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这篇文章在《民主论坛》刊载后，适逢中美建交纪念期，看到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北京某大学的演讲，做肯定状；又，宣称中美建交受到美国国内支持台湾派系的反对，致使他在以后的竞选中落败。
中美接近和建交，对于中国和台湾究竟发生怎样的影响，有待历史的继续演变再做最后断定——说，中美结交和中台断交，一定是正面的历史发展，现在还为时过早。其中，卡特使用的外交语言，显然有阉割某些历史事实的地方。他没有谈及中美建交对于台湾民主进程的间接促进；没有谈及中美建交，并未发生任何政治上有效的"和平演变"，并未改变中共任何极权主义行为，他也并未谴责89发生的六四事件——这个事件的发生，也并没有使得美中关系做出有效的调整；自斯考克罗福特在屠杀以后觐见邓皇，说明卡特的美好愿望，正在转变成为一种实用主义和利益外交政策。重大的价值论和民主论，如何融入美中国家关系，成为一个并未有效解决的课题。
在美台关系上，这个民主课题依然存在很多模糊地带，没有明确的说法和未来长远战略的制定。
一种"维持会"主义的政策特征，正在凸现那种并不包含中国民主课题和台湾主权课题的美国政治哲学。这个哲学的特征，就是保持政治朦胧诗的品质，让台湾民主在主权和国家认同得不到定义的情形下，继续苟延残喘；让中国民主课题，在不触动中共体制的情形下，继续保持专制前提下的所谓人权改善和责任规定。这些东西都是卡特遗产的"艺术魅力"所在。
故此，我们恭请有兴趣关注于此的网站，转载下属文章，以期引起讨论。
——刘自立】
剑桥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涉及中、美建交前后的历史，但是内容没有直接涉及蒋经国的解严。这些作者试图尽量详尽地给出中、美、台三边关系错综复杂的图景，留下他们对于历史的诠释。这些诠释是不是合乎逻辑，我们有些疑问。
这些疑问大概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在出台、中、美三个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历史时段里，美方甚至中方的政治姿态，是以中、美为核心来考虑中、美关系的。这个总的前提，引导他们的文字，成为历史上所谓罗斯福主义或者梅特涅主义的翻版。也就是说，这样的文字给读者留下一个印象──台湾问题，成为中国问题的第二属性；其第一属性，是人民国，而不是中华民国──也就是人们所谓"二奶效应"，反映在所有这些文本之中。什么是二奶效应呢？就是一切以人民国为考虑之优先前提，退而求其次，才是考虑台湾问题，包含台湾的政治属性、国家认同和民主体制等等。从1972年开始的中、美接触，逐步取消了杜鲁门时代乃至以后时代，美国在价值体系上和台湾的同一性，并逐步将此同一性，改造成为在战略利益上转向人民国。这个转变，有很多因素。其中关键因素就是，在国家考量上，完全抛弃台湾的主权和国家认同，转而承认人民国主权地位──并企图利用人民国所处战略格局，谋求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并不放弃台湾对于美国的战略需求，也就是所谓第一或者第二岛链的战略地位，以保证美国双向谋取利益，左右逢源；坚持所谓"保持现状"的安全考量，并且试图固定这个对台政策，以致永久。这个总体考量和政策制定，延续了几个时段。在几个总统的治下，并未有过根本调整。而蒋经国先生当时面对的，正好是这个对于台湾泰山压顶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于是，台湾边缘化的政治甚至经济地位，迫使经国先生提升了台湾的民主价值观，而一举实行解严。他的考量究竟如何，在很多涉及有关与此的讨论中，未见给出明晰的解读。所以，我们在此做出某种推断，以期抛砖引玉，引出有关史料档案和观点。
也就是说，经国先生在美国靠拢大陆的政策压迫下，他不得不放弃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和所谓中华民国统一人民国的先期战略──问题十分清楚：反攻大陆的计划，没有美国，是无法实施的──而美国在60年代阻止了蒋介石先生这类企图。这样，就出现了台湾之孤立主义的某种隐含诉求。这也就是我们所言之第二点。
第三点是合乎逻辑的延伸。如果台湾统合整个中国的战略考量，一旦失去效应，台湾的政治前途，就完全无法用美国牌来打击大陆。换言之，台湾的本土化诉求，在经国先生解严的那一刻起，就变得更加重要和急迫；固然，也许国民党方面对此并未完全看得清楚和具备足够的估计和应因。但是，起码在感觉上面，经国先生的解严，给出一个对华政策隐含的，却是十分重大的改变──台湾"解放"大陆的政策，应该让位于台湾的本土政策并缘此之道，使得台湾民主势力登上政治舞台。于是，台湾的民主体制和台独本土化诉求，成为台湾政治的内涵走向，也就是昭然示世了──虽然，也许国民党方面并不做如此的推断。但是事实说明了这个倾向：现在，马方放弃终极统一，解构92"共识"，正好是经国先生解严的合乎逻辑的延续和结果。
第四一点，就是，台湾的政治地位，因为美国人的抛弃，而成为怨妇之谋。这个怨妇之谋的主导精神，就是台湾打出民主和解严牌，来吸引世人瞩目，且在这个层面上，使得美国的政治家，不得不考虑台湾之超越国家认同的普世价值。这样，台湾在地域和国际外交战中失去的一面，可以用民主体制的出现，加以挽回。这个民主体制和解严的最初诉求，又是以台湾之民主国家的理念加以延伸和辩护的。这样一来，台湾民主和民主国家的本土化诉求，也就合乎逻辑地得到了彰显。在这个意义上说，经国先生和反对派的民主理念，其实是在台湾实行孤立主义民主的道路上，得到实现的。于是，这个孤立主义，成为台湾国家认同的另外表述方式，而有别于实行整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化──当然含大陆民主。
这样看来，经国先生的民主化，是不是必然导致台湾的民主化，而忽略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化，成为一个悬念。其中，用台湾民主促进大陆民主，是一种说法；不用台湾民主促进之，是另一种说法。退而求其次，如果中国实行了民主化，是不是一定就会和台湾统一，这个课题，也并无答案──也许，中国大陆一旦实现民主，他们也会面对诸如魁北克和北爱的民主选择，而不得予以压制──所以，这仍然是一个未定之先。美国方面对待台湾的或者中国的民主，是不是产生海峡两岸统一的可能性，一直语焉不详。明显的表示，是他们并不认可人民国可以把主权和治权强加在台湾身上。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亦未定性于台湾主权的归属问题。这也就是人们经常讨论的"模糊哲学"和"艺术表达"所在。关于台湾之玫瑰和大陆之玫瑰，究竟那一朵是玫瑰；玫瑰本身，是不是玫瑰，在诠释立场上，并无定论。重复而言，这就是美国人之一双手要控制对于大陆的，带来美国利益的资本立场；另一方面，要保持台湾海峡不独不统的现状，以维持他们两端
得益的战略估量。这个政策，好象并无更加长远的眼光，且定出长远和中、短期战略。美国采用于民主价值观和国家战略观双管齐下的方式，以其国家利益为根本根本考量，介入了台湾问题之民主范畴和主权范畴，且并不给出明晰的答案。
美国学者谭慎格说──
"1971年7月，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是，'鉴于现行任何的国际处置措施皆不适用于台湾与澎湖群岛，因此该区域的主权仍是未决的问题，有待未来国际方案来解决。'如今美国的立场仍是如此。为此，1971年10月，美国与日本对于联合国大会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席的2758号决议案投下反对票，因为它也否定了台湾的代表权。美国与日本想要'双重代表权'，让中国与台湾在联合国皆有一席之地。"在接下来的十年，美国国务院对台湾主权议题缄默自持。在一封国务院于1982年发给参议员约翰．伊斯特（北卡州共和党议员）的信函中，对于'美国对台湾主权的立场'这个直接而又简单的提问，国务院回以'美国对台湾主权的问题不会采取立场'，撇开该不可知论的主张，美国已孜孜不倦地规避此问题达34年，直到现在。"〔谭慎格（John J. Tracik, Jr）〕
如果美国一味支持民主台湾，对人民国的专制极权政体给出完全否定的答案，这就不是帝国主义多面性所表现的现实主义面貌；如果美国一味支持中国政治体制，不给出他们的另外一种迫其改善体制的要求，这也和他们的立国精神背道而驰。于是，台湾问题夹缝其中，呈现出一种二律悖反效应。这当然是美国政治哲学首鼠两端的历史和现实延续。
那么，究竟答案藏在哪里呢？这些答案的关键因素，来自美国的两种政治观和战略观念。其中一种，是国际均衡战略，另一种是民主价值观。这两种世界观，也许又是互相纠缠和互相渗透的。
在1970年代初和80年代初，这两种价值观如何起作用呢？一般而言，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带来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和解和接近──其中细节方面（包含是不是可以出售军火给台湾，双方争执不下，却又不了了之），尽可各自表述，不能统一，但是，亲华亲共政策，却成为尼克松以来，美国历届总统的大政方针而得到延续。这个政策的执行，产生了高于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利益占先的美国政治观。这个政治观，在美国二战以后和苏联施行条约体系的"瓜分"行为中，已被确认过一次：匈牙利事件时期，纳吉被美国和西方政府抛弃的政治原因，就是因为西方世界不想打破认同东欧现实地位的世界均衡格局。现在，这个世界观，在美国经济和反恐战略中，又被重新实施。1972年，基辛格的中国之行，是他们重操旧计的一次实践，目的就是枉顾中国民主诉求而认同极权主义政权。这个和美国立国精神项背的政治外交决策，究竟如何面对毛氏极权主义中国，基辛格们几乎根本不想涉及。他们百般美化这个屠戮千万中国人的所谓领袖，用费正清等人的学术语言，将捧毛观推广于世界。在这样一种逻辑推理的过程里，至少我们中国人，完全不知道台湾方面和世界上坚持民主价值观的人们，对于美国这样枉道从势的外交伎俩，有什么批评和分析。台湾在被赶出联合国以后，直到中、美建交，诸如此类的美国利益趋导，使得蒋经国先生和所有台湾人，处于被国际政治完全抛弃的尴尬处境。他们试图借助美国支持回返大陆，施行自由化反攻的美梦，彻底被粉碎了。在这样一种境况中，台湾人潜在和表层的孤立主义，开始在80年代末的解严状态中，正式滋生，并且茁壮成长起来。换言之，经国先生的民主诉求和民进党的台独诉求，其实，是在美国枉顾台湾国际地位和拥抱中共的政治形态后，被蒋先生以民主的方式，加以反抗，得以实现，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拯救了台湾。解严以后的台湾，不仅仅是政权处于地缘的、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一个棋子──这个棋子或者被看重，或者被抛弃──现在，台湾价值，已经等同于民主价值，且加入了美国立国精神的普世价值之行列。这样，美国政府或者美国议会中的少数派、民主价值观之坚持者，就可以循此发现：中国之大，容不下任何一点民主──台湾之小，却可以容得下大大的民主──这个事情，是不是拯救了台湾呢？
在拯救台湾的同时，中国人和中共企图采用鱼和熊掌兼顾之策，既要和美国共赴基辛格主义，又要施行"藉希望于台湾人民"之策略，就基本上不能奏效了。这个因子，究竟是美国人接近中共政策使然，是蒋经国先生民主化进程使然，抑或是民进党台独努力使然，我们看，恐怕是三者相加使然吧！民主化进程，必然摧枯拉朽般使得允诺民主的前政治势力，走进尴尬或者面临危机──这是当代民主进程的一般走势──前苏联或者印尼的民主化，都出现独立要求且实现之，可为证──经国先生在解严不久，就撒手人寰，他究竟如何考虑这个将会使得国民党一党优势尽失的前景，他是不是已经后悔在他身前，民进党人已经开始批判当政者──他是不是没有预估到民进党，会取代国民党？这些问题，当然有待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问题是，按照一般性的历史演变，民主化进程，必然要推翻执政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态势，且与之在最大幅度上竞争政治上的全部资源。这个事情，也许，并不是经国先生之预想，但是，他知道，作为镇压反对党的权利掌控者（他一直以来就是这方面的权利魁首），一旦反对者合法化，他们这些镇压者，究竟会有什么下场；他作为一生谋政者，自然会很是清楚。但是，他何以要甘愿冒险于兹，难道不是从台湾当时的整体处境和国际处境出发，加以衡量之结果吗？也就是说，他认同反对党和开放报禁，他宁愿人们改变对于国民党全部权位和权威的挑战，难道不是因为他知道，如不如此，台湾的存在，将完全失去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吗？
于是，解严带来的本土化进程，如何在经国先生的大脑中活动，成为今后，人们应该加以思考和细化的历史反思和历史还原（大陆方，非常缺乏这方面的历史史料）。
在民进党方面，从《自由中国》到"美丽岛"事件，反对派的促进，使得台湾民主产生总持和协进而不同于现在中国民主化散沙般的境况。经国先生和台独势力、民主势力，当然构成了台湾的民主进程之不可或缺的双环效应。我们认为，台独势力的出现，其作用于台岛而非作用于大陆，是台湾民主的特征。这个特征，在晚些时候，才被政客们谈到其补充效应：如，阿扁要求大陆实行民主；马英九先生要求大陆平反"6．4"，等等。其中，在"2．28"中凸现的各种政治诉求，经过历史演变，逐渐转换为一两种简单而明晰的民主表达：台湾独立；台湾民主；等等。第三条道路者，很少有机会参与这样的挑战，是因为他们缺少实力，缺少理据。自由精神，不是在国民党方面占据优势──虽然，他们的专制和大陆的极权，形成几乎是光明和黑暗显赫的反差──但是，台湾民主势力，确在最大程度上，和台独势力形成内构和张力。于是，台独势力催化独立和民主，便成就了台湾民主台湾独立这样的范畴──国民党的民主，却缺少这样的地域聚焦和本土精神（其实，他们也缺少整个中国实行孙文民主的有效实践）──他们希望反攻大陆和实现民主的理据，是天然柔弱和乏力的。民主资源，当然不是国民党人提供的，而是民进党人提供的──换言之，如果经国先生不是以总统之尊之威，自上而下宣布解严，那么，台湾民主走势，将会出现很多不定因素──但是，经国先生和蒋介石先生都不是民主的始作俑者，这个领头者是那些民主台湾、独立台湾之先驱，含现在执政中人和施明德先生等人，则是毫无问题的。
我们援用洪哲胜先生的说法──
"不是蒋经国先说'你们可以自由办刊了'，台湾人才开始办刊；而是先有台湾人的办刊，蒋经国的禁刊、关人、死人，和台湾人的继续冲击，才有蒋经国的最后决定不再禁刊。
"不是蒋经国先说'你们可以自由结社了'，台湾人才开始结社；而是先有台湾人的结社，蒋经国的阻挠、打压、关人，和台湾人的继续冲击，才有蒋经国的最后决定不在禁止结社。
"不是蒋经国先说'不给美丽岛人判死刑了'，施明德才没有被判死刑，而是在蒋经国全面抓人后，台湾人给蒋经国的爪牙爆炸了22个炸弹，各门各派的台独组织首词组成了联合阵线，群众热切参与告洋状，等等，才有蒋经国的不敢判施明德死刑。
"不是蒋经国先说'不过就是火把游行纪念国际人权日呗，不抓人了'，而是大抓特抓，把党外精英全部逮捕下牢，企图造成'2．28'镇压那样的震撼效果；只是，在这之前，台湾的民气已张，民主运动不但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反而突飞猛进。
"不是蒋经国先说'你们可以自由组党了'，台湾人才开始组党，而是先有台湾人的先写遗书再组党，而且那时蒋经国的儿子已经涉入了暗杀江南的案件，而狱中政治犯家属则已经在选举中一再广获台湾人的支持。
"……
"蒋经国在诸多压力的面前最终决定不作为──不再镇压，不再关人、……当然是台湾顺利民主化的一个因素，但是把台湾政治改革的最大推动力说成是'来自蒋经国'，过誉事小，误导事大。这有可能让中国人在借鉴台湾经验时，忽视了最关键的一点：不是因为有了蒋经国才有台湾的民主运动和台湾的民主化；而是因为有了台湾的民主运动，才给一个最后接受民主的蒋经国的出现创造了可能性，从而有了台湾的民主化。──蒋经国是民主运动的副产品，而非民主运动的推手，更非主要推手。（洪哲胜给《朱长超蒋经国的一份历史答卷》得编按《寻找台湾民主运动的最大推手》，《民主论坛》2007-11-11）
我们认为，台湾人以小抗大的民主精神──这个民主精神正好是自由的真谛──尽管遭遇美国的不满和尖刻批评，（他们的前国务卿奥布莱特就在其文章里阐述过这个政策的所谓"抓小放大"的政策；对待小的不民主国实行打击制裁；对于中国则处于怀柔政策，且使得对中国的所谓"和平演变"随着历史的捉弄而付之东流）──却仍然法理上，秉持了我们所言之美国之立国精神；他们实施的，也正好是这样的以小抗大（抗英）的精神政策。台湾人的几乎是绝对的民主观，正好在挑战美国的均衡战略。现在，美国正在不断遭遇这个挑战：是废黜巴基斯坦的镇压和独裁政权，还是支持穆沙拉夫的反恐协美？是支持朝鲜的废核讹诈，与之极权政权来往（甚至建交），还是坚持反对这个流氓国家？是支持中共的经济发展，由此带来美国国家和美国消费者的利益，还是象德国总理那样，坚持实行经济和价值观的统一？所有这些，都是美国人面对历史和现实的政治选择和价值度量。没有这个终极的考虑，台湾问题是不可能在观念上，得到简单澄清和完满答案的。美国人现在企图玩弄价值模糊哲学，他们可以得逞于一时，不能解释于永久。在返联和入联问题上，台湾人的民主和政治诉求，已经无法在法理上、在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上，被美国人有效驳回，因为，台湾人正好是采用美国的价值观，在反抗美国。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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