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撤销非法的出版禁令，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自由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同志：
我是离休干部，国家一级编剧、作家任彦芳，作为中共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泣血含泪给你们写封信，要求撤销有关部门给新闻出版部门的种种禁令规定，切实保证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落实十七大提出的公民的表达权。
图为任彦芳
我是烈士遗孤，1946年9岁参加革命，1960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先后在中国文联，长春电影制片厂、吉林省作家协会、河北省歌舞剧院、河北省艺术研究所工作做编辑、编剧、专业作家、副所长等职；1997年在中国评剧院离休。
1962年冬我到兰考便与焦裕禄相识，我家与焦裕禄家作了邻居。1964年焦裕禄逝世，1965年，我由长影安排到兰考组织创作电影《焦裕禄》；我为了深入生活参加了兰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2月我发表中国第一部写焦裕禄的长诗《焦裕禄之歌》；文化大革命中，我曾因说真话，被打成“为刘少奇、为右派翻案的反革命集团”小头头，后又怀疑“516”分子，接受了近六年的审查；党的十一届三中会后，得到彻底平反，退还了我的检查交代有六十万字；其中涉及到兰考问题的就有近二十万字。1980年，我应中共兰考县委和开封地委的商调，到兰考参加关于在宣传焦裕禄上失实问题的调查三个月。我看到了兰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会后，实行“大包干”两年发生的巨变，老百姓第一次扔掉了讨饭棍，兰考广大干部群众要求，希望我写出几十年兰考变化的作品，但因我有本剧院的任务，没有实现；1998年，我离休后回到兰考，这时多少老同志再次向我提出将兰考几十年的真相写出来的强烈要求，包括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焦裕禄的继任书记周化民、焦裕禄的老领导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和焦裕禄时县委班子的老同志们，大家都希望我担此重任，因为我是兰考几十年历史的见证人。义不容辞，我便开始采访；经过两年时间，我于2000年完成了一部纪录兰考焦裕禄与身后五个县委书记的命运的作品《谎言的悲剧——我和兰考的交代》，完稿后，我听取了当事人的意见进行修改，2001年，这部书稿得到老同志们的认可，认为这是一部说真话写真情的好书，只盼望能早日出版，以有利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对后人是一个历史教育和交代。
这部写真实历史的书，八年来竟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出版。
这部书先后经过了中国文联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等二十家出版社，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部应该出的有意义的书，但不敢出，因为上边有种种禁令，怕因出版我的这部书而受处理，甚至会丢掉饭碗。一位在英国工作的韩野炬先生，看了这部书稿，非常喜欢，他下决心要它面世，他利用关系寻找了多家地方出版社，也同样没有结果。于是他建议我在香港出版，也找到了香港想出此书的出版社，他也联系了在英国出版；我拒绝了此建议。因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相信在中国大陆找不到可以说真话的地方，不相信这部多少老同志日夜盼着出版的书找不到出版的机会。
2006年，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我书中所写的主人公之一周化民同志先后离世，他们念念不忘的这部书却没有能在生前看到出版，老同志当事人的一个个离去，我更加觉得出版的紧迫了。为了给出版社壮胆，2005年我先在《百年潮》杂志上发表了《张钦礼的悲剧》一文，把书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公开；2005年7月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在《寻找英雄焦裕禄》专题里，将全书的主要内容说出来，这里面也有对周化民，张申同志的采访。韩野炬先生将《百年潮》文章复印，将凤凰卫视的录像盘复制，对出版社说明不要害怕，不会有事的。但出版社还是说，有上边内部通知，控制得越来越紧，还是不敢出。韩先生再次提出在中国没有希望出版，还是到境外出版吧。八年了，一个八年便打走了日本鬼子，而我们八年竟找不到一个可以出版有意义的好书的地方！为此状态，我和老同志们都深为痛心寒心！
2007年6月，一个叫人兴奋的激动的消息，由韩先生传给了我，他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把此书稿交到了中共党史出版社，而得到这个出版社的认可。我到了出版社，听取了他们的修改意见，他们仍然在说上边的禁令和有关规定，我太理解了。我要按着出版社的意见修改，他们说，中国没有禁令后，有了出版自由，你再出一个原稿本吧。于是我遵照出版社意见删去10万多字，对书稿重新调整，书名改为《焦裕禄身后纪实——我和兰考的悲喜剧》；2007年9月，我把改稿交到出版社，他们说，这样内容的书，按规定还要送审。我不免又担心起来。如果上边也害怕写真实情况，这部书便又无望出来了。
我每天都在担心，无法回答不断来电话问书的出版情况的老同志。
三个多月过去了，2008年1月9日中共党史研究室终于发回了审读意见。我立即把这消息报告等待消息的老同志，九十岁的老领导张申同志说：不能因为怕出事而不敢说真话，不敢让写真实历史的书出来，这样下去要出大乱子的呀。能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这部书是对路的，它们就应出我党真实历史的书。他立即把当年的老照片寄来，可让出版社选用。中共党史研究室的审读意见充分肯定了这部书，也提出对所谓“敏感性问题”，要我做一些修改，如书中真实记录了因为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说谎，造成了1960年多少万人饿死出现人相食的惨剧部分，审读意见说“引当时一些人的话时所说人相食的问题，这些事情不是没有，但现在写还是要注意分寸。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阴暗面的描述也要有分寸”我做了修改。
中共党史研究室将审读意见送回出版社，并有给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函科审字（2008）第2号。
中共党史研究室专家审读意见写道：
书稿选题不错。作者通过个人在近40年时间里对焦裕禄事迹和兰考县变化的体验和考察，通过对当年许多当事人访问，比较全面地记叙了对焦裕禄事迹宣传、报导的变迁，比较准确地记载了“文化大革命”对兰考的破坏，对当地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摧残。在对焦裕禄事迹进行了更为准确、深入发掘的同时，揭露和批判了张钦礼借宣传焦裕禄事迹进行投机，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干部群众的罪行。同时，作者比较细腻地记叙了自己在几十年中与兰考干部群众的广泛联系与深厚感情。书稿对一些重要史实的澄清对于了解这一段历史是有意义的。
审读意见指出了书稿存在的一些问题。我接到这意见后，立即进行再次修改，春节假期我没有休息，夜以继日。并把以上情况报告给当事人年在八十多岁的老前辈们，他们听说此书终于盼到了出版的一天，非常激动并感激中共党史出版社，让我在书的后记中一定写上对中共党史出版社的感谢之情。
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近日得到通知，说新上任的总编李向前看过此书稿后，竟不同意出版了。我不知道他不同意出版的理由。据说他是因要提为正局级才调到出版社的，他害怕才上任惹事，影响官职，可以理解当今官员的心态；他大权在握，当然可以按着他的意思扼杀此部书稿；此消息让老同志们十分痛心寒心，并且感到愤慨。他们要我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
盼了八年了， 我和老同志们一同写出的这部真实的书，竟因一个人的不同意出版而又出版无望了。
我为此书稿走遍了几乎是全国的出版社。我再不抱希望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我在八年里深切感到文化专制主义对中国文化的摧残。是时候了，到真正遵守宪法规定法，保证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时候了！必需在解放物质生产力的同时，解放精神生产力，这才能产生好的有利于民族的精神产品。记得我的朋友张天民写出了《创业》后，受到文化专制者江青的扼杀后，他曾通过人上书到邓小平处，由邓小平将信转到毛泽东，毛泽东作了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在十一届三中会会开过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也希望你们也像毛泽东一样为此批示一个“此书无大错建议出版发行”可以吗？
你们所解放的不只是一部书，而是真正解放公民的言论出版的自由。将不合宪法的一切禁令撤消，改变目前的出版状况，取消审查制，一切纳入法治的轨道，公民的作品只要不违法，就要允许出版；打破出版社的垄断，不要靠出卖书号生存，与国际接轨，实行登记制。
我们党要顺民心，才能真正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我听到的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声音，对今天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是非常不满的，我们如果真是人民的代表而不是少数既得利益的代表，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只有科学的历史观才能有科学的发展观，要敢于正视真实历史，不能再有种种禁区，如不许写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亲历过这些历史的人们，都七老八十了，这是一种历史的抢救，允许他们把这经历的真实历史写出来说出来吧！这是中国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的这封泣血含泪写出的信，希望能得到你们的重视。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应该进一步思想解放，首先是中央领导人的思想解放，只有你们思想解放了，才可能有全民族的解放。要从先给公民言论出版自由开始吧，不要再将宪法当成摆设，党的一切活动要在法律的范围内，中央宣传部不要直接发号施令，发出的一切指令要合法，这是中国前途所在，果有此言论出版自由实现，则死去的革命先辈九泉之下可以含笑，活着的人们可以精神自由，你们这一代领导人必将为后人所难忘怀，历史上必将记录这思想解放的重要的一章。我以对人民对党的赤子之心，写出这些话，不当处请批评指正！
此致
敬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作家 任彦芳敬上
2008年3月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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