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我们的税务机关有点像强盗

“羊毛出在羊身上”，老百姓的“羊毛”拔得很顺溜，但是“羊毛”都去了哪里？大部分老百姓觉得交税后石沉大海，看不见摸不到。

南都周刊：《福布斯》新近出炉的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排名全球第三。您怎么看？

茅于轼：我不了解这个的计算方式。痛苦指数不是因为税率高造成的。我想主要还是征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税制的问题。

南都周刊：民众的“税痛”主要是很多来自生活层面的主观感受，那么您认为目前税收问题当中最让人痛苦的是什么呢？

茅于轼：中国税收最突出的问题，我觉得是收税的一部分成本由纳税人负担，这点是不公平也不透明的。本来征税成本应该由税务局由政府负担的，现在由纳税人负担，这样就造成税务局加强税收征管所花费的成本要纳税人出钱，举例说，每个企业现在要买一个税控机，这是税务局要用的，但是现在却要企业买，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要花几千元。让你出很大的力气，花很多的钱，做什么呢？加强对你的征管，这等于叫你自己打自己耳光，还要用很大的力气去打，这就是造成痛苦的原因了。

还有我们现在也没有公布征税的成本是多少，比如香港就有公布，收了100元税，征税成本是12元，下一年是11，再下一年是10元，这个数字要逐年降低。可是我们是不公布的，而且很多的纳税成本都让纳税人负担了。

南都周刊：另外，这些征缴上来的税收被公权部门挥霍的现象同样不容忽视，对于纳税人来说，他们所感受到的被强制力远远超过自主权。这是不是也造成痛苦的一个原因？

茅于轼：这是纳税人的权利问题，跟民主政治有关。老百姓到底是国家主人还是被剥削对象呢？纳税人没有权利去问这个税干嘛用了。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大问题，有个问题是纳税人跟税务机关的不平等。对于税务机关的不恰当行为，普通人没有抵抗能力。比如说税务机关态度很坏，也只能顺着他；比如纳税要排很长的队，在太阳底下晒着，不能抱怨；比如说非法征税……老百姓不能抗议，理论上可以，但事实上一旦抗议就会给你穿小鞋。

南都周刊：也就是说征税的方式有问题？

茅于轼：除了征税的方式，还有就是征的税本身是非正义的税，是不符合道理的税。比如说税务机关让企业做假账。一般的来说，企业做假账是为了逃税，而我国有一个可笑的现象，就是税务机关竟然会让企业做假账来多收企业的税。你的成本不算成本，算利润。中国税收部门有一个想法就是多收要比少收好，而不是想到依法、依正义来收税。怎么多弄钱就怎么征。我们的税务机关有点像强盗，他不跟你讲道理的。

南都周刊：所以说税负的痛苦指数在税负相同的情况下，如果纳税人的人格被充分重视，那么纳税人的痛苦感就会比较低？

茅于轼：是的，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还有更坏的情况，政府让企业做假账多交税，企业当然不服，那企业怎么办呢？企业也做假账，在其它地方做假账。把多交的税再捞回来。企业做假账自然是违法的，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让我做假账多交税了，那我做假账逃避也是一样的。但会造成什么后果呢？税务局会查你的账，一查一个准。因此，税务局手中的权特别大。这也是税务局不愿意放弃现行的税务制度的原因。企业都怕税务局，关系就变成了一种利益博弈和对峙的关系，而不是税务局服务于纳税人的了。

南都周刊：目前有一些这样的认识，比如认为我国税负的不合理也表现在工薪阶层税负重，而富裕阶层税负轻。

茅于轼：工薪阶层是最主要的纳税源吧，他们应该是最痛苦的，因为他们所有的收入都在监督之下。而高收入的人，他的收入税务局都不知道，账目上也看不出来，没法收他的税。1981年开始收 个人所得税的时候起征点是800元，那个时候的800元相当于现在的8000元，所以现在的起征点应该是8000，但是现在只有1600，所以说政府在这方面很不要脸。当时800，大家有意见，就定到1500，大家还是有意见，最后做了一点点的让步，但是起征点定得还是太低了。别说8000了，就是在四五千都还相对合理。总的来说我们现在的税收太多了，我国税收的增长率比GDP的增长要高出一倍。但是老观念就是认为越多越好！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来说，其作用就是调节贫富差距的，也就是高收入者该多交税，现在起征点那么低，就起不到这个作用了。

南都周刊：这样，从根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考虑加快税制改革？

茅于轼：这很复杂，与教育水平，民主政治，传统文化都有关。在发达国家，每个人都有税号，可以在互联网上查找自己相关的纳税情况和所享有的权力，而我们现在还不是每个地方都能联网。还有，中国老百姓往往将纳税看作是缴皇粮而不是纳税。农村老百姓乖乖地交税却从来不想交了税能享受什么。所以，整个技术层面和观念上都存在很多问题。

（本文原载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