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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开来、薄熙来（右） |
2012-08-14
从伦敦奥运开幕到结束，不过十几天时间，但其间发生的戏剧性新闻事件之多，信息量之大，对中国人思想冲击之强烈，却抵得上很多年。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中国模式正在遭遇空前的价值危机。
在我看来，价值危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维护政治稳定的官方价值失灵，另一种，就是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主流价值迷失，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主导个人行为的价值观，给别人，也给自己带来越来越大的灾难。在过去两周多的时间里，我们看到，这两种危机在中国都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四年前的北京奥运开幕式暗含著对西方价值的挑战，而此次伦敦奥运的开幕式则暗含著对中国挑战的回应。英国人的回应是成功的，因为它传递的信息此时得到许多普通中国人的共鸣。北京奥运的开幕式展示，国家权力对老百姓无限的支配力可以创造举世惊叹的辉煌，而伦敦奥运的开幕式则告诉中国人，那种虚幻的辉煌与普通人的福祉毫不相干。只有在每个人的自由和尊严都受到尊重，人民能够自主合作和互助的国家和社会，才可能建设现代的文明生活。伦敦奥运开幕次日，启东事件爆发，这当然不是因为英国人的“挑唆”，但这个事件证明中国年轻人的心境已经和四年前大不相同。我还记得四年前一位中国青年站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的喷水池中，狂热挥舞五星红旗向西方人怒吼的镜头。启东事件 说明，现在中国年轻人的怒气，已经转向了用“爱国主义”来愚弄他们的当局。
薄熙来事件的爆发，令中国的当权者再也无法掩饰，他们自己其实并不信爱国主义。他们以国家的名义，不顾后果地劫掠国土和国民。为了不受惩罚，暴富的权贵们纷纷做好弃船而逃的准备。在最近的审判中，谷开来杀人案的一些细节不得不披露给中国民众。这些细节不仅印证了民众对权贵腐败的种种传闻，而且超出了他们最坏的想像。这对于中共继续玩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来愚弄国民的能力，产生了不可补救的杀伤力。
不过，中国模式最深刻的价值危机，还不是第一种价值危机，即人们已经不再相信爱国主义等官方价值，而是第二种价值危机，即非理性的价值观主导整个社会。这个危机比第一个危机后果更严重，影响更深远。
薄熙来、谷开来案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权贵精英精神世界的真相，看到了他们真实的生活和思想。此案充分说明，中国权贵精英的贪婪，已经达到了疯狂和自我毁灭的程度。谷开来的案情虽然比较极端，但对于中国权贵阶层并非没有代表性。过去二十年，中国权贵迅速积聚巨额财富，其中许多财富来之不义，而且来的太容易。这不仅害了国家和社会，也害了他们自己。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模式的起点是大家都穷，但与此同时，毛泽东时代举国艰苦奋斗，也打下了一个现代工业的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把这个基础与西方技术和市场相整合，创造了一个极大的财富增长空间。由于大量资产的权利边界不清，许多人有了大发横财和不义之财的机会。薄熙来夫妇就代表了这场财富争夺的博弈中占据有利位势的实权派。但是“福兮祸所伏”，最有利的地位也可以是最危险的地位。
对于心智不成熟和没有大志向的人来说，发横财往往是祸而不是福。国家亦如是。中国模式的价值危机，既有制度根源，也有文化根源。制度根源比较容易理解，一党专制的中国既没有法治也没有民主，当财富大量涌现的时候，谁权力大，瓜分的机会就多。这个制度逻辑自然会助长迷信权力和迷信金钱的价值观在中国迅速膨胀。
对于中国价值危机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已有中国学者作较深入思考。最近看到许纪霖的好文章“中国遭遇达尔文——福耶、祸耶？”。文章指出，中国文化和政治精英的精神衰落和腐败，是晚清和民初的大趋势。看来中共革命没能扭转这个大趋势，过去二十年的经济繁荣，更是加剧了这个大趋势。这个论断如果不错，中国模式将有一段更加黯淡的岁月。
四年前的北京奥运开幕式暗含著对西方价值的挑战，而此次伦敦奥运的开幕式则暗含著对中国挑战的回应。英国人的回应是成功的，因为它传递的信息此时得到许多普通中国人的共鸣。北京奥运的开幕式展示，国家权力对老百姓无限的支配力可以创造举世惊叹的辉煌，而伦敦奥运的开幕式则告诉中国人，那种虚幻的辉煌与普通人的福祉毫不相干。只有在每个人的自由和尊严都受到尊重，人民能够自主合作和互助的国家和社会，才可能建设现代的文明生活。伦敦奥运开幕次日，启东事件爆发，这当然不是因为英国人的“挑唆”，但这个事件证明中国年轻人的心境已经和四年前大不相同。我还记得四年前一位中国青年站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的喷水池中，狂热挥舞五星红旗向西方人怒吼的镜头。启东事件 说明，现在中国年轻人的怒气，已经转向了用“爱国主义”来愚弄他们的当局。
薄熙来事件的爆发，令中国的当权者再也无法掩饰，他们自己其实并不信爱国主义。他们以国家的名义，不顾后果地劫掠国土和国民。为了不受惩罚，暴富的权贵们纷纷做好弃船而逃的准备。在最近的审判中，谷开来杀人案的一些细节不得不披露给中国民众。这些细节不仅印证了民众对权贵腐败的种种传闻，而且超出了他们最坏的想像。这对于中共继续玩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来愚弄国民的能力，产生了不可补救的杀伤力。
不过，中国模式最深刻的价值危机，还不是第一种价值危机，即人们已经不再相信爱国主义等官方价值，而是第二种价值危机，即非理性的价值观主导整个社会。这个危机比第一个危机后果更严重，影响更深远。
薄熙来、谷开来案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权贵精英精神世界的真相，看到了他们真实的生活和思想。此案充分说明，中国权贵精英的贪婪，已经达到了疯狂和自我毁灭的程度。谷开来的案情虽然比较极端，但对于中国权贵阶层并非没有代表性。过去二十年，中国权贵迅速积聚巨额财富，其中许多财富来之不义，而且来的太容易。这不仅害了国家和社会，也害了他们自己。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模式的起点是大家都穷，但与此同时，毛泽东时代举国艰苦奋斗，也打下了一个现代工业的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把这个基础与西方技术和市场相整合，创造了一个极大的财富增长空间。由于大量资产的权利边界不清，许多人有了大发横财和不义之财的机会。薄熙来夫妇就代表了这场财富争夺的博弈中占据有利位势的实权派。但是“福兮祸所伏”，最有利的地位也可以是最危险的地位。
对于心智不成熟和没有大志向的人来说，发横财往往是祸而不是福。国家亦如是。中国模式的价值危机，既有制度根源，也有文化根源。制度根源比较容易理解，一党专制的中国既没有法治也没有民主，当财富大量涌现的时候，谁权力大，瓜分的机会就多。这个制度逻辑自然会助长迷信权力和迷信金钱的价值观在中国迅速膨胀。
对于中国价值危机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已有中国学者作较深入思考。最近看到许纪霖的好文章“中国遭遇达尔文——福耶、祸耶？”。文章指出，中国文化和政治精英的精神衰落和腐败，是晚清和民初的大趋势。看来中共革命没能扭转这个大趋势，过去二十年的经济繁荣，更是加剧了这个大趋势。这个论断如果不错，中国模式将有一段更加黯淡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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