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红叶
陈独秀有关民主的论述，分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是针对中世纪的专制独裁作文章，属于近代民主的范围，后期抨击的是新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属于后近代民主的范围。
苏联：“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发源地
从苏联所谓“十月革命”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基本形态，就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政权由一党（即：共产党）专制包办，其他政党全部取缔或者只是用于摆设的“花瓶”，而这个党的一切大事又只听命于一位领袖，实行个人独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概由此最高统治者一人说了算，和过去帝王的“一言九鼎”一模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全国全党全社会只允许一个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统治，“舆论一律”，只允许一种声音，其他一概排斥、打倒。
陈独秀当年曾用四句话精辟地概括国民党排除异己的独裁本质：“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⑴
其实，用它来表述无产阶级政党，最确切不过。正像列宁规定的那样：布尔什维克要“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一党专政”，“不得谋求与其他政党的任何接近”。⑵
1917年10月7日，俄国“预备国会”开幕。出席大会的劳动代表344人，中产阶级代表153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仅53人。布尔什维克因处于少数地位，不能随心所欲，遂退出了会议，并于11月7日，发动政变，武力夺取了国家政权。此后，他们单独组织了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但是，11月12日，选举结果揭晓：在707位代表中，社会革命党获370席，布尔什维克党仅获175席，仍处于少数地位。1918年1月18日，立宪会议开幕，会场竟被布尔什维克武装包围，参加会议的立宪民主党人哥罗什金和辛格诺夫，并被列宁的水兵残忍地杀死于议院。立宪会议旋即被解散。作家高尔基在《新生命报》上，痛心地写道：“你们是不是知道：把他们杀死，是破坏了俄国的民主，是破坏了革命的胜利呢？”列宁随即颁令，禁止“出版自由”。至五月间，所有不属于共产党的报纸，全部被停刊，包括高尔基所办的《新生命报》在内。1918年1月18日，布尔什维克正式改名为共产党。6月14日，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左派（即国际派）被宣布为“非法组织”。1922年，共产党在俄罗斯的三十个都市中号召检举社会革命党人，该党的47位领袖被起诉，15人被处决。俄共实现了自己的“党外无党”的预定目标。⑶
苏共的前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政见不同，该党于1903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两派。1912年1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上,作为苏共前身的布尔什维克竟将孟什维克清洗出党。1923年，列宁更决定对孟什维克进行大围剿，枪杀了3000多名曾与自己共同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战友，其余孟什维克则被放逐到一年九个月结冰的梭罗威茨基荒岛上。实现了“党内无派”，布尔什维克成了清一色的“无产阶级政党”。⑶
只是“党内清一色”还不行，一山不容二主，党的领袖必须同时不断淘汰。1936年，苏联审判“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被告16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1937年，苏联审判“反苏托派中心案”，被告17人，15人被枪决。1938年，苏联审判“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被告21人，16人被处死。自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为了实现个人独裁，用了十几年时间，至此终于把托洛斯基等所有党内元老全部清洗干净,建立了“党老大”的个人独裁制。
“法西斯”：希特勒把苏联独裁政体移植于德国
苏联“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政体横搜一切、无坚不摧的力量，激发了所有政治野心家、阴谋家跃跃欲试的情怀。在它建立八年后的1925年，墨索里尼学它的样子，在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主义独裁的统治；此后九年的1934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推行“国家社会主义”，仿照斯大林，建立了一个同样残暴的、但严重危害世界的法西斯政权。陈独秀揭露说：“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⑷
无论党内党外都不允许“异己”存在的政体，与近代民主制，势如水火，彼此不能相容，处处与民众对立。而且，经常还突然歇斯底里大发作，制造一个接一个的迫害狂潮。在陈独秀生活的二十世纪，就发作过三次。一次，是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斯大林在国内对干部、民众的屠杀，一次是三、四十年代，在欧洲，希特勒对犹太人等的残害。陈独秀去世后，五、六、七十年代，在中国，毛泽东连续发动“反右派”、“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不断折腾民众。每次独裁病毒大发作，暴死者都以几十万、几百万、乃至几千万计。
陈独秀亲历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大林的杀人狂潮和当时方兴未艾的希特勒对非雅利安人的摧残。实行同一“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独裁体制的纳粹德国，当时横行世界，打倒一切，摧毁一切的暴行，尤其令他感到触目惊心。他指出：
希特勒的纳粹党徒，则企图以其统治德国的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即是以比中世纪宗教法庭更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使全世界只许有它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任何异己之存在，并不容被它征服的土著法西斯之存在。希特勒党徒之胜利，将使全人类窒息，将使全人类由有思想脑神经有自由意志的人，变为无思想脑神经无自由意志的牛马机器。⑸
中国以俄为师，建立了“人民民主独裁”制度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统治建立之后，我党何尝不也是如此？我们党同样醉心于“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当我们力量比较弱小时，为了对付强大的蒋介石，我们曾谨慎搞过所谓“统一战线”，联合民盟等民主力量，共同斗争。可是，一旦政权到手，“联合政府”的影子晃动了一下，就迅速消失了。1957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所有民主党派更被全部打垮，中共实现了“一党专政”的一统天下。此后的所谓“民主党派”，已经不再有任何的独立性，完全依附我党，成为我党用以粉饰“民主”、欺骗民众的“花瓶”。
党内斗争同样残酷无情。所有观点不同的人群，一律清除，美其名曰：“路线斗争”，实则火拼而已。火拼有文有武，在井冈山杀掉袁文才王佐、“反AB团”等，属于武拼。而陈独秀、王明、博古、张国涛、刘少奇、林彪……的被陆续搞掉，则属于文拼。最后，只剩毛泽东老大一人，独占鳌头。毛泽东说“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独裁”是一回事，只是叫法不同而已。至于他自己，更干脆自认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现代秦始皇。
“只允许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任何异己之存在”，陈独秀所说的这种扼杀人的自由，摧毁人的个性，将人“变为牛马机器”的独裁政体，自从苏联“十月革命”以来，残害民众，危害世界，已近一个世纪，罪行累累。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竟被捧为“民主制度”，而且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新的更高类型的民主”。⑹
为了给这种荒谬的政体寻找理论根据，中共创造了一个新词，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没有“中国特色”便罢，一有“中国特色”，就像刘谦的天衣无缝的魔术，“专制”一下子就变成为“民主”。
“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不可能并存
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民主”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原来，所谓“中国特色”，指的就是共产党的领导。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其“基本特征”，就是“共产党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高度统一”。
但是，“共产党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能够“统一”吗，更不用说“高度统一”了？
不能，绝对不能！
因为所谓“民主”，就是就政府领导人员的产生而说的。民主的精义，就在于：民众自己选举“公仆”，由“公仆”根据民众的意愿，来管理社会，管理国家。它是从根本上排斥先验的“领导”的。兵马未动，一个所谓的“领导”已经摆在那里，还再讲什么“民主”，还再有什么可选的？再要“选”，不是假选，就必然是装装样子，走走过程，劳民伤财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多年了，我们的哪一场选举，村级的，乡级的，县级的
，省级的，全国的，除了今年广东的一个小小的乌坎村而外，可有一场选举不是假选举：所谓“选民”，照例手捧“选票”，像阿Q那样，奉命规规矩矩地，在所谓“候选人”名字下面的框子里画圈、表示同意吗？
所谓“领导”，顾名思义，当然只能产生在民主选举之后，领导无法同民主选举同时并存、“高度统一”，更不能产生在民主选举之前。在民主选举之前存在的，只能是民意认可的、其任务仅仅在主持民主选举事务的“选举委员会”。尚未选举，就已有一个集团自封为“领导”，岂非“天外来客”？领导同民主不可能并存，有领导就没有民主，有民主就没有领导。所谓“领导与民主的统一”，根本就是谎言。
“协商民主”论在理论上也根本站不住
我们党创造的另一个新词：“协商民主”。“协商”是两个主体彼此商量，“民主”则民众为唯一主体，“民主”与“协商”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如何兼容？要协商，必然不容民众为唯一主体，也就是说，必然冲击民主，使其消失于无形。中国的实践难道不正是如此证明的吗？因此，所谓“协商民主”，假民主也，是维护作为主体的“党的领导”的一种说辞、手段而已，掩护着“一党专政”的本质。
“共产党的领导”不仅不能与民主并存，而且恰恰是后民主制的对立物，是必须抛弃的东西，就像在皇权专制时代，要实现民主，必须摧毁皇权一样，在当前的后近代民主时代，要实行民主，就必须否定共产党的党权，还政于民，实现从党主向民主的过渡。宪政民主的著名学者张博树说：
以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为核心的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仍然是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最大障碍。……中国宪政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结束党专制，建设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⑺
为此目的，张博树在2007年，为中国的宪政改革提供了一个建设性的、可操作的行动纲领和设计蓝图。张的所有这些论述，都是陈独秀晚年民主论述在当代的自然发展。但是，热衷独裁、“不容异己思维”的中共，不是感激张氏代它初步完成了本应由它进行的基础工作，张所在的、“独裁思维生产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反而敲掉了张的饭碗，使其生活完全陷于困境。张的人现在虽然大受其整，但是他的论述不仅没有因而消失，反而因他人的被整，而更加显现了它的光芒，用又一个生动具体的实例，更加坐实了一党的专制确是一切进步的障碍。
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面对民主潮流的猛烈冲击，中共党内当权的、死不悔改的权贵资产阶级，既恐惧不已，又心怀幻想。妙想天开的“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高度结合”、“民主协商”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理论的提出，就是御用文人们苦思冥想的结果。可不是！它既可以标榜“民主”，又不失“领导权”和由这个“领导权”而得到的一切好处，岂不甚好？只是可惜，它经不住科学的剖析。一分析，假民主的面目立即暴露无遗。
中共必须言而有信，兑现原先的民主承诺
实行宪政民主,是我们党早在几十年前就向世界所作的庄严承诺。
1945年10月9日，毛泽东回答英国记者甘贝尔的问题：“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解说为何”时，指出：“‘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到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⑻
毛泽东在批判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政治时，说：“世界成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伟大解放时代，国民党的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政治，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的一个渺小的孤岛，他们惧怕自己‘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还说：全国各族人民、民主党派要求国民党“诚意实现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间召集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会。我们共产党人是自始至终主张这个方针的。”⑼
1940年2月20日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毛泽东说：“中国顽固派国民党、蒋介石所说的宪政，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自由。”⑽
中国今天的所谓“民主化”，就是民众向未经民主选举即把持领导地位六十年不放的中共要权，不是民众在“中共领导下”，向空气要权。我们党早就应当兑现当初的诺言，把自己放在向民众让权、向民众交权的地位，不能言而无信，不能再继续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夸夸其谈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是沿着“加强党的领导”，“暴力维稳，越维越不稳”的方向前进，越搞，专制越严酷，民众越反抗，社会关系越紧张，还是改弦更张，解套，沿着削弱、以至最终取消党的领导的方向前进，使民权不断加强，并最终形成完全取代党权的强大力量，使中国向民主社会的过渡相对比较平稳？这是一个大问题，一道不容模糊的分水岭。最好的结果，是由政治体制的改革开始，经过种种必要的步骤，水到渠成，最终导致国家民主化的实现。至于我们党自己能否“凤凰涅�”，在民主大潮中经过锤炼而重生，有赖各方面的努力，目前还看不清楚。关键当然是看在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中，中共是继续作为阻碍的力量而存在，还是改变观念，奋起直追，变成促进民主的宪政党？
张博树下面这段话，也正是笔者现在想说的：
我从不讳言自己是党专制体制的严厉批评者，但我同时认为党专制体制的死亡不一定意味着中国现执政党自身的死亡。……我甚至公开呼吁今天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主动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改变执政理念，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促进力量，而不再是阻碍力量。这不但会大大减少社会转型的成本，而且将意味着共产党作为宪政民主体制内平等竞争参政权的合法政党的新生。⑺
陈独秀有关民主的论述，分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是针对中世纪的专制独裁作文章，属于近代民主的范围，后期抨击的是新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属于后近代民主的范围。
苏联：“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发源地
从苏联所谓“十月革命”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基本形态，就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政权由一党（即：共产党）专制包办，其他政党全部取缔或者只是用于摆设的“花瓶”，而这个党的一切大事又只听命于一位领袖，实行个人独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概由此最高统治者一人说了算，和过去帝王的“一言九鼎”一模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全国全党全社会只允许一个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统治，“舆论一律”，只允许一种声音，其他一概排斥、打倒。
陈独秀当年曾用四句话精辟地概括国民党排除异己的独裁本质：“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⑴
其实，用它来表述无产阶级政党，最确切不过。正像列宁规定的那样：布尔什维克要“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一党专政”，“不得谋求与其他政党的任何接近”。⑵
1917年10月7日，俄国“预备国会”开幕。出席大会的劳动代表344人，中产阶级代表153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仅53人。布尔什维克因处于少数地位，不能随心所欲，遂退出了会议，并于11月7日，发动政变，武力夺取了国家政权。此后，他们单独组织了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但是，11月12日，选举结果揭晓：在707位代表中，社会革命党获370席，布尔什维克党仅获175席，仍处于少数地位。1918年1月18日，立宪会议开幕，会场竟被布尔什维克武装包围，参加会议的立宪民主党人哥罗什金和辛格诺夫，并被列宁的水兵残忍地杀死于议院。立宪会议旋即被解散。作家高尔基在《新生命报》上，痛心地写道：“你们是不是知道：把他们杀死，是破坏了俄国的民主，是破坏了革命的胜利呢？”列宁随即颁令，禁止“出版自由”。至五月间，所有不属于共产党的报纸，全部被停刊，包括高尔基所办的《新生命报》在内。1918年1月18日，布尔什维克正式改名为共产党。6月14日，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左派（即国际派）被宣布为“非法组织”。1922年，共产党在俄罗斯的三十个都市中号召检举社会革命党人，该党的47位领袖被起诉，15人被处决。俄共实现了自己的“党外无党”的预定目标。⑶
苏共的前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政见不同，该党于1903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两派。1912年1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上,作为苏共前身的布尔什维克竟将孟什维克清洗出党。1923年，列宁更决定对孟什维克进行大围剿，枪杀了3000多名曾与自己共同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战友，其余孟什维克则被放逐到一年九个月结冰的梭罗威茨基荒岛上。实现了“党内无派”，布尔什维克成了清一色的“无产阶级政党”。⑶
只是“党内清一色”还不行，一山不容二主，党的领袖必须同时不断淘汰。1936年，苏联审判“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被告16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1937年，苏联审判“反苏托派中心案”，被告17人，15人被枪决。1938年，苏联审判“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被告21人，16人被处死。自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为了实现个人独裁，用了十几年时间，至此终于把托洛斯基等所有党内元老全部清洗干净,建立了“党老大”的个人独裁制。
“法西斯”：希特勒把苏联独裁政体移植于德国
苏联“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政体横搜一切、无坚不摧的力量，激发了所有政治野心家、阴谋家跃跃欲试的情怀。在它建立八年后的1925年，墨索里尼学它的样子，在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主义独裁的统治；此后九年的1934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推行“国家社会主义”，仿照斯大林，建立了一个同样残暴的、但严重危害世界的法西斯政权。陈独秀揭露说：“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⑷
无论党内党外都不允许“异己”存在的政体，与近代民主制，势如水火，彼此不能相容，处处与民众对立。而且，经常还突然歇斯底里大发作，制造一个接一个的迫害狂潮。在陈独秀生活的二十世纪，就发作过三次。一次，是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斯大林在国内对干部、民众的屠杀，一次是三、四十年代，在欧洲，希特勒对犹太人等的残害。陈独秀去世后，五、六、七十年代，在中国，毛泽东连续发动“反右派”、“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不断折腾民众。每次独裁病毒大发作，暴死者都以几十万、几百万、乃至几千万计。
陈独秀亲历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大林的杀人狂潮和当时方兴未艾的希特勒对非雅利安人的摧残。实行同一“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独裁体制的纳粹德国，当时横行世界，打倒一切，摧毁一切的暴行，尤其令他感到触目惊心。他指出：
希特勒的纳粹党徒，则企图以其统治德国的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即是以比中世纪宗教法庭更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使全世界只许有它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任何异己之存在，并不容被它征服的土著法西斯之存在。希特勒党徒之胜利，将使全人类窒息，将使全人类由有思想脑神经有自由意志的人，变为无思想脑神经无自由意志的牛马机器。⑸
中国以俄为师，建立了“人民民主独裁”制度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统治建立之后，我党何尝不也是如此？我们党同样醉心于“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当我们力量比较弱小时，为了对付强大的蒋介石，我们曾谨慎搞过所谓“统一战线”，联合民盟等民主力量，共同斗争。可是，一旦政权到手，“联合政府”的影子晃动了一下，就迅速消失了。1957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所有民主党派更被全部打垮，中共实现了“一党专政”的一统天下。此后的所谓“民主党派”，已经不再有任何的独立性，完全依附我党，成为我党用以粉饰“民主”、欺骗民众的“花瓶”。
党内斗争同样残酷无情。所有观点不同的人群，一律清除，美其名曰：“路线斗争”，实则火拼而已。火拼有文有武，在井冈山杀掉袁文才王佐、“反AB团”等，属于武拼。而陈独秀、王明、博古、张国涛、刘少奇、林彪……的被陆续搞掉，则属于文拼。最后，只剩毛泽东老大一人，独占鳌头。毛泽东说“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独裁”是一回事，只是叫法不同而已。至于他自己，更干脆自认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现代秦始皇。
“只允许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任何异己之存在”，陈独秀所说的这种扼杀人的自由，摧毁人的个性，将人“变为牛马机器”的独裁政体，自从苏联“十月革命”以来，残害民众，危害世界，已近一个世纪，罪行累累。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竟被捧为“民主制度”，而且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新的更高类型的民主”。⑹
为了给这种荒谬的政体寻找理论根据，中共创造了一个新词，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没有“中国特色”便罢，一有“中国特色”，就像刘谦的天衣无缝的魔术，“专制”一下子就变成为“民主”。
“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不可能并存
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民主”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原来，所谓“中国特色”，指的就是共产党的领导。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其“基本特征”，就是“共产党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高度统一”。
但是，“共产党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能够“统一”吗，更不用说“高度统一”了？
不能，绝对不能！
因为所谓“民主”，就是就政府领导人员的产生而说的。民主的精义，就在于：民众自己选举“公仆”，由“公仆”根据民众的意愿，来管理社会，管理国家。它是从根本上排斥先验的“领导”的。兵马未动，一个所谓的“领导”已经摆在那里，还再讲什么“民主”，还再有什么可选的？再要“选”，不是假选，就必然是装装样子，走走过程，劳民伤财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多年了，我们的哪一场选举，村级的，乡级的，县级的
，省级的，全国的，除了今年广东的一个小小的乌坎村而外，可有一场选举不是假选举：所谓“选民”，照例手捧“选票”，像阿Q那样，奉命规规矩矩地，在所谓“候选人”名字下面的框子里画圈、表示同意吗？
所谓“领导”，顾名思义，当然只能产生在民主选举之后，领导无法同民主选举同时并存、“高度统一”，更不能产生在民主选举之前。在民主选举之前存在的，只能是民意认可的、其任务仅仅在主持民主选举事务的“选举委员会”。尚未选举，就已有一个集团自封为“领导”，岂非“天外来客”？领导同民主不可能并存，有领导就没有民主，有民主就没有领导。所谓“领导与民主的统一”，根本就是谎言。
“协商民主”论在理论上也根本站不住
我们党创造的另一个新词：“协商民主”。“协商”是两个主体彼此商量，“民主”则民众为唯一主体，“民主”与“协商”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如何兼容？要协商，必然不容民众为唯一主体，也就是说，必然冲击民主，使其消失于无形。中国的实践难道不正是如此证明的吗？因此，所谓“协商民主”，假民主也，是维护作为主体的“党的领导”的一种说辞、手段而已，掩护着“一党专政”的本质。
“共产党的领导”不仅不能与民主并存，而且恰恰是后民主制的对立物，是必须抛弃的东西，就像在皇权专制时代，要实现民主，必须摧毁皇权一样，在当前的后近代民主时代，要实行民主，就必须否定共产党的党权，还政于民，实现从党主向民主的过渡。宪政民主的著名学者张博树说：
以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为核心的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仍然是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最大障碍。……中国宪政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结束党专制，建设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⑺
为此目的，张博树在2007年，为中国的宪政改革提供了一个建设性的、可操作的行动纲领和设计蓝图。张的所有这些论述，都是陈独秀晚年民主论述在当代的自然发展。但是，热衷独裁、“不容异己思维”的中共，不是感激张氏代它初步完成了本应由它进行的基础工作，张所在的、“独裁思维生产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反而敲掉了张的饭碗，使其生活完全陷于困境。张的人现在虽然大受其整，但是他的论述不仅没有因而消失，反而因他人的被整，而更加显现了它的光芒，用又一个生动具体的实例，更加坐实了一党的专制确是一切进步的障碍。
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面对民主潮流的猛烈冲击，中共党内当权的、死不悔改的权贵资产阶级，既恐惧不已，又心怀幻想。妙想天开的“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高度结合”、“民主协商”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理论的提出，就是御用文人们苦思冥想的结果。可不是！它既可以标榜“民主”，又不失“领导权”和由这个“领导权”而得到的一切好处，岂不甚好？只是可惜，它经不住科学的剖析。一分析，假民主的面目立即暴露无遗。
中共必须言而有信，兑现原先的民主承诺
实行宪政民主,是我们党早在几十年前就向世界所作的庄严承诺。
1945年10月9日，毛泽东回答英国记者甘贝尔的问题：“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解说为何”时，指出：“‘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到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⑻
毛泽东在批判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政治时，说：“世界成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伟大解放时代，国民党的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政治，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的一个渺小的孤岛，他们惧怕自己‘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还说：全国各族人民、民主党派要求国民党“诚意实现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间召集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会。我们共产党人是自始至终主张这个方针的。”⑼
1940年2月20日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毛泽东说：“中国顽固派国民党、蒋介石所说的宪政，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自由。”⑽
中国今天的所谓“民主化”，就是民众向未经民主选举即把持领导地位六十年不放的中共要权，不是民众在“中共领导下”，向空气要权。我们党早就应当兑现当初的诺言，把自己放在向民众让权、向民众交权的地位，不能言而无信，不能再继续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夸夸其谈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是沿着“加强党的领导”，“暴力维稳，越维越不稳”的方向前进，越搞，专制越严酷，民众越反抗，社会关系越紧张，还是改弦更张，解套，沿着削弱、以至最终取消党的领导的方向前进，使民权不断加强，并最终形成完全取代党权的强大力量，使中国向民主社会的过渡相对比较平稳？这是一个大问题，一道不容模糊的分水岭。最好的结果，是由政治体制的改革开始，经过种种必要的步骤，水到渠成，最终导致国家民主化的实现。至于我们党自己能否“凤凰涅�”，在民主大潮中经过锤炼而重生，有赖各方面的努力，目前还看不清楚。关键当然是看在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中，中共是继续作为阻碍的力量而存在，还是改变观念，奋起直追，变成促进民主的宪政党？
张博树下面这段话，也正是笔者现在想说的：
我从不讳言自己是党专制体制的严厉批评者，但我同时认为党专制体制的死亡不一定意味着中国现执政党自身的死亡。……我甚至公开呼吁今天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主动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改变执政理念，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促进力量，而不再是阻碍力量。这不但会大大减少社会转型的成本，而且将意味着共产党作为宪政民主体制内平等竞争参政权的合法政党的新生。⑺
注释：
⑴《陈独秀诗存》8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⑵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
⑶辛灏年：《俄罗斯共和国74年史略》，载《黄花岗杂志》2004年第3期
⑷《陈独秀书信集》521页，新华出版社
⑸《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27页
⑹李铁映：《论民主》7页，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⑺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
⑻四大自由，即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期间提出的；免于匮乏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6>》，第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⑼《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5、921页）
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32、735、736页
201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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