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民国派的体验，回到了民国奠基者的体验，常山蛇首尾相连。我努力强化当下抗争革命的基督教品格，也就是回归到辛亥革命与民元奠基的新教性。其主张的是“人民君主制”，也就是民国就等于国民，回到了民族国家的原初性“民族或国家就是人民”。通过返本开源的路径或者向前进一步就是向后回归民国奠基的路径。
也就是我们是全民性奠基者，也就是规定人民的革命权作为政权的根基，从而找出革命的替代品和和平继承者，选票，政党轮替和司法审查，以及政治自由等。奠基的精神和诉求，是贯穿于奠基之后整个共同体一切时空之内，无所不在无时不在。
民国当归有两种平行河道：一种是认同“民国就是人民”，世界历史精神的承载体是人民本身，意味着整体国民是“天选民”，犹太到英美的路径。另外一种是矛盾体，承认民国即宪政宪政即民国，但致力于建构凌驾人民之上的精神法权，反公知想成为新公知，新精英对旧的替代。
民国派融化于国民当中，不再以单独垄断的精英地位出现，或者是可撤销可撤换的精英（选举式贵族，也就是普选和政党轮替），而不再是国共两党那样倒转地位那样的精英（极权启蒙政党一开始都有所防范阻挡，卢森堡和列宁讨论过如何防止党和知识分子凌驾于人民至上的问题。但都惨败）。若仅仅进行精英的替代，新精英替代旧精英分赃，则很容易在将来的革命动荡岁月中，出现杨小凯等那代人极力预防的比共党还恐怖的极权。
申请中华民国护照运动
当你向法院起诉，就意味着承认法院的权威，国内维权是一把双刃剑，处在承认和爆破专制合法性的两可模糊暧昧之间，需要“民国当归”来醍醐灌顶，加以定向。而“要护照”是对民国政府的维权，以核爆炸的规模巩固对民国的宪法认同，06年我曾对访民领袖提议组成访民法庭提供道义权威的自救，不给专制空子。
不仅要问中华民国为了我们做了什么，而且更要问我们为它做了什么。我们至少要尽对民族国家的效忠义务，就像对父母你可以索求无度，父母毫无怨言，但你至少要认父母，不能认贼为父。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帮助了台湾人，台湾人就能帮我们。我们支持联合国恢复中华台湾的联合国席位。
致力于这一些过去民国历史政治符号的恢复，还不如致力于要民国护照的维权运动。历史批判为当下民间政治的武器，当下就会提出要求。当下对民国历史批判提出要求，就意味着主体性。必会迷失在历史主义的陷阱里面。将来反对党，只能是社团，不能是权力组织，，不能为了反对共党，就推崇另外一个全民党，对中共的批判，回到转型前国民党历史中寻找启示神话，将来就会重陷轮回。国民党功绩再大，内忧外患迫使它专政，只要不是社团，便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网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矫诏：说马英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注意到有关大陆居民要求获得中华民国护照一事,在适宜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大陆民众的合理要求.大陆和台湾都属一个中国—中华民国,台湾护照可以到120多个国家免签证,这是对台湾社会制度的认同,虽然在大陆没有实际的治理权,但是大陆民众的这一要求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
对于民国护照，民国政府有前车可鉴，有着成功的先例。可以建议民国当局仿效当年的港英政府，颁发海外国民护照这类有实质性权利，但是又不会对本土造成冲击的护照。持英联邦海外国民护照的人也是英籍。
2006年3月26日，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在美国洛杉矶与留学生座谈，在回答大陆留学生提问时说：“大陆同胞呢，在法理上，当然，也是中华民国人民，不过没有户籍。”即中华民国国民加入外国国籍者，不丧失中华民国国籍，除非经内政部许可。
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民国有关法律的法理存在矛盾，即：大陆地区人民虽然生活在中华民国领土（领土并未依法变更）上，属于中华民国领土上的人民，却没有中华民国政府设立的户籍，也不具有中华民国国籍，更不发给中华民国护照。但根据宪法高于法律的宪政原则，《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和中华民国《国籍法》、《户籍法》不承认大陆地区人民的中华民国国籍，是违宪的。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指出，随着中国军力增强，不管华盛顿还是台北都不要指望未来几十年还能维持过去存在的那种军事平衡；保护台湾免受胁迫性威胁或行动的更大依靠将不得不置于两岸关系的质素上。这一赤裸裸的现实，早已摆在了台湾的面前。保卫台湾，台湾必须超越军事，跟觉醒的大陆人民结成联盟。
几十年前王炳章就有对大陆人民的民国护照承诺计划，后搁浅。2012年6月11日吴学灿在自由亚洲发表特约评论《海外中国人有权取得中华民国护照》。
我认为被遗弃在沦陷区的抗战老兵，49年后遭受政治经济双重迫害，为民国献身做牺牲，抗战老兵及其家属理应享有民国护照，作为慰藉。
新浪微博“乐圣师旷-阳春白雪” 说：为啥“要要民国护照”呢，一、民国护照含金量高，一百多个国家免签，在国际上很有面子。二、能获得尊严的法律保护，谁敢用非法的手段对付我们，民国政府会跟他死磕到底。三、当大多数人都持有民国护照的时候，民国的曙光就会照耀大地。
腾讯微薄“小杨”说: 民国什么时候开放护照申领，国家什么时候真正统一。民国宪法规定自由地区不包括香港，香港人很伤，大陆欺负侵犯香港，香港很快就真正成为民国大陆沦陷区。呼吁港人向民国法院和大法官会议，提出关于香港在中华民国宪法地位的解释，呼吁港人向民国政府要求每人都发一本民国护照。
申领民国护照不损害台湾人的利益，反而增强其主体性。民国护照就意味着，大陆人民只要旅游方面的便利，丝毫不参与分享台湾人的福利，公民权及其福利分享沦陷区人民自己解决，不在亲戚家里蹭吃蹭喝，不是蝗虫。
英美等主流文明的自豪感来自政体优良，千军万马要民国护照，那就给台湾人莫大自豪感。台湾主体性，在共国党大小包围，以外省文人“亚细亚孤儿”标签的多重压迫之下，退守“台独”。如今退无可退，民进党需删除台独党章。
台湾需要解决承认的危机，颁发无国民福利待遇的“民国护照”，就足以击败大陆在文化认同层面优势，不再是“亚细亚孤儿”，而是先锋航空母舰。
如蒋公中正崇德协会多次参香港加大游行，为什么屡提毫无推动力的，面对大陆政府的政治口号，何不对之“无话可说”，转向面对中华民国，刺激增长香港人对中华民国的宪法认同，寻回自己的祖国，以抚慰97后港岛被中南海海水淹没的恐惧感。
移民潮近年来中国大陆的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大规模移民海外，形成巨大的移民潮，可是他们应肥水不流外人田，到了海外就可以申领中华民国护照，领到中华民国护照，就算中国人获得文化认同，找回自己的家，哪里有自由那就是祖国，移民潮是祖国巨大暗伤，通过明修建都暗度陈仓，暗补回来。同时是用腿促成“民国当归”为民主做了贡献，为将来避开关乎原罪的司法清算加分。民国护照是将来保护的政治身份。
中国人在国际社会受歧视，如果使用民国护照，就不会了。申领民国护照，要的是免于他国国民异样眼光的歧视，也就是解决与主流文明衔接的认同问题，这是精神需要，于是我们宣布说，我们向民国要承认，向专制要民生，凡是物质需求或者福利要求，都通过向专制讨还过去六十年罄竹难书的累累欠债，予以解决，民国当归是一种联邦制解决方案，福利问题大陆人自行解决。
抛弃国共合作
民元奠基面向未来而在，起源目标始不仅存在于过去，而且存在于当下，更以将来的需要规定当下，如果过去将来二者相互召唤，就会结晶于真实的当前。对于大陆人民，民国不仅在于过去历史之中，更必须在现在和未来。
谁的辛亥革命，谁的民元奠基？人民主权就意味着人民必须在政治中在场，成为政治中上帝，一切政治权利的源泉。被拖延被阻挡，也丝毫不影响人民在政治中在场，只会以特殊的方式，例如暴力革命。
人民=革命=民国，正在通过确认人民的革命权，人民才得以在政治中在场。人民即使在辛亥革命或者民元奠基中是被代表地在场。但是在民元之后的，当社会经济条件具备时，一定涌上历史舞台政治舞台，这是一种持续性奠基，所以人民在奠基中在场是预定的，必然的，与奠基是不可分离的。
民主政治不仅仅是政党的，更是民众的。二十世纪政党政治已经被群众运动超越，替代。要中华民国护照就是一种群众运动。要护照是一种以恢复行宪的权利运动，直接处在国家与个体的效忠与庇护的关系之中，不需要政党政治作为中介。所以利用不利用国民党的政治符号，一点也不关键。我在《告别“党内性”与“知识分子主导”》说，东欧转型和阿拉伯之春革命，都不是反对党主导的转型。
中国转型肯定是建立在“去国共”的前提之上，而不是国共合作。一个不伦不类的人妖，一个阴毒狠辣的太监，合作起来与民主无关。蒋介石的“干儿子”康国雄在48年就提出第三党，现在又重提。
对国共合作有期待，那是对宪政不通。联邦制如荷兰，美国，欧盟，中华民国的形成，都基于权利的抵抗运动各省形成，断不可能从现有权力格局中形成。大陆民主转型之后，并不是大陆一方与台湾一方的谈判与联合，而必将会是如辛亥革命17个行省联合形成中华民国一样，将来必是香港，新疆，西藏、福建、台湾等多个省份谈判与联合再次确认联邦，恢复中华民国国号，恢复大陆地区的行宪。
民主并不是政党分赃，坚持国共合作的，就是延续政党分赃的奴才心理。并不是离开了政党政治，就没有了民主宪政，相反如美国的例子，正是一定程度上制衡政党政治，才好起来。
中国民主转型，一定要建立“去国共”的前提之上。民主和国家福祉，并不依赖于一个政党。国民党在台湾转不转型，不关大陆人民的事情，并不构成必然的推动作用。把这个看得重要的，是觉得大陆土共也可能模仿国民党转型。我的“改革已死”，就意味着建立在改革之上的思维方式，成了垃圾堆。国民党受制于民主政治的制约，不可能为大陆转型作出实质性贡献。国民党转型与大陆不会发生实质性关系。改革已死，大陆不可能如台湾那样转型。
历史精神必须有定格，有血气，有血肉，所以如何在历史之中，又在历史之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民主宪政精神确实也离不开一个载体，需要有人去承担，可被垄断的了，不好。这里很矛盾，又要人家干，又不能被垄断。
世界历史精神和民国目标远远在人和政治力量之上，他们之间的互相对立才会造成世界历史精神和民国目标更可能降临。是为普选和政党轮替的神学根基。卡尔.施密特说，在对立势力的制衡和从这种制衡中自动产生真理。
对二十世纪乌托邦革命的批判，其核心在于解除在“真理在我”的独占垄断代表权。一个需要政党轮替和法律之下的阶级斗争或者搏斗，在革命中或者竞争中，世界历史精神降临，而不是在某一个人或者某一政党的垄断中降临。人民通过革命或者革命权得以在政治中在场，就意味着打破垄断，开启历史现实性之外的为展开的可能路径：政治神学在历史必然性之外的虚形，并不是想象的，而是真实的启示。
政治当然是血气的，可是也超血气。如果顺着政治神话学的路径，一味将现实和历史神圣化，将必然性神圣化，而抹杀在历史之上的绝对性，不过是一连串虚无主义渴望和激情的精致表达。来自基督教的普世价值，对此的否定和批判，不要看成空荡荡的。
政治神学是关乎人心的，它与历史现实有关，也超出历史现实。今天很大程度人们抛弃了国民党。所以说，我的构建，超越于国共之上，而前1927年的第一共和，有一定的超越国共性。我以另外一种理由推崇1927年之前。一种民主共和的政治精神，实际上可以和其承载者结合，也可以分离独立存在。国民党比共产党做得好，但是也不如意。所以高于国民党之上来谈。
中华民族的历史，不在伟人身上，也不在一个政党身上，这不是已经是我们的共识了吗。在过去的一百年历史当中，也在历史之外。我们不能匍匐于历史的必然性之中。
在国民党身上，也没有中华民族的未来。世界历史精神，并不在于具体的人身上，也不在于具体的政党身上，而在于整个民族作为承受者。正如毛泽东观察到的，世界历史精神更能体现在不同群体的斗争带来的结果上。国共都是魔鬼，魔鬼与魔鬼的竞争，才是上帝所喜悦的。虽然这个进化之路，代价惨重。
政治神学确实离不开，领袖崇拜，政党力量或者历史事件作为承载体，但是道成肉身却高于肉身，正如耶稣回答比拉多的“真理是什么”的高度。利用领袖崇拜，政党力量或者历史事件，同时实际成熟会自然桶底脱落，利用而不受制于，甚至在领袖崇拜，政党力量或者历史事件之外，还有不被承认的承载体，例如人民。在人民之外，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还有其他肉身可能性。
中共的“新中国”概念和口号本来就是从国民党那学来的，国民党制定了具体奋斗目标、指标。民国时有很多这种宣传册子，比如主权上要收回失土，废除不平等条约，政治等要现代化，才能“新中国”。还有老毛的语录，很大程度上抄袭老蒋的。国民党如果靠近墨索里尼的话，土共则是希特勒加强版。
我试图复活政体循环学说，把百年来民国历史处理为政体循环。我《民国对当代立宪的意义》，其中有段国体与政体的区别，政体政局动荡，国体的存在兴旺与否与之无关，可能这时候，国体的存在越发强大，人民越得以在政治中在场。贵族，资产阶级和农民三波，本来是历时性后浪压倒前浪，通过混合政体，变为同时在场共和均衡。
马英九曾说如果大陆方面同意，中国国民党将在适当的时候接受大陆民众的入党申请。这个只是时间问题，具体如何操作将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有信心在大陆放开党禁后，中国国民党将成为大陆最受欢迎的政党。因为现在的中国国民党已经完全的融入于国民之中，是一个真正的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政党。
马英九极有可能是一厢情愿，活在二十世纪政党政治的浪漫记忆当中，刻舟求剑。如果国军光复大陆，我相信很多民众会加入国军，但如果国民党回到大陆，不会有很多人加入国民党，QQ有个国民党大陆工作委员会的群，冷清得令人惊讶! 门可罗雀。难道这样就不可以么，并不是国民党之外就无宪政，宪政高于国民党，并且可以随时抛弃国民党。
想从事政治掌握权力的人，与想自由的过生活的民众是不同的。总之区分两种人很有必要的，不要老强制他人，要么加入共党，要么国民党。捍卫公民社会比从政重要多了。
民国派有一个预设必须吐狼奶掉：固然二十世纪主导中国的政治力量确实是国共两党，但并不是党外无救恩，党外无政治，不可延续这两党“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将来的局面和社会经济心理条件，未必与二十世纪雷同，不可强行套入。对于奉行“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国民党党员或者精神党员，与共党党员一样，都是民国派所反对的，我们只有国家认同和宪法认同，个人和政党无法认同，否定偶像崇拜。
用国民党的政治符号借壳上市也未必一定能做好什么。即使是一种路径和策略，也不能构成一种道义上暴政，你可以走这条路，别人不需要走，用不着启蒙。蒋介石做了很大的功绩，我还可以说不要蒋。我认为没有蒋，要比有蒋强。一个人心中的伟人，在另外一个人看来是狗屎。 所以不需要来说服。
没有人能担保自己的路径绝对是真理。且这种东西不要说，不要共识，行动先于共识，有本事做出来，自然有市场，做不出来说有什么用。
离开了国民党为什么不行？我们是为了一个国家（人民），并不是为了一个政党，更不是为了一个极权主义政党。民国目标，需利用时，利用国民党，同样需抛弃时，可以抛弃国民党，对道具的崇拜，那是一种奴役和偶像崇拜。作为民国目标的捍卫者，必须以先知的身位，在权力政治与目标之间存在，不是跪倒膜拜。
我们假设1947年行宪之后国民党践行再好，我们也无需一定要顶礼膜拜，否则不外乎是党奴而已，与民主没有关系。在现实中，任何一个再努力的力量，都做得不好，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只有不断的批判否定，才能促成其做得更好。
国民党容易与不容易，不关我的事情事。我的尺度是历史法庭的裁决者，不考虑做事的困难，只问结果。这是一个民主的精神，主人公的精神。想做领导的人很多，做不好就滚蛋，毛泽东说，死了屠夫张，就吃混毛猪？推崇《神雕侠侣》中推选丐帮帮主的办法，谁当选了帮主，就朝他吐口水。这是民主政体的特征之一，如总统其实是一个唾沫桶，用来被人骂的。
基督教传统有一个很好的偶像崇拜批判，离开不了肉身，但不要成为诺斯蒂主义。我再找一个例子，例如台湾民主制度，把贪污的陈水扁总统抓起来，不是证明民主不好，而是证明民主很好。《圣经》中犹太人容易败坏的背叛上帝的，包括大卫王也有罪恶之处。所以道义和世界历史精神并不垄断于少数人身上，陈水扁贪污被抓，反而证明民主的长处。
总之，历史和政治都是超善恶的，处于个体和道德的彼岸，把伟人当做罪犯，正是让历史和政治不会被欲望，偶像崇拜所扭曲。历史是超个人，也是超伟人的，辱骂伟人，不等于辱骂历史。相反正是尊崇历史，才贬低伟人。
文革之后对国共两党所主宰的历史的虚无化，否认历史事实性规范效力，站在这种绝对高度，不要认为它是虚幻的。它在未来中。是一种模拟“天国降临的叙事”。
所有的历史性批判，都是为了当下的当代历史。也就是说，我认为启蒙派的核心目标并没有什么错误，而是其展开方式与当下条件中发生了错位。我们的历史批判，是一个历史法庭，我们没有必要为历史的必然性辩护，因为这是我们对历史人物本身的态度，而不是历史事件本身的认识。
做政治神学，对于我来说，就是民国的政治精神，是我的民国。政治制度是政治精神的表达，在历史之中，也在历史之外，所以基本与民国史中的具体人具体事件无关。打个比喻说明，例如某某人做了一个基础设施，延续到今天还在用，我们并不需要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念叨念叨此人的姓名，当年他们如何做。只要说这个基础设施如何，如何进一步修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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