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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鋒（右）是香港知名的專欄作家。1997 年64之夜和金鐘合影於香港維園。這是他最後一次參加六四燭光晚會，6 月30 日即告別香港移民美國。 |
金鐘按：凌鋒是和我們一道走過香港九七回歸現場的老朋友，也是香港知名的中國問題專欄作家。在中國與香港的許多感受上和我們深深共鳴。本文記錄他的一段心路歷程。
最近我在台灣接受香港一位大學生的採訪，其實是交流，因為我也從他那裡進一步了解到香港年輕人的一些想法，尤其是談到「香港自治運動」，勾起我的不少回憶。在台灣舉辦的國際人權紀實攝影展《沉默的目擊》，也見到前來參展的香港活躍社運人士。那一波的香港社會運動是從二○○七年保衛皇后碼頭開始，這也讓人想起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那個大雨滂沱「夏日最後一支玫瑰」的日子，代表港英統治的英國查理斯王子與末代港督彭定康下旗回國，由皇后碼頭登船告別香港。
回憶在香港二十一年專欄寫作
香港開始了由共產黨統治的時代，十五年來以踉蹌的步伐走到今天的沉淪，讓深受香港皇天后土大恩的我感慨萬千。我對「香港自治運動」的關注，是在遊行隊伍中出現龍獅旗，以及出現「反蝗」以後。我不大認同「反蝗」的完全切割手法，但是理解他們為何會有這樣的做法。至於龍獅旗，沒有想到聲勢會日漸擴大，香港的年輕人比我這個在香港住了二十一年的「老一輩」還熱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引發我的思考，尤其還看到吳康民與林行止、《信報》有關反共與土共的論戰部分文章。
我於一九七六年從上海移居香港。除了在工廠打工外，業餘為報章寫稿，主要評論中國政局，逐漸轉行到報館工作。一九八二年深秋，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香港前途問題提到日程上以後，《信報》作為財經報章擴大評論版，注入許多政治議題，很合我意，我開始給《信報》投稿。也是在那段時間，在與《明報》的農婦（編按：農婦為明報專欄作家孫淡寧筆名）聚會時見到《信報》老闆及總編輯
林行止（林山木）先生。一九八三年九月，我從《中報》跳槽到《信報》出任評論版編輯，並開始以「凌鋒」的筆名撰寫《人在香港》專欄，一寫寫了四年半
那時，開始了中英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香港政局動盪不安，股市、樓市與港元匯率大瀉。在香港商業這樣發達的城市，我開始投資的股票立即受到慘重的損失，但是在港元暴瀉的九月二十三日，超市出現搶購潮，我深信港府不會見死不救，遂斷然以一比九點六的匯率賣掉在美國華文媒體寫專欄所積蓄的美元稿費。第二天是星期天，港府決定推行一比七點八的聯繫匯率制度，一舉賺了幾千塊，是我從事小投資後第一次有所斬獲，也讓我從此更關注經濟金融問題。
以「民主拒共」替代香港獨立
當時《信報》的立場是「中國不可信，英國不可靠」，但是並非「港獨」立場，只能理解為「香港本位」，也就是凡事須以香港利益來優先考量。對香港人來說，這很正常，但是如果是大中國心態，就是缺乏愛國情操。
因此，它的立場還是引發中方強烈關注。我一些在左派媒體工作的朋友就喜歡問東問西，尤其是打聽一些作者的真實身份，讓我不勝其煩。後來才了解，他們要給香港的專欄作家進行「左中右」的排隊。但是我也謹守原則絕對不會透露，而評論版的稿子也的確由林行止把住是否採用的關卡，我只是執行而已。因此我也的確不知道許多作者的身份，例如已經身故，當時在中新社工作的一位朋友，後來主動告訴我，我才知道原來那個筆名就是他。
鑑於我在中國的經驗，以及我的中共黨史專業對中共功利主義的認識，我是不相信鄧小平「五十年不變」與「高度自治」的保證。何況即使是當時，原先透過黃夢花議員傳出來不駐軍的承諾，也被鄧小平以「胡說八道」來否定。因此我也關注有沒有人主張香港獨立來抗拒中國收回主權。但是總編交給我的所有稿子，沒有主張香港獨立的，只有星期天的「讀者之聲」，有一位新界的讀者來過兩三篇投書主張香港獨立，用的是筆名。
我內心裡主張香港獨立，不必因為中共收回香港逼我再次流亡。但是也不敢公開提出，不但人微言輕，而且勢必受到圍攻，戴上「漢奸」帽子，甚至喪失生計，何況獨立也有許多難處。當時我們對人權這個普世價值還缺乏認識，哈維爾也還沒有提出「人權高於主權」的理念，因此我的觀點就是「民主拒共」，因為不能保證中共在九七可以民主化而拒絕中共在九七收回香港；何況中共不承認十九世紀所簽署的不平等條約，為何只承認與英國簽署的不平等條約而將九七作為大限？
●凌鋒九七後在北美、台灣，
仍然是一位活躍的媒體人。
抵不住香港排山倒海的民族主義
中共當時以「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等來煽動民族主義，也有香港導演配合拍攝相關電影，他們深受港英的庇護而反水，我不齒他們的所為。有人以中共將破壞香港這個「現代圓明園」來反擊，我十分贊同。同時中共以中國廉價副食品的支持來證明香港的繁榮是因為中國的支持，我則以中港互利，以及中國的副食品同樣支持上海、北京，為何那裡就不繁榮來駁斥。證明根本問題是在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還是社會主義制度，而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就是默認資本主義優於社會主義。
可惜我們還是抵不住排山倒海的民族主義衝擊。即使當時泛民前身的壓力團體，也認同必須回歸，只是冠之於「民主回歸」罷了。李柱銘、李鵬飛的青年才俊代表團就到北京溝通，中共更邀請大批名流到北京，進行統戰，曉以「大義」。當時劉迺強在《信報》有兩個專欄，星期天用真名寫的專欄，就公開表示，即使因為中共不好，回歸是香港的災難，他也認了，誰叫他自己是中國人。
中文大學學生會還寫信給趙紫陽表達希望「民主回歸」之意，趙紫陽也回信表示認同，結果卻是六四後連趙紫陽自己也被軟禁而成為反諷。當時我的反共觀點被認為「激進」，因為共產黨不是改革開放了嗎？
我注意到當時有一則不太為人注意的報道，那時的布政司夏鼎基離任回國時對朋友表示，英國當時想與香港市民結合，向中國爭取更多的權益，但是由於香港人都認同回歸，他們處於孤立狀態。也的確，開始中英會談時，英國代表團成員有一位香港華人高官曹廣榮，但被中國打回票，說這是「三腳凳」的陰謀，企圖以香港民意來破壞談判云云。香港人沒有起來疾呼，從此香港民意就被丟進垃圾箱了。
被懷疑台灣背景而低調行事
英國的「中國通」與中國的談判比較軟弱，六四後彭定康出任香港末代總督，雖然想挽回頹勢，可惜為時已晚，一批「港英餘孽」已被中共統戰（如范婦人就已「忽然愛國」而公開對抗），工商界與中共的利益關係也已難分難解。中共遂以「三違反」痛斥彭定康，把他醜化為小偷、妓女、跳探戈舞者。不過他的傑出政治手段與民主風範，還是給香港人留下深刻印象，並且把港英的統治「維穩」到最後一分鐘。他給香港人的最後一個大禮，就是開放BNO（英國海外屬土公民）護照給香港人，以安定民心。
由於我的「激進」立場，一九八六年我到香港大學擔任張五常教授的助理研究員時，當時張教授在香港新華社的一位學姐勸告他注意我的「背景」（我因為在美國的台灣報章寫稿而被當作「台灣背景」）。我們常到深圳做中國改革開放的調查研究，現任政協委員的香港一位左派媒體人打小報告給深圳市委有關我的台灣背景，甚至造謠說我的兒女都已經送到台灣讀書。不過最後我到台灣定居也許證明此人的英明預見；對我來說，則何必擔此虛名？
所以一九八八年九月我陪同張教授與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夫婦到北京會見趙紫陽時，我擔心害到當時地位已經不穩的趙紫陽，所以非常低調，沒有見報。接見後當晚，在香格里拉酒店見到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他從名片上只知我是林某人而不知道就是經常在《信報》向他開砲的「凌鋒」。不過六四後我兩次被沒收回鄉證不准入境，是拜香港新華社周南與張浚生所賜，對此終生難忘，但他們不敢承認。
哈公應對統戰：飯照吃，共照反
「革命就是請客吃飯。」這是我的一篇文章標題。許家屯到香港後，大肆開展請客吃飯的統戰工作，評論界也不例外。當時我最佩服的專欄作家是哈公（許國），他的粵語怪論令人拍案叫絕，因為他是左派的長城電影公司出身，對老共那一套的箇中三昧瞭如指掌，並有切身感受，所以文字維妙維肖，雖然他是福建惠安人。哈公是許家屯在作家中的第一個統戰對象，吃完統戰飯後，他對我說：「飯照吃，共照反。」這句話讓我受用無窮。（中共統戰香港，有云九七後「馬照跑、舞照跳」。）
我們還是要務實，透過正常途徑賺錢吃飯，否則沒有生存、反共的能量。一九八七年哈公與金鐘、許行創辦《解放》月刊（本刊前三年刊名），當然也是針對老共「解放」香港的反諷，這就是《開放》雜誌的前身。但是沒有幾個月，哈公就因病逝世。以我對共產黨的了解，對還沒有到手的東西，共產黨會投下巨資來討好，維持香港「安定繁榮」讓投資者放心，也保住它的面子，所以我一方面對香港前途沒有信心，但並沒有從投資市場退出。
因此中英有關香港前途的協議簽署後，股市樓市反彈，我在股市也積累了第一桶金，一九八六年底以兩成首期買了銅鑼灣百德新街的一個舊單位。一九九七年這個單位漲到數倍價格脫手，成為移民後支持我養老的資金。這是我一生中最成功的投資，連同出脫的股票，避開了亞洲金融風暴。但是後來還是捲進美國的網路泡沫，所幸沒有傷到筋骨，這是後話。
盼香港世代合作民主薪火相傳
從香港自治運動的興起，我體會到香港的黃金時代的確不再。不要說自由、民主在萎縮，投資環境也越來越差。中資瘋狂炒起樓價，股市大鱷情況更見複雜，風險也更高，香港年輕人既看不到民主前景，即使不問政治，也因為民生問題而難以安居樂業，怎麼不會懷念以前的港英統治？中共從政治上的極左變為極右，經濟上的社會主義的平均色彩也泯滅而成為瘋狂掠奪老百姓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甚至是買辦資產階級，導致貧富差距擴大。
因此香港自治運動的教主陳雲主張香港政治上要右擺（反共）而經濟要左擺（福利），得到越來越多年輕人的支持。現在的香港青年，是中港台兩岸三地有最清楚認識的年輕人，他們比中國的年輕人享受到資訊自由而容易了解事實真相而辨別是非；又因為已經落入中共統治而殊死一戰，比還在馬英九「民主」與「中華文化」欺騙下而不知危機已降臨的台灣年輕人有高昂的鬥志。
他們成為抗爭的先鋒，不但促成香港社會的「激進化」，也因為中共魔手以洗腦的「國民教育」施展到小學生身上而造成抗爭的「低齡化」。七月二十九日由「學民思潮」發動的抗爭，召集人是十五歲的中學生黃之鋒，是中共自食「劉胡蘭」的惡果。
感謝信報給我開展人生第二春
我作為「老一輩」，對這一代的香港年輕人有愧疚感，因為當年沒能夠有更好的辦法，使他們免於因為香港的沉淪而受苦；因此我也理解他們日益激進的想法與做法。只是泛民的大佬們恐怕還拿捏不到香港的脈搏，才日益失去年輕人的市場。不過，也不能埋沒老一輩的努力，正是他們對民主的堅持，例如支聯會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才使民主的薪火代代相傳，沒有被中共成功洗腦。香港的未來，還須世代的理解與團結，共同爭取。
就是工商界與左派，恐怕也要重來一次洗牌。像製造冒牌貨的曾憲梓這種人，早就應該丟進歷史垃圾堆；但是吳康民是當年香港「土共」中我比較敬重的一位，因為他的思想比較開放，為人也正派，不過早先看到他罵唐英年「叛國投敵」，到最近對《信報》的抨擊，大感他越來越僵化了，很為他可惜。在社會矛盾激烈衝突的時候，建制派中的自由黨，可以發揮緩衝的作用。而《信報》也是有若干曲折的道路，但是我還是衷心感謝《信報》過去所給我的一切，雖然已經易主，人事也有很大變化。它是我在香港開展人生第二春的重要起點。
——《開放》雜誌 2012年8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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