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1日星期三

李蔚:从严惩截访者到残酷镇压上访者――明朝兴亡过程的历史回顾


一个政权是否真“为人民”,从它对民众、特别是对 “呼天不应,呼地不灵”、无助待援的弱势群体——访民的态度上,最清楚不过地表现了出来。明朝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从最初的支持民众反腐、惩办截访者,堕落到后来的保护贪官、镇压上访者,一方面表现了其政权性质从“为人民”到“反人民”的转化,另一方面又是其政权兴衰变化的表征。从这个角度看明史,总是令人不胜感慨唏嘘。

重奖进京“群体上访”的民众

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在社会上曾经倍受凌辱,对官吏的欺压民众具有切肤之恨。即位之后,坚决发动和依靠民众,打击贪官污吏。他说:“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以贪饕掊克为务,此民之蠹也。”⑴  不搞掉这些“民之蠹”,民众继续处于受迫害、受压迫的地位,一场革命绝对就是白革了,还谈什么“为民”?
朱元璋的目标,是要创建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三光平,寒署时,五谷熟,人民育”,“天下无金革斗争之事,时和岁丰,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夫义妇德,兄爱弟敬,风俗淳美”② ,“田野辟,户口增”③,“赋敛平,徭役均,诉讼简”④, 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鼓腹而歌,曰无官逼之忧,无盗厄之苦”。 ⑤
欲达此目的,搞掉官员队伍中的 “民之蠹”,是应有之义。
怎样才能搞掉“民之蠹”呢?依靠群众。
元末,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独独朱元璋取得了胜利。秘密就在于唯有他的部队,最重群众纪律,“擅入民居者死”⑥,“卒取民七茄,立斩”⑦,是当时唯一一支不扰民、得到群众热烈拥护的革命队伍。既然靠群众能够打败群雄、夺取政权,清除“民之蠹”、巩固政权,当然也就只能依靠群众了。大明除了制订“重绳赃吏”⑧的法律,建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司法监察机构,以执行法律外,放手发动群众,揭发检举贪官污吏,就成了不二的选择。朱元璋说:“民间若不亲发露其奸顽”,“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⑨
皇帝高高在上,当然“一时难知”谁是赃官,但是官员们生活在民众中,他们的行事,民众却最了解。在朱元璋看来,民众揭发赃官,不仅不是对大明政权“抹黑”,反而是对皇帝的帮助。——朱元璋是无所畏惧的。他坚信他的政权,心态健康,屁股干净,绝不“前怕龙后怕虎”。
明初,依靠群众揭发赃官,最厉害的一手,是:一竿子插到底,激励基层民众,群起直接揪送那些破坏法治、刁难、残害民众的贪官污吏,交由政府法办。
洪武十八年(1385)十月,朱元璋颁布《大诰》,几十次地反复动员,号召:“自布政司(相当省政府)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材,许境内诸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连名赴京状奏”,“以凭议罪”。⑩    “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滑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良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害者……帮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⑾    举凡“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脏贪,酷虐吾民”,“巧立名色,害民取材”,“欲取民财,实难言语,故行刁蹬”,“不将正犯解官,而拿解同姓名者”,“贿赂出入,致令冤者不申,枉者不理”,“起灭词讼,教唆陷人”,诸如此类,上至布政使(省长),下到离职小吏,俱在揪送之列。
  大明相信人民,毫无顾虑地,放手发动民众,不惟不怕“群体闹事”,反而提倡民众“会议”、“共议”、“连名”,集体行动,“或千或百或十” ⑿,“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成群结队,浩浩荡荡,扭送贪官污吏进京面奏,交给朝廷惩办。⒀
扭送赃官进京的“上访”群众,特重要者,由皇帝亲自接见、处理。⒁  只要是访民,不仅不遭驱赶,不受惩罚,不记黑账,不受监视,朝廷反而分别情况,给予奖赏。例如,官吏贪赃枉法,接受逃兵财物,不送交军队,反捉拿同名同姓良民交军充数者,“豪杰之士、耆宿老人会议捉拿赴京,见一名赏钞五锭。”⒂;衙门官吏、弓兵、皂隶、祇禁,“出入市村,虐民甚如虎狼者”,“所在乡村吾良民豪杰者、高年者,共议擒此之徒,赴京受赏。若擒的当人一名,干办人一名,管干人一名,见一名赏钞二十锭。”⒃  奸顽豪富之家勾结官府,将自家田地分写小民名下,将赋税转嫁给小民,由“所在被害人户及乡间鲠直豪杰会议捉拿赴京”者,“将前项田土给赏被扰群民。”⒄  积年“生事科扰”,“酷害于民”,“以是作非,以非作是,出入人罪,冤枉下民”的贪官污吏,或被充军,或罚作苦工,服刑未满,私自逃回,检举揭发属实,“以本家产业给赏其首者。”⒅
常熟县陈寿六为县吏顾英所害,非止害他一人,且害民甚众。陈寿六率弟与甥三人擒拿其吏,执《大诰》赴京面奏。朱元璋嘉其能,赏钞二十锭、三人衣各二件。同时,敕都察院榜谕市村;陈寿六与免杂泛差役三年,敢有罗织生事扰害陈寿六者,族诛。⒆
政府发动和依靠民众打击贪腐势力,态度何等坚决,气派何等宏大!非彻底的革命家,不能有此大手笔。

许许多多截访官员被枭首示众

大明规定:“官民军人有事入奏,不许阻遏及问其事情,违者坐罪。”⒇  “耆民人等赴京面奏事务者,虽无文引(即没有随身携带 “介绍信”、“身份证”之类),同行人众,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于三五百名,所在关津把隘去处,问知面奏,即时放行,毋得阻当。阻者论如邀截实封罪。”(21)   所谓“邀截实封”,即中途阻挠向朝廷密封递送“情况反映”、割断上下联系、使皇帝孤立起来,那是要治罪的。    阻挡群体集体进京“上访”,与邀截向皇帝送交“告状信件”者同罪。   那么,怎么处罚呢? “敢有邀截阻挡者,枭。”(22)    所谓“枭”,就是砍下头颅,将首级悬挂城头示众。十分了得!
为拦截“上访”民众进京,而被“枭”的大小官员不少:
嘉定县民郭玄二等二人,手执朱元璋颁发的《大诰》赴京,首告本县首领弓兵杨凤春等害民。经过淳化镇,其巡检(公安派出所所长)何添观刁蹬留难,致使弓兵马德旺索要钞贯,马还威胁说:如不行贿,则差人将他们送京惩处。事发,马德旺依《大诰》规定行诛,枭令示众;何添观钥足枷令。(23)
松江府知府(专员)李子安贪赃枉法,问题严重,担心被人进京告发,为“防患未然”,竟将旗军傅龙保等十二名收监。又三人走脱,欲行赴京告状,被李子安“邀截回还,锁禁五十余日”。事发,凌迟示众。(24)
开州同知(专区副专员)郭惟一贪赃害民,耆宿董思文等赴京陈告。郭惟一竟率领祇禁人等,将其邀截回州,收监在禁,监死董思文一家四口。其侄董大赴京告发。郭惟一枭令示众。(25)
溧水县主簿(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范允受贿,包庇罪犯。民人霍进等到县告发,有关罪犯以钞四百贯、红綾二匹再次行贿,范允即又“泯灭其事”。霍进等赴京陈告,范允令人途中邀截回还。事发,枭令任所。(26)
吴江知县(县长)张翥、县丞(副县长)周从善,吴县主簿(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阎文、曹县知县(县长)杜用等,都曾因阻挡耆宿扭送赃官赴京等罪而被判处死刑,杜用处斩,其余三人戴死罪暂留原职工作,以观后效。(27)
北平贪官将赃物分存各处,其中向开州官吏罗从礼等存放17,000贯。开州州判(从七品)刘汝霖不按名追赃,却下帖乡村,遍处科民代赔,还给人戴大帽子:如不交纳,就是不支持朝廷追赃,甚至禁锢农民,逼令纳钞。开州耆民,不忍坐视民患,赴京面奏者五人。朱元璋遣人查实,将刘汝霖枭令于市。(28)
丹徒县丞(副县长)李荣中等六人受贿575贯,将应当服役的1,265人免役,而将应免夫役的铺兵、弓兵、生员、军户周善等数百家,一概遍乡勾拿动扰,意在搪塞,于内又复受财作弊。被扰之家至京揭发,情况查明,枭首示众。(29)
军队干部犯此罪者,同样严惩不贷。青州护卫千户(正五品)孙旺,逼令军人自缢身死。其余军人赴京申诉,他差人邀截回去,将各军人监在牢里,诬赖他们勾结坏人作乱,凌迟处死四人,其余尽发云南。事发,孙旺凌迟处死。(30)
兖州护卫指挥(正三品)蔡祥、千户(正五品)毛和、镇抚(六品)梁时、顾信等,百般苦军,军人糟法保赴京告状,行至凤阳浮桥,他差人赶回去,妄启鲁王,将军人打死分尸。事发,千户毛和等,自知罪重,脱监潜逃,指挥蔡祥凌迟处死。(30)
处州卫指挥(正三品)顾兴、魏辰、屠海、雷震、盛文质、夏庸等,有军人陆达之赴京,告张知府收粮作弊,他们与有司交结,差人赶回监问。事发,发荒僻之地金齿充军。(30)
……
扭送贪官污吏,怒潮兴起,坏人闻风丧胆。乐亭县主簿(县府办公室主任)汪铎等设计害民,妄起夫丁,民有避难的,每一丁只要出绢五匹给他们,即可出脱。高年有德耆民赵罕辰等三十四人将他们绑缚赴京。行间,有的当人、说事人、管事人何濬等十人翻然悔悟,痛改前非,一同帮助,将工房吏张进等八名绑缚起行,去县四十里。汪铎哀求:“我十四岁读书,好不容易才到今天。你们千万原谅我这一次,不要坏了我的前程。”(31)  从这件事,可以充分看出依靠群众监督干部这一措施的威力。
阻挠民众进京“上访”,是一种破坏朝廷与民众的血肉联系、陷朝廷于孤立、失败境地的罪行,其性质与反皇帝、反朝廷无异,几近“十恶大罪”之二的“谋叛”罪,朱元璋岂能容忍!朱元璋是要“务得民情”的(32),有碍于此者,无论何人,都没有好果子吃。

情况忽然逆转,访民遭镇压

正当民众安居乐业、到处一片升平景象、社会各方面均显得欣欣向荣时,宣德六年(1431年)三月,大明建政后的第六十三年,江西中部新淦县(今新干)却突然发生了一起上访民众被官府镇压的严重事件,给和谐的社会画面抹上了色彩异样的一笔。它和整个社会无法协调,显得那样突出,那样触目惊心,以致人们在回顾有明一代的整个历史时,不能不注意到它。
事情的经过,据《明实录》的记载,是这样的:

   江西新淦县丞厉中,……与土豪同恶害民。凡催科,必非
法棰楚,加数十倍取之。所获金银锦绮不可胜计。民不胜毒虐,
遂集众焚劫土豪家,而走山谷屯聚。中与巡检张斌等率众捕之,
民奋前杀斌,而缚中诣京师诉之。至南康,官兵掩捕民,械送
京师,悉置于法。(33)

县丞是县令的助手,相当今天的副县长。这个坏分子勾结、依靠土豪征办赋役,手段残狠:凡遇催科,对群众必加棰楚。不仅如此,榨取的数量,又大大超过政府定额,为数竟达数十倍之多,从中大量贪污,攫为己有。非法所得的金、银、锦、绮,多得不可计其数量。群众实在受不了,起来造反,收拾了他在农村的爪牙,焚劫其家,而后走山谷躲避。当时,他们还留有余地,给了厉中一个悔改的机会。但是厉中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派出巡检进行追捕。群众坚决迎战,英勇抵抗,打杀巡检,抓住为非作歹的贪官厉中,依例将其扭送京师,交给朝廷查办。不料,还没有走出江西,仅到鄱阳湖边的南康(治今星子),就被官军逮捕,送往北京杀头,全部牺牲。
几十年了,民众扭送贪官进京交由朝廷惩办,都是理直气壮地,朝廷不但号召、鼓励,还给奖励。这一次怎么反过来了,扭送贪官的民众反而被全部杀头?究竟这是判断失误的偶发事件,还是朝廷政策方向的根本改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事件的性质作出判断,是容易的,就看政府后来改了没有?如果只是偶发错误,政府事后一定会发现,并且予以纠正,作为冤案,对死者公开进行平反昭雪。而如果不改正,继续照样干下去,而且越干越凶,那就说明政策方向从此根本改变了。
不幸的是:新淦事件发生的当代,乃至后代,直至明亡,都没有平反昭雪,此后,形势大变,民众反对贪官,不唯不能受奖,而且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杀无赦。
新淦事件发生十多年后的1448年,福建农民邓茂七因“郡邑长吏受富民贿,纵其多取田租,倍征债息,小民赴诉无所”,茂七因是扇动民众,群起为“盗’,“劫其富民尽杀之”,政府派兵拘捕,起义民众乃“杀巡检及其县官”。(34)   这支因 “赴诉无所”而起义的农民武装,后来越滚越大,乌合至十余万众,攻占了二十多座县城。
“福建参政宋彰,交趾人,与中官多故旧,侵渔万计,贿王振得为左布政使,抵任,将责偿焉,小民苦为所迫,于是尤溪炉主蒋福成号集居民,贫人无赖者悉归之。”宋彰“侵渔万计”,用这些贪污得来的钱,向大宦官王振行贿买官,由参政晋升左布政使。到任,要捞回老本并使之增值,大刮其地皮,“小民苦为所迫”,告状无门,群集造反,“旬日有众万余,遂袭尤溪据之”。 (35)
权力导致腐败,是千真万确的。官员手上有权,几乎没有不想滥用职权以谋私利的。明初,尽管朱元璋们大反特反官员腐败,并且创造性地依靠民众反贪,更鼓励群众扭送贪官,交给朝廷,予以严办,大大抑制了贪腐的泛滥,即便如此,以权谋私的,仍然时有发生。就在新淦事件发生、反腐民众遭到镇压的十年前,1421年,翰林侍讲邹缉就向明成祖朱棣讲:“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间有廉强自守、不事干媚者,辄肆谗毁,动得罪谴,无以自明。”(36)  大张旗鼓,依靠群众反腐,尚且如此,现在公然站在贪官污吏立场上,压制反贪民众,政府成了贪官污吏的支持者和庇护者,贪腐势力必如“拉闸泄洪”,汹涌奔腾,排山倒海,势不可挡,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明代中、后期,官场的腐败确实触目惊心。贪腐人数既极多极普遍,贪腐的程度又极深。大鱼出深水。严嵩事败,籍没其家,“得银二百五万五千余两,其珍异充斥,愈于天府”,受贿所得奇珍异宝,比朝廷还多,还贵重。(37)  刘瑾抄家,得金12,057,800两、银259,583,600两,相当全国四十多年的财税收入。(38)
一边是贪官污吏大军,一边是广大的民众队伍,两者势不两立。走投无路的民众,被贪官污吏所害,生活不下去,但有机会,必然造反。一波起义被镇压,不久,新的一波又起,再镇压下去,再起。起义-镇压-再起义-再镇压,中、后期的明代社会就是这样度过的。在起义、镇压过程中,尽管有起有伏,总的说,民众起义的地区越来越广,声势越来越浩大,而统治者的力量则不断削弱,镇压一次起义所需的力量越来越多,所需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困难,终于到了临界点上,与民为敌到底的明政权最后彻底失败,输光了,垮台了,双手沾满民众鲜血的大明末代皇帝崇祯上吊自杀,肥胖的福王在封地洛阳被愤怒的民众宰杀,痛痛快快地,和鹿肉一起混煮,作了下酒菜,叫“福禄酒”。(39)
风风光光开始的有明一代,凄凄惨惨谢幕收场。

革命领导集团蜕变为特殊利益集团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汉代以后,又一个仅有的下层民众起义取得的政权。明初几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又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众安居乐业的光辉时代。
同前元截然相反,我国在明代对邻国实行“不征国”方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由一个侵略成性的大帝国一变而为亚洲的和平堡垒,国际威望空前提高。既是亚洲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外交政治中心。(40)
前元时代,蒙古人最高贵、色目人次之,两者属于统治民族;汉人卑贱,南人最卑贱,两者属于被统治民族。明人打破了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的界限,解除了民族压迫,各民族平等相处,组成了团结友爱的民族大家庭。
社会最先进的部分——知识分子,从蒙元时代的“臭老九”、仅高于乞丐的“九儒十丐”(41)的屈辱地位,获得解放,一跃而登上社会的高端,“四民之中,士最为贵”(42),发挥了社会先锋的应有作用。
在明代,奴隶不再像前元那样,作为“生口”,标价出售,从明政权建立时起,凡“为人奴隶者,即日放还”,“复为民”。(43)  “民因水患而典卖男女者,官为收赎。”(44)
诸如此类,都是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
在国际关系、民族关系、阶级关系调整的同时,明初诸帝,注意生产,移民垦荒,兴修水利,发展交通 ;轻徭薄赋,“藏富于民”(45);注重救灾与社会救济,“鳏寡孤独,不失其所”。社会经济发展富有生机,民众安居乐业。全国人口由洪武十四年(1381)不到6000万,增加到永乐元年(1403)的6660万,二十多年,增长了六、七百万人。土地则由洪武十四年(1381)367万顷,到宣德十年(1435)增长为427万顷,半个世纪新增六十万顷。(46)
明政权尤其破天荒地实行了向弱势群体倾斜的社会政策,“锄强扶弱”(47)、“右贫抑富”(48),这种政策在中国历史上,唯有明代实行过,突出表现了这个政权初期的革命性质。朱元璋比向穷哥们许诺“苟富贵毋相忘”的刘邦强得多,心里始终装着贫苦人民,给老百姓确实干了许多实事好事的。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此项过“左”激进的政策对社会的发展,也有负面的作用。但在当时,久受压抑的底层民众却是热烈拥护的。诗人歌唱道:

   山市晴,山鸟鸣。
   商旅行,农夫耕。
   老瓦盆中冽酒盈。
   呼嚣隳突不闻声。(49)

好端端一个社会,为什么最终被破坏了?依靠民众反贪,何等好事,为何半途而废,而且反了过来,依靠贪官整治民众,将大好江山葬送?
关键在领导集团的变化。
在革命年代,从1352年起义,到1368年大明建立,乃至1373年平定四川,基本结束战争,朱元璋集团是一支生气勃勃的革命领导力量。他们高瞻远瞩的眼光,巧妙的战略、战术布署,坚定果断的指挥,谋士们高超的计谋,都是一流的,无可比拟。他们所领导的部队,军纪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当时唯一一支爱民的军队,得到了人民群众充分地支持。全体将士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的斗争精神,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而根据地的建设、正确的俘虏政策,对战争的最后胜利,也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那时,他们是万众瞩目的。
但是,政权建立以后,情况不同了。掌握在他们手里的权力,由于敌人的消灭无存,派不上用场了,“打天下‘坐天下”,他们该享受了,权力遂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手里的资本,他们“安身立命”于这个政权,依靠这个政权,为己谋利,过起花天酒地的寄生生活。
从来谋取江山的,都是把江山看做私产,朱元璋受时代的局限,自然不能免俗。所以,大明政权从建立之日起,就有两重性:既是“为民”的工具,朱元璋们靠着它,解决民众的生计问题;又是以皇帝为首的皇族及其“铁杆”们谋取私利的资本和依赖。以新淦事件发生的1431年为分水岭,明政权的两重性,前期以“为民”为主,中、后期以“为统治者谋利”为主。
建国以后,皇族、功臣、官僚依靠政权,坐享其成。其他一切不说,单论俸禄。朝廷规定:亲王每岁禄米五万石、战功最大的魏国公许达五千石,正一品一千四十四石。(50)而社会救济政策,“鳏寡孤独贫不能自存者,岁给米三石,令亲戚收养。”(51)    以口粮一年三石的标准计,皇帝的儿子(亲王)不劳而获,每年从政府所得,相当于16,666人一年的口粮,许达所得相当于1,666人一年的口粮,一品官所得相当于348人一年的口粮。
上层与下层的收入差别如此之大,在建政初期、吃闲饭的队伍尚小时,矛盾不显著。人们且容易把这看作是他们当年辛劳所得,是应当的,可以接受的。
问题是,不劳而获的队伍越滚越大。只说皇族,坐享其成的朱元璋家人,最初只有58人,对社会来说,谈不上多大负担。可是,宗室人口繁衍迅速。永乐时,便已达到127人。经百余年的繁衍,至正德年间,宗室人口2,945人。嘉靖八年(1529),又增至8,214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为一万余人。两年后,见于《玉牒》的宗室人口为19,600余人。隆庆时,除郡主、县主、郡君、乡君、仪宾等女系和她们的丈夫外,男系的亲王、郡王、将军、中尉,以及没有名封和有罪而被革爵的庶人,共28,491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玉牒》载宗支人口为157,000余人。再加半个世纪的发展,到明朝末年(1644),达数十万之众,应该说是不容怀疑的事实。(52)
千万倍的翻滚!土地上的产量就那样多,哪能承担得了这般庞大的“上层建筑”? 正所谓“百姓税粮有限,而宗支繁衍无穷”。
超级享受,难以为继。永乐时,诸王禄米已不能全给,多者7,000石,少者700石。宣德以后,改行禄米折色,相当部分不给粮米,改支钱币。嘉靖四十一年(1562),御史林润言:“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三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53)
经济捉襟见肘,除皇帝、皇子(亲王)、皇孙(郡王)三代外,自皇曾孙(将军)及其以下,“饥寒困辱”,“多不能自存”,“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53)  代府奉国将军聪浸连续五、六年领不到禄米,无以为食,诣阙自陈:“臣等身系封城,动作有禁,无产可鬻,无人可依,数日之中,曾不一食。老幼嗷嗷,艰难万状。有年逾三十而不能婚配,有暴露十年而不得埋葬,有行乞市井,有行乞民间,有流徙他乡,有饿死于道路。名虽宗室,苦甚穷民,俯地仰天,无门控诉。请下所司将积逋禄米共二十二季,清查待补,使父母妻子得沾一饱。冒罪一死,亦所甘心。”(54)
一些中尉和没有名封的宗室人等,因衣食无着,便故意轻毙人命、凌辱尊长而得罪,目的在于“发高墙以邀口粮充饥寒”。可是,凤阳宗室监狱容量有限,宗室罪犯源源而来,守臣数告“高墙供给缺乏”。后由“有司于省城中盖造闲宅一区,多其院落,绕以高垣,外设总门”,把有罪或有违《祖训》的宗室人等,“移家安置其中,昼夜鋦护,五日一启。”(55)
从前,学者们往往将明代的问题归结为 “土地兼并盛行”。事实并非如此。土地问题是重要的,但却非关键。要害在粮食。粮食问题自始至终是有明一代的核心问题。皇室人员猛增千万倍,为他们服务的官吏队伍相应必然大大增加,保护皇室及其服务队伍的的军队也不能不跟着大大增加。要保证这三支庞大队伍的充分供应,不但要有饭吃,还要能够过上奢侈的生活,出路只有一条:更多地压榨农民,税粮加征、加征、再加征。从邓茂七“因府县官吏收粮拘迫”,“啸聚为非”(56),到李自成的“迎闯王,不纳粮”,二百年间,农民运动无一不是围绕生计问题展开的:农民要保命,不得不保口粮,政府要维持高效运转,不得不从农民口中夺粮,对双方,这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或者你死我活,或者你活我死。
面临供应的局促和紧张,在政府眼里,能弄到足够的税粮,就是好官,刮得越多,越是良吏,官吏自己从中贪点,对民众酷点,无碍大局。他们贪不贪,酷不酷,早就不在政府考虑的范围之内了。
1488年,在京五品以下庶官的考核,标准五条:年老有疾、罢软无为、素行不谨、浮躁浅露、才力不及,而无贪酷。另考查五品以下堂上官,则年老、不谨、浮躁三款之外,又有升迁不协人望;大理寺丞的考查,亦无贪、酷两条。(57)  一贪一酷,曾是明初考察干部“八目”中属于第一、第二的最重要的两款(58),自新淦事件后,已经被大明政权彻底废除了。
新淦事件是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有明一代新的历史时期从此开始:具有两重性的明政权,从最初六十多年间的重在服务社会,转变为中、后期的以搜刮民众为基本。生气勃勃的明初“为民”的政权,“华丽转身”而为反人民的政权。明政府改变了依靠群众反腐的根本方向,转而放手纵容官员贪污,并依靠贪官污吏来镇压群众,不过是其政权服务重点转移、政权性质发生变化的一个表现而已。新淦事件涉及政权同其基础——人民群众的关系,这是一个有关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水能载舟,亦可覆舟。新淦镇压,是导致明代终于灭亡的一颗种子。它与其它种子一起,无可阻挡地发芽、成长,最终葬送了大明的大好江山。
在新淦事件前,“爱民”的朝廷对于为生活所迫、聚众为盗的民众,是相当宽容的。从太祖朱元璋,到太宗朱棣,到宣宗朱瞻基,莫不如此。朱元璋说:“朕思凡民之乱,由有司不能抚恤,至致作乱。”(59) “盗本良民,但为有司不能抚绥,更加酷害,始聚为盗。彼岂不爱其生?盖出于不得已。”——这是朱棣的看法。(60)   “边夷无故辄纠集万余人拒抗,或者边将有以激之乎?”——这是朱瞻基平心静气的思考。(61) 甚至正统二年(1437),岁饥,流民进入,荆襄难治,汉中守臣担心:“不即诛,恐有后患。”英宗还反驳说:“小民为饥寒所迫,奈何遽用兵诛之?”(62)
是时,江西龙泉、永新“盗贼”讨平后,江西参政胡昱建议在那里设立军事机构以御盗。朱元璋说:“民之为盗,由无良吏抚绥之,岂在兵耶?”不许。(63)     就是在新淦事件前七年,1424年,五月,丽水、政和二县“山寇”周叔光、王均亮等聚众劫掠,巡按御史奏请发兵剿灭。朱棣征求大臣杨荣的意见。杨荣说:“此愚民无知,或为有司所苦,或窘于衣食,不得已相聚山谷,以求苟活耳,宜遣使招抚,当不烦兵。”照此办理,“盗”果息。(64)
明代中、后期,情况迥异。民间但有风吹草动,神经质的朝廷立即恐慌起来,想到的措施无他:镇压。他们完全丧失了建政初期的自信,和由自信而来的对民众的宽容。他们把自己摆在与民为敌的地位,草木皆兵,日夜惊恐不安,如坐火山口。越是镇压,自己越是下不来台。越杀人,越眼红,越是要杀。心狠手辣,恨不得将造反民众赶尽杀绝。他们以对民众的屠杀“积尸盈野,流血成川”而自夸。(65)  “其余(民众)潜石洞者,塞其门,以毒药熏之,皆死。”(66)  军将韩雍对俘获的瑶、僮民众,“悉肢解刳肠胃,分挂林箐中,累累相属。”(67)  刘千斤起义失败,“男子十岁以上者皆斩之”。(68)    农民领袖赵鐩兵败,“共三十七人,传诣阙下,诏皆处死,剥为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训有禁’,上不听。寻以皮制鞍蹬,上每乘骑之云。”(69)  他们如此仇视农民,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非人民的敌人者何? 邓茂七等“苦富民鱼肉”政府不能秉公处置,被迫起事,声言:“如朝廷宥我,且立散,乞免徭三年”,朝廷拒之不收。官军就是要把你赶尽杀绝,岂容投降?(35)  
至于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烧毁民居,抢夺民财,掠民为奴,杀民邀功,都是“以民为敌”的应有之义。“纵火焚烈房屋、禾仓一千余间”(70),“毁碉房四千八百七十余,牛马、器械储蓄以万计。”(71)  “焚庐舍一万三千余间,发地窖三千余处,得稻粮三万四千余石” (72) “获贼属子女一万一千六百余人,牛马驴骡一万一百八十有奇” (73)      甚至“抢杀良民为首级”(74),“斩贼首止八级,而所杀良民几三千人,奸淫妇女及掠卖者无算。”(75)   “所获妇女,率指为贼属,载数千艘去”。(76) …… 诸如此类伤天害理之事,记载于史籍者,多得不可数计。
他们和民众势不两立,但是,生生不已的民众怎么会赶尽杀绝呢?最终被消灭的,当然只有他们自己,这些早已转化为反动派、骑在民众头上拉屎拉尿的社会垃圾们。
朱明死亡过两次。作为一个人民政权,它在1431年、建政的第63年,已然死去,大明变成大黑。作为一个维护皇族私产的压迫人民的政权,它在新淦事件后,又苟延残喘了将近二百年,于1644年终被消灭。而对民众或亲或仇的态度,则伴随着兴亡的始终。(2013.6.25)

⑴《洪武御制全书》589页,黄山书社1995年7月
②《洪武御制全书》429页,黄山书社1995年7月
③《洪武御制全书》583页,黄山书社1995年7月
④《洪武御制全书》586页,黄山书社1995年7月
⑤《全明文》第一册6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⑥《明通鉴》107页,改革出版社1994年7月
⑦《明史》十二3806页,中华书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⑧《明史》八2318页,中华书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⑨《全明文》第一册6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⑩《全明文》第一册6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⑾《全明文》第一册612、630、631、632、633、642、649、657、660、661、662、663、666、669、672、681、682、687、690、699、707、708、714、719、720、724、728、733、7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⑿《全明文》第一册6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⒀《全明文》第一册6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⒁《全明文》第一册597、630、6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⒂《全明文》第一册6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⒃《全明文》第一册6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⒄《全明文》第一册6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⒅《全明文》第一册6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⒆《全明文》第一册6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⒇《典故纪闻》92页,中华书局1997年12月湖北第二次印刷
(21)《全明文》第一册6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2)《全明文》第一册6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3)《全明文》第一册6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4)《全明文》第一册6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5)《全明文》第一册680-6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6)《全明文》第一册681-6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7)《全明文》第一册686-6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8)《全明文》第一册596-5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9)《全明文》第一册723-7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30)《全明文》第一册7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31)《全明文》第一册7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32)《洪武御制全书》589页,黄山书社1995年7月
(33)《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424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34)《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转引自杨国祯陈支平:《明史新编》1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
(35)《明史记事本末》1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36)《明史》十五4436页,中华书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37)《明史记事本末》2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38)《明史记事本末》3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当时(1502年)全国夏秋两季税粮约3,000万石(《中国历代户口、田地、天赋统计》3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四次印刷),粮四石折银一两(《明会要》下1012页,中华书局1998年11月北京第三次印刷),朝廷岁入粗估折银约为七、八百万两。其时,金银比价约为1:7-1:8(黄阿明:《明代货币比价变动与套利经济》,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7卷第3期,2010年5月)。刘瑾贪污,合银约356,046,000两(259,583,600+12,057,800×8=356,046.000),相当四十多年的全国财税收入。
(39)《明史纪事本末》3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40)李洵《下学集》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1)中国历史研究会《中国通史简编》673页,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3月三版
(42)《洪武御制全书》62页,黄山书社1995年7月
(43)《明实录类纂·经济史料类》40页、《明史》一27页
(44)《全明文》第一册4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45)《明通鉴》368页,改革出版社1994年7月
(46)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四次印刷
(47)张显清:《从〈大明律〉和〈大诰〉看朱元璋的“锄强扶弱”政策》,《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
(48)《明史》七1880页,中华书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49)《明诗综》卷100,转引自《洪武御制全书》8页
(50)《明会要》下786-790页,中华书局1998年11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51)《明会要》下959页,中华书局1998年11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52)张德信:《明朝典制》35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1月
(53)《明史》七2001页,中华书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54)张德信:《明朝典制》37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1月
(55)张德信:《明朝典制》37-3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1月
(56)《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442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57)《万历野获编》上299页,中华书局1997年11月湖北第三次印刷
(58)《明会要》下846页,中华书局1998年11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59)《御制洪武全书》690页,黄山书社1995年7月
(60)《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411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61)《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420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62)《明史记事本末》1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63)《明通鉴》一348、350页,改革出版社1994年7月
(64)《明通鉴》一628页,改革出版社1994年7月
(65)《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482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66)《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520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67)《明史》一六4734页,中华书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68)《明史记事本末》1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69)《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581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70)《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471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71)《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632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72)《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502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73)《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497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74)《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533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75)《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534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76)《明史》一六4962页,中华书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原载《李蔚的博客中国专栏》)

专访丁学良:毛泽东和薄熙来对中国的影响(嵇伟)

薄熙来漫画
嵇伟 BBC中文网记者

丁学良谈毛泽东的文革与薄熙来的重庆模式。
著名中国政治社会学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最近出版了一本以《液体的回忆》为基础的新书《革命与反革命追忆》,该书的副标题是“从文革到重庆模式”。
这本由十多篇文章组成的“思索报告”,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追忆起,直到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从个人角度深刻反省中共建国后历次所谓的“革命”。
BBC中文网在毛泽东去世37周年之际、薄熙来被判刑之前,电话采访了丁学良教授,请他谈谈毛泽东的文革和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丁学良教授说,这本《革命与反革命追忆》是源自他自己对文革的切肤之痛,而薄熙来事件则是一场小型文革,类似的小型文革将来在中国还会发生,所以应该将它从思想和意识上根除杜绝。
尽管丁学良教授在书中批判历次革命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但他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左倾做法,并不一定是在实行“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而是中国权力机制内部各种力量斗争的表现。

小型文革还会重来


有评论说,丁学良教授在这本书中的观点之一是:中国的文革并没有远去,而是以各种其它形式深藏在中国社会结构的所有角落。
这一观点并不为所有人认同,理由很简单,文革伤害了绝大部分中国人,文革留给中国人的是一个惨痛的集体记忆或民族记忆,所以不可能再次发生,即便有重庆的唱红打黑,也只是左倾思潮回潮,与文革和革命无关。
但丁学良教授指出,尽管一次历经十年、波及全国规模的文革可能不会发生,但文革中一些非常关键的做法和表现形式,却仍然不断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出现。
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以及整个薄熙来事件,在丁学良教授看来,是继承了毛泽东文革精髓的一部分,薄熙来举起的是毛泽东这把大刀,本来已经向四面八方砍去,只是后来不小心砍到了自己。
薄熙来没有毛泽东那样的权势和力量,不能让文革的做法普及全国范围,但文革中的最核心动力:阶级仇恨、路线斗争、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却被以步步加码的方式推行,而当残酷的相互斗争的机器发动起来之后,就无法轻易收场。
显示在薄熙来案件中,尚未公开的核心内容相信是薄熙来串通其他人,准备以政变的方式来改变中国最高权力的转移方式,他的下场和当年文革中打倒刘少奇、打倒林彪也是一样。
所以按照丁学良教授的说法,薄熙来事件实际上是中国多次发生的“小型文革”之一,而这样的小型文革将来还会再发生。
因为虽然中国现在已经没有了毛泽东那样的超级革命领袖人物,但共产党存在一个把政治上、思想上和理念上的不同观点定义为你死我活斗争的传统和机制。
只要有了不同的意见、方针或观念,掌控权力、资源和国家机器的一方,就一定会想方设法把对手置于死地,这个对手可能来自民间,更可能是党内政权机器中的一部分。
所以丁学良教授认为,只要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把异见方变成敌人的机制存在,文革悲剧就会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方式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再次重演,只不过规模和时间更小而已。

并非“薄熙来路线”

薄熙来事件爆发在胡锦涛、温家宝任上的最后一年,作为新上任的中国最高领导,习近平和李克强政府上个月审判了薄熙来,对他的判决相信会很快宣布。
外界对习近平和薄熙来之间的关系多有评论,认为他们向来不和。习近平上任后不久就发表讲话肯定毛泽东的功绩,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大力批判西方民主和宪政,并不断加大对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控制。
许多人认为,习、李政府是在实行“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实质上推行的是一条和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思想理念一脉相承的、排斥民主宪政的路线,使人回忆起文革。
丁学良教授却不赞同这一说法,他对BBC中文网说,不能这么快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庞大权力体制在外表看来似乎有统一的旗号、统一的路线和领导架构,但实际上内部的左、中、右各种力量一直在不断角斗。
所以目前出现的各种现象,更有可能是中国权力体制中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仍然希望在未来的5到10年中,使中国的政策走向和最重要的权力运作仍能最大化的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推动习、李政府按照他们期待的方式行事。
丁学良教授不认为习、李政府目前的行为与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一脉相承,更不是毛泽东的文革回潮,而只是有些类似之处,这种乐观的期望,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责编:顾垠)
——BBC

媒体札记:500次(徐内达)




笼子造起来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下午15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新华社提供的实录,《解释》共有十条,主要规定了八个方面的内容:
(一)明确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犯罪的行为方式,即“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认定问题……包括:1、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2、将信息网络上涉及他人的原始信息内容篡改为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广大网民通过信息网络检举、揭发他人违法违纪行为的……即使检举、揭发的部分内容失实,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或者不属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而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就不应以诽谤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明确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行为的入罪标准,即“情节严重”的认定问题……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诽谤行为“情节严重”,从而为诽谤罪设定了非常严格的量化的入罪标准。考虑到转发信息会造成多人浏览该转发信息的后果,经实证研究和专业论证,本项对诽谤信息被点击、浏览次数与被转发次数,在数量标准上作了区别规定……“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应当认定为诽谤行为“情节严重”。上述危害后果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则不问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或者被转发次数,即可直接认定为“情节严重”,依法予以刑事处罚……
(三)明确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犯罪适用公诉程序的条件,即“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认定问题。按照刑法规定,诽谤罪除“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外,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如果没有自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能对实施诽谤的行为人处以刑罚,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这就是说,“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诽谤案件,应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为了明确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刑事案件适用公诉程序的条件,《解释》第三条列举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七种情形:1、引发群体性事件的;2、引发公共秩序混乱的;3、引发民族、宗教冲突的;4、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5、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6、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7、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
(四)明确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寻衅滋事犯罪的认定问题。信息网络具有两种基本属性,即“工具属性”和“公共属性”……网络空间属于公共空间,网络秩序也是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网络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已经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是全体网民的共同责任。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信息网络恶意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引发社会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应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
(五)明确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敲诈勒索犯罪的认定问题……行为人通过信息网络实施要挟、威胁行为,通常有两种基本手段:一是“发帖型”,即以将要发布负面信息为由相要挟,向被害人索取财物;二是“删帖型”,即先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负面信息,再以帮助被害人“删帖”为由,威胁、要挟被害人并索取财物……
(六)明确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非法经营犯罪的认定及处罚问题……通过信息网络向他人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必须以行为人明知所发布的信息是虚假信息为前提。如果行为人不明知所发布的信息为虚假信息,即使收取了一定的费用,也不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但对于通过信息网络向他人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的,《解释》不要求行为人明知所删除的信息为虚假信息……
(七)明确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犯罪的共同犯罪内容……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而为他人提供资金、场所、技术支持等帮助,与他人共同完成相关犯罪活动,符合诽谤、寻衅滋事等犯罪构成要件的,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八)明确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犯罪与其他犯罪的数罪问题及其处罚原则……

至此,由中国官方通过警察部门实施的打击网络谣言抓捕行动在实施20天后,终于等到了法院和检察院同事的合力背书——至少从形式上看,算是解决了“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可以回应那些有关“选择性执法”“寻衅滋事罪”“自诉案件”的非议了。
但也只是形式上。围观央视、门户实录的法律专业人士第一时间站出来,通过微博指责这份《解释》有违法治精神,主要体现为对“寻衅滋事罪”进行了扩大解释,并且仍然存在可被滥用的“口袋罪”条款。
作为不时被异议者讥为“体制内健康力量”的知名律师,陈有西固然认为这份司法解释“可解决无法可依情况,有必要”,但更担心的是“扩大解释,超越刑法变相立法”、“扼杀社会正常�论监督和丑恶现实的揭露”。他的微博点评因其深入体制而广获流传:“如果将司法解释权降低到发个行政文件一样容易,是国家司法权矮化,不能守护社会基本底线的表现。根源还是司法不独立,不能守护民权,强势政府,弱势法院。公安的权力高过法院。如有宪法法院,对越权解释可直接审查判决无效。”
作为“死磕派”代表,@周泽律师则转发@叶恭默的冷笑声:“此解释已经逾越了法定解释范围,实际上是修改刑法扩大刑法作用领域,急吼吼要亮剑,僭越人大及其常委的立法权,连过场都不肯走一下。程序违宪和违法。等于自证9月10日前抓的网络造谣寻衅滋事都无据可依。荒唐至极。”
社宪派旗手@童之伟亦强调:“依照宪法,最高法应独立行使审判权,最高检应独立行使检察权,联合发文与‘大三长’合署办案一样,直接违反宪法规定。”
@李炜的认证身份虽然是一家营销咨询机构首席顾问,但他针对具体条款的四点“陷阱”论同样得到诸多附议:“把‘寻衅滋事罪’进行了扩大解释。留个口袋‘损害国家形象’,弹性十足。何谓国家形象?哪个级别以上的领导人代表国家形象?扩大了‘情节严重’的规定,让原本自诉案件转化为公诉,方便了公安主动操作。扩大了‘共同犯罪’,让网络/电信经营者如履薄冰。”
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法律研究中心的@王江雨Law,则是以生平罕见的口气感慨:“今天是活生生地见到了一个rule by law的例子,就是some people use law to rule others.以法定罪,想定就定。”
同为法律学者,@徐昕不仅转发@郭国松三年前有关“警惕公诉诽谤罪的工具化”的先见之明,更有《超越法律打击谣言,危害远甚于谣言》之文,获得凤凰网在评论频道及微信中,以“阅后即焚”的语气推荐:“谣言应当打击,但必须依法打击。‘两高’未面向公众征求意见,迅速通过这一司法解释,难免有急就章之嫌。从具体内容来看,《解释》对立法随意进行扩大解释,明显削弱了《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以及第41条赋予的公民监督权(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有违宪之嫌……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包括不当言论的自由;不当言论只能依法律的明文规定处罚,绝不可越法妄为。宪法规定的监督控告权,应当容忍可能存在部分不实、但没有恶意造谣故意的实名举报。网络谣言具有社会危害性,应予坚决打击,但必须依法打击。突破法律的明文规定,对可公诉的诽谤罪作扩大解释,以寻衅滋事罪惩治网络谣言,是公权的肆意滥用,危害远甚于谣言。”
虽然司法解释中肯定了网络反腐的积极作用,但对贪腐官员将从中得获保护伞的担忧确实在蔓延。记者中的反腐英雄 @罗昌平决定替被自己拉下马的举报对象喊冤,“刘铁男恨呀,这个司法解释怎么不早出来”;而@王小山正是以他为例,连声质问:“很想假设一下,两高关于网络谣言的司法解释出台早些的话,@罗昌平现在是什么命运。他举报刘铁男,被政府机关辟谣,警方会相信谁?那些说诽谤是自诉案件的,如果刘铁男告罗昌平,警方会不会拘捕罗昌平?王岐山视察中纪委网站时说的那些话,还算数不?”;“假如,我在微博说某官员手表价值40万,一定是贪官。点5001转501,官员自杀,遗书说就是看我微博后羞愤自杀的。家人告我,找出足够证据证明那表是官员乖女儿孝敬老爸的父亲节礼物,而该官员异常清廉。此时,判我谋杀肯定不成立,如果判我造谣,只有一个问题:判断我故意还是非故意的权力在谁?”
“点5001转501”——表达的正是对司法解释中有关“转发500次”的不解。
将被转发次数作为量罪标准,显然主要是针对微博。但对像@王小山这样的粉丝动辄上百万的大V们来说,这实在是个几乎无法避免的险境。所以,关注者也已接近百万的@五岳散人一方面是叹息“这个解释的执法不取决于官方的雅量,取决于看守所的容量”,一方面更要为自己这句留言而辩解:“我发任何一条,瞬间浏览量都能上五千。这叫做评论懂不,针对已有信息发言,不涉及信息真伪。”
况且,就算不是名人大V,也有另一份担心——“水军”。他们怀疑,一旦有寻仇者雇佣“水军”,使转发量超过500次,无异于举手之劳间即可构陷他人。甚至,有基层法院、检察院的官方账号,昨天亦曾公开就此表达担忧。
当然,在那些时时牢记“有罪推定”公权力的异议者心中,最大的嫌疑对象永远都是政府。
一时间,“帮你转上500次”成了微博上最热门的游戏。不仅仅是挑衅般地转发同道中人对司法解释的批评,更是特意选择那些“中共谣言”,主动要求官方逮捕自己这个“投案自首”者——被解构的既有人民日报当年那个“放卫星”的头版,也有新华社央视刚刚犯下的东京奥运乌龙,当然,这些想要让中共出丑的人们,更不会忘了“毛泽东万岁”,因为昨天恰好也是这位中共创始人的忌日。
@十年砍柴写出箴言:“如果你爱一个人,吻他五百次;如果你恨一个人,转他五百次。”@林萍在日本假意威胁:“千万不要得罪我,不然我就去转发你的微博。”@凤凰周刊大笑三声:“早上发过‘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孙龙德、董事王国�被查’消息的,赶快开电脑数一数,超过500条,就回家准备衣服被子吧。”
甚至,连身为搜狐总编辑的@刘春都在向新浪高管@老沉“真心求教”:“怎么能做到禁止别人转发呢?”正好,此时已有诸多微博用户灵机一动,“建议微博增加一项新功能,可以让用户设置转发到499条时,微博自动消失……”
嬉笑怒骂间,是对中共新任领导层收紧意识形态控制权的不满。对自由派知识分子而言,习李新政之初的“蜜月期”已经恍若隔世,他们现在越来越坚信,习近平虽然将薄熙来送上了法庭,但他执行的其实也是同一条“红二代”路线,“政左经右”。
这种破灭感,让抗争者已经誓言要鱼死网破。上周,斯伟江曾经通过一篇《要做光,照此土》表达了自己的家国情怀,如此,眼见司法解释出台,加上自己屡被销号的际遇,他的悲观情绪加添了一分:“一个重庆王立军,劳教发一条一坨屎微博的方洪等,现在来一群王立军,而且以司法解释的名义立法,以寻衅滋事罪刑事追究网络言论,法治社会指日可呆。植物大战僵尸2升级版了,植物们危险了。”“信与不信,世事无常,但有一点是有常的,沉舟侧伴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代尽一代的责任,我们这一代在冬夜举起了火炬,孩子们才能FOLLOW THE LIGHT,走向春天!”
慕容雪村也早已被中共宣传官员的销号法折损了绝大部分微博影响力,现在,他也只能借友人来电,向自己残余的2万关注者布道:“我快五十岁的人了,死了也不算夭折。这一生中,大富贵没见过,小富贵多少总见识过一点,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走的地方也走过了,不就是坐牢吗?三年不怕,五年不怕,十年、二十年也不怕,死也不怕,这时候不死还等什么?这么大个国家,总得有一两个勇敢的吧?”
本来就不惮于严词批评当局的@赵楚,更是主动接过火把:“这个国家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和我们最亲爱的人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先贤烈士为求人民自由和社会进步血流满地,我们只是后死的幸存者,有直面坦言的责任。假如讲话就是罪,那这样的罪必须去承受,否则何颜面对先烈和子孙?”
就算是仍需为五斗米折腰的石扉客,也要鼓足勇气向张雪忠、赵楚、浦志强、斯伟江等“敢言的师友们”致以“卑微的敬意”。感受着“秋凉的暗夜”,这位博客天下杂志的主编转移到微信上宣布,两高司法解释“严酷超出预期”,“这个时节,真正是考验读书人气节的时候。”
按照石扉客的判断,以秦火火、薛蛮子案等打击大V风潮为标志,新浪微博影响力已经进入下行线。的确,树大招风,作为三年来公认的中国社会议程设置主导者,新浪微博已经在一系列管制措施的作用下失去了曾经的人声鼎沸。昨天的景象就近在眼前,微博小秘书四处出动,致使那些针对司法解释的批评尸横遍野。
然而,即便这样,微博仍是中国尺度最大的媒体平台之一。比如南方都市报,今晨版面上就只能一字不差地摘录官方通报,连其微博账号@南都评论昨天深夜的那段留言都不能援引:“一个国家如何对待言论,尤其是不那么正确的言论,是为国家宪政法治成色的风向标。‘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应成为迫不得已的法律干预言论的底线,‘两高’司法解释效用如何或有待后续观察,然不能因此而堵塞言路却是必须。子产不毁乡校,包括转发量超500的乡校。”
同样的情形发生在中国今晨几乎每一份都市报上,处处头条新闻都在说“转发500次”,但究其文本,也都是谨遵通稿。
京华时报多加了半个版,是请专家来缓解有关“因言获罪”的担忧,即《“这不是网上所说的简单打压”》、《不小心点鼠标散布言论不作为犯罪处理》。根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的注解:“转发的转发,也就应该计算在‘转发’的范围之内。否则,就成了引导造谣者避罪了。如果转发的转发不算在内,造谣者就会看自己的信息,一看要快转发499了,就赶紧删了。转发的转发也计算在内,就让谣言制造者对谣言不可控,真正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不让制造谣言。因为如果一个谣言被大V转发了,可能在5分钟内转发就能超过500次。实际上,如何界定,还是要看产生的影响有多大”;“如果帖子是‘……是真的吗,求辟谣’,这也应该算转发”;“如果‘造谣’帖遭到水军或者他人恶意转发……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因此,最好还是不要造谣。”
同城的新京报,是以其社论《打击网络谣言当体现法律“宽严相济”》而格外醒目,不仅获得腾讯新浪同步推荐,凤凰网更将标题改为“给予公民必要的‘说错话’空间”,展示在首页要闻区:“对刑法的司法解释,应体现刑法的谦抑精神。特别在目前打击网络谣言的大背景下,刑法谦抑、实事求是的精神尤为重要。在一批兴风作浪的‘网络大谣’落马的同时,另一种倾向也值得关注——个别基层司法机关执法不当,将网友的可以理解的失误,也当成恶意造谣进行了严厉打击……从‘无罪推定’的原则看,这一项规定意味着:司法机关必须举证行为人是‘明知’是谣言而传谣,并且相关证据必须达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排除一切合法怀疑’的程度……动辄得咎,让互联网失去活力,舆论丧失监督能力,绝不是依法打击网络谣言的目的;相反,‘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让守法者畅所欲言,让违法者寸步难行,这才是互联网法治昌明的标志。”
同样是嫌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对网络检举的肯定还不够让人放心,广州日报亦发表社论《打击网谣要给网络举报留足空间》,作者李龙所举事例正是罗昌平:“有不少网络举报刚开始就遭到当事人或者其所在部门的否认,有的甚至还倒打一耙说举报者造谣……这些网络举报很容易被网友关注,因而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可能性极大,而如果当初以此规定被当作‘情节严重’而列入诽谤罪,或许就没有了后面的刘铁男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虽然用了一个整版来称赞《为“网络诽谤”划定界限,两高司法解释是“及时雨”》,不过,晶报也还是在报道中附加了“网络诽谤定罪,要防矫枉过正”的律师说法:“对言论治罪应慎重使用,因为不能苛求每个人的言论百分百正确……如果网上发表的言论有大部分都符合客观事实,那就不能让这个人‘因言获罪’,因为更重要的是要保障公民表达权、监督权等,以诽谤罪打击网络犯罪行为要防止矫枉过正。”
第一财经日报社论《厘清网络言论的法律边界》,则以“商榷”和“略有担忧”的语气转达了微博上的异议:“有法学者提出,刑法293条寻衅滋事罪条款中的‘公共场合’扩大到虚拟的网络空间,实际上是立新法,依宪法只能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立法或立法解释来进行——如此,两高出相关解释便显得不妥。两高‘解释’中关于网络上寻衅滋事一罪的规定,争议更是明显。规定本身似乎并无问题,但很多人担心的是,诸如‘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等条文,或会导致赋予警察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不当的自由裁量权,无论是过大或过小,都无助于真正保障公众利益,维护社会秩序。”
更多中国媒体选择引用新华社昨天配发的评论,例如《拉起网络世界的法律“高压线”》。在这篇电稿里,虽然主体强调的是“明确划分网络言论的法律边界势在必行”,但在最后段落中,也还是写道:“网络谣言止于法治,止于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但也必须看到,刑罚是‘最后的手段’,动用刑罚定要慎重。司法机关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枉不纵,不私不盲,以保障公民正当的言论表达。”
再加上人民日报短评《统一司法标准,打击网络犯罪》,足可以证明,中共喉舌早就准备好了安民口径,那就是,“司法解释的出台,也是保障公民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需要……最大限度地保护广大公民的表达权。”
组合拳的意义就在于,当各门户今晨需要在首页展示“最高法:诽谤信息转500次可判刑系实证研究确定”的同时,还有另一篇演讲稿不能忘记推荐——来自国信办主任鲁炜的《网络空间的自由与秩序》。
整整一个月前,鲁主任在央视召集网络名人召开社会责任论坛,提出了“七条底线”。而今,物是人非,他的昔日座上宾薛蛮子已近身败名裂,而鲁主任昨天又在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上提出了六个方面的秩序,即“互相尊重”、“信息共享”、“传播正能量”、“文明和谐”、“维护安全”,以及“依法治理”:“对于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欺诈等互联网上的‘毒瘤’,必须强化底线意识,坚持依法治理。”
举双手赞成挖掉“毒瘤”的,少不了环球时报。“9月9日很可能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一天”——胡锡进团队的这句话,和那些异议者口中的含义可是南辕北辙。而且,这篇社评《互联网“大字报时代”正在结束》还反守为攻,指责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批评依据才是“口袋罪”:“现在依法管理互联网的任何举动都会同‘限制言论自由’扯上关系。这个政治罪名俨然成了什么都能往里装的‘筐’。然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保护造谣和诽谤,也没有一个国家会鼓励通过任何手段寻衅滋事。一些人主张保护‘造谣权’在中国现阶段有其‘合理性’,这是开法治建设的倒车,让‘斗争艺术’重新主导中国社会。有人担心互联网会因‘治谣’而失去活跃,但事实是,网上的信息混乱冲销了社会的许多正能量,使很多人产生疑虑,对公开互动的社交网站敬而远之。互联网上的意见面貌同社会真实情况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以谣言为基础的那部分活跃逐渐泡沫化,对社会建设无益,对互联网经济也没带来好处……相信绝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不会因两高的《解释》而担心,因此顿觉说话‘不自由’的人只是极少数。这样的人的确需要思考过去是否做过了头,他们需要调整思路,扭转情绪,跟上互联网更加有序发展的大趋势。”
环球时报这段话,如果被两位名女人听到,想必会特别有感触。
其一是演员杨幂。前天,新京报发表《通过刘志军干预招标,丁书苗被公诉》之报道,但在网络转载过程中,被证券之星带头加入一段:“据知情人报道刘志军曾在酒店嫖宿多名女性,其中就有知名女演员杨幂,之前就有传刘志军宠幸过新红楼剧组女演员,而杨幂作为当家花旦当然难逃魔掌。”正是选取这一段,以@范炜为主要策动源的多位微博名人及媒体账号全力扩散消息,并借此抨击公权力。
稍后,即有杨幂经纪人否认指控并发布律师声明的消息,被传“直接点名”的新京报亦通过截图对比,微博澄清自家报道并无与杨幂相关内容。
而另一个名女人赵丽华的遭遇,就更像是一个寓言。从平日发言风格看,这位诗人绝对称得上是右派公知,前天起,她通过微博指责“腾讯财经、成都晚报、四川新闻网等媒体在报道丁书苗案时把我照片当成丁女侯君霞照片,非常草率无耻”。然而,对已被骂成“谣言源头”的成都晚报来说,现在可不是息事宁人的时候,当即以自家9月8日全部报纸版面及全部官方媒介为据,反指赵丽华才是无端攻击,及至今晨报纸,更是活学活用、攀附时势,直接向赵丽华打出了“大V还是大谣”的标题。
知晓互联网转载乱象的人们当然明白,@赵丽华死咬@成都晚报不放,只不过是她误把网页上标识的出处当了真,以至于骑虎难下。所以,在那些早就对“梨花体”诗句嗤之以鼻的围观者看来,这位女诗人不过就是再次验证了“矫情”。至于多次指控赵丽华在网上扮公知、丈夫却在北京香河县委书记任上违规卖地的@吴法天,更是大呼报应:“赵丽华曾在微博传谣称刘志军逐一临幸《新红楼梦》女演员,后来被不良媒体添油加醋疯传。媒体在报道刘志军案关键人丁书苗案时,把赵丽华的照片当作丁书苗女儿侯军霞,引起赵丽华巨大反弹,说她怎么认了丁书苗这妈!反贪案的狗血花絮:谣言之箭从梨花教母手中射出,居然反射到她自己!”
此外,@吴法天还要指责那些公知大V是以“受迫害的心态”曲解两高司法解释:“你不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不是明知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不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还怕转发多少次?我今天质疑任大炮的帖子转了两千多次,就是告诉你们用证据说话的人无畏!”
这话,其实也有些道理。子夜时分,@刘戈即提示@贺卫方和@何三畏:“最高院有关转发500条的司法解释说的是诽谤,不是造谣。各位大V故意曲解,各种调侃。人家说公共场合随地大便罚款,你非要在大街上脱裤子放屁进行挑衅。有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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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屠刀•谣言•舆论

网络漫画
放下屠刀,自然立地成佛。制造并且高举屠刀,可见屠夫的杀心已起。我辈属于羊群,不可太天真了。
从七个不讲,演绎到两高最新释法,都是指向网络,不,应该是指向社会舆论的屠刀。这继承了毛的一个小传统:思想阵地,无产阶级必须占领。当然也继承了他的大事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业。一张大字报,揭得开文化革命的序幕;两高释法,难道就揭不开网络革命的序幕?
文化革命,和《毛选》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一脉相承:我就是无产阶级,我就是大救星。敌我红黑由我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文化如此,网络安得例外?
何必去问大地谁主沉浮?答案是现成的:当然是"我"主沉浮。说得委婉点儿,含蓄点儿,文雅点儿,便成了人民主沉浮,无产阶级主沉浮,党主沉浮,天才领袖主沉浮等等。眼下时兴法律语言,就必须道貌岸然,披一披"司法解释"之类的外衣。
谣与非谣,谁说得清楚?前天载入党章的"接班人",昨天定为"反党叛国"的主帅,今天不知道怎么说,明天又该怎么办?哪个是"谣言",哪个不是?哪个是"恶意攻击",哪个不是?哪个造成了"危害",哪个没有?党有病,天晓得。反正一切教导和一切谣言,共同来自红头文件!同一个党,翻云覆雨,自我造谣,自我辟谣,一贯自己打自己嘴巴,时至今日,居然毛遂自荐,荣任鉴别谣言的专家,承担惩罚谣言的打手――真有点太难为他了!
或曰:历史的真相是需要时间来澄清的。所以,历史的谣言是必须保护的。那么,眼前的真伪应该"立等可取"了吧。然则,对刚刚就"2020夏奥会主办权"造了大谣的两位主犯,应该如何绳之以法?请新华社社长和央视台长一百个放心,公安部决不会抓你们,检察院决不会起诉你们。所以,现实的谣言,同样也是必须保护的。武装夺来的政权,必须用武装来保卫自己制造和传播的谣言,这是臭老九们永远无法理解的天经地义。
所以,不杀官谣,专杀民谣,乃是高举屠刀的宗旨。至于什么是民谣,审判权当然仍然永远属于主旋律。说你黑,你就黑,不黑也黑。因此,普世价值黑,民主宪政黑,公民权利黑……反正"七个"都黑。"七个"黑,就是"七个"大谣,我就"依法"剥夺你"七个" 大谣的独立思考权和自由话语权。
有人说,这毕竟比文革宽松。说得也是,文化革命割喉管,网络革命刮脑髓,相形之下,显得温文深沉。
――RFA

未普:文革话语是习近平的营养剂

在北京召开的"8.19"宣传工作会议结束之后,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击网络谣言"运动。网络大V薛蛮子因嫖娼被捕,央视新闻联播用了足足三分钟来绘声绘色地详细报道,而前不久发生的上海高等法院法官集体嫖娼一案,则在新闻联播中声影全无。接下来,各地纷纷拘禁"网络造谣"分子,连闲扯雷锋和狼牙山五壮士的网民也被拘押,在微博错报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网民,也归入严打对象。这些天打开网页,从北方的内蒙古到南方的广东,到处在抓人,一时间气氛肃杀,人人噤若寒蝉。

这风风火火的阵势,绝不是宣传部门和执法机关拿著鸡毛当令箭,而是相反,他们不敢把令箭当鸡毛,因为这是来自中央核心的最高指示。习近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现在被披露出来,原来在刘云山讲话时习近平插话:"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一定要严肃打击。"

前一阵外界对习近平左得出位的言论还相当诧异,但现在对他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严峻姿态已经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令人愕然不已的是他的措辞"反动知识分子",这个说法自从文革结束以后,就不再在中共政治词典里出现,现在却在最高领导人的口中倏然复活了。

于是不免联想起去年薄熙来在两会上自辩,那是他被免职之前最后的政治表演,薄熙来使用了"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等文革时的红卫兵语言,那是他在青春期的红色记忆。同样,习近平的"反动知识分子"造句,也是来自他对文革火红年代的深刻记忆。

薄熙来和习近平一样,都是红卫兵出身。根据拥有棋圣称号的围棋名宿聂卫平写的《围棋人生》这本书披露,当年北京二十五中红卫兵圈子里有"三平"之称,就是习仲勋之子习近平、刘震上将之子刘卫平以及高干子弟聂卫平。他们属于血统高贵的红卫兵"联动"这一派,而另一派是平民和"黑七类"子弟。据聂卫平回忆,他们这派要纠合起来去"铲平"另一方,数百人在操场集合,怎知对方先下手为强,包围了操场乱棍齐下。幸得习近平、聂卫平溜得快,逃过一劫,刘卫平则被打成脑震荡。聂卫平在他的书中还写道,九十年代他曾和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见面叙旧,习近平感慨:"当初要不是跑得快,就没有现在的戏了。"

从习近平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就可以想像,文革和红卫兵话语,在他头脑里有不可磨灭的时代印记。有他做榜样,央视在高调报道"清网"严打运动时,也用了大家已经很陌生的语言。比如央视在报道北京警方拘捕网络名人"秦火火"和"立二拆四"时,所使用的措辞是:"秦火火诋毁、污蔑孔庆东,司马南等等爱国学者。秦火火一方面造诣污蔑毛泽东和共产党,另一方面却极力美化蒋介石、胡耀邦和美国。"

央视这种语言和腔调,惹起普遍愤慨,为薄熙来鸣冤叫屈的孔庆东、司马南被尊为"爱国学者",而被孔庆东、司马南、吴法天他们这帮人诋毁污蔑的人多了,其中韩德强还当街扇了一个老人的耳光,而吴法天曾经通过左派联盟的网络会议密谋诋毁抹黑李承鹏,要把他打成汉奸,只不过因为其中一位参加内部密谋的人士看不过眼,捅了出去,这个密谋才流产。如此行径,警方却不抓人,央视也不报道,把胡耀邦和蒋介石还有美国并列,这样的措辞简直是文革大字报水平,实在太雷人了!于是很多的抗议与投诉,像潮水一般涌向央视,但央视不为所动。

还有更雷人的事,广东公安的一个公关处副处长发布官方微博《谣言必须打,打击须依法》,居然被上级撤职,因为他的说法不符合斗争大方向,全国大搞清网运动的时候,讲的是雷霆万钧的声势和力度,什么依法不依法,都和中央精神相左。

从运动治国的模式到"反动知识分子"的最新语录,就更能领悟习近平参拜西柏坡时所说的"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这句话,习近平的"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足以证明,在他眼中,文革也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部分,而文革精神和话语,正是习近平最好的营养剂。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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