对皇上说，你的丞相啊、大臣啊就如同这个长工。他们为你效劳，不是他们多么忠于你，而是图你的赏赐。那么为什么这些大臣不造反呢？也不是因为你是真命天子感召了他们，而是怕你杀他。
因此，最可怕的下属是什么人呢？就是既不图你赏也不怕你罚的人。就是那些既不爱钱也不怕死的人，为自己理想而活着的人。“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谓之无益之臣，吾所少而去之者也”。
韩非明确讲，这样的人怎么要得呢？你赏他也不稀罕，你罚他也不害怕，清心寡欲一根筋，这样的人怎么能为人臣呢？我们不要以为这是讲笑话，有人说儒家虚伪、伪善，可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历史上曾有一种更可怕的现象，那就不是伪善了，而是伪恶。
所谓伪恶，就是说，你其实本来不想作恶，但是也不得不表现出贪欲和恶，否则性命难保。
我们都知道一个故事：楚汉相争时，刘邦在外带兵打仗，丞相萧何治理后方。这个萧何据说是一个很廉洁奉公的人，就有些话传到了刘邦的耳朵里。百姓们纷纷传言，哎呀！这个萧丞相真是不错，不但清正廉明而且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萧丞相伟大，威信高啊。
刘邦一听就很不高兴。萧何闻此言吓坏了。他认识到，廉洁奉公、清正廉明的形象会变成对他的威胁。于是他马上就变了，刻意抹黑自己，抢老百姓的土地，欺男霸女，做了很多贪婪之事。民众对萧何的埋怨很快就传到刘邦耳朵里了。有些上奏也说，这个萧丞相不行，很贪腐，什么都往家里搂，很龌龊等等。刘邦一听就放心了，原来萧何不过是这么一个人，我控制得了。
秦朝一个大将叫做王翦，他带兵去伐楚。秦统一六国，最大的敌手就是楚。秦军第一次伐楚失败了，第二次伐楚，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便启用了王翦。王翦说，楚难对付，没有六十万军队，我难以受命。于是秦始皇就倾几乎秦朝所有兵力都交给了他。
秦王问，你还有什么要求啊？王翦又提出了一堆要求。他说，还得给我多少百亩地，多少多少金子，否则我就不去打这个仗。主上笑着答应了。下朝后有人就埋怨王翦说，你怎么在皇上面前表现得那么猥琐，60万军队在手，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而且你什么荣华富贵没见过？还要向主上提出这么自私的要求，你不怕君主对你有看法吗？
王翦说，我哪里是希图这些钱财。但如果我不这样说，君王怎能放心让我带那么多兵在外啊。这个话故事很有意思。如果他是个自私的人，那么秦始皇便认为是可控之人，如果他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没有人性的弱点在主上手里，他便认为控制不了你，你的危险系数就很高。这可以叫做嫉善如仇，不是嫉恶如仇。专-制帝王的逻辑是，只要把臣子把柄握在手里，不怕你不就范。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大家可以读读他的《明夷待访录》，一本很薄的小册子。里面有一句话说，早先在我们的圣人时代，是“人各得而自私也，人各得而自利也”。我要强调的是，黄宗羲绝不是提倡大家自私自利。他只是说，“三代”时期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考虑，为自己牟利的。
《明夷待访录》
因此，只有那些愿意无私奉献的可以管理。如果有人无私奉献，大家就拥戴他，推举他为君。可是后来风气变坏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彻底堕落了。他这里所指的“后来”是秦以后。
传统的儒家有一个概念就是“三代”，认为夏商周是田园牧歌美好的时代。按照黄宗羲的说法，三代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一个专制君主上了台，他剥夺了所有人的权利。从此“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你们所有的人都不准为自己，只准为国家。而国家是谁呢，国家就是朕，朕即国家。所有的人都必须为国家，这个国家又是专制的，实际上就是所有的人必须为我。其实就是为了满足皇帝的极端自私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先秦的时候就曾经有过一场争论。有一个人叫做杨朱，据说他是个个人主义者。他的著作现在已经失传了，留下来的都是别人骂他的话。其中有一句就是说他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当时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墨子，墨子据说是“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出自《孟子•尽心上》）就是为了天下，我可以抛头颅洒热血。
孟子把这两个人都批了一通。他说，这两个人都不行。而且他还说“逃墨则归杨，逃杨则归儒”，似乎墨子比杨朱更糟，离儒家真理更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说儒家主张理想主义反对极端，是因为墨子太极端了？好像也不是啊。儒家也讲过很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类的话。
汉代一个给《孟子》作注的学者叫赵岐，他就解释了这一点。从他的解释看，其实关键不在于“拔一毛以利天下”该不该为。我们看拔一毛利天下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当然是好事，当然应该做。但真正的问题不在这，其实杨朱这句话并不是他的原话，我相信，他也不会说拔一毛以利天下是不应该的。他的意思是你不能以利天下为理由来侵犯我的权利，即便小到“一毛”。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拔一毛的权利应该归谁呢？谁有权利从个人头上薅毛呢？
杨朱认为，我这一毛由我做主，拔不拔是我的事，只要我愿意，不要说拔一毛，为天下抛头颅洒热血都可以。但是，这需我点头同意，你不能以利天下为理由拔我这一毛。赵岐说，孟子之所以不同意，是因为在他看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你的一毛不是属于你的，而是属于父母的，或者说是属于你的家庭、属于家族，即便个人愿意也无权这么做。
但是，皇上就有这个权利吗？声称代表“天下”的朝廷就有这个权利吗？也没有。可见孟子也反对墨子的说法，于是便有所谓的“杨近墨远”之说。为什么？古书没有直接说，但这当然不是因为墨子“理想主义过分”。
这是因为当时对儒家理想中的家族本位伦理社会——“周制”，最严重的威胁并不是来自杨朱的“个人主义”，而是来自越来越厉害的、以统一“天下”为理由鼓吹的“秦制”。
说通俗一点，孟子和孔孟古儒是抵制“周秦之变”的。他们基于儒家家庭本位的观念，认为，你的一毛，既不是属于你自己，也不属于“天下”。按赵岐的说法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就是所谓“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对孟子这个说法至少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该不该为，而是谁有权利拔这一毛。
圣经中耶稣非常伟大，他为了拯救人类，宁愿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里伟大的是耶稣，而不是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的希律王，乃至允许希律王这么做的罗马总督彼拉多。基督教徒是非常崇拜耶稣的，但是，他们绝不会崇拜，而且很鄙视希律王和彼拉多这类人。任何人都不能把别人用作“崇高目的”的牺牲，为了人类的利益，要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讲的人不可能是耶稣，而可能是希律王，甚至可能就是犹大。
一个人如果为大家做了奉献，大家都钦佩他，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东西方没有什么区别。但前提是，你是自愿的，不是别人逼你的。如果逼人奉献、逼人牺牲，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这能是一种善吗？
如果把这强迫奉献理解为善的话，那奥斯维辛集中营大概就是个大善之地。因为犹太人在里头把什么都奉献了，包括他们的头发、他们的牙齿。奥斯维辛是一个大善之地？还是个大恶之地呢？当然是一个大恶之地。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搞一种制度来逼人“奉献”，我们不是要否定耶稣，而是要否定希律王！
在一个好的制度中，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考虑，有权利就意味着他是可以奉献的。只要我愿意，我的一毛可以为天下舍出来；但是如果不是我的，老实说，那就根本不存在奉献不奉献的问题。在这个前提下，如果你自愿的舍己利他，行慈善，当然应该赞赏，可是，谁也没有权利强迫你这样做否则，就是黄宗羲讲的“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为我扬名以他人做代价。
所以政治上强调制衡，尚贤但不迷信人贤，则不贤者亦无法害人。经济上肯定交换，慕义但不强求人义，则不义者也不能抢劫。对于那些奉行“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原则的那些人，就是要绑住他的手脚，让他明白你只有你的那一份，别人的你都不能动。这些做法，先小人后君子，是不相信大家能够成为君子吗？是希望大家都当小人吗？当然不是，这样的制度安排，正是为了保护君子不受小人之害，真君子不受伪君子之害，正是为了尽可能的使君子变得更多、更真。
因此我们才能理解像亚当.斯密这样的人，为什么既写出了《国富论》又写了《道德情操论》。斯密是苏格兰人，他的坟墓在爱丁堡。我有一次在爱丁堡的大街上逛来逛去，在一条小巷里面的一片墓地中无意间发现了斯密的墓，很不起眼。在墓碑上写着：这里长眠着《道德情操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是他自己写的墓志铭。可见，他自己认为《道德情操论》这部著作要比《国富论》更重要。也就是说，斯密本人是个非常注重道德的人，这和经济学中的经济人预设是完全不矛盾的。
亚当.斯密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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