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0日星期日

胡少江:王岐山去留对习近平并非那么重要

王岐山
十九大在即,年过六十九周岁的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央纪检委书记王岐山的去留成为国内外的一个焦点。人们关注王岐山的去留,其实与王岐山个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希望以此来窥测中国高层政坛的现状及其走向。在我看来,用王岐山来作为中国政治的风向标其实有些舍本求末。其理由是,人们所关心的所谓高层政治无外乎是两点:一是习近平是否已经掌握了中国政局的主导权;二是中国的政治走向在十九大之后是否会有重大的变化。但是这两点都不需要通过王岐山的去留来做结论。
认为王岐山会留下的理由大体是:一,王岐山是习派对峙上海帮和团派的重要人物,王岐山留任与否可以看出习与江、胡等老人之间的力量对比;二,王岐山是反腐运动的一个标志,也成为中国官僚系统的的一个政治公敌,王的进退可以看出大规模反腐是否已经告一段落;三,李克强领导国务院和掌控宏观经济的能力不足,王岐山是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不二人选;四,习近平需要王岐山的留任来为他打破政治局成员"七上八下"的陈规,为自己在二十大后继续留任进行政治破冰。
其实这四条理由似乎都不充分。谈及在党内不同派系角逐中的归属和作用,王岐山虽然有太子党身份,但是他的岳父与习近平的父亲并非同一派系,在胡耀邦去留、改革开放、六四镇压等重大政治斗争中,他们处于对立的阵营。因此王的历史渊源表明他并非一定是铁杆的习派核心人物。更何况,习的人马在军事和政治机构中的布局已经基本到位:在军队,习甚至在前不久还进行了新一轮的高层洗牌;在重要的省部级机构也已经启用了自己在地方工作时的旧部。在可能的政治争端中,自己的旧部比王岐山更令习近平放心。
其次,王岐山的去留与反腐运动的前途并无关系。反腐运动在腐败盛行的中国深得民心,但是选择性反腐却反映了习近平在反腐运动中进行政治清洗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始终控制著反腐的政治日程,这一点随著反腐标准越来越政治化进一步得到证明。虽然实际操作力较强的王岐山在为反腐运动破局种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在个性强势的习近平眼中,他不会接受王岐山作为反腐运动的标志性人物。王岐山在反腐中累积的名声不仅无法成为他继续留任的政治筹码,反而会成为令习近平警惕的一项政治负资产。
第三,认为需要王岐山来主导经济内阁,这是对中国政治不甚了了的人得出的结论。在中国现有体制下,总理始终是一个配角,总理的任命服从政治需要。根据前些年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府院之争"看,真正代表习近平经济主张的是以刘鹤为首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小班子"。习近平本人也多次向访华的外国人强调刘鹤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这也意味著,习近平并不在乎有一个弱势总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甚至需要一个听从刘鹤等人意见的弱势总理来体现它的政治意图,强势的王岐山并不符合这样的标准。
第四,习近平已经成为一个强势领导人,在强势领导人的统治下,连成文的法律都可以随意修改,更何况那些不成文的东西。在我看来,无论是出以"捍卫红色江山"、"完成中国振兴"的政治理想,还是从贪恋政治权力的个人野心看,习近平都不会在五年之后退出政治舞台。他不需要利用王岐山的留任来打破"七上八下"的陈规,而在政治局尽多安排自己的人马显然更有利于他本人五年之后的政治生涯。更何况,他还有许多其他的方式可以用来显示他不受党内陈规的约束,而不需要这种太过显眼而并不实惠的留任王岐山为自己铺路。

——RFA

2017年9月7日星期四

“中国头号通缉犯”给美国出难题:律师称郭文贵正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

郭文贵
在指控中国一些最具权势的官员存在腐败后,这名身家亿万的房地产开发商的律师说,他已经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
代表他的华盛顿律师托马斯·拉格兰(Thomas Ragland)于周三 晚间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这位名叫郭文贵的亿万富翁所持美国旅游签证,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到期,由于对中国官员的公开指控使他成为"中国政权的政治对手",他目前正在寻求庇护身份。
  • 查看大图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的去留将在下月共产党的会议上决定。郭文贵声称王岐山和他的家族秘密控制着中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
    Feng Li/Getty Images
    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的去留将在下月共产党的会议上决定。郭文贵声称王岐山和他的家族秘密控制着中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
    庇护——即使是待决的庇护申请——将给予郭文贵更多的保护,因为他可以在申请审核期间逗留美国,拉格兰说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多年。
    "庇护能提供与持签证身份不同的保护水平,"拉格兰说:"签证可能被取消或撤回。"
    郭文贵的英文名是迈尔斯·郭(Miles Kwok),他目前居住在自己价值680万美元、俯瞰曼哈顿中央公园的公寓内,在那里,他用Twitter和YouTube进行宣传,声称身为政治局常委、负责监督中国共产党自身反腐工作的王岐山及其家人,暗中控制着中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
    他用于支持该说法的一些证据很容易被驳倒,或者根本难以置信。但他对王岐山前任的家属发起的若干指控可以得到证实。
    郭文贵的行为已经激怒中国政府。北京于4月要求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对他发出全球逮捕令。还有一些来自中国的个人与公司在美国法院以诽谤罪起诉他。
    庇护申请可能令特朗普政府陷入外交困境,朝鲜进行一系列导弹发射试验与地下核试验之后,目前特朗普政府为孤立朝鲜,正在寻求中国的帮助。郭文贵可以说是中国的头号通缉犯,给他庇护可能会被解读为默许他破坏中国领导层的手段,这样几乎肯定会惹恼北京。
    受到严密控制的中国媒体发表文章,指责郭文贵涉嫌诈骗、洗钱和强奸。四月,与他有牵连的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在电视上忏悔,称郭文贵贿赂他。
    郭文贵声称拥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许多国家的护照,并表示他不再是中国公民,这可能令他的庇护申请变得更加复杂。郭文贵的签证过期后,为何不能去往他拥有公民资格的另一个国家,这一点目前尚不清楚,不过拉格兰说,美国可能是唯一一个中国鞭长莫及,能令郭文贵感觉安全的国家。
    拉格兰说,周三,佛蒙特州一处政府审核中心接受了郭文贵的庇护申请,适逢下月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要会议,届时将决定按惯例已到退休年龄的王岐山是继续留在政治局常委会还是卸职。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郭文贵的指控削弱了王岐山的地位。但是北京方面于周三发出的信号表明,王岐山仍然得到同僚的有力支持。当天,政治局七常委中有三人,加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高级助手,在北京与王岐山共同出席纪念他的岳父——一位于1994年去世的中国老一辈领导人——诞辰100周年的活动。
    "我不认为中共高层在把郭文贵当作一个威胁来看待。他并没有像自己认为的那样有影响力,"与中国的一些最强大的政治家族成员有密切联系的香港商人陈平说。"我认为王岐山有很大机会留下。"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晋其角

    严家祺:为孔老夫子加上三句话(附:“心因”造词者范岱年)

    严家祺与范岱年(右)


    孔老夫子: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加上三句话:
    八十贯通古今洞悉寰宇,
    九十天人合一,
    跨越百岁心静如水。

       
    昨天,接到一位九十一岁的老同事范岱年(老右派)从北京发来的E-Mail,说"陈益生于8月31日去世,昨天遗体告别。据陈荷清说,哲学所金顺福、李金山、易惠莲也去世了。我近况尚好。8月,去了一趟新西兰(一周),在奥克兰。参加了商务120周年纪念,见到梁存秀(九十多岁老右派,中国的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研究专家)。到南京参加了科学哲学学术会议。南大新校区很大,学生3万多,本科生、研究生各占一半。请你和高皋多保重。"
       
    想起孔老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我的复信写了如下几句:"我们的同事一个个走了,周围世界也变了……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八十贯通古今洞悉寰宇,九十天人合一,跨越百岁心静如水——祝你和你全家好! 家祺 2017-9-6"
      
       
    照片是2005年我与这位老同事范岱年在纽约曼哈顿59街他家近旁所摄。
        
          
    "心因"造词者范岱年
    严家祺(2013年舊文)

      
     范岱年是一位科学史、科学哲学专家,他无意造词,但他造了一个词,叫"心因",与"基因"相对,现在也未被人们普遍接受,我感觉"心因"一词会广泛流行,所以,我称范岱年是"造词者"。
       
    道金斯《自私的基因》(《He Selfish Gene》)一书,造了一个词,英文是Memes,直到今天,中文译为"拟子"、"觅母"、"渳"。Memes的例子很多,有旋律、观念、宣传口号、服装店样式、制罐或建房的方式。
       
    道金斯说,"基因"从一个身体跳到另一个身体进行传播,"拟子"将自己从一个头脑传到另一个头脑。如一个好的想法,通过写文章或演讲,如果这个想法是行得通的,它就在复制和传播自己,从一个头脑传到另一个头脑。
       
    二00三年,范岱年在翻译出版的Holmes Rolston的《基因、创世纪和上帝》一书中,把Memes译为"心因"。别看这是小事,这在汉语中是一大创造。
       
    范岱年在出版这本书时已经七十七岁,近十年,又翻译出版了《爱因斯坦新语录》、写了《科学、哲学、社会和历史》等著作。
       
    我与范岱年在哲学所同事了近二十年。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开始时我们的桌子靠桌子。在整个研究组,我与范岱年谈得来,他对我也友好。有一天,一位同事,认真地对我说,范岱年是右派,你小心些。我没有经历过"反右",也没有意识到哲学所会有什么"右派"。但我没有改变对范岱年的态度,没有对他有丝毫歧视。范岱年家离我家很近,步行只要几分钟。他有两个孩子,儿子范大文是弱智,范岱年经常带着范大文散步,而且多次到我家。我吃了晚饭,也步行到范岱年家看他。我住在干面胡同的楼房里,他住的是简陋的平房,家里没有盥洗室和厕所,用水要到院子里,还要排队,做饭的炉子放在家门口的蓬子里。范岱年的老婆也是右派,在工厂工作。
       
    我在纽约布鲁克林住时,他家在曼哈顿时代广场附近,范岱年老两口帮女儿带两个小外孙。我们经常见面。第一次到他在曼哈顿的家,从窗户往外看,可以看到整个中央公园,他带我去楼里的游泳池,到门口,范岱年用右手手掌一放,游泳池的大门就开了。我只才知道,曼哈顿的高楼大厦里还有大游泳池。没有多久,范岱年要领我与高皋去他家另一处住房,离时代广场更近,楼房中间是一个巨大的花园。在曼哈顿租房,房租比别处高的多,他家的房子是他女儿、女婿买的。女儿、女婿都在华尔街工作。
       
    范岱年的父亲叫范寿康。范寿康在抗战後曾在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任副厅长,一九四五年後,任台湾教育处处长,兼任台湾开明书店董事长。
       
    一九八二年,八十六岁的范寿康从台湾经美国到北京,当时范岱年还住在干面胡同,看到范岱年说起他父亲回来时高兴的样子,我今天还记忆犹新。
       
    范岱年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是许良英。他们都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都是浙江大学地下党党员。一九四九年後,都在《科学通报》编辑室工作,一个是主任,另一个是副主任。一九五六年,他们都调到哲学研究所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工作。一九五七年,他们都成了"右派分子"。文革后期,许良英从浙江农村来北京,首先找到是范岱年,通过范岱年找了于光远。于光远、范岱年和我三家之间都只有几分钟步行距离。我见到许良英的印象是老背着一个书包,文革前,他在农村靠翻译稿费,向生产队买工分,后来稿费没有了,他仍然坚持翻译了爱因斯坦几十万字书稿。文革后期,他的书稿被上海出版了,没有署他名字,而且用来作为"大批判"资料。一九七三年底,正是于光远帮助他联系,使他能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完成《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出版工作。除了许良英外,范岱年等几人也参与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翻译。《爱因斯坦文集》三大卷,在一九七六年後陆续出版,许良英也恢复了公职,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
       
    许良英的脾气倔强,在他认为的重要问题上与他观点不一致的人,没有宽容。因翻译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著作而获得丹麦国旗骑士勋章的戈革,与许良英本来是好友,由于戈革认为玻尔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而许良英认为是爱因斯坦。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两人後来绝交了。与我在一起的柳树滋,在文革后期出版了一本批判自然科学家"唯心主义"的书。当时科学出版社刚刚出版了我写的《能源》一书,柳树滋出版了书,非常高兴,送给我後又拿去送给许良英,许良英当他面把书丢到门外。柳树滋当时对我说他说如何难受,这使我觉得许良英对人太不宽容了。
    一九八九年四月,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被上海市委免职,许良英一定要我起草一个声明。我说你许良英写,我签名。许良英说,你研究政治学,希望中国民主,临到这样的事,就不说话了,你的民主是假的还是真的?许良英说,你写声明,你的名字放在第一位,我放第二。我对许良英这样说话的口气虽然听了不高兴,但在"民主"面前,我听命于他,就写了一份声明。正是,这份声明,推动我后来参与了多次签名。因为在中国,签十次名与签一次名是一样的。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後,我自己主动起草了一份声明。我的人生转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许良英因为一九五七年说了一些不赞同"反右"的话被科学院开除、在浙江农村渡过了艰难岁月。而我则因许良英的一句话,在一九八九年写了谴责上海市委的声明,介入了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当然,没有许良英,我也会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不过,会以我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和方式进行。后来,许良英要范岱年参加他发起的签名时,范岱年不大愿意,我对范岱年说,你不要为难,按自己想法决定就是了。波普尔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为了一个他认为他值得的理想而牺牲自己,但没有权利去强迫或煽动别人为了一个理想而牺牲。"我从来没有以"理想"、"道德"、"公义"的名义,要求他人听命与自己。我与范岱年和所有志同道合朋友之间的交往,从来没有把"理想"、"道德"、"公义",以及"民主"放在嘴上,要求对方做什么。
       
    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在一九八七年发起"反右三十周年讨论会",邓小平知道後非常愤怒,当时,胡耀邦刚刚下台,邓小平决定要找几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来批判,因为他记不住许良英的名字,而长期以来对王若望的言论很恼火,就说,要把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开除出党,结果把许良英"漏掉"了。"反右三十周年讨论会"没有开成,谈起这件事,许良英总说,邓小平把名字弄错了。
       
    范岱年也是《爱因斯坦文集》的重要译者,他不标榜自己。当我想到范岱年时,称他为"心因造词者"也许更有意义。在中文世界里,为中国人增加一个"心因"一词,这是了不得的事,是在人类社会中传播"心因"的大事,让"心因"这一新词、新概念从一个头脑跳到另一个头脑。

    2017年9月6日星期三

    未普:三军易帅,习近平急于掌控全局——十九大动向之四

    最近,中国军队高层发生剧烈变动,其中最惹人瞩目的是陆海空三军司令,统统破格换人。这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
    7月28日,习近平提拔了5位中将为上将,其中最有看头的是韩卫国。韩卫国两年前,也就是2015年7月,刚由少将军衔晋升为中将军衔,至今刚满两年就晋升为上将,这一速度在现役上将中绝无仅有。习近平自十八大以来晋升的28名上将中,绝大多数是在晋升中将四至六年后晋升上将的。
    就是这位韩卫国在晋升为上将后一个月,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跟韩卫国相比,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的沈金龙和空军总司令的丁来杭,上升速度更快,甚至连常规的表面文章都不做了。沈金龙和丁来杭都是中将,被习近平直接拔擢到通常只有上将才能做的三军统帅的位置上。
    为此,香港《苹果日报》有文章分析说,这些中将被任命,"坐上过往只有上将才坐的高位,显示习近平对现有上将缺乏信任,急于提拔自己人。"这个说法大致准确。2017年1月沈金龙接替吴胜利任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涉嫌违纪正在接受调查。丁来杭取代的原空军司令马晓天上将是2009年7月由胡锦涛提拔的,现在去向不明。
    笔者认为,这几位中将被如此破格提拔,反映了习近平面临掌控军队乃至全局的紧迫性。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十九大临近,习近平急于换上忠诚的将领,以确保掌控军队。忠诚是决定这些中将们能否上位的必要因素。新华网7月10日刊登一万六千馀字的长篇纪实文章,题为"领航人民军队,向著世界一流军队迈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推进强军兴军纪实。"文中称,"笃信马列和空喊马列、真忠诚和伪忠诚、依靠组织和攀附个人、追求实绩和追逐名利"等是"重大是非问题"。
    在这些"重大是非问题"上,新科司令们肯定是经过了长时间的重大考验。如空军司令丁来杭,早被认为是习家军人马。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福州军分区党委书记时,与当地驻军交往甚密,而丁来杭曾任空八军驻福建漳州参谋长,空军福州指挥所司令。丁来杭九月1日以空军司令的身份检阅新飞行学员时,要求他们"不忘初心、红心向党,争当能打仗、打胜仗的战斗员,争当战略空军的建设者",云云。
    第二,三军新主帅的破格提拔出于备战的需要。三军新主帅的共同特点是时刻准备打仗,这可能和最近中国边境几面受敌的形势发展有关。在备战方面,韩卫国早几年就对军内出现的"和平兵""和平官"现像进行了批评。他谈到,军队只有"打仗"和"准备打仗"两种状态,作为一名军人,必须不断强化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思想。丁来杭以司令身份亮相时,面对媒体强调最多的关键词就是"实战"。
    第三,三军新主帅与习近平的强军梦不谋而合。他们的强军梦是"赢得国际军事竞争优势,需要全新设计人民军队未来,使人民军队大踏步赶上潮流、走在时代前列"。沈金龙强调中国军队指挥官的领导能力。他说"美、俄、英、德等国军校都很重视对学员军事领导能力的培养,现代战争正在成为领导力的战争。我们绝不能在这场人才竞争中失去主动!"。丁来杭称,要牢记习主席对空军转型建设的战略嘱托,在强军目标引领下接续建设实战空军。
    第四,三军新主帅的破格提拔,反映了习近平意图在军内"一统天下"的决心与意志。新华网的长篇纪实文章强调,军内反腐并未结束。文章称,军内反腐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没人能当"铁帽子王";军内反腐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等等。这表明,习近平以军内反腐的名义,将进一步在军内扫清不忠者。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习家军的说法就不绝于耳。但是到了19大前夕,习家军真的成形了。这次三军司令破格易帅,一方面反映了习近平必须掌控军队的紧迫性,同时也有助于他进一步掌控军队乃至全局。

    ——RFA

    林保華:許歷農公開投共的輓歌


    只有像許歷農、郝柏村這種老軍頭,會念念共產黨的變化而沾沾自喜,因為可以為他們的投共行為進行辯護;但他們看不到民主的變化才是根本的變化。圖/郭文宏



    新黨精神領袖、老軍頭許歷農突然公開宣佈放棄反共而促統。對此人們絲毫不會感到驚訝,因為他投共早已20多年,人們稍稍有點奇怪的是,他為何要在這個時候公開宣佈,什麼想法促使他這樣做?
    想來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鳥之將亡,其鳴也哀。許將軍芳齡九十有九,晚年致力於統一大業,然而除了令新黨主席大發橫財而成為萬年主席外,統一大業不但乏善可陳,而且台灣天然獨蔚成風潮。撫今思昔,夜深人靜之時難免老淚縱橫。既知與其將來刻上「化獨漸統」僅供追憶,不如選擇鬼月奮力一搏,來個驚天地,泣鬼神,才對得起萬惡共匪對他的厚愛。
    第二,許老爹看到目前台灣表面上的亂象,尤其是當年屬下所組織的「八百壯士」幾乎所向無敵,連滴水不漏的世大運開幕式也會被他們戳出漏洞,似乎佳作天成。因此以為天將降大任於老爹,只要他振臂一呼,以當年政戰主任威勢,不怕不會一呼百應,八百壯士就變成八萬壯士,再由其他第五縱隊配合,台灣的社稷江山,就到習家手裡。
    化獨漸統僅供追憶 台灣人民當家作主
    最近接觸了一些海外的老朋友,他們都談到中國軍方高層傳播的一些有關如何「解放台灣」的流言。其中有一位將軍說,只要中共一聲號令,台灣就會像1949年那樣,軍政大員宣佈「起義」投共,台灣就會土崩瓦解而被「解放」。許歷農大概也是這種思維而要扮演馬前卒角色。
    這種說法也許是建立在中國已經在台灣密布第五縱隊,侵蝕了台灣的肌體,只要北京一聲號令,他們就會蠢動從事顛覆活動,有些人已經按捺不住在活動了。這個風險的確存在,但這與軍政「大起義」是兩碼事,何況還會有台灣全民的大反撲,因為台灣是民主國家,絕不容許搞什麼政變與「起義」。要通過服貿協議都會引來太陽花運動,何況第五縱隊的顛覆活動。
    許歷農說不反共是因為共產黨變了,這已是六四屠殺前的陳年老調。根本原因是台灣不再做國共黨國的奴隸,已經進入民主時代,人民當家作主,所以許歷農之流失去舞台,只能到中國向隅一角,接受中共的殘羹剩飯充當傳聲筒。
    為投共辯護 看不到民主的變化才是根本的變化
    台灣民主化的變化才是根本變化,中共的變化只是表面的變化,從極左的無產階級專政轉變為極右的法西斯專政。同樣是特權階層對人民白色恐怖式的專政,不少台灣人已經深受其害,除了台商,還有社運工作者李明哲等人;人們經常被綁架而失蹤,台灣人難道是白痴,願意接受這種統治?
    只有像許歷農、郝柏村這種老軍頭,會念念共產黨的變化而沾沾自喜,因為可以為他們的投共行為進行辯護;但他們看不到民主的變化才是根本的變化。既然現在的共產黨與過去的國民黨一樣,他們當然會接受這種類型的共產黨,包括接受他們的白色恐怖,因為這不也是當年他們自己的「傑作」嗎?他們就是不會接受台灣的民主變化,因為這個變化剝奪了他們的特權,包括對人民行使白色恐怖的特權,所以他們即使行將入土,也要認同這類法西斯政權,哪怕是在為自己唱輓歌。
    這個輓歌在台灣只是引起小小的漣漪,除了洪婆婆在身邊,有哪個年輕世代願意為這種人陪葬?

    2017年9月5日星期二

    梁京:中国的政治危机与治理危机

    圖:郭文貴爆料十八大前舟山菩陀秘密會議

    郭文贵9月1日爆料的内容令人极为震撼,引起了北京当局的强烈反应,以至于郭在当局对家属的极大压力下,不得不紧急停止爆料。从郭文贵这次爆料的内容以及当局的反应来看,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判断,那就是郭的最新爆料已经不仅会严重加剧中国的政治危机,而且会加剧中国的治理危机。中国内部秩序全面失控的风险正在急剧上升。
    不少人都认识到,郭文贵爆料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与北京当局的严重失误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当局早就兑现了一些基本承诺,郭文贵完全有可能早就停止爆料,从而减少全面失控的风险。由此提出的问题就是,当局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犯下极其愚蠢的错误?郭文贵的一种解释当然是有道理的,那就是权力的傲慢。但是,从郭最新爆料的内容来看,郭的爆料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还有更加复杂的因素。毫无疑问,郭文贵试图利用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共高层也有人想利用郭爆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郭想利用习近平是清楚的,但问题是,谁在利用郭呢?如果习也想利用郭,那么他似乎早就应该与郭达成交易。因为从习的利益考量,让郭文贵不断升级爆料,对他并不利,对中共维持大局也不利。但习为什么拒绝像郭所希望的那样,撇开郭所指控的几个盗国贼,直接过问郭的案子,做出决断呢?
    郭文贵的最新爆料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种解释,那就是习近平并不像许多人想像的那样大权在握,恰恰相反,要害的政法权力依然掌握在忠实于江泽民的"盗国贼"的手中。在这些"盗国贼"的把持下,根本无法就郭的问题达成对习有利、对大局也有利的解决方案。我们当然无从知道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这不妨碍我们从郭文贵事件的最新发展得出这样一个一般性的结论,那就是,中共的高层权力斗争,正处在一种极其混乱的状态中,有完全失控的严重危险。
    这个判断对于中国已经十分严重的治理危机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意味著习近平以及中共的政治危机若进一步发展,很容易与治理危机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全面引爆中国的内外危机。
    中国的治理危机与这样几个基本事实有关:中国既没有地方自治,也没有真正的法治;社会自治受到官僚系统的全面压制,自89六四以来,中国的官僚体系不仅恶性膨胀,而且一直处于逆向淘汰之中,不仅官场腐败严重,且助长了社会黑恶势力猖獗。中国的基本秩序非常脆弱。
    一个有意思的现像就是,郭文贵对中国的危局似乎比当权者有更清醒的认识,他知道自己的爆料可能给中国政治和社会带来巨大风险,而当权者们至今做出的反应给人的印像就是,他们坚信自己掌握的巨大权力和资源,可以用强力应对一切挑战,或者,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别无选择,任何示弱和妥协,都只会招致更大的挑战和麻烦。
    那么,郭文贵和当权者的判断谁更接近现实呢?我的看法是,两种判断同时都成立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因为两种判断都成立,可能意味著中国通过理性手段化解危机的空间越来越小。除非在未来几个月时局的发展表明,在中共高层和社会精英层,还存在著被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低估了的正义力量,他们以行动创造了化解中国危机的新机会。

    ——RFA

    林保華:习近平的“四个伟大”

    8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今年10月18日召开中共19大。新华社的报导说,19大将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由于这仅仅是政治局会议,因此还没提及"习近平思想",甚至19大前的18届7中全会也不会提出,而要到19大才"隆重推出",才能展现19大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然而为习近平思想所做的热身运动已经全面展开,除了各种马屁文章及艺术创作,也有从"理论"上来阐述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确立习近平"四个伟大"的地位。

    毛泽东也有"四个伟大",那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虽然是在马屁文章中提出,但是文革初期由林彪书写题词,并刊在再版的《毛主席语录》的扉页,遂成为家喻户晓的伟大口号。毛泽东当时欣然接受这种个人崇拜,到1970年要搞掉林彪后,才在美国记者斯诺面前假惺惺谦卑一番声称反对这种口号。

    一心想学毛泽东的习近平,平时常常引用毛泽东的话与相关口号,对"四个伟大"当然耳熟能详,然而因为毛泽东向斯诺表示过不接受这个口号,因此新时代的马屁精搬出"四个伟大"的壳子,却用新的内容来阐释,也表示了习近平的"创新"。

    这"四个伟大"见诸于8月20日3名新华社记者的署名文章中,文章的标题是《以"四个伟大"书写时代新篇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述评之四》。原来这"四个伟大"是习近平自己讲稿里的话,即"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当然,讲稿不会是习近平自己写的,而是马屁写作班子的产物。新华社的文章则是将它进一步发挥。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四个伟大最后面的伟大梦想最容易理解,就是习近平的中国梦。伟大工程也容易理解,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超过美国的超级强国。

    伟大事业就有弹性了,一般指的统一大业,就是习近平的伟大事业,要"统一"它的核心利益,除了台湾,其他有领土争议的地区也都不容分裂或要加以收回。然而中国所指的"核心利益"是随着国力的不断强大而逐步加码。从中国目前热心要发"华裔卡"的心态来看,只要"炎黄子孙"踏足的地方,都会被中国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由于规模太大,目前的目标是建立中华大帝国的朝贡体系,其中的指标可能就是中国可以直通高铁的国家,再远一点就是一代一路所囊括的国家与地区。这就是新版的毛泽东式的"世界革命",只是比毛泽东技巧一些,不是单纯暴力与意识形态的输出,而是先用经济来软化对方,不行才动用暴力;至于意识形态,则与当年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不同,目的就在于掠夺而符合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描述。

    至于伟大斗争,可有几个解释,实现后面的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自然都得靠"斗争"。毛泽东的"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所以毛泽东也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

    与自然界斗争各国皆然,没有什么特别,共产党最变态的就是"与人斗争",所以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习近平时代的与人斗争与毛泽东不同,因为统治集团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怎么可以斗争他们,所以不提阶级斗争而提反贪腐。到19大召开前夕还抓了一位政治局委员与两位中央军委委员,看得出习近平抓人抓到不亦乐乎。当然,习近平可以把党内斗争解释为毛泽东所说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的"党的建设",然而这种红色恐怖的"建设"令人毛骨悚然,对共产党却是常态,但是其最终结果自然也会有好戏看。至于对普通老百姓的斗争,自然更不在话下。

    文革之后否极泰来,中国出现改革开放。可惜半途夭折,以致目前再次出现亚文革现象,相信斗争到最后,也会物极必反,中国再现生机。王岐山会不会扮演林彪的角色,导致局势出现拐点?



    ——RFA

    2017年9月4日星期一

    吴国光教授谈郭文贵事件及其影响

    吳國光

    在中国最高权力交接的19大召开日确定后,北京当局跟在海外爆料的富豪郭文贵之间的博弈更趋激烈。北京正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再度将他列入红色通缉令;郭文贵也不示弱,立即于次日开始了第二轮爆料。但仅一天后,郭文贵又突然宣布将停止爆料10天。
    如何看待郭文贵爆料现象?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国光认为,要理解郭文贵现象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但现在可以看到的是,郭文贵现象说明了"中国现有解决矛盾的方式不仅解决不了政府和老百姓的矛盾,甚至连圈子很小的精英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都解决不了。"
    吴国光认为,郭文贵爆料已经在中共19大前构成了对中国财富分配原则和解决经济利益模式的严重挑战。
    吴国光说,18大前,发生了薄熙来事件,挑战了最高层政治权力分配模式;这次,19大前,郭文贵把经济层面的挑战又提了出来,"那么中国怎么来应对这个挑战,使它的这个政治的经济的模式能够更健康地发展,我想这个应该是(郭文贵爆料)最大的意义所在。"
    以下是吴国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郭文贵现象的实录:
    记者:郭文贵爆料可能是中共19大前中国政治生活中我们前所未见的一个现象:一个民营企业家,利用自媒体爆料。你怎么看这一现象?
    吴国光:这确实是个全新的有趣现象。我们刚刚开始看到这个现象,要理解它恐怕还要过一段时间呢。
    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大多数人虽然得到了一点点温饱上的改善,但穷人还是非常多,不一定是贫困线以下,但是你买不起房子,你孩子上不起学,你受环境污染所困,等等,还是非常多的。当民众对这个发展模式不满意的时候,民变引发官变,我以前讲过这个话,就使得高层对我们究竟要这种模式还是那种模式会产生分歧。
    精英集团内也人人自危
    我觉得郭文贵这个现象说明,恐怕不仅是一般的所谓民变来引发官变,就是在精英集团内部通过这个体制发了大财、和体制内部有权的人物、有高度人际网络的这样一个联络,他可以说就是整个顶端的精英集团的一员,他对于他们内部的游戏规则,对他们内部的分配规则,也有非常多的不满。
    郭文贵这个现象就说明,他在中国是这样大的一个富豪,和高层领导人有这样密切的联系,最后他的财产要被冻结就一下被冻结了。
    这就说明了中国这样一个物质生产财富的模式,其政治上的匹配是不能跟它吻合的。就是说,物质生产,如果大家都发财,肯定有利益上的冲突;这个财产是你拿去了还是我拿去了?这个就要通过一个政治的机制来解决。
    郭讲法治讲到了点子上
    法治是最基本的。郭文贵现在不断讲法治,我觉得是讲到了点子上。就是说法治对郭文贵这样的哪怕有万贯家财,如果没有法治你的万贯家财是不能被保障的。对一个小民,法治也非常需要。那对最高领导层,包括那些被反腐败搞下马的高官,如果有法治才能得到公平审判。
    那么,现在郭文贵的爆料目标是王岐山,如果有法治的话,他也可以通过法治的渠道来澄清自己,来还自己公正公平。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基本的运作线,但在中国确实是缺少这个东西。
    法治的缺少当然是和一党专制、党大于法直接关系到一起的。但是也不是说,在一党专制下就完全可以没有法治,可以有比现在相对公平的法治。这是个渐进的过程。这会怎么样很快地、直接地冲击到中国政局?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这个矛盾是显现出来了。这个矛盾不仅仅是一个小民到国家信访局去说,啊呀,我受到冤枉了。现在是一个中国顶级富豪,他自认为在中国受到了严重冤枉,说明你中国现在这一套解决问题的机制,已经连这个最精英圈子人的利益都不能保证了,那你将来怎么办呢?
    记者:请你预言一下郭文贵爆料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他的基本目标是保命保财和报仇,但又提出了反对以警治国、以黑反贪,要依法治国的郭7条。
    这个游戏的大牌我们看不到
    吴国光:可预见性比较低。因为我了解的程度较少,没有每天追踪去看所有相关信息。再一个就是郭文贵有一些技术上的考量,包括他爆料的节奏也好、爆料的内容也好。他口才非常好,他到底掌握多少情况,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他自己讲只报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且他跟高层的沟通渠道,和谁沟通?怎么样沟通?他们互相信任的程度如何?我们都没办法知道。
    所以可以说这个游戏的大牌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只看到了非常表面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作预言是非常难。
    但是我们看到郭文贵在不断地调整。他这个调整我认为有近期的目标要达成,包括希望他的家人能获得自由,财产能被归还,公司能继续运作,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要实现这些目标都是可以理解的。
    郭不反习因为最后要习来解决问题
    当然他也知道在中国现在这样一个机制下,要实现这个目标恐怕不是就目标而目标,恐怕不是就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就这些问题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以前就不会发生这些问题了。所以他也知道背后有很大的问题,他就开始讲到要法治,有政治性考虑,包括他不反习近平,因为最后还是要通过习近平来解决问题啊!
    所以这里边既有他战术上、战略上的考量,又有步骤,他实现了某一个目标以后会调整到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他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他会调整到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想基本上他自己也给我们讲了嘛,让我们看3年,3年后来作评判。也可以说,如果这个游戏能够延续3年的话,它累计的冲击力会比3个月更大。
    这3年当中你都没办法知道,像我们只是当中一个旁观者。那么在局中的人,过去在中国几十年里在郭文贵发财过程中跟他有关系的人,哪个人知道明天会被他爆出来呢?或者爆出来的料是什么东西呢?他讲的话很好,"让子弹飞一会儿"。这个子弹飞3年啊,确实是没有办法看到在飞的过程中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郭爆料是对中国政经模式的严重挑战
    我觉得,如果一定要给一个预言的话呢,我相信这个事情确实是对中国现在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解决经济利益的模式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就是说,你现在这样一个解决矛盾的方式不仅解决不了政府和老百姓的矛盾,你连你精英内部,就那么一个小圈子里的人,你们内部怎么样分配利益,你现在都解决不了。这跟19大也是一样,你最高层权力分配怎么样解决?一直没有一个透明的、公正的、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规则。
    这个就是上次党代表会发生的薄熙来事件,那个是挑战最高层的权力分配的模式;这次把经济面又带了进来,把最高权力分配和最大财富分配这样一个游戏规则,郭文贵又提出了这个挑战。那么中国怎么样来应对这个挑战,使它的政治和经济的模式能够更健康地发展,我想这个应该是最大的意义所在。
    记者:非常感谢!

    2017年9月3日星期日

    胡少江: 十九大将给中国带来什么?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公布,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十月十八日在北京召开。虽然有些国外媒体试图通过十九大的会期窥测最高层人事准备工作的顺利与否,但是这样做似乎并没有多少依据。因为从最近几届党代会的日期选择看,决定十九大在十月中旬召开并无特别之处。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凡是不更换最高领导人的党代会大多是在九月或者十月召开,而更换最高领导人的党代会,则通常要晚一个月左右召开。习近平注定会在十九大上连任,会议定于十月中旬召开倒也是中规中矩,并无异常之处。
    十九大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毫无疑问,它将宣示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变动,尤其是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将有高比例更换。除此之外,看不出来它会是一个产生重大政策变化的大会,更谈不上将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轨迹的大会。不仅如此,中共上层围绕人事安排进行的角逐实际上在此之前已经基本尘埃落定,不会在代表大会期间产生戏剧性变化。即使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习近平党内政治清洗的搭档王岐山是否会留任的问题,实际上也并不影响中国的政治大局,在我看来它顶多只是一个习近平个性的表达而已。
    从短期经济层面看,十九大会期在即,它将预示著中国高层会更加小心翼翼地维护经济局面的稳定,近期内将不会有大的经济政策出台,也会竭尽全力防止经济进一步滑坡。这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玩家是一个不错的消息。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曾经有过两次大的失误:一次是当局试图利用中国的股票市场化解国有企业的债务危机,先是人为推高股市行情,随后又紧缩信贷,导致股市巨幅下跌;另一次是金融当局突然主动实施人民币贬值,引起了国内外的巨大震动。至少在今年下半年,类似的震动不大可能再次发生。
    十九大对中国政治的近期影响也不难预料,那就是它将意味著高级官员拥戴习近平的声音更加高涨。在习近平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向他表示忠诚,对那些即将离任的官员而言,是为了回避事后被清算的下场;对那些已经内定将得到提升的官员而言,是为了通过此举来锁定即将得到的政治利益,以免最后一刻发生不利变化。在社会层面,当局对媒体的控制将会更加严密,以防止社会上出现的"不和谐"声音影响党内高层权力分配的格局;同时对不同政见的打压将会更加严厉,这是任何表面强大内在脆弱的政治体制在重大事件之前的必然举动。
    从长期看,十九大倒是有可能产生一个中共领导层并不希望看到的影响,这个影响并不是由于十九大的政策变化和人事安排,而主要将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习近平过高的期待以及这种期待的落空。毫无疑问,为了召开十九大、或者为了习近平能够在二十大以后继续执政,中国执政党已经开足了宣传机器,大书特书习近平的绝对权威。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习近平已经被抬上神坛,几乎可以与创党领袖毛泽东比肩。这种政治局面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司空见惯,但却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所不曾见过的。
    所有集权的政治集团的宿命在于高潮之后的必然低谷。毛泽东在文革前期达到声望的最高点,但是在其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却遭遇到政治上的滑铁卢,去世后更是人亡政改、妻子入狱。十九大是习近平的一个高潮,但是这个高潮能够维持多久?直到目前为止,许多人将习近平的政治集权看作是为了开展重大改革而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从他过去五年所表达的政治见解看,这种所谓的重大改革将不会出现。习近平的集权之路,将是中国人民幻想经过极权制度走向现代化的幻灭之旅,我想这一点极有可能在十九大之后得到验证。
    ——RFA

    2017年8月31日星期四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三十九)


    上篇"跟进"发出后,一位离休的共产党老干部写给我一封电邮,他说:"恕我直言,您与海关的这场官司,我不乐观。因为这涉及当权者的面子问题。而面子对某些人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依法治国在高唱,但行动上往往做不到。"

    父亲在《李锐口述往事》"中学时代"一章中,回忆了自己少年时代的阅读生活:

    "我从小不是个死读书的人,喜欢看课外书。小学五、六年级时,读过蒋光赤的《少年漂泊者》和《鸭绿江边》。进中学读创造社的书,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达夫日记》等都读过。那时长沙书店聚集的街叫南阳街,有个泰东图书社,专卖创造社的书,也有鲁迅的书。我喜欢读《呐喊》、《彷徨》等,也爱读丁玲的小说,还记得《小说月报》上刊登的《田家冲》,对我影响很大。我还买过一本闻一多的《死水》,封面是黄黑色的,书名嵌在一个黑框框中。也读外国小说,如《少年维特之烦恼》、《茶花女》等。另外还有邹韬奋的《生活周刊》,政治性不强,但是宣传爱国主义,使人关心社会生活。还有林语堂的《论语》月刊,林语堂的杂文,也有一点讽刺性。我与好朋友喜欢在一起谈论这些课外读物。有一期《论语》,第二页是图片,底子整个背景是黑颜色,一个人躺在那里抽鸦片,标题是《今日中国之财政》,讽刺得很厉害。我还喜欢看画报,上海有个左翼画报叫《大众》,内容进步。"

    一九三0年代的小学生、中学生的阅读涉猎是如此的开阔,书,对于奠定父亲那一代人的社会责任感,勾勒未来理想蓝图所起的作用,怎样估计都不过分。我自己的经历又何尝不是如此:《革命烈士诗抄》、《青春之歌》、《红旗谱》、《普通一兵》、《红肩章》、《欧阳海之歌》……让我以为"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是唯一的人生之路,"解放全人类"是"革命接班人"应有的抱负和胸怀。今天,走进西单图书大厦,看看摆放在入口处桌台上的那些印制精美的书籍的封面、题目,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年青人会以金钱、名声、美色……作为成功的标准和追求了。

    我的"状告海关案"争的是一己的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又何尝不是为回归并超越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曾经有过的阅读空间而努力。所以,这位前辈的说法不准确,北京第三中级法院拖着我的"状告海关案"就是不审,考虑的不是当权者的"面子",而是"里子"问题。书,是开启年轻人心智的钥匙,是培养人多元思维方式的沃土,因此要维持一党专权,而且要"确保红色江山万万年",就一定要严防与"主旋律"不和的书刊在内地出版,同时死堵住港台和西方的出版物进入大陆。判北京机场海关扣留《李锐口述往事》样书违法,无异于撕开了一个境外书籍自由进入大陆的口子,这件事是绝不能干的!这才是我这场官司不得开庭的症结。

    记得好象是上世纪的最后一两年,大陆学界有个"南王北李"的说法。南王是王元化,北李据说有三:李慎之、李普和李锐。后来又传出这一王三李都不同意这个提法,"南王北李"也就渐渐不再被人提及。同王元化、李慎之和李普三位先生,我都有过非常近距离的接触。2002年我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书遭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查禁时,元化先生还为此书和责任编辑所受到的处罚,仗义向龚学平直言过。我跟生活在北京的李慎之和李普先生的交往自然更多,他们还都到我在美国的家中做过客。

    "一样是威武雄壮的阅兵,一样是欢呼万岁的群众,一样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团团员,一样是声震大地的礼炮,一样是五彩缤纷的焰火……,一切都那么相似。但是,五十年前我是在观礼台上亲眼目睹,而五十年后我已只能从电视机的屏幕上感受盛况。作为一个年近大耄的老人,而且身有废疾,虽说还能站能走,但要走那么长的路、 站那么长的时间去观礼,已经是无能为力了。不过,感觉最明显的,其实还是自己的心情和脑子里的思想与五十年前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慎之先生一九九九年写出了《风雨苍黄五十年》。十八年过去了,重读先生的话,那感觉比当年先生提笔时还要痛彻心扉。

    十五年前,2002年4月,李普先生在一次老哥们儿聚会上发言说:"毛泽东是一代枭雄——'斯大林加秦始皇'。我们的党是个帮,有帮规,帮主有生杀予夺之权。宣布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真理实际上是反马克思的,因为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是'怀疑一切'。我们现在的领袖是神化教条,目的是用教条神化自己。"前几日在随意的阅读中,重温到先生的这句话。佩服啊!实在是字字精准,正打在中国问题的要害上。

    李普、王元化、李慎之三位先生分别生于1918年,1920年,1923年;与生年倒过来,慎之先生于2003年最先离去,中间的元化先生在2008年走了,李普先生逝于2010年,"南王北李"如今只剩下最年长的李锐一人,而他可以发出声音的最后一块"阵地"《炎黄春秋》在去年被抢劫了。今年4月13日BBC播出了一个短片"中国红色造反者李锐一百岁"(Li Rui: China's red rebel turns 100),父亲在片中最后说:"我现在很多熟人有什么意见呢?你现在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做,什么话都不要讲了,你活下来就行了。哈,哈……"是啊,"一二九"那一代中的"两头真"已经走入了历史,现在的人要用自己的脚去踏出自己的路。可是从国内朋友们发来的"跟进"回馈中,我感受到了越来越深重的绝望。父亲少年时代读过的闻一多的诗歌《死水》的头两行,写的似乎就是这种心境: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继续被软禁在国内;8月13日吴淦案在天津不公开庭审,到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的记者和摄像师被拘留,录制拍摄的内容被警察删去;几天前,被判刑十二年的杨天水在还有四个月刑期届满时传出患脑瘤的消息……。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

    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

    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闻一多先生另一首诗《祈祷》的这最后四行,近些时日总是跟《死水》中的诗句纠缠在一起在脑中嗡鸣。

    今天早晨打开邮箱,读到国内一位朋友——一根实实在在的小草,发给我的一句话:"现在国内民主的呼声越来越大,在广泛的传播。他们是阻挡不住的。"令我精神一振,提笔写就这篇"跟进"。这位朋友是中国人,曾经的"南王北李"是中国人,刚刚逝去的刘晓波是中国人,正在以个人的自由为代价为他人的自由而抗争的吴淦、杨天水是中国人……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有一天会变得伟大的希望。我没有加入美国籍,也是中国人。很多好心的朋友们都替我担心:"以现在形势的发展,你再这么'跟进'下去,说不定哪天就被抓进去了"。我知道坚持持有中国护照对于我意味着什么,它的背面没有印着:"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却会令我在进入中国大陆后,被抓捕的危险如影相随。我一直在告诉自己,而且这个信念在心中扎根越来越深:"当你在中国大陆遭遇危险,不要放弃!一定要记住,在你的身后,站着一群不愿作奴隶的先辈和同胞,不要辱没他们!"



    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