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 加弗 -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对结束美中贸易关系的想法越来越开放,自2000年以来,美中之间的这种关系赋予北京"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的地位,平稳了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
为了在共和党初选中超越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支持度,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周一(7月31日)表示,作为他所谓"经济独立宣言"的一部分,他将寻求撤销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地位。
"这种被滥用的关系,我们两国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必须结束," 德桑蒂斯在新罕布什尔州对人群说。"不应再有大规模的贸易逆差。不得再进口盗窃知识产权的产品。不能再有贸易优惠地位。"
在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批评德桑蒂斯和其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贸易问题上"抹黑和推卸责任"。
"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起源
中国在2000年进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时,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加入将向外国投资开放中国的市场,并允许非中国公司进入其超过10亿人口的消费市场。
在2000年之前,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具体贸易关系一直是年度重新评估的对象,这种情况给希望在中国发展业务关系的公司带来了不确定性。
2000年,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决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尽管两国之间的贸易迅速扩大,但美国经常抱怨中国未能履行协议。批评人士指出了中国政府对中国公司的干预和支持、货币操纵和其他策略,他们称北京正在使用这些策略来使竞争环境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
其中的许多做法被特朗普政府引用为在他任职期间对中国商品征收广泛关税的理由。
共和党立场的演变
甚至是特朗普也没有撤销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地位。此举将极具破坏性,并将危及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双向贸易。
然而,这位前总统在2024年的总统竞选中增添了撤销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呼吁。在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竞选视频中,这位前总统明确了他的新立场。
"我们将撤销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并通过一项四年计划,逐步淘汰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基本商品--从电子产品到钢铁再到药品," 特朗普说。
"这将包括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以确保中国不能通过管道国家转运货物来规避限制。所谓管道国家是指它们不生产任何产品,但突然之间它们却制造了很多产品,是直接通过中国,直接从中国过去,然后直接进入了美国。"
对芬太尼问题施加压力
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黑利(Nikki Haley)提出了比许多其他竞争对手更全面的对华政策,并在6月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利用取消中国贸易地位,作为与北京谈判的筹码的可能性。
黑利指出,中国公司向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用于制造药物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芬太尼是导致美国阿片类药物危机的主要因素。
"中国不能在这方面声称无辜,"她在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发表的讲话中说。"它把这些化学品交到贩毒卡特尔手中时,确切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们尝试过制裁,但它们不起作用,"黑利说。"我们必须加大压力。如果当选总统,我将推动国会撤销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直到芬太尼的输入结束。如果中国想重新开始正常的贸易,它必须停止杀害美国人。"
拜登政府的行动
虽然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言论不像共和党总统参 选人那样尖锐,但白宫在过去两年半中一直在努力与北京保持富有成效的关系。
拜登总统在2021年上任时,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期间对来自中国的不同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制度。拜登政府保留了其中大部分关税。
此外,拜登总统还监督实施了旨在防止中国获得特定商品的出口管制,包括先进的微处理器和用于制造它们的机器。这引发了北京的抱怨,北京还指责美国试图阻碍中国的增长前景。
拜登政府的官方立场是,中国是经济竞争对手,而不是敌人,共和党总统提名参选人嘲笑这一立场是幼稚和短视的。
中方的反应
应美国之音的询问,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发表了声明,对要求撤销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呼吁进行了回应。
"中美经济关系是互惠互利的," 声明说。"过度延伸国家安全概念,将经济、贸易和投资问题政治化,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贸易规则。推动与中国脱钩不仅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而且破坏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
中方强烈反对在竞选活动中抹黑和推卸责任来引起注意。"
宣布对华经济战
许多经济学家反对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并警告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将会损害美国的利益。
在7月19日由众议院关于中共的特设委员会主办的一场辩论中,经济学家玛丽·洛夫利(Mary Lovely)认为,此举将在经济上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导致美国消费者价格居高不下,并损害美国的制造商。
"撤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不符合美国家庭、美国工人或美国企业的最佳利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洛夫利说。
"取消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就是对中国进行经济宣战,"她继续说。"世界两大经济体突然出现不稳定的脱钩,将伤害美国,并破坏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减少我们受中国影响的持续努力。"
2023年8月5日星期六
蘇暁康:討中、制裁、脫鉤(附:德桑蒂斯与共和党内竞争对手共同寻求撤销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地位)
顏純鈎:習氏為表中共為裡,搞死中共搞衰中國
【書摘】《狙擊金氏王朝:一群海外韓裔企圖顛覆橫跨兩世紀北韓金氏政權的驚險歷程》

書名:《狙擊金氏王朝:一群海外韓裔企圖顛覆橫跨兩世紀北韓金氏政權的驚險歷程》
作者:布萊利‧霍普(Bradley Hope)
出版社:臉譜
出版時間:2023年7月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這個團體做了最後一次努力,想改變輿論風向。查爾斯.柳是北韓人,曾被拍到進入馬德里大使館。他在福斯新聞的網站上以化名寫下證詞,提及自己的生活與這次的事件。自由朝鮮的成員在二○一九到二○二○年都認為,藉著吸引福斯新聞的觀眾,最能有效影響川普政府,讓政府進行政治介入。
「當我得知反對北韓政權的團體自由朝鮮臨時政府存在時,心裡深感喜悅,也覺得鬆了口氣,」他寫道,「我終於發現,有一群人認為得親自出馬,阻擋我家鄉違反人性的罪行。」
他描述第一次以脫北者身分進入大使館,以及他如何搗毀金日成與金正日的肖像。更重要的是,他說明他們如何在那邊協助一名外交人員叛逃。
「我們冒著極大風險要幫助其他人獲得自由。為何美國和西班牙要懲罰我們?」他問。
二○二○年十二月,全球依然在COVID-19疫情中苦苦掙扎,這時我終於有機會以Zoom和克里斯多夫見面。我們之後會有漫長的討論,多半是在深夜進行,而這就是第一次。
我對他的印象是來自照片,以及過去讀了那些對他不利的訴訟案件。起初,我不敢相信他的個性和我的印象差距這麼大。他所訴說的故事幾乎都有感性與動人的一面。這次經歷讓我馬上得到啟示,並且也凸顯出目前的所有報導中,關於自由朝鮮的公共形象錯得有離譜。
克里斯多夫向我解釋,自由朝鮮的所有作為比較像是新創公司,而非地下氣象員(Weather Underground)2或紅軍派(Baader-Meinhof)3之類的武裝偏激分子。他解釋,自由朝鮮沒有任何流氓、異議分子或極端分子;這些「孩子」都是好心人(chakhae)—這個韓文語詞是用來形容善良、不挑釁,不會惹麻煩的乖寶寶。事實上,他們在安排北韓人的營救事宜時,還同時在杜拜策畫小型電動機車新創公司。
克里斯多夫的個人故事及他和家人的強烈連結,也令我深深感動。他會涉入這次事件,怎麼看都是悲慘的錯誤,但即使面臨引渡的威脅與西班牙刑事審判的不妙前景,他似乎沒有偏離正軌。而同時,他的人生也因為這事件而遭到蹂躪。在西班牙事件發生後,正在起步的飲食新創公司,就因為他人在監獄而停擺,最後也搞砸了,而他整個人生完全陷入一團亂。
在整個二○二一年,我密切追蹤克里斯多夫的訴訟案,並在網路新聞媒體BuzzFeed 中寫下一篇關於他的文章。當時我覺得,羅森布魯斯法官幾乎找不到辦法,讓他不用被引渡,因為西班牙的條款似乎刀槍不入。但是她在法庭指出問題所在,並給予詳細的評論,顯示出她很努力避免克里斯多夫被引渡。
在二○一九年聽證會之前,大量信件湧入法院,寄信者這麼做都是要擔保克里斯多夫的品格,其中包括為「為退伍軍人爭自由」的共同創辦人貝拉維亞,而法官表示,克里斯多夫顯然是個「可敬的好人」。
他的妻子葛瑞絲也寫了一封感人的信給法官,談到他們多孝順父母,以及克里斯多夫絕不會逃跑,因為他承諾要一輩子好好照顧母親與外祖母。她還講了一則故事,盼能更清楚傳達克里斯多夫的善良本性:
我記得去年冬天特別冷⋯⋯他對一位總在我家附近勞夫斯(Ralphs)超市外的街友很友善。有天夜裡很冷,我們看見那位街友昏了過去,全身抖得厲害。我們設法把他叫醒,但他意識不清。為此,克里斯多夫衝回家,拿了幾條被子讓他裹著保暖。克里斯多夫跟商店要了紙箱,做出類似擋風遮板的東西,並在他口袋裡留了些錢。這是真正的克里斯多夫.安。他是渾身充滿愛、慷慨、榮耀與服務熱忱的大個子,有顆溫柔的心靈。
二○二一年,羅森布魯斯法官表現出明顯跡象—她相信克里斯多夫的故事,以及這群人無私利他的本質。在五月二十五日的聽證會上,奧托.瓦姆比爾的父母甚至搭機前來聲援,如果有機會的話,甚至會代他發言。塔夫茨大學的李教授則以專家證人的身分發言。
在和聯邦檢察官來回爭論是否立刻將克里斯多夫引渡到西班牙之際,法官更擴充表達出一己之見,也表示她必須做的決定顯然帶有矛盾:
大家都知道,過去那些地下鐵路的成員曾遭到起訴,也知道過了一百年之後,那些人得到褒獎。我只是—我不知道。我會遵守法律,因為我必須遵守。我會研究這些案件—我曾誓言這樣做,以後也會,並提出我認為法律所准許的結果。但我必須說,我不了解這次是怎麼回事,眼前的情況似乎不符合正義。
到了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尚未做出裁決,引渡案從來沒有拖延這麼久過。若她最後確實判定要引渡,克里斯多夫可以上訴。即使他輸了,仍可以遊說執行機構不執行,這過程可能花上好幾年。西班牙當局依然在公開主張中堅持立場,說要在西班牙法庭審判這些人。
至於艾德瑞安與山姆,這兩人在二○一九年就躲藏起來,他們的故事就留待未來的某天再訴說。他們躲政府當局,甚至躲最親密的朋友,而我和這些機構與友人一樣,找不到他們在哪裡的蛛絲馬跡,也不了解他們這將近三年來怎麼有辦法生存下來。
我確實聯絡到一個人,那人或多或少知道他們從加州的家消失蹤影之後的情況。這人以匿名為條件與我談話;他告訴我,這兩人因為無法和自己愛的人聯絡而吃了很多苦。之所以不敢和他們所愛之人聯絡,是害怕洩漏自己的位置,也怕所愛的人成為箭靶。
艾德瑞安的孩子現在是會說話走路的幼兒了,但從出生以來,大多時間他都沒見過父親。
作者現居倫敦,是紐約時報暢銷書《鯨吞億萬》(Billion Dollar Whale)與《成王之路》(Blood and Oil)的共同作者。曾入圍普立茲獎決選名單,也是財經報導最高榮譽羅布獎(Gerald Loeb Award)得主。擔任過《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記者,曾經派駐中東,是新聞工作室與製作公司「大無畏計畫」(Project Brazen,暫譯)共同創辦人。
冯客访谈:要重视中国的一手材料
要重视中国的一手材料
冯客
乔纳森·查特文/文
王立秋/译
Frank Dikötter, Jonathan Chatwin, "Frank Dikötter on Paying Attention to China's Primary Sources", The Wire China, November 6, 2022, https://www.thewirechina.com/2022/11/06/frank-dikotter-on-paying-attention-to-chinas-primary-sources/, 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内容仅供参考。
冯客,荷兰著名历史学家,曾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现代史教授,现为香港大学人文学讲席教授,著有《人民三部曲》(2019)、《毛之后的中国》(2022)。
乔纳森·查特文,作家、记者,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英语文学博士,著有《长安街——漫步现代中国》(2019)。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在你着手写作2010年出版的那本关于大跃进的书的时候,你是打算把CCP时代的历史写全么,就像你在最近四本书中做的那样?
不,在涉及历史研究的时候,我心里有几个基本原则。一个原则是,一手材料必须是首要的,二手材料必须是次要的。
换言之,如果我无法掌握关于特定主题的充足材料的话,那么,我是不会去写它的。我在1990年做我的博士论文和写后面三本书的时候是真去了中国的图书馆的。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疯狂,但当时,我们大多数人实际上依靠的,是在剑桥或哈佛或莱顿大学里能找到的材料——或者,时不时地,也会跑趟台湾。当时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文革时期关闭的中国图书馆没有开放。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尝试掌握更多材料。
然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我注意到,各大档案馆逐渐开放了关于民国时期的材料。于是我像雪貂一样窝到那里找来找去,写了几本书,包括一本关于毒品的书和一本关于监狱的大书,翻遍了几个省级图书馆,与此同时,大约在2002年到2003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时不时地也能看到关于1949年以后的材料了。
于是我2006年搬到香港,花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往返于大陆。一开始,我实际上是想找足够的材料来写一写毛时代的日常生活,但我发现的材料太多了,于是我决定聚焦于《毛的大饥荒》。我的职业生涯全靠投机:看到机会,就抓住它。
在写完关于大跃进的那本书后,我以为自己回不了大陆了,但我还是回去了,然后我又写了《解放的悲剧》,但那仅仅是因为我偶然发现了大量的材料。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写三部曲的打算。
在写到现在出的这本书(即《毛之后的中国》)的时候,我料想研究会很难做。我在2016年回到大陆,当时毛时代差不多是一个禁区。
我从2006年起查阅过的许多档案又重新加密了。我试图弄清楚我能看到多少材料,我注意到,如果你说自己是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奇迹——换言之,改革开放的光辉40年——的,那么,事情就会很顺利。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要么就写20世纪80年代?所有国家都会限制你能查阅的档案:在中国,档案的保密期是30年。那是2016年;于是我琢磨着,我能不能看到1986年之后的档案呢?
足够令人惊讶的是,我竟然找到了几个能看的地方。在那里,我不但可以查到近至1998年的档案,在一些情况下,我还可以一直看到2002年。我甚至可以查到一些近至2008年的,来自银行部门的,和美国的金融危机及其影响相关的档案。于是我想,这个题目实际上还是可以做的。
接着我花了3年时间来收集材料,差不多一直忙到新冠爆发。这本书就是这三年的努力的结果。所以,就像我们的好老毛说的那样,你得学会打游击。看到机会,就抓住它。
从查阅权限的角度来看,各地档案馆之间有什么区别?在习的时代,查档有没有变得更加困难?
经常有人问我是怎么混进档案馆的。那种地方小孩子都能进啊。你只需要一封介绍信说明你是谁、你想看什么就行了。
在这个庞大的国家里,没法保障你每个地方都能进,这也不奇怪。但说到底,还是有足够多的县级档案馆、市级档案馆、省级档案馆可以用,它们都可以提供促使你深入思考的材料。
材料的质量因地而异,这没话说。但我要再次强调,对我来说,去档案馆不算什么功劳。最好的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是身在中国的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不知疲倦地处理档案资料,经常(或一直)勇敢地发表(或至少是试图发表)批评中国的材料,并诚实地反思他们发现的材料。
当然了,活还是要干的。如果你是一名坐在扶手椅里的汉学家,只去上海档案馆呆上一周,那么,你很可能发现不了那么多的东西。所以你真得干点活,就像随便哪个研究随便哪个国家的历史学家都会做的那样。
我个人的做法是,我会同时准备A、B、C三个计划。我会在星期天从香港过来,星期一早上就到档案馆。我会在中午前弄清楚首先,我进不进得去,其次,那里有没有足够的材料值得我坐下来认真读。
如果档案馆没开门或不让我进——这一般是一到就知道了的——那么我就会去机场坐飞机去下一个地方。
当然,材料的质量因地而异,只有偶尔会碰巧挖到好东西。但如果试都不试的话,是不会走运的。
会让这本书的读者感到惊奇的一件事情是,中国当局竟然还让你回去。显然,你是研究人民共和国的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并且你的书对CCP一点儿也不客气。你有没有遇到过专门针对你的限制?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CCP限制查档的方式有三种。一是通过中央档案馆,理论上,相关的指令会一直下达至地方档案馆。他们可以封杀我,可实际上并没有。我多次回访我去过的档案馆,也一直努力去新的地方,从来没有人说我不受欢迎(persona non grata)——情况恰恰相反。
其次当然是通过护照系统:他们可以禁止你入境。但我也从未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们还可以让中国学界来谴责你。这倒是有的。他们叫一名忠诚的党员,也是一位研究PRC的历史学家杨奎松到全国各地的党史系揭批我,他也尽职尽责地照做了——但除此之外,我从来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其他研究者在PRC外干什么真的不关我的事。但在我看来,不去档案馆的理由数不胜数。比如说,有人会说,什么都没解密,所以去档案馆就是浪费时间。或者说,去了什么都看不了,去干嘛呢?又或者说,那里又不欢迎外国人,何必呢?再或者说,如果你发表任何批评PRC的东西你就再也回不去了。再不然就说,你认识的中国境内的人会因此而惹上麻烦。有无穷无尽的借口让你回到我刚才提到的那把汉学扶手椅上。我想说的是,这些借口大多有点挫。
你写到了(特别是在关于大跃进和文革的书中)中国史上一些已经因为当时发生的暴力和死亡而臭名昭著的时期。但你显然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一个在中国和西方,人们都会从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时期。你把这个时期表述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时代并在书中采用了这个术语。当然,在这个神话中,邓起核心作用:他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力排众议,一往直前。我想,你能不能谈谈,关于邓在1978年到1992年起到的作用,你是怎么看的?
首先,我要重申,我相信一手材料应该是首要的,二手材料应该是次要的。换言之,我不会带着很多在二手材料中流传的先入为主的看法来做研究。
如果我知道答案的话,我就不会去做研究了。所以,面对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做任何预设。我的发现有时会让我吃惊。关于文革的那本书和这本《毛之后的中国》是有关联的。
在关于文革的那本书中的一个章节,我专门谈到了我所谓的"沉默的革命"。我的发现是,从1971年开始,农村的普通人就已经开始破坏集体经济了。在林彪殒命、军队被清晰的时候,普通村民意识到,党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于是他们开始——不只是一些人,而是大量的村民——从人民公社拿回自己的工具。他们有时甚至会在地方干部同意的情况下分土地,而那些干部自己也受够了三十年来中央在经济上的瞎指挥。他们经营地下工厂,开设黑市。当然,这确切来说也刚好发生在邓掌权之后。
我们一般说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是一个关键转折点。说邓给了人民公社承包制,通过允许他们保留和处置超出采购配额的生产剩余,给他们激励。
据说,这使几亿人脱离了贫困。但当然了,这要追溯到我在关于文革的那本书中提到的沉默的革命。人们没有等上面邀请,他们已经在做自己认为为了生存应该做的事了。
这就是要点之所在。邓在1978年、1979年、1980年、1981年多次澄清,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的支柱。一次又一次的运动禁止人们自行耕种土地——但事实并非如此。
人民公社把土地承包给各村。各村再把土地承包给各户。到1981年的时候,农业部的一个报告称,集体经济已经消失了。在许多省份,一半多的土地由个体农户来栽种,由他们来决定种什么、怎么种。
所以到1982年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情。首先,有悖于邓的意愿,人民公社垮台了;其次,农村大多数人的收入翻了一番。所以,就这个具体的情况而言,经济改革的设计师当然是农村里的人,而不是邓。一直以来,政权都在试图追赶当地正在实际发生的事情。
1984年,[时任总理]赵紫阳,在邓的支持下,把农村的承包制应用到国有企业,允许这些企业保留和处置他们生产的超过协议配额的产品。
随之而来的是1984年到1988年两位数的增长。但问题是,通货膨胀率也有了两位数的增长。还不只是农村企业,国企也在争夺原材料。农村企业想把木材留下来造家具。国企需要木材,这样他们才能造家具。于是一点一点地,边界开始出现。与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相反,实际上出现的,是一个由各种地盘组成的大拼盘,在这个拼盘里面,你要把商品从国家的一端运到另一端,就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检查站。
结果就是通货膨胀。情况是这样的:国企想拿到更多原材料,所以他们在预期未来会通胀的情况下借了更多的钱,从而又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到1988年的时候,根据杨尚昆的说法,中国的通胀率高达百分之48。
1984年发生的事件还不只这件。在邓的支持下,赵紫阳还给了中央银行的地方分行贷款决定权。这就导致了购买狂潮,因为地方干部有政治影响力,可以逼地方银行发放更多贷款。这些贷款被用来修饭店、新办公室、从国外进口彩色电视机。结果,到1988年的时候,中国农业银行几乎破产。那些按合同向国家交付粮食、木材和棉花的村民也因此而拿不到钱。
农业银行不得不发放期票,换句话说,就是借条。我就不需要向你解释1989年发生了什么了吧:10000名士兵,200辆坦克在北京中央集合。人们太过于经常地,但也是完全错误地把这件事情描述为一场支持民主的学生运动。的确,有一些非常勇敢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比如说后来得了诺奖的刘晓波)支持这场运动。但它当然不止于此。在像甘肃那样的偏远省份,也有25万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在示威,在农村,人们也发起了激烈的抗议。
当时的国家处在内战的边缘,而原因,恰恰是经济系统的改革——改革使党员可以搞权钱交易,而城市和农村里的人民则不得不忍受通货膨胀,拿借条当饭吃。
所以我会说,这是经济改革的大失败,除非你觉得用坦克来镇压自己的人民是个好主意。
显然,从1989年开始有一个"整顿"时期,中央收紧了对经济的限制。1990年和1991年邓到上海为加速开放敲锣打鼓,然后开始了1992年的南巡。在CCP的历史书写中,南巡被视为一个中国重回正轨的光辉时刻。对于中国历史上的那个时刻,你怎么看?
在1989年后,PRC似乎又要回到毛时代了。
于是邓开始了他的南巡,打破了僵局。1992年1月,他一路来到深圳,提出了一个重新启动今天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想法。我认为,他说得很精辟,"社会主义手中的资本主义工具"。
他这么说的意思是,中国可以吸引更多外资——可以说,这些就是资本主义工具。但我们不用担心,因为生产方式,土地资本、银行、劳动力、能源、原材料都属于国家。
怎么搞呢?他建议,设立特区,用土地换资本,用资本来兴建基础设施;这么做的效果非常好。全国各地特别是外国人投资的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急速发展。所以我认为,就此而言,邓还是有功的。
真正的问题是,这个决定有多好。在我看来,1992年后最大的输家是农村人民。20世纪80年代初流向农村的原材料和资金完全转向了国企。
数千万农民失去了工作,现在他们必须以农民工的身份到沿海地区的工厂打工了,他们一无所有,也得不到任何保护——没有组建工会的权利,资方可以随意雇佣和开除他们。他们把钱汇回家,而且,不奇怪,在92年和93年的时候,这些汇款中许多不是以现金的形式,而是以借条也就是1988年出现的那些期票的形式抵达他们家人手中的。
1992年,在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之后,邓退居幕后,让江——此时的江热情拥护邓提倡的加速发展——来掌舵。你能谈谈江在所谓的"兴隆的90年代"所起的作用吗?
我认为从1989年7月中央委员会的第7号指令开始,江就起作用了。该指令复活了"和平演变"这个概念,直到今天,党都还执着于这个概念。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会说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中国的设计师不是邓而是江。
我认为,我们被江给我们的肤浅印象给愚弄了。江有时会显得像个小丑。他喜欢突然就唱起歌来;他精通数门外语;要嘲笑他是很容易的。但实际上也正是这个人,做出了所有关键的决定。我要提醒你,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7年的时候第一次提出和平演变的概念;即,你应该帮助苏联的卫星国,如波兰和匈牙利,让它们和平地向民主国家演变。
毛抓住了这一点,当然,在他看来,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阵营试图渗透和颠覆政权的危险图谋。文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毛为防止中国"和平演变"、走回"资本主义"道路而做出的努力。江重新提出了这个想法,并且直到今天,它依然是领导层最关心的问题:从1989年爱是,每隔几年,当局都会提醒人们警惕"帝国主义阵营"的"和平演变"和"渗透"或"颠覆"。
1992年,江的另一个重要举动是清洗军队。在反对杨白冰和杨尚昆,指责他们违背党纪后,江在军队中搞了1949年以来最大的改组,把自己的人扶上实权岗位,安置在政府的各个部门。所以说,江这个人是懂"走廊政治"的。
1997年江提出一个特别重要的想法——"抓大放小",即试图通过把大量表现欠佳的国企合并为全国性的龙头企业来解决问题,像中国电信那样的庞然大物也应运而生。
直到今天,这些公司都还塑造者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江不仅提出要创造华为和电信这样的龙头企业,还决定在一小批外国货币决策者和公司律师的帮助(他们保障相关企业的操作符合国际金融和公司法的规定)下,让这些企业在香港和纽约上市。
他还认为,就像邓指出的那样,光让外国人到中国来建厂还不够;中国必须"走出去"到国外建厂以确保原材料的稳定供应,无论是来自土库曼斯坦的石油还是来自巴西的谷物。
关于江以及他怎样塑造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中国,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当时被外国人描述为奇迹的那个东西,也即私人企业家入党的权利。世界上有许多人称赞这个东西,说它是党的队伍向私营部门开放的可喜创举。不幸的是,情况恰恰相反。这个政策是所谓的"三个代表"的一部分。三个代表也被写进了宪法。什么是三个代表?就是让党来代表和定义社会各界(包括私营部门)的利益的决定。换言之,江坚持,每个私有企业都应该有党的细胞,确保党控制经济的方方面面。当然,他的继任者胡和习也沿用了这个政策。
无论你怎么看,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中国:庞大的龙头企业;党对私营部门的掌控;给国企更大的支持;坚决遏制一切"和平演变"的势头。这个清单还可以一直列下去。可以说,江是个了不得的人。
关于后邓小平时代,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与关于邓和毛的海量材料相比,关于江和胡的东西还相对较少。在你看来,这是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不会花太多时间来细究二手文献。但我能想到以下几点。首先,在涉及中国的时候,人们往往只关注事情的表面。换句话说,人们不太会去读这些当权者写的或说的东西。
我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读到被写进宪法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当时我还是研究生。一旦你读到它们,你就应该知道,这个政权不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或走向民主。
我想说的是,人们普遍倾向于相信,中共根本不是共。这个信念使人们倾向于认为,只要给它搭把手,就能帮它转向正确的方向,确保它最终民主化(或者应该说,和平演变?)。
另一个在二手文献中得到响应的普遍信念是,邓是经济改革的设计师。这当然是官方的说法,是政权自己的宣传,而太过于经常地,西方的历史书写也倾向于紧跟PRC的历史书写。我不想指名道姓,但外国人写的邓公圣传可真不少;你在中国的每个机场都能找到译本。
一旦你接受党把邓定位经济改革设计师的路线,你当然也就不太会对江或胡治下发生了什么感兴趣了。
在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有很多评论拿习"史无前例的第三任期"来和毛比较。在你看来,对习当前的领导路数来说,这个历史类比有没有用?
一言以蔽之,我在书中涉及习(从2012年至今)的后记之所以会那么短,是因为细心的读者只要读完这本书就会意识到,习只是在说明,而不是背离那个既定的、我们非常熟悉的剧本。
习的不同是程度上的,而不是种类上的。当他坚持私企应该建立党支部的时候,他只是在重提2000年江开启的那个传统罢了。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认为这更像是一种延续。
从1949年至今,这些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个也没有——说过分权的好话。换言之,绝大多数领导人都相信,列宁主义的专权原则是绝对正确的。
当然,现在我们也能看到,改革的目标是增强而不是放松党对经济指挥权的控制。换句话说,党确实控制了资本。它确实控制了能源。它确实占有土地。它从来没有放开其中任何一个。
在你看来,你的书如此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原因很简单。2010年我在哈佛书店讲《毛的大饥荒》的时候就说过。走进这家书店,你会发现很多关于苏联的书。你会发现不少苏联史名家的名字——罗伯特·塞维斯、斯蒂芬·科特金、奥兰多·费吉斯——他们都是广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他们在一流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用清晰流畅的散文写作,不讲学术黑话。
但如果你去看历史类的"中国"书架的话,你就会发现没几本书了。以在中国几乎和1917年十月革命一样重要的1949年为例:这当然是一个重要时刻了。但你能找到的书并不多。你不得不回头去看理查德·沃克1955年出版的《共产主义下的中国:头五年》。那本书严厉批评了中国,结果,作者本人被哈佛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本尊费正清赶出了美国的中国学界。
人们真的渴望了解PRC,但他们可以读到的东西却很少,并且这些东西往往写得过于抽象和理论。我认为这就是我取得成功的关键。虽然我是荷兰人,在瑞士读的书,但我认为,英国的历史书写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它基于有意义的材料,行文清晰。
这可以追溯至乔治·奥威尔:"写作应该像玻璃窗一样清晰。"清晰的写作出自清晰的头脑。晦涩文字背后的脑袋也不灵光。
2023年8月4日星期五
林保華:國民黨跟柯文哲走是自尋死路
Newtalk新聞 政治
林保華
發布 2023.08.04

2024的總統與立委選舉,親中在野黨以「下架民進黨」為名,號召組織「非綠大聯盟」、「政黨輪替大聯盟」與「執政大聯盟」等等。侯友宜、柯文哲、郭台銘似乎要成為「桃園三結義」圍攻民進黨,實際上這是話術而已,是影響力還小的柯文哲與郭台銘,藉此挖掉國民黨的樁腳來壯大自己,「桃園三結義」結果可能卻是「韓趙魏三家分晉」。國民黨礙於「團結」而聽任自己的支持者流到柯、郭那裡。現在這情況越來越明顯,以致操盤侯友宜選舉事務的金溥聰不惜對羅智強開火,甚至公開質疑「執政大聯盟」是什麼東東。
不過國民黨至今被郭、柯蠶食,有些地方議長退黨投郭,基隆那個「討打」說的國民黨議員也退黨要投柯的民眾黨參選立委,但國民黨有些人至今還不明白這一點,還把柯、郭當盟友,跟在他們後面跑,真是愚蠢之至。
最近柯文哲鬧出的北流案,先是「太監說」,後是隱瞞1.9億的欠款,還有對國際問題的無知,一再被打臉,他為了轉移目標挽救民調,突然冒出執政黨的「前瞻建設」就是「錢沾」,侯友宜與國民黨一擁而上,不做調查就以為撿到攻擊民進黨的彈藥而亂槍齊發,結果墮入柯文哲的陷阱。他們攻擊改造高雄前鎮漁港的81億經費就是「錢沾」。他們不明白台北一些建設都以千百億計,而對台灣的貢獻不如前鎮漁港。那幾個國民黨高雄市議員也攻擊前鎮漁港,那是他們自己的家鄉,如此他們還想在高雄選議員嗎?他們原來的支持者如果因為對國民黨失望而改投他黨,不是把票投給民進黨的話,就是把票投給柯文哲了。柯文哲缺的正是高雄的票,因而無法在高雄組織大型集會,這就給他機會了。
侯友宜參選,最重要是要提出自己的政綱,而不是尾隨柯文哲與郭台銘的主張去沾他們的光,堂堂百年大黨,已經沉淪到沒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政綱,只能跟在他人後面攻擊民進黨,下架民進黨?那麼一旦將來有可能執政,用什麼政綱治國?那時再繼續攻擊民進黨?到現在,除了「反對台獨」、「反對一國兩制」,看不出侯友宜有什麼政綱,連自己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都答不出來。重啟核電是自打嘴巴,至今還沒有完整的說法來為自己的轉變做說明。不久前柯文哲要重啟服貿,侯友宜也是拾人牙慧跟著柯文哲屁股喊;後來柯文哲退縮,侯友宜也不出聲了。
侯友宜也許因為過去的工作經歷,缺少口才與公關能力,例如他與郭台銘在台東參加的那場宴會,郭台銘談笑風生,侯友宜則在那裡發呆。侯友宜實在應該與王金平好好拜師,請他多幫忙,但是別把柯文哲當老師自取其辱,自尋死路。
這一仗是國民黨存亡之戰。如果國民黨能夠保持「本黨」的主體性,即使這次選舉輸了,國民黨還存在,未來只要繼續修正路線,主要是親中政策,繼續往本土化邁進,還要與黑金切割,未來不是沒有希望。然而目前的走勢,似乎要被柯文哲與郭台銘瓜分,一旦被撕裂的七零八落,國民黨還能再起嗎?
金溥聰的小刀,要刺向撕裂國民黨者。對中共的態度,與民進黨已經分得很清楚,不用攻擊民進黨大家都清楚兩者是對立的競爭關係。然而國民黨目前的最大危機,卻是冒充與它「聯盟」卻趁機要吃掉它的柯文哲與郭台銘,因此只有保存了國民黨,才有後續可圖。所以必須與柯文哲、郭台銘切割,這點金溥聰應該很清楚。至於國民黨主席朱立倫這個「教練」,還應該好好幫助侯友宜,這點王金平點的很清楚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原文網址: 林保華觀點》國民黨跟柯文哲走是自尋死路 | 政治 | Newtalk新聞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3-08-04/882721
https://lingfengcomment.pixnet.net/blog/post/364745002023年8月3日星期四
美國大學的中國分校熱,正在退卻
原文網址: https://www.cup.com.hk/2023/08/03/u-s-campuses-in-china/ | *CUP媒體
王宏恩:跨國反「習」民意與對台啟示
在上週,Pew Survey公布了一個全球24個國家的民意調查,詢問各國人民對於中國議題的看法,於今年2月至3月間共調查了27000人。在這份調查裡,大多數的媒體報導了有接近7成的全球民眾不喜歡中國(28%喜歡、67%不喜歡),而且不喜歡的程度幾乎都逐年提高,甚至在許多國家是有史以來最高(也就是下圖最右側有塗色的民調數字即為2023年在該國調查到史上對中國最不喜歡的數字)。
厭中是全球普遍趨勢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然而,假如我們細看這份民調的完整報告,可以看到許多也同樣值得討論的地方,以下一一說明。
第一,這份報告執行的時間是二、三月,也就是中國已經解封,並宣布大力重振經濟。因此中國在問卷調查時已經重新跟各國來往,但卻仍然被許多國家的民眾討厭。而在其他題目中,雖然各國民眾認可中國科技與軍事實力、也認為中國製的科技產品比較便宜,但說到其他軟實力議題,例如娛樂或是中國的一般生活水準,則認為中國在這方面並不突出。換言之,所謂的說好中國故事、或者經濟交流,在疫情之後到目前來看並沒有辦法改善中國對於世界的形象。而在報告後半段,也提到了現在各國又逐漸認為美國才是對全球經濟影響最大的國家,而非過去幾年認定的中國。
這一點對台灣尤其重要,因為之前在我的《思想坦克》專欄中,我們就有分析到美國以及各國民眾,在比較烏俄戰爭以及潛在的中台戰爭的立場上是高度相關的,只要各國民眾越討厭中國,就越會支持在中台戰爭時制裁中國,而且這趨勢在烏俄戰爭爆發一年來十分穩定。換言之,目前中國無法透過硬實力與軟實力改善其形象時,攻打台灣會碰到的國際成本就會大幅提升。
第二,相較於中國,世界各國更討厭習近平。雖然Pew報告裡面已經指出世界各國民眾對於中國的反感、跟對於習近平的不信任程度是高達0.9的高度相關,但假如我們仔細看一下對角線的位置(下圖橘色線,為本文作者自行加上),則可以發現絕大多數的國家在橘線的上方。在橘線上方代表該國「對習近平沒信心的程度比對中國的反感程度還要更高」。像是墨西哥,對於中國的反感程度不到4成,對於習近平的不信任度卻高達6成。就24個國家總平均來說,對習近平沒有信心的比例是74%,比對中國的反感程度(67%)還要高一截,而有信心的比例僅有19%。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這個趨勢跟中國國內政治改革正好是相反的。習近平自從2012年掌權開始,把中國的集體決策制打破、把權力跟崇拜全部集中到習近平一個人身上,把自己的名字寫進憲法、在各少數民族家裡掛習近平畫像、要全中國各級學校念習近平語錄與生平故事,把習近平拉高到等同於全中國的高度。然而,從國際的層級來看,這樣獨尊一人的做法反而帶來不穩定、同時也是反民主的,因此習近平越是在國內塑造個人崇拜與權力鬥爭,從國際的角度來看對於習近平的不信任程度越高,連帶拖累了對中國的整體形象。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當然,這種對內鞏固權力、卻破壞對外關係的作為,也不僅是中國。包括最近在討論給翁山蘇姬減刑的緬甸軍政府、正準備遭到國際聯合制裁的尼日叛軍,都是現成的例子。當然,台灣現在檯面上也出現了這樣只想鞏固國內權力、視國際關係與台灣國際形象無物的總統候選人,台灣選民不可不慎。
各國咸認中國會干涉它國內政
最後,在這份問卷中,有問一個過去學術問卷比較少問的問題:「中國是否有干涉他國內政(Q29. In general, to what extent do you think China interferes in the affairs of other countries)。」這題之所以重要,因為這是中國自毛澤東以來的重要宣傳策略以及重要外交手段:以不干涉他國內政為訴求,拉攏第三世界的盟友,共同透過全球組織的投票來形塑自己國家的利益。習近平在國際宣傳對台戰略時,也一再強調中國不干涉他國內政,所以其他國家不能干涉中國內政,將台海議題內政化。然而,在這份民調當中,幾乎全部的國家都有過半的人認為中國會干涉他國內政,中位數為57%,僅有35%的民眾覺得中國沒有干涉他國內政。
這個民調分布顯然讓習近平的宣傳不攻自破。尤其是義大利,歐洲第一個一帶一路的國家,有高達82%的義大利民眾覺得中國會干涉他國內政,這也難怪義大利政壇最近在討論退出一帶一路的相關事宜了。
總而言之,這份問卷顯示了目前對中國的反對聲浪,並非只是美國一國、也不只是當初川普帶起來的旋風、也不只是疫情中斷接觸帶來的影響。這股全球反中民意對於中國已經有更高程度的了解(因此顯示在對於中國、對於習近平的偏好評價不完全相同),但也因為更了解而更看不到給中國正面評價的因素。
當然,問卷中處處也有提到年輕一代平均而言對中國的好感程度比經歷過冷戰的年長族群為高,且這同樣為跨國現象。但究竟這樣的態度差異是會隨年齡變化、或是隨著世代變化,就需要持續追蹤調查了。
作者為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在台中一中被選進數學校隊,接著考取台大電機系後想當個科學家。在椰林繞了一圈後,覺得還是人類有趣多了,於是跟著數學一起投入研究政治,成了政治科學家。
魏京生:水利和水灾
人类自古就和水灾作斗争,变害为利是古往今来人们的理想。这里边有两个概念,最早出现的是利益,简单说就是水利灌溉。有记载最早的是苏美尔人的水利设施,灌溉农田,造福社会,使得远古的苏美尔人很快就富强起来。
中国先秦时代就有了很多大规模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灵渠等等至今仍然在使用。经过了几千年的进步,现在的工程能力是古代不能比的,现代的气候观测也是古代不能比的。预测丰水年和缺水年的准确性,更是古人不能比的。怎么反而中国的水灾倒比古代还严重了呢?
1975年河南舞阳水灾,水库垮坝淹了淮河流域几十个县。最近的华北水灾又淹了大片土地,几十个城镇危机。人民流离失所,财产损失严重。人们不禁要问,那么多年兴修水利,建了那么多水库水渠,怎么水灾反倒更严重了呢?没错,已经暴雨成灾了,水库还要放水泄洪,淹没中小城市以保大城市,难道只有大城市的人命是人命吗?
专家学者们对此有很多的研究和评论,但都不如大人物们的私心更重要。中国的水灾反而加重,我认为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主要还是指导思想,或者说目的出了问题。水库这个新技术的出现,新的运作方式不正确,是导致水灾加重的根本原因。水库不是从时间线上调节水量的容器,主要成了发电赚钱的工具。结果发的那些电不足以补偿水灾的损失,得不偿失。
但是官方的账不是这么算的。发电赚的钱是政府的钱,水灾损失的是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发点儿救灾款给各级官吏们贪污就过去了。老百姓的损失谁在乎呀?老百姓喊冤由谁来管呀?当然,可以去找那个当摆设的信访局。
这就是指导思想的问题。自从水利工程可以发电赚钱之后,整个指导思想和制度就都变了味了。干旱季节水库蓄水,以致河流干枯,湖泊见底。暴雨季节水库放水泄洪,加重水灾,人或为鱼鳖。因为发电有指标,而水位升高,每一立方米水的发电量就增加。于是水利干部们就有奖金,政府就有收入。
难道就没办法了吗?有办法而且很简单,那就是改变指导思想和制度。防灾为主,灌溉第二,发电为辅。也就是在每年的春季需要灌溉的时候尽量放水灌溉。放空库容准备雨季防灾。这样可以有效提高灌溉面积,增加农业收入。放空的库容可以有效调节雨季的水流量,防止或者减轻水灾。
两方面变害为利,只是减少了发电量。全社会得利只是减少了官员们的收入,这才是自古以来兴修水利的本来宗旨。没那么复杂也很简单有效,何乐而不为呢?只是百姓乐官家不乐,在官本位的专制政权管理之下,就不好办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兴修和管理水利设施的资金,谁来负担。共产党时代,水利工程一大半是由老百姓无偿付出,政府出少量资金。赵紫阳时代甚至改为由老百姓事后交水费负担。现在更上一层楼,连自然水流都要农民付钱。这种敲骨吸髓的做法,还说是什么大兴农业,退林还耕。真是脑子进水了。
中国古代朝廷税收很低,一般都是三十税一,有时还减免。全国财政收入不过每年几千万两白银,还要拿出几十甚至几百万两的白银用于水利工程。自古以来水利就是国家工程,国家出钱,从税收里补齐。现在难道税收就只能用来养官员,搞些形象工程吗?
兴修水库这种现代化的手段,用好了是水利,用坏了就是制造水灾。大家看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