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大陆的一些中学语文教材推出了改革后的新版本，引人注目的是，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和夏衍的“包身工”或是不再列入正式教材，或是保留为“自选阅读”篇目。一些作家和社会评论家已经分别就这两篇文章的遭遇提出了质疑。
教材改革中范文的取舍或增减本来完全是教育界的事，但在中国，教育--尤其是教材的编写--完全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事业，而是听命于政府党的宣传机构。在党的“关怀”下，语文教材从来就承担了意识形态教育的功能，除了一些必须选入的历代文学名篇，现当代范文取舍的标准是控诉旧社会的黑暗、歌颂新社会的光明和领袖的伟大、先烈的英勇，从而加深对党的热爱。虽然近年来范文取舍的标准已大大放宽，但这个总原则并没有被放弃。
最近被排除出一些中学语文教材的这两篇文章就是长期以来服务于这个政治目的的范文。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说的是1926年北洋军阀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请愿的历史，死难者刘和珍是鲁迅的学生。这篇文章在中学课本上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它所起的作用是要让学生知道在旧中国，学生连和平请愿的自由都没有，都会遭到全副武装的反动政府的镇压。但近年来，随着官方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定性从“暴乱”到“动乱”到“风波”到或者干脆避而不谈的不断降级，1989年那场民主运动被抹黑的真相反而得到了凸显。和1989年动用几十万正规军镇压学生相比，北洋政府那点“血腥”不过是小菜一碟。和1989年镇压后全国舆论一律，谁都不敢道出真相的黑暗相比，北洋统治下全中国新闻界对镇压的同声谴责和知识界名人纷纷撰文痛斥凶手的历史显得何等光明。
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说的是二、三十年代上海日资纱厂女工的悲惨生活，它在中学语文课本上的年头也相当长了。但近年来和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打工仔打工妹以及农民工的待遇相比，那些包身工的遭遇实在坏不到那里。
2004年8月《南方都市报》的报导说广东一些地方工人“每天工作13至14个小时。吃到的菜只有南瓜和胡萝卜，油水很少。有时候还在餐具里发现上一餐的剩饭......每天工作到夜里11点多，回到12至16个人一间的宿舍，宿舍里只有一个风扇。”“每周工作六天，底薪450元，但要扣除伙食、住宿费230元，加上加班费，每月能领到的钱是400至500元。”不但如此，这些工人还常常面对雇主拖欠甚至拒绝发放工资的处境，一些民工在向雇主要工钱时不但被殴打，而且被威胁甚至追杀。工人向雇主讨工钱成了当今中国社会不公的一大奇观，乃至要由总理出面才能解决。或许正是面对这样的现实，“包身工”的政治教育作用完全被颠倒了。人们读了它，会不由得想：如果那就是“旧社会”的话，如果那就是“革命”的理由的话，那今天又是什么样的社会呢？今天我们不更需要一场恢复社会公正的革命吗？
“纪念刘和珍君”和“包身工”从语文课本上的消失说明了中共不择手段丑化“旧中国”的失败，凸显了当今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人们从这两篇文章所引起的联想和思考，会加深对当今政权合法性的质疑。正因为如此，一些奴性十足的“教育家”先党国之忧而忧要让她们从教材中“失踪” 是完全可理解的。(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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