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中国在实行市场经济，是不是等于要实行经济民主？中国在搞市场经济之初，邓小平就曾经清楚回答过这个问题，搞“市场”或“搞计划”，都只是手段。可以法制化，不可能民主化。他在市场经济中有敌我之分的政治意图，刀枪剑影，看不见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
目前还是没有大部分的经济民主，皮毛的经济民主都要三十年，而且越来越遭遇阻挡，进步缓慢或者没有，那么包括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整个改革时间跨度要多长，100年，1000年还是10000年？沿着制度经济学的路子，就经济民主到要一万年，那么要人家自杀的政治改革，那不是到地球毁灭了才有可能。经济自由主义真是高唱共产党万岁。从地球走路去月球，美曰其名“嫦娥奔月”，跑步去太阳，美曰其名“夸父追日”。
我们不谈政治民主，也暂时搁置经济民主无法到达政治民主的问题，就光从经济民主本身来说，也是无法实现的。邓小平的话，非常清楚表明了问题的实质：一切为了政治领导权，只要能够巩固政治领导权，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这样看来，经济民主如果从民主价值来考虑，与邓小平的政治领导权根本就是对立的，不可并存的。所以改革三十年能够获得的经济民主，仅仅是邓小平手中的的一把小刀，并够不成一把双刃剑。也就是说，其放松的程度，绝对不会让市场经济构成颠覆性力量。这是应有的边界，越此界者杀无赦。这明明是邓小平说得很清楚，后来做得也很清楚，可是相信经济自由通往政治自由的人士，偏偏有眼睛看不到，有耳朵听不见，唯一的原因是自己欺骗自己。
改革的正当性，来自对宪政和共同富裕的完成，而不是追求。也就是在特定阶段的有限时间内，社会矛盾总爆发之前，完成宪政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而不是只要在路上就可以了。这是改革之初邓小平已经指出的。一定要赶时间的，是紧迫的，而不是慢悠悠的，否则来不及就革命。改革并不是共产党政治领导权的自救，而是其灭亡，不是官僚阶层的自肥，而是在给改革中通过发展均衡，来消除文革时代意图通过政治运动解决的官僚/民众矛盾。别忘了文革始终没有被宣布终结，改革实际上要实现官僚/民众的和谐，盘子做大了，就不要阶级斗争才能解决问题。
不是经济决定政治而是政治决定经济。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走出来，政治地看问题，才看得清楚现实和出路。
左右社资之争中眼中的主导性因素不同。左派从经济决定论出发，认为现在已是资本主义社会，商业经济必然决定上层建筑，这是迟早的事情，不用等他们认为是资本主义。这是与他们的敌人经济自由主义，共同分享的认识。经济自由主义并不是自由主义的，而是专制的残余。不同的是，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商业经济必然决定上层建筑是好的，而左派是坏的，由此展开左右社资之争。
左右社资之争，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经济决定论的，还有一个是政治决定论的。而在左派经济决定论的眼里，把“右”和“资”完全等同于经济自由和市场经济。在右派经济决定论的眼里，把“右”和“资”看成市场经济以及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政治自由。政治决定论认为“右”和“资”是政治自由及其不充分的市场经济条件，其中政治自由是首要的。而实际上，政治自由才是首要的，没有市场经济，未必就有政治自由，市场经济与政治自由是两码事。从16世纪博丹的政治经济学开始，就可以看得清楚，政治经济是可以分的开来的。按照韦伯的考察，在古典时代，政治主要处理与宗教的关系，而现代主要处理与经济的关系。但是不能认为政治经济不可分，只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的人，才认为政治经济不可分。而经济决定论，根本就是错误的。
所以从政治的眼光来看，中国当下肯定属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内涵，而经济，尤其是坏的市场经济，也只会是坏的，下辈子也不可能变好，只是附庸。它不再是专制的大老婆，而是二奶，有了一定自由度，长得也花枝招展，但是仅仅二奶。没有市场经济学，只有财政学。二奶不属于自由主义的，而是属于有主的。
从政治来看，邓小平并没有终结社会主义，而是延长了。所谓的权贵并不是资本家，而是官僚阶层，财富的分配取决于政治，而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打个比喻，元老陈云的女儿虽然很有钱，但是生活在北京，还是靠专制来保护，而其移居美国的孙女才是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现在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比喻体陈云的女儿还在北京。（圖1951年陈云全家）
从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把自己当作唯一可行的路，并且杜塞封闭了其他的路，例如革命。凸现了这样一个结构：经济专制到微小自由，并展开意淫，奔向政治自由；手握《经济观察报》，意淫中南海的倒塌。所以注定是要失败的，历史证明这是从来没有成功过的一种谎言，一种自我安慰。
对改革的两种看法：一种站在历史的污泥中仰望星空，大声赞美歌唱，也不管自己满身污血。另外一种从未来绝对高度鸟瞰法，从长度历史来看，败笔甚多胜笔很少，代价极其惨重，例如环保。熊彼特说，因为我们正在研究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每一个要素都需要相当的时间方能展示其真正特点和终极效果，所以根据其某一时期的表现来评价这个过程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从较长的时间跨度，在它历经数十年或者数百年完全展示自身之后，再来判断它的表现。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内能够充分的利用其可能性实现最佳效果的制度（任何制度，不论是经济制度还是其他制度），从长远来看，仍可能是劣于一种任何特定的时间内都做不到的这一点的制度，因为后者不能够这样做可能正是它长远表现的程度或速度的条件。
市场经济对于文革之后的中国，当然是一个特定时间内能够充分的利用其可能性实现最佳效果的制度，否则不足以立即征服中国。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作为市场经济的西方摹本，因为经济危机已经实行了混合经济，在市场私有经济之中加了国有经济，而且比例还不小。混合的东西，比单纯的要稳定。在中国，与西方这种历程相反，是要在国有经济中市场私有经济。这里关键就不再是实施单纯的国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混合的比例多少适宜，以及市场经济化太多还是太少的问题。也就是左右社资之争中，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都无法回答问题。
毫无疑问，在垄断行业无法开放的背后，可以看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政治运行的润滑剂。就像经济学家说腐败是润滑剂。完全可以去政治化的地方，例如轻工产品，当然相当市场化，可是只要同政治挂钩的地方，涉及到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就寸土不让。政治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推手，形成和生长，依赖于政治，一旦断奶，就立即死去，或者意图想断奶，就会被掐死。
真正的市场经济因素，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根本是无关紧要的。而且资产阶级又政治不成熟，没有办法形成自己的政治表达和意志、力量，无从期待成为有主导力量的阶层，进行形成资产阶级宪政，以此整饬市场经济。
如果说中国的国有经济，呈现了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那是全球化市场中的竞争，尤其是加入wto之后。而国有经济通过垄断和动用国家暴力剥削，形成了竞争力。 对内，它并不是市场主体，对外它是。
市场经济有两种价值，一种是经济民族主义的，也就是参与民族国家之间竞争的。经济竞争为主要部分。另外一个是民生，也就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和富裕幸福的。中国的市场经济，经济民族主义的成份，其参与民族国家竞争，所获得利益，归于权贵和官僚，与民众无关，甚至可以说，国有经济通过垄断和动用国家暴力剥削，是为了送给外国人，整个就是食物链的下端。就是一个洋买办，真个国家暴力机器在充任。
后者民生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一样没有解决，连中共中央都承认底层没有分享改革成果。不仅没解决，而且是障碍。在整体结构没有改变的前提下，例如吸血鬼新三座大山还在，所作的民生调整，还是得益于权贵和官僚、外国资本。例如十七大之后增加初次分配，给底层民众多发工资一些，可是因为吸血鬼新三座大山还在，恐怕在老百姓的口袋中还没捂热，就又流到了权贵的口袋中。
中国的市场经济无从支撑民生。从主流上判断，中国的市场经济，只是国际资本和国内权贵的分赃。 只要市场经济由政治发动，这种食物链结构一下子就呈现出来。这是一个丛林法则，从表面上，有国际法、国内法，实际上还是强力决定。国际资本力量比权贵和官僚强，所以要让他们参与到全球化中，通过商业优势来攫取权贵和官僚的财富，而权贵和官僚外亏内补。
William J.McDonald说，由于生命权是首要的，最高的，所以自然法规定，财产的组织结构必须能够为所有具有人的资格的人，提供一种恰当的满足其需要的的合理理念。在目前的秩序中，私人财产制度就其本质而言，设计得最有利于实现这一宗旨。但这一基本制度本身不应与其在不同时代和地区呈现出来的具体的形态混淆。这些形态的正当性取决于其能够持续地证明，他们正在实现增加人类生活之善这一共同目标。自然的指令反对任何完全集体化的努力，但是如果广大民众尽管在理论上是自由的，在事实上却被剥夺了获得财产的可能性，那也是对自然法的践踏。
从这个可以看出，只有完全集体化的努力是不正当的，在此之外的，都可能是在不同时代和地区呈现出来的具体形态。这些形态的正当性取决于其能够持续地证明，他们正在实现增加人类生活之善这一共同目标。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和国有经济本身并不能自明地宣告，自己就是好的，而只有能够持续地证明，它们正在实现增加人类生活之善这一共同目标。他们一开始都宣告自己实现增加人类生活之善，可是后来都走向了反面。
前英国驻北京外交官盖思德在《动员各方力量，支持中国民主化》中说，关心中国民主化的海外人士大家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共识，那就是：假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者会把中国带向民主只可能是一个错觉。任何相信这一错觉的外国政府都是在有意或无意地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勾结，在历史上造成重大的欺骗，从而最终导致自由和民主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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