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者按：从2020年1月起，中国数字时代每月底推出当月的中国言论审查纪要，纪录当下中国政府对中国新闻、网络言论的审查情况，努力保存当下中国社会言论自由的真实情况。
武汉肺炎！武汉肺炎！武汉肺炎！1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WTO）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的危险程度为“高”，在中国的危险程度则为“极高”。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截至1月29日24时，累计死亡病例增加38例至170例，确诊病例增加超过1,700例。中国全国境内均报告武汉肺炎疫情，并全部全面采取一级红色最高级警戒。
加缪在其小说《鼠疫》中说到：“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的问题。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若是要追究武汉肺炎为什么会从可控到失控，到如今变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唯一的原因恐怕就是不诚实。
一 从可控到失控，到底是谁耽误了武汉？
2019年12月8日，武汉发现27名不明肺炎患者。
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消息，
8人散布武汉肺炎不实消息被依法处理 ，为此，警方还特别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发布信息、言论应遵守法律法规，对于编造、传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警方将依法查处，绝不姑息。”
武汉市和湖北省前一阵子都在忙着开两个重要的会，有些武汉官员的想法恐怕是觉得重要会议期间要稳定，不要制造混乱。这种想法，从我2002年大学毕业进入武汉的新闻单位就有了，这些年他们也一直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两会期间，不允许报道负面的新闻，要给两会营造和谐的氛围。
如他们所愿，他们舒舒服服开完了会，疫情也一步步扩散开了去。
2020年1月19日，武汉才派了了一个副市长出来介绍疫情。而武汉的第一例病人，出现在2019年12月8日。
回溯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的蔓延过程，赵军实这样的“超级传播者”的出现，几乎是一种必然。
2019年12月30日，网上流传出一份盖有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公章的红头文件，紧急通知“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
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林羽回忆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武汉市的策略都是“冷处理”。他所在的医院就通知，在没有单位授权的时候，不允许私自在公众平台谈论病情，不允许私自接受媒体采访，不仅仅是临床系统，包括院感、CDC那边消息管控更严重，“整个就不让说”。当时，医生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再嘱咐就诊患者：“口罩、口罩、一定要买口罩、戴口罩”，甚至半开玩笑地嘱咐“不要去华南海鲜市场买东西，那里东西不新鲜。”
12月31日，武汉市政府公告称，共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严重，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消息：“目前病因尚未明确，不能断定是网上传言的SARS病毒。”
武汉市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还传唤了8名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的违法人员，依法进行了处理，并在2020年第一天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这条消息。
从1月6日至1月10日，武汉市卫健委没再就“不明原因肺炎”发布通报。
周先旺：这次我们的疫情其实各方面对我们信息的披露是不满意的，我们既有披露不及时的一面，也有我们利用很多有效信息来完善我们的工作不到位的一面。前面这个披露的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所以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而且在很多方面的一些强硬的措施上，不是慢半拍，那是可以说是硬了一拍，比如说关闭离汉通道的问题，暂停我们的城市的地铁、公交、轮渡，包括武汉出去的长途公交车，这是很果断的。
随后，8名“传谣者”身份揭晓，他们分属于三个群，群名是：
武汉 大学临床04级群、协和红会神内、肿瘤中心。从名字看，都是医学交流群，身份几乎都算是医疗专业人士。其中一位“传谣者”李文亮，还是一位在一线治疗新冠肺炎的医生，后来他和父母也都染上了新冠肺炎，他自己病情还比较重，在重症监护室，无法下床，大小便都在床上，基本没办法说话。
据一位医学专家说，1月1日，几乎所有网络平台的医学编辑，都看到了这个“
谣言”，有几个编辑还向他约稿，写如何预防SARS感染的文章。但他考虑到由于法律规定，传染病发布，必须由政府部门官方进行，否则违法，故一直沉默着。
也是说，在元旦前后，2019-E ncov与SARS -cov70%同源的结果，已经在临床医生中流传。然而八位作者被抓，还上央视宣布，导致医生人人自危，从此以后没有医生再敢发出预警。
1月29日晚，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媒体采访，解答如何打赢这场病毒“歼灭战”，在回答有关这8位传谣者一事时，曾光表示，
这8个人是可敬的，我们事后评论，可以给他们很高的评价；他们是事前诸葛亮，但是科学讲究相信证据，做出判断得拿出依据。
为什么我们两天就已经分析出了这个未知的病毒是一个跟SARS很像的冠状病毒，并且上报了所有分析结果，官方要到1月7号才发布消息明确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
要谈对整个事件的看法，最大的感觉就是失望，痛心，还有愤怒。我们都已经发现那么及时了，为啥现在还是没能控制住？让全国进入的疫情大战？更多的不是科学因素，也不是技术因素，而是决策和媒体。
这篇文章第二天被删除。
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在官网公布了这成为论文的41例病例，实际上，《柳叶刀》论文中研究者公开表示，自己的数据来自官方（authorities）。在存在14名患者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前提下，且医院和卫健委专家按空气传播隔离防范的前提下，武汉市卫健委公告中显示“未发现人传人证据”。
1月15日，距离医院给予患者空气传播阻隔措施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以上，截至1月1日确定出现一例家族群聚性病例，已经出现14名患者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前提下，武汉卫健委在官网的“知识问答”中提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且继续强调“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许多国内媒体在不显眼的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
NEJM论文中公布的数据表格，最后一行显示医务人员感染情况，1月1-1月11日期间，共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
然而，不知什么缘故，这两篇文章中的数据以及显示出的新冠状病毒的危害性，未能体现在防控疫情上。文章作者姜飞雄最后说：
事实罗列至此，引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中心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
张作风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的话：这次的武汉肺炎的科研成果是一流的，很短的时间内在很多知名杂志发表了文章，但是根据这些发表的数据信息，有很多完全可以在疫情暴发初期就用来指导这次新发传染病的控制。有些非常重要的数据，仅仅是在英文杂志上发表以后，我们才可以看到，有很多信息在国内并没有及时向公众公开，也没有及时地应用在扑灭暴发流行的整个过程中。
发表高质量的文章，可敬可贺，但为什么这些数据国内看不到，如果让这些结果在这场疫情控制过程中有所应用，不是更好吗？感觉到这次的主导方向是科研和抢着发表高水平论文，而不是公共卫生的实践，以保护人民健康为首要。
疾控中心的专家已经表明，2019年12月中旬已开始人传人。
但是，2020年1月10日，武汉官方仍称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公开宣布了会人传人。
那么，究竟是谁耽误了武汉呢？以至于耽误了全国呢？
在回顾疫情出现到爆发，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从可控到失控，武汉错过了防控疫情的最佳时期。有网友梳理了武汉疫情的时间线（《
到底是谁耽误了武汉？》），最后总结出：
2019年12月8日-12月31日，武汉空白；
2020年1月1日-1月10日，武汉空白；
2020年1月11日-1月17日，自第一例死亡病例出现后7天，武汉一直通报“无新增病例”；
2020年1月20日-1月22日，最高指示发出，防控全面升级后2天，武汉才开始号召市民戴口罩，武汉相关领导还在参加春节团拜会；
到底是谁耽误了武汉？他们到底在害怕什么？谁为死去的人负责？
北京时间1月30日凌晨，美国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线了一篇关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病学研究论文，瞬间引发舆论关切。
有批评者认为，论文提到的 “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显示包括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在内的论文作者至少在1月初已经掌握了明确的人传人的证据，但外界直到1月20日才了解到病毒可人传人。也有科学家表示，该论文属于流行病学回顾性研究，数据采集和分析都是滞后的，为何一定要推演到“隐瞒疫情”。
但是，真相到底是什么？
文章还提到，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在微博上就该论文提出的质疑，“新冠状人传人的证据被有意地隐瞒了！”
“从这篇论文的数据来看，国家疾控中心早在一月的头几天就掌握了明确的人传人的证据，那么从那个时候一直到1月20日这三个星期里，这个消息是在哪个步骤被掩盖了？是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为了发表论文，对数据密（秘）不外宣？是武汉市政府为了某些需要压制数据的公开？还是什么别的情况？”
王立铭的这一质疑迅速在网上得到数万人的转发和评论，两个小时后被删除。
与此同时，政府各个部门也开始了“甩锅大战”，《
梳理一下这丑陋的甩锅比赛，比赛到哪回合了？》梳理目前为止武汉市长、疾控中心、国家卫健委之间互相甩锅，“没有一个自省反思的，全都是别人的责任，别人有错。”接下来，这个黑锅又会甩给谁呢？ 这篇文章几乎被秒删。网络上，追问责任的文章几乎是被删除最快的。
二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然，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1月23日， 武汉肺炎在中国各地扩散，武汉当局宣布封城以制止疫情扩散几个小时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只字不提人口1100万的武汉封城和或武汉肺炎的问题。1月25日，
央视春晚成龙献唱“问我国家哪像染病”。
1月28日，习近平
在北京高调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引关注。应对此次武汉肺炎疫情危机，北京特别成立“中共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该小组26日首度召开会议，小组长竟是李克强而非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引发外界诸多揣测。似乎是为驳斥外界谣言，习近平在会见谭德塞时强调，“对于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三 武汉肺炎到底有多严重？
武汉肺炎到底有多严重？官方数据和通报有多少真相？在社交网络上，网友们纷纷质疑，同时“谣言”四起。
作家胡泳的一篇旧文章
《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再次回到公众视野，这篇文章引用卡普费雷的话说：“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官方’来源的概念就是政治性的，它取决于一种共识，这种共识阐明了谁拥有法律上的发言权，即便其缺乏道德上的发言权。谣言是与当局的一种关系：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同时，又对当局作为唯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谣言在无人邀请的情况下自发地争夺发言的权力。它经常是反对派的发言：官方的辟谣并不能说服它，因为它感觉官方与可靠性并不是相辅而行的。谣言令我们质疑当局，对‘谁有权对什么事发言’提出质疑。谣言提供的信息与官方信息有时是相左的，所以，谣言构成了一种反权力，即对权力的某种制衡。”因此，民众只能从谣言中去寻找真相：
《武汉肺炎：“谣言”中的真相（持续更新）》。
中国跟越南的对比：一边是187天疫情，5328人感染。一边是39天疫情，63人感染。
为何越南能迅速有效控制疫情，文章分析说：
这话有点文。用口语来说，就是：河内官员在这次疫情处理中，把老百姓的健康看得比政客的面子重要。
如果，第一次出现萨斯病例的时候，中国也及时邀请一位乌尔班尼那样的医生参加诊治；又如果，中国的官员也像越南官员那样放下政治考虑，从一开始就积极跟国际合作，尽最大努力控制疫情，或许中国不会有这么多人死亡，世界不会有这么多人死亡。
可惜，不会有如果，死去的人不会再有机会重来。然后最大的悲剧不是犯错，而是不承认错误，使得同样的悲剧再次上演。在此次武汉肺炎中，如果中国的官员能吸取教训放下政治“面子”，听取“造谣者”和一线医生的意见，把大众健康放在政治考虑之上，及时防控，疫情是不是会得到更加有效的控制呢？答案其实是否定的，因为这是极权的代价，“
每一个极权都有自己切尔诺贝利时刻”，当局从初期的删帖封号、抓捕“造谣”网民、拖延、瞒报真实的疫情，到之后显示出的缓慢、低效的危机管理与应对措施的执行能力，几乎重蹈了17年前SARS事件的覆辙，仿佛从未汲取灾难的教训。不少人意识到，究其根本，是这个封闭、傲慢、前现代的权力体系，始终忙于清除异己，已经失去了自我纠错的能力。在遭遇公共危机的时候，官员总是将维稳置于人民的权利之前，陈旧体制所纵容出的落后的执政理念和能力暴露无遗。这一条固步自封到积重难返的路径，和“
切尔诺贝利”中的桥段又是多么相似。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在评价切尔诺贝利悲剧的文章《
“有组织的无序”：封闭系统中组织决策的大困境》中，分析了一个越是封闭的体制，越难以承受意外事件的打击。这个封闭而傲慢的体制，同样无法承受任何意外事件的打击。
四 其他审查纪要
可怕的是，极权，并不只是针对重大疫情而存在，它更是成为一种日常。在这个极权体制中，时时刻刻都经历着切尔诺贝利的悲剧。
2019年年底，公安部指派山东警方成立「12.13」专案组，展开一项自「709大抓捕」以来最大规模的公民社会大清算，连串针对自由派人士的调查行动由12月26日开始高调进行，迄元旦当天至少已有8人被带走，分别是丁家喜、张忠顺、戴振亚、李英俊，黄志强、刘书庆、卫小兵、卢思位，此后陆续还有其他人权律师在被追捕和被迫逃亡中。同时遭到警方追捕和迫害的还有这些人权人士的家属。他们的声音在中国大陆网络上完全被封杀。被迫逃亡到海外的律师文东海的妻子周友芳1月19日在自媒体上讲述自己的逃亡，并担忧仍在国内逃亡的文东海：《
我带着两个孩子逃亡，却不知道逃往哪里？》；
人权律师丁家喜、余文生的妻子控诉中国政府的非法行为，指控中国政府如「土匪」般非法登门绑架，也不让律师介入，至今生死未卜。甚至妻子也被株连抓进派出所审问，铐在椅子上长达 9 小时，甚至遭羞辱式的要求脱光检查，出门被跟踪更是日常。
其他纪要：
——中国数字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