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王事件的背后，是中共在十字路口要往哪个方向上走的大是大非问题。回避“重庆模式”的政治路线，恰恰暴露了中共在政治上的尴尬和危险。
“七八年来一次”的权争周期
中共内部的权斗和政治绞杀由来已久，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叫“路线斗争七八年来一次”。“路线斗争”当然是毛泽东故作玄虚的说辞，却道出了中共权斗确有周期规律。毛时代如此，邓时代何尝不是？即便到了江、胡时代，周期律依然如故，从陈希同到陈良宇，从陈良宇到薄熙来，这道坎还真是迈不过。本来还可以遮遮掩掩、暗箱操作，可王立军在美领馆一出惊险大戏，楞把事情捅到桌面上，捂都捂不住。这才叫人有七算，天有八算。也算是毛泽东的“英明预见”，看到党内为政不仁、权斗不断的必然。
在现代国家，政治有它自身的内在逻辑，权力转移或更迭是在宪法框架中运行。但中共却是例外，于是有人以“中国逻辑”揶揄之。所谓“中国逻辑”其实是中共自身的“逻辑悖论”。中共内部不断演绎的血腥权争，就是这一逻辑悖论使然。合逻辑而生，悖逻辑而亡，是世间万事万物生长发展的规律。以共产主义为幌子，以误国误民为己任的中共，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身陷建党宗旨与政治目标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悖论中。
所谓逻辑悖论，是一种表面上自圆其说，却在逻辑推导中得出自我对立、相互矛盾之结论。而中共的逻辑和“谎言者悖论”没有什么不同。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剥夺剥夺者”，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共享。然而在社会的实践中，这里的每一个政治理想都会遇到现实的无情反讽。比如“剥夺剥夺者”，这本身就是悖论。“无产阶级专政”中谁又是无产阶级？能够实行财产人身专政的阶级哪还有“无产阶级”的固有属性？财产公有共享，谁又是代表者、分配者？“三个代表”的代表者是专制独裁还是公有共享者自身？每一个假定，都会在实践中陷入自我否定的怪圈。诸如此类的逻辑悖论，在中共系列的建党理论中比比皆是。它的每一条理念，都通过实践走向自己话语的对立面。
重庆『唱红打黑』胡暗中默许
从1921年起，中共就带着这一逻辑悖论走到了今天。如此的悖论在打天下时还可以坑蒙拐骗，而到了坐天下时却处处曝光露馅。眼下令胡温当局焦头烂额的还不是薄王事件本身，而正是与自身逻辑悖论相关的结案定性的说辞。在老和尚“无法无天”的年代，“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斗争，必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即便在那个时候，刘少奇被开除出党的定性理由，还是在历史上的“叛徒、内奸、工贼”上，而不是毛刘共同领导下的“十七年修正主义”时期。道理很明显，刘少奇统治了“十七年”，作为主席的毛泽东又该当何罪？同样，要是薄王“唱红打黑”重庆模式都形成了一条反对改革开放的思想政治路线，又让胡锦涛和政治局一班常委的脸往哪摆？这把火不是要烧到胡自己的头上？话又说回来，政治路线？谁是为首的头儿？是后面的江，还是前面的胡? 明摆着的事儿——没有高层的怂恿，没有胡的暗中默许，没有常委、政法委的公开操作，重庆的试点哪里会唱得那么红，打得那么黑？！诚然，薄熙来事件中也许真有一些刑事问题，但他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在政治上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会比刑事问题小吗？更何况，他在重庆无法无天、草菅人命，里面的刑事问题还会少吗？
最近，胡温时不我待，急着要在十八大前的权力布局上将薄王事件定案，千方百计要在政治纪律、经济贪腐、刑事纠葛甚至男女关系问题上做文章，以回避支撑“重庆模式”的政治基础，这就可以看出中共在自身的逻辑悖论中的无奈。回避政治问题，就是回避自我悖论的实质，回避了中共在政治上的尴尬和危险。这在技巧上和政治上虽说不上上策，但以解燃眉之急论，只算是个中下策。
回避薄熙来背后的思维模式
薄王事件的背后，是中共在十字路口要往哪个方向上走的大是大非问题。中共的逻辑或曰“中国逻辑”常常是：要那么说，却绝不那么干；要那么干，又绝不这么说。过去的“姓社姓资”、“经改政改”等问题，人们见得多了。从现在中共急切地寻找薄熙来身边罪证的情况看，显然是欲在处理上尽量与思想路线方向无关，但又要干净地清除换届的绊脚石。
而悖论、隐患、危险却正在这里：是清除眼下之患，还是断党内极左势力的复辟之念，这正是考验现任中共当局上台伊始提出的“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温家宝说，对薄王事件的处理“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究竟是拿贪腐犯罪事实结案还是拿政治问题定性？这对胡温当局，实在是一个左右为难的事。
可以说，以什么样的方式处理薄熙来事件，是历史留给胡温政权为政十年能否真正有所建树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避重就轻回避薄熙来背后的思维模式和习惯势力，中共未来的麻烦将会更大，更难以跳出自身悖论的死穴；如果能够真正从支持还是反对改革的思想、路线、价值取向上“上纲上线”，借此破解逻辑悖论的魔咒，倒还可能为下一届班子的改弦更张留出足够的空间，进而走出中共逻辑悖论的怪圈。尽管对于后者，坊间人士多不看好，因为毕竟是邓、江沿袭下来的固有传统，你要它自抽嘴巴，何其难也。
况且，薄熙来不是孤军作战，正因为后有靠山，前有势力，薄熙来才“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高叫着“我还会再回来的！” 薄熙来自认为站在正统的制高点，你有市场经济，我有红旗高举；你是歪嘴和尚，我是根红苗正。可想而知，薄熙来之后，还会有无数的薄熙来。不破除中共的逻辑悖论，不在政治层面上说话，中共内部围绕现实利益的权争还远远不会了结。再者，你不拿政治层面说话，他就要“理直气壮”地拿“道路”“旗帜”说事。
中共改革派面临着两大危险
与俄罗斯苏共解体后的改革不同，中共是沿袭原有体制的跛脚式的改革。表面上看，经济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政治上仍紧抱着“党天下”不放，于是才有了进步的经济实力与落后的上层建筑间的巨大背反。正是这个巨大的反差，使中共三十年的“跛脚改革”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对照中共理论教科书，“原始资本主义积累时期的腐败与罪恶”在中共治下闪亮登场：社会道德沦丧，权贵寻租猖獗，贫富悬殊巨大…..这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整个社会都具备了爆发政治冲突的现实基础和条件。难怪为薄熙来站台的左派学者们，以中共之矛，击中共之盾，以马克思主义的片言章句“名正言顺”地提出“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问题。
当下中共改革派面临着两大危险。一是党内的原教旨主义，试图通过“唱红打黑”式的运动笼络人心，彻底清算三十年改革；二是人民群众“借势出徐州”，掀起新一轮大规模群体事件，摆脱一党专制的魔咒。这就是重庆人民私下抱怨的“龟儿子政府要我们唱革命红歌，却不准我们唱红歌革命”。因此，胡温抽刀断水的处理方式看似断了左派的口实，却给后任者留下了新的隐患。
年底中共十八大召开，习近平出任当无悬念。古人云：新官上任三把火。不过依笔者言，而今眼目下不是习自己有什么火，而是急需寻找到新的办法平息烧在中共眉毛下的三堆火——暗火、明火与政改之火。
烧在中共眉毛下的三堆火
暗火——即上述以马列主义为建党基础的逻辑悖论。这是中共“自改革”的致命伤，中共革命党的政治理论就是引火自焚的理论，当年邓小平可以有威望有魄力用“不争论”来暂时熄火；新一届政治领导人却无法回避身边薄熙来式的人物，他们对任何一起群体性事件的处理都会冒出“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的诘问，来要挟、绑架为政者。
明火——明者民也。当今科技进步，互联网和微博联系着几亿网民，信息化已经实现了人们盼望已久的“公开性”，消息封锁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除非你断网。在老百姓眼里：要的是发展不是政绩，要的是和谐不是停滞，要的是环境不是ＧＤＰ，要的是民主不是专制。近年来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要求公平公正与民主政治的诉求此起彼伏。老百姓的每一次诉求都是在呼吁中共改变固有的话语逻辑，放弃名不副实的逻辑悖论。
政改之火——经济发展而政治滞后，正是所有专制政治面临的历史悖论。利比亚、埃及、突尼斯、也门的前执政者和叙利亚当局都是由于实行极权统治、一党独大、禁止言论自由，拒绝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将自己带入内乱、倒台甚至内战的死胡同。今年以来，中共更是风雨交加，内外交困，甚至到了兵临城下、四面楚歌的境地。很明显，如果继续沿着固有的逻辑走下去，政党的自改革跟不上社会转型的步伐，最后只有一种选择，要么是和平解体，要么是革命风暴。
习近平能学蒋经国顺应历史吗
政治的最终较量不是你手中有多少筹码，而在于出牌的时机。纵观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的政局演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执政当局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失去了洗心革面的最佳机会。也许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致死都不会明白，自己在反对派面前挤牙膏式的改革中不是都一一让步了吗？阿萨德甚至就政党法颁布了总统令，允许成立新的政党来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共同执政。但是，这一切对于动荡中的叙利亚来说已经太晚了。
对中共来说，胡温大胆处理薄熙来事件正当时。如果仍然虎头蛇尾，不愿承担责任，犹抱琵琶，不旗帜鲜明地张扬政改，抛弃自身的逻辑怪圈，就真正是在悖论的死胡同中垂死挣扎了。中共真要实行政治改革，其实并不难，以国家社稷、民族振兴为重，放下身段，在建设大中华的基础上推动两岸政党的平等对话，共同拟定新的国家宪政大纲，共建民选机制，重塑政党形象，就可能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二十多年前，国民党内的改革派人士寄希望于蒋经国先生，终于不负众望；展望未来，中共的改革派仍然有理由寄希望于习近平先生，顺应宪政民主的历史潮流，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的未来。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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