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新世纪配图）
我有幸在何方先生出版这两本书之前，与他相识，成为忘年交。
那年李慎之去世，社科院美国所的赵梅将何方先生的《悼慎之》给我，让我编入纪念文集，我第一次读到何方先生的文章，知道何方与李慎之关系很深，年龄比李慎之还大。
此后不久，我从何家栋先生处又看到何方的四篇党史笔记，是研究延安整风的，感到水平颇高，有大师风范。一个外地做出版的朋友来北京，问我最近发现什么好的选题。我跟他说，何方正在写一部党史研究著作，分量很重。他马上问我，可否一起去拜访何方。于是，我与何方先生电话联系，他欢迎我们去。
何方家住顺义，离市区很远。那天一边打车一边问。当时北京的出租车还是每公里一元六角，就这样，车子开到何方家还是花了七十元。我到了何老家才知道，社科院给他分的房子在城里，楼层很高，没有电梯，他们年事已高，上楼不便。所幸何方夫人宋以敏的父亲是台湾会计界的泰斗，临终前想送给女儿一套房子，于是他们就用老人的赠款买了这套位居顺义的商品房。
何方夫妇对我很热情，因为此前互有耳闻。何方说，李慎之比我活动能量大，一些人我先认识，介绍给李慎之，后来却成了他的朋友。何方侃侃而谈，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时常跳出，令人耳目一新。我当时已经开始编《口述历史》丛书，马上意识到，遇上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当事人。于是，我问何老，是否有兴趣做口述历史。如果愿意，可以由我太太邢小群与他合作。何方此前看过邢小群采访李慎之等一些老人的文章，印象很好。当时何老的《党史笔记》尚未杀青，仍在加紧笔耕。我说，口述采访不影响写作，精神上也是个调剂。于是，他同意由邢小群对他采访。
何方先生是陕西临潼人，生于1922年。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在延安外语学校学习俄文，抢救运动中挨过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6年曾参加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外交部分的起草。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倒了楣，何方在外交部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安徽劳动，几乎饿死。改革开放以后，何方复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等职。他曾与李一氓、宦乡向中央建言，改变对时代的判断，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变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放弃“三个世界”理论，对外交内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试想，如果把当今所处的时代，仍然判定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势必对外输出革命，四面树敌，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不断，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什么民生的改善，就都谈不上了。
李慎之知道他对中共党史有独到见解，建议他离休以后，把研究重点从国际问题转入中共党史。何方和张闻天夫人刘英有多次深谈，了解于史无载的内情。他谈到为什么在耄耋之年改行研究中共党史时说：“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赞成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造神造假。许多亲身经历和有目共睹的事竟被掩盖或弄得面目全非。这就使人感到，讲了六七十年的实事求是，至今仍然只是个口头禅，说的和做的，内部谈的和对外讲的，往往不一致。”他既是严谨的学者，又是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还是大彻大悟的思想家，所以他的书不但史料扎实，逻辑周密，在恢复历史真相方面有大面积突破，振聋发聩的新鲜见解也触目可见。连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供职的专家，也不能不对他表示：佩服，佩服！
邢小群先后采访了何方二十多次，每次半天。当时她不会开车，从我家到何方家直线距离十几公里，但乘公共汽车要绕行三十公里，换三次车，每一趟要花两个多小时。与何方交谈以后，小群又请她妹妹帮助把录音变成文字，小群再梳理成初稿。然后，再请宋以敏老师订正人名地名，打印出来，交何方先生修改润饰。何老做了一辈子文字工作，别人整理的稿子，总不如自己的行文合意。于是，他又从头改写。特别是书的后半部分，他觉得既然总结一生，就要系统表达自己对重大问题的思考，于是他自己执笔加了十几万字，最后取名《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
何老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在日本也享有崇高的学术威望。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学部，他被评为荣誉学部委员。但他并不以此自得。他对冯兰瑞、李泽厚等学者被排除在荣誉学部委员名单之外，颇不以为然。院里通知他参加颁发证书仪式，他一看议程，学部委员的证书由院长颁发，荣誉委员的证书由院党组成员颁发，于是谢绝出席。这次社科院一共评出47名学部委员和95名荣誉学部委员，前者是在职人员，后者是离退休人员。无论从资历还是学术威望，荣誉委员显然高于委员。如此安排，不知当事者出于何种考虑。即便只讲尊老敬贤，也不应如此。何老觉得，这样参加，有失尊严，所以表示不去了，院里只好把证书送到他家。
（ 博客中国）
（何方，新世纪配图）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