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摆平”、“摆平术”和“摆平文化”

“摆平”是现今的流行语，有点近似于广东话的“搞掂”。无论单位还是个人，出了事，很多人首先想的，就是找人摆平。在热衷摆平者的眼里，什么对象都可以摆 平，从中组部，中纪委，中央台，到各级政府，法院，各个媒体，乃至与事有关的个人家庭。什么事都能摆平，人命大案，群体事件，乃至交通违章。

但凡摆平，都是有事，这个事不是平常的吃喝拉撒，买车买房，往往涉及法纪，不是违法，就是违纪。违法违纪，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摆平”登场了。 摆平者，首先要摆平事涉的对象，让他们不加声张，把事情消弭在无声状态。其次是摆平知情者，让他们知趣地闭上自己的嘴巴。如果事情被外界知道了，那就需要 摆平记者，无论如何不能让消息在媒体上曝光。最后，如果事情已经败露，无法遮掩了，那就摆平负责查处的上级机关，一层一层摆上去。

摆平有术。所谓的摆平，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的操控技术，夸张地说，《三十六计》里的每一计，从“围魏救赵”、“美人计”到“走为上”，对于摆平来说都适 用。摆平的关键是找人，找不到合适的人，就摆不平，即使是让被害人不声张，也得找到合适的中间人才行。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怎么找，找到之后如何说动这个 人帮忙，都有其“术”，不得其术，摆平就会停摆。找对了人，送钱送货，也得有技巧，送什么，怎么送，用什么方式送，个中的学问都深似大海。

不用说，如此摆平势必跟腐败相伴而行，尽管摆平靠的是人情关系，但背后往往存在人情之外的东西，或者权钱交易，或者是权色交易，或者是权权交易。拿人钱 财，为人消灾，你帮我，我帮你，于是事就摆平了。没有人情后面的东西，即使找到了人，也找对了人，还是难以摆平。摆平所到之处，摆平盛行之地，往往意味着 贿赂公行，党风败坏，政风龌龊，法纪荡然。

当然，摆平这种事放在面上，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什么正大光明的事，都知道摆平本身往往就意味着违法，但是，这并不妨碍有些人去摆平，而且操练的时候，脸不变色心不跳，甚至，在社会上，还存在着一批以此为生的人，包揽各种摆平的生意，就差没有在工商注册开公司了。

摆平和摆平术存在的原因，主要在制度和文化。其实，为了防止摆平现象，我们不知道制订了多少纪律规定，我们的法律也一天天在完善中，但是效果并不大。摆平 大行其道，很多情况下不是因为无法可依，无章可徇，而是知法违法，甚至顶风做案。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制度，到目前为止，人治的色彩依然很重。我们常说，法 律是要靠人来执行的，所以人出错，挡不住。这话其实并不完全对，严格说来，法律也是要靠程序和规则执行的，好的法律环境，人的自由裁量份额是有限的，如果 人不理会程序，不按程序和规则出牌，审查部门就可以利用程序把他查出来。现在我们的地方和各个单位，一把手的权力太大，既不存在相当的制约机构，也不存在 制约的机制，甚至连制约的程序都没有。一个县，只要跟县委书记合不来，哪怕县长都干不下去。只要一把手带头不守规矩，那么，什么规则都形同虚设，而且，上 级部门事实上也无从按照程序进行检查，因为我们现在的程序，往往属于可以做假的程序，即使查出来，在多数情况下，也是睁眼闭眼，让人家过关了事。同时，在 现行的体制内，我们的干部，还不习惯用法律和机制来进行管理，大事小事，只要有事，就要派个人在那里，甚至设的机构来管事，只习惯支使人，不懂得借助软的 东西，诸如程序、机制。说到底，尽管我们一直在努力使行政机构实现现代化，但我们还没有实现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性官僚制。

我们知道，摆平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情关系。只要是人，就脱不了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各种关系，关系，就意味着在结成关系过程中的感情因素。摆平找人的时 候，往往就是通过上述各种关系，哪怕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哪怕不会说家乡话的乡亲，哪怕小学时已经不太认识的同学，都可以成为找人时的突破口，如果能找 到真正的亲朋好友，摆平的机会自然就更大。从情理上讲，是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是有人情可讲的，即使这个人再讲原则，如果属于跟自己特别近或者特别亲的关系 人找上门，而且恳切地游说的话，恐怕完全不动情也难。如果当一个人处于基本上没有制约和监督的地位，同时又拥有可以福人祸人的权力，如果有人利用人情关系 找上门来，后面还有许多的好处，那么，顺水推舟，很可能是他最方便的选择。

摆平盛行的另一个因素是存在着摆平文化。明知道摆平违法，但操作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能摆平往往意味着个人或者单位的能量，摆平一件事，不管这件本事是 多么恶心的事，操作者在酒桌上都是可以拿来吹嘘的。有人犯了事，说情的一拨接一拨，甚至死皮赖脸，死缠硬泡，不仅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会得到“敬业”或者 “讲义气”的评价。有的时候，本来负责其事的人并不愿意违法办事，但往往架不住人情关系的软磨硬泡，结果陷进去了。我们的民族，虽然在硬件上已经很现代 了，但至今还没有形成替违法违纪者说情可耻的荣辱观，说者坦然而行，被说者也不以为忤。操练摆平术的人，也不限于那些有权有钱有力的人，一般老百姓，家里 有人出了事，只要有能力，也会找人摆平。没有门路找上面的老百姓，就会寻求一种另类的摆平，有事，斥诸黑社会，受了欺负，找黑道上的人为自己找面子出气。 这种摆平，后果也相当可怕。即使家里有人杀人或者伤害了人，这个家庭周围的人，首先考虑的不是被害人和家庭的惨状，而是考虑自己家的人如果脱罪，亲戚朋友 一起出主意想办法，找人摆平，甚至为此做违法的事情，也再所不惜。

摆平文化的存在，使得操作摆平术的人，没有任何羞耻感，反而会因为其操作技术的高明，人情关系的广泛，受到正面的激励，甚至在执法者那里，也不会把前来说 情的人看得十分不堪，即使洁身自好者，也不过不动心罢了。摆平术的操作者无论在法律的语境，还是在文化的氛围中，都得不到任何的惩罚，自然，摆平也就公行 了。

反过来，摆平文化的存在，使得制度上的缺陷更加突出，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想让摆平停摆，不仅要堵上制度的窟窿，还要平掉摆平文化。实现这两个任务，制约和监督是不二的法门，在保证制度制约的同时，必须保障公民舆论监督的第四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