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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子恺：剪冬青联想 |
中共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虽从未放弃斗争思维，但在公开出版物上公然鼓吹斗争者尚不多见。上周，中央党校副教育长韩庆祥就做了这样一回先锋。他在人民日报撰文，耸人听闻地大谈八种新的斗争。
如果此文能够谈出一些新意也罢，可惜文章通篇都是文革式的陈词滥调，其所警告的党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以及"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之类，不过是在重复以往党的文件的话语和表述。
韩自己概括的八种"新的伟大斗争"的主要形式——争夺资源、货币战争、争夺市场、意识形态斗争、领土争端、反腐败斗争、网络斗争、反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与其说这是新的斗争，不如说是旧的，因为所谓争夺资源、争夺市场、领土争端者，自有国家，或者说，自形成共同体来，就一直在这么做的。而货币战争、意识形态斗争、反腐败斗争、反分裂斗争，也不是什么新东西，东西方在意识形态上，也已经较量了半个世纪。
唯一的"新"者，或许是网络斗争，但网络发展的历史也有20多年了，这方面的斗争——如果有的话——从网络作为一个新事物出现起，就存在，所以也谈不上特别新。而这篇文章把这八种斗争不但称之为"新"，还冠之以"伟大"，仿佛此前中共在从事这些方面的"斗争"就不伟大了——可见其不但逻辑错乱，还很投机。
上述都不过是铺垫，此文的真正目的所在，即他心目中真正的斗争对象，是意识形态上的"西方敌对势力"，以及国内受其影响的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他把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文化渗透方式概括为三个步骤：先将"自由、民主、人权"包装成普世价值和西方标准，然后用这个"标准"来裁判中国现实，最后使一些意志不坚定者对中国的制度，中共的统治心生不满。
文章进一步演绎说，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是用文明、学术外衣设置政治陷阱，以文明、学术思想掩盖政治意图，让一些人甘愿上钩，不知不觉掉入陷阱。西方觉得用赤裸裸的军事和政治手段扼杀、围剿中国不合时宜，于是转而想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通过各种名目的基金会、社会组织，以考察访问和培训为旗号，培植代理人，进行文化渗透；利用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上的"话语权优势"，诱惑一些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使他们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文明、理论、思想失去自信，成为西方文化、思想的俘虏；或者以学术创新诱惑我国专家学者，使他们掉进西方所设计的政治陷阱，来掩饰其政治意图。
对所谓国内外敌对势力采取的这种种"隐蔽巧妙，极具诱惑性和欺骗"的斗争方式，此文"火眼金睛"，呼吁中国的专家学者、党政干部要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断力"，彻底揭露和拒斥"西方以文化、文明、学术外衣设置的政治陷阱"。
但党校并未如此文所言跟西方划清界限。党校与西方国家的学术机构交流频繁，在很多国家建立了对口培训基地。党校教员和其他非教学部门的工作人员，每年都要轮流到这些基地去"洗脑"，许多人都洗过多次，可下一次还是愿意"欣然前往"。如果按照韩庆祥文章的逻辑，这不就是在自动充当"西方敌对势力"进攻共产党的工具？而且党校近年来也积极倡导开放办学，主动邀请一些访华的西方政要或者学界翘楚，到党校交流和演讲，为那些在党校受训的官员传播西方价值。是不是党员的教职员工和党政学员，都练就了一番能够防止各种"毒品"侵入的真功夫？
斗争思维的要害是制造敌人，没有敌人也要造出一个假想敌来。韩庆祥的文章就是如此，这也是它在发表后，引起中国舆论极大关注的原因。海外媒体把它划到近期意识形态斗争的第二波。第一波的标志自然是社科院的纪检书记前不久在社科院近代史所的会议上所说的，社科院内部遭受境外反动势力的"点对点渗透"，以及社科院将意识形态作为考核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的标准，实行一票否决。
这第二波，则是以中组部的干部培训讲话为标志，要干部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防止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韩庆祥论斗争的文章算不算第二波的一个标志，不好确定，不过，我更愿意把他看成不是奉命作文，而是党校的一位官僚学者，揣摩、迎合上意的投机行为。但这篇充满陈腐气息的文章，将中央党校多年建立起来的相对开明的清誉，毁于一旦，也从一个侧面证实，在当局清理意识形态领域西方影响的全面攻势下，像党校这样特殊的机构，也正在沦陷。
这也再次见证了中共所谓的"三个自信"，是多么的虚伪和苍白。因为真正有自信，掌握了宇宙真理的话，是不用害怕西方敌对势力打着学术旗号进行和平演变的。如果没有自信，整日担忧西方敌对势力披着学术外衣推销西方那套政治制度，不如索性把对外学术交流的大门关上。可中共又不敢这样。它其实很清楚，在这个全球信息日益流动的时代，没法不让人们不受外界影响，只是影响多少而已。所以，它的目的，是要通过这种恐吓，不时敲打一下学者，在对外交流中，多带一个心眼，免得一不小心，被西方的普世价值俘获过去。
在各种对外开放中，学术思想的开放是最紧要的。没有学术思想的交流，便不可能有文明的进步。以为把开放的窗口锁定在器物层面，最多引进西方的器物文明，就能造就中国的繁荣，就会有先进文明的出现，100年前的洋务运动已经给出了答案。洋务运动企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碰到甲午战争，一败涂地。中国倘若在对外的学术思想交流中，还绷紧政治神经，抱着过时的斗争思维，对学者们套上各种思想紧箍咒，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亦非不可能。
毛泽东当年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结果把中国斗得一塌糊涂、百事凋零。新领导上台已近两年，重在意识形态上提倡斗争哲学，虽然由于形势不同，不必担心学者和知识分子会受到当年那样的大面积迫害——而事实上如今人们是带着一种娱乐化的心态来看待当局这种恐吓的——但对部分学者和知识分子而言，由于带有当年的记忆，多少会产生一些心理阴影。
改革开放至今，大陆虽在物质成果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可在学术思想方面始终出不了大家，与此有极大关系。
其实，当局为纯洁意识形态，而打压、恐吓学者和知识分子，制造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促使他们离心离德，从执政角度而言也是极不利的。因为在执政合法性日益流失的背景下，需要知识分子这个最有价值的群体为其政权提供"合法性"辩护，而作为以知识为志业的群体，知识分子的长处在于生产和制造"言功"，为执政党提供可选择的价值观及合法性论证的位置。当然知识分子于社会还有其他作用，但对执政党而言，最根本是这个。正鉴于此，环顾世界，很少有政权愿意搞坏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把知识分子推向对立面。
现在，中共当局不积极修补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反而日益疏离他们，通过清理意识形态的西方影响把他们推向敌对者行列，实则是为其所反对的所谓不怀好意的"西方敌对势力"送上和平演变的对象。
——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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