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1日星期六

茅于轼:我们的税务机关有点像强盗

“羊毛出在羊身上”,老百姓的“羊毛”拔得很顺溜,但是“羊毛”都去了哪里?大部分老百姓觉得交税后石沉大海,看不见摸不到。

南都周刊:《福布斯》新近出炉的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排名全球第三。您怎么看?

茅于轼:我不了解这个的计算方式。痛苦指数不是因为税率高造成的。我想主要还是征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税制的问题。

南都周刊:民众的“税痛”主要是很多来自生活层面的主观感受,那么您认为目前税收问题当中最让人痛苦的是什么呢?

茅于轼:中国税收最突出的问题,我觉得是收税的一部分成本由纳税人负担,这点是不公平也不透明的。本来征税成本应该由税务局由政府负担的,现在由纳税人负担,这样就造成税务局加强税收征管所花费的成本要纳税人出钱,举例说,每个企业现在要买一个税控机,这是税务局要用的,但是现在却要企业买,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要花几千元。让你出很大的力气,花很多的钱,做什么呢?加强对你的征管,这等于叫你自己打自己耳光,还要用很大的力气去打,这就是造成痛苦的原因了。

还有我们现在也没有公布征税的成本是多少,比如香港就有公布,收了100元税,征税成本是12元,下一年是11,再下一年是10元,这个数字要逐年降低。可是我们是不公布的,而且很多的纳税成本都让纳税人负担了。

南都周刊:另外,这些征缴上来的税收被公权部门挥霍的现象同样不容忽视,对于纳税人来说,他们所感受到的被强制力远远超过自主权。这是不是也造成痛苦的一个原因?

茅于轼:这是纳税人的权利问题,跟民主政治有关。老百姓到底是国家主人还是被剥削对象呢?纳税人没有权利去问这个税干嘛用了。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大问题,有个问题是纳税人跟税务机关的不平等。对于税务机关的不恰当行为,普通人没有抵抗能力。比如说税务机关态度很坏,也只能顺着他;比如纳税要排很长的队,在太阳底下晒着,不能抱怨;比如说非法征税……老百姓不能抗议,理论上可以,但事实上一旦抗议就会给你穿小鞋。

南都周刊:也就是说征税的方式有问题?

茅于轼:除了征税的方式,还有就是征的税本身是非正义的税,是不符合道理的税。比如说税务机关让企业做假账。一般的来说,企业做假账是为了逃税,而我国有一个可笑的现象,就是税务机关竟然会让企业做假账来多收企业的税。你的成本不算成本,算利润。中国税收部门有一个想法就是多收要比少收好,而不是想到依法、依正义来收税。怎么多弄钱就怎么征。我们的税务机关有点像强盗,他不跟你讲道理的。

南都周刊:所以说税负的痛苦指数在税负相同的情况下,如果纳税人的人格被充分重视,那么纳税人的痛苦感就会比较低?

茅于轼:是的,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还有更坏的情况,政府让企业做假账多交税,企业当然不服,那企业怎么办呢?企业也做假账,在其它地方做假账。把多交的税再捞回来。企业做假账自然是违法的,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让我做假账多交税了,那我做假账逃避也是一样的。但会造成什么后果呢?税务局会查你的账,一查一个准。因此,税务局手中的权特别大。这也是税务局不愿意放弃现行的税务制度的原因。企业都怕税务局,关系就变成了一种利益博弈和对峙的关系,而不是税务局服务于纳税人的了。

南都周刊:目前有一些这样的认识,比如认为我国税负的不合理也表现在工薪阶层税负重,而富裕阶层税负轻。

茅于轼:工薪阶层是最主要的纳税源吧,他们应该是最痛苦的,因为他们所有的收入都在监督之下。而高收入的人,他的收入税务局都不知道,账目上也看不出来,没法收他的税。1981年开始收 个人所得税的时候起征点是800元,那个时候的800元相当于现在的8000元,所以现在的起征点应该是8000,但是现在只有1600,所以说政府在这方面很不要脸。当时800,大家有意见,就定到1500,大家还是有意见,最后做了一点点的让步,但是起征点定得还是太低了。别说8000了,就是在四五千都还相对合理。总的来说我们现在的税收太多了,我国税收的增长率比GDP的增长要高出一倍。但是老观念就是认为越多越好!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来说,其作用就是调节贫富差距的,也就是高收入者该多交税,现在起征点那么低,就起不到这个作用了。

南都周刊:这样,从根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考虑加快税制改革?

茅于轼:这很复杂,与教育水平,民主政治,传统文化都有关。在发达国家,每个人都有税号,可以在互联网上查找自己相关的纳税情况和所享有的权力,而我们现在还不是每个地方都能联网。还有,中国老百姓往往将纳税看作是缴皇粮而不是纳税。农村老百姓乖乖地交税却从来不想交了税能享受什么。所以,整个技术层面和观念上都存在很多问题。

(本文原载南都周刊)

包容岂能无限度?——也谈‘蔡元培悖论’

作者:张成觉

提起蔡元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无不立即联想起‘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蔡先生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奉行的方针。新近有所谓‘蔡元培悖论’,附和者质疑蔡于 1927年‘成为清党推手’的做法,指之为‘党同伐异,唯我独尊’,是‘理论上的主张和政治上的行动反其道而行之。’。此说实在令人难以苟同。

诚然,蔡于1927年3月28日至4月2日,主持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紧急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提交的‘请查办共产党函’及相应提案,从而拉开了清党的序 幕。这被中共说成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行为。但蔡此举是否背弃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呢?,属于党同伐异性质吗?且看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当时正处于所谓‘宁汉对立’时期。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于汉口举行。在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把持下(实际听命于共产国际代表,俄国人鲍 罗廷),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及《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十一个决议案。还通过了《对全国人民宣言》`《对全国农 民宣言》和《对全体党员训令》,并改组了中央常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蒋介石`陈果夫等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被免职。蔡元培在上海主 持上述中央监委紧急会议,正是因应局势采取的对策。

吴稚晖函中称:‘现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共产党及附共之各员奉俄共煽动员鲍罗廷而盘踞。’‘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附逆有据之共党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其 提案称共产党‘谋叛国民党及不利于中华民国之种种行为,应行纠察。’会议依此审查了中央执行委员,将之分为三类:甲类为本党忠实分子,乙类为态度可疑分 子,丙类为共产党分子及附合共产党分子,确定了应先看管者的名单,包括鲍罗廷,陈独秀,李守常(大钊),邓演达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190余名。 会后,吴等咨文国民党中央,要求对所列人士给以‘非常紧急处置’,‘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4月12日,蒋在上海实施清共,中共名之曰 ‘4。12’政变。其间,除李大钊在北平被张作霖送上绞架,其余被捕的中共要员,大多依吴提案处以监禁。

论者又引述称:当时‘远在北平的周作人发出这样的批评---“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 上海,有视若无睹”。“南方之事全败于清党”,而“吴蔡诸老”无法推卸责任。’倘周确曾如此批评,真不知其何所据而云尔!吴稚晖于何时及怎样‘大发其杀人 狂’了?周作人见了吗?

由上可见,‘清党’是因为中共‘唯俄独尊’,操控国民党,不容蒋介石,‘伐异’在先(即使按中共官方的说法,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之际,蒋亦并未‘叛变 革命’)。蔡`吴为国民党之生存及中华民国的利益,不得不出此非常举措。也可以说,蔡实质上在谋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之得以继续实行。尽管其后在 蒋政权管治下的22年间(1927-1949),中国社会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但正如储安平1948年所言: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 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请问,毛入主中南海之后,何曾有过一丝一毫的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事实上,兼容并包不可能没有底线。例如,我们不能包容恐怖主义者,不能包容叛国通敌证据确凿者。这一点,适用于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而当年的中共,就是 接受共产国际指令,拿苏联卢布,为其利益效劳,在城市农村搞暴动,杀人放火,‘劫富济贫’,连中农都不放过。他们奉为指南的所谓‘共产主义’,根本不合中 国的国情。对此,岂能侈谈‘包容’二字?

这里,不妨引用鲁迅的话:‘损着别人的牙眼,却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1927年的中共,已经‘谋叛国民党及不利中华民国’,到处煽动农民造反, 积极武装城市工人,磨刀霍霍,跃跃欲试,打算建立苏俄式的‘工农政权’(实质是中共一党的独裁政府)。孙中山创立的民国政府面临此你死我活的关头,哪里还 有什么兼容并包的余地?

上述论者非但不以蔡推动‘清党’为然,对‘剿共’也一律否定,这并不奇怪。笔者只想指出一点,‘稳定压倒一切’乃当今中共高唱入云的主旋律。30年代国军 之‘剿共’,性质与此相同,尤其国难当头之际,‘攘外必先安内’可谓金科玉律。1931年‘9.18’事变,日寇侵我东北。不到两个月,即当年的11月7 日(苏俄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毛任主席,项英为副主席。此乃地地道道的分裂祖国,而且实际上与东北的日寇南北呼应,使 我国军两面受敌。是可忍,孰不可忍?蒋委员长大举剿共,天经地义。岂能亦将之归为‘党同伐异’?正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什么人才会高喊要对分 裂祖国者‘包容’?除了汉奸和日本关东军之外,相信别无其他答案吧!

莫名其妙的是,该论者除抨击蔡元培先生,连带举了鲁迅,胡适,以至毛泽东作为例子,证明其所谓‘新文化进入中国之后,以新文化人自居者,理论上的主张和政 治上的行动总要反其道而行之,有普遍性。’鲁胡二人兹不论,就说毛。此一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似乎从未‘以新文化人自居’。他倒是以‘马克思加秦 始皇’自诩。区区‘新文化人’,简直不在他眼里。何况他一贯看不起知识分子。

然而该论者竟以毛作为‘蔡元培悖论’‘最大的例子’,说什么‘这位“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显示了‘在新文化运动后来的发展中,德先生`赛先生麾下的 大将无不反其道而行之,党同伐异,唯我独尊。’我们且不说‘五四’时期二十六七岁的‘热血青年’毛,远不够格被称为‘德先生`赛先生麾下的大将’,仅以 57年他策划‘阳谋’起种种倒行逆施来看,早就远远越出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范畴,属于政治领域的现象了。试问,论者列举的‘凡是不符合他要求的异端,一律批 判取缔,凡是不绝对服从他绝对权威的人,无不就地消灭。’这些跟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什么相干?至66年文革开始后,毛更是变本加厉,登峰造极。而他自己也 说,文化大革命实质是政治大革命。

综上所述,该论者对‘蔡元培悖论’的阐释概念混乱,论据失当。就其成因与化解而作的论述,便难免给人以空对空的感觉了。(07-12-1)

胡星斗:改革国家创新体制,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研究院

——在“创新型国家与知识产权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

一、中国的国家创新体制的问题。

  中国的科研体制总体上来说,是一种国家主义科研体制,它有一些优势,优越性,那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做一些大的科研工程,攻克一些大的科研项目,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原子弹、导弹、卫星一系列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原因。

一方面成就巨大,另一方面国家主义科研体制也存在着一些先天不足,存在的问题非常多。如果不能够克服这些问题,可以说中国的科技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国家主义科研体制的主要问题是:科研力量主要集中在国有的大学、科研院所;学术资源分配的权力化,学术腐败严重,浪费巨大;学校的教育不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知识产权的档次低;官本位严重,靠权力分配学术资源、确定学者的地位,真理成为权力的奴仆;教育市场化,大学产业化,科研成果的评定政绩化、数量化。

中国的科研力量70-80%都在国有的大学和科研院所,而发达国家70%以上的科研力量都在企业。比如说像贝尔实验室出了一大批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他隶属朗讯这样的企业。美国75%左右的科研人员都在企业,日本也有70%左右科研人员都在企业。

  国家主义体制虽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它的科研成果很难向民间扩散,很难应用到社会生产各个领域。

国家主义体制还导致学术资源的分配的权力化,完全是官员来决定学术资源的分配,因此学术资源的浪费也是非常严重。比如说前一些天报纸报道,中国60%的科研经费没有用在科研上。大量的资金浪费,反正都是国家的课题,经费一旦要来了以后,课题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它的经济效益如何、后期监督等,缺乏措施。科研人员基本上是年复一年在申请国家项目、国家课题、部委课题,申请完了以后,有的可能就匆匆忙忙或者是想方设法把科研经费花掉,带一帮学生把课题做完。做完了以后,课题到底发挥没发挥应有的作用,似乎就没有人管,最多发表几篇论文也就万事大吉了,发表了论文,可能有的人就提教授,提博导了。然后接着又申请课题,申请完了,又是让几个研究生去做,想方设法把钱花完,花完了又接着申请,基本上是这样的体制。不大注重效果,而注重的是教授有多少科研经费,以科研经费的多少来衡量他的成果。

再比如,很多科研机构每一年花巨资购买设备,但这些设备的使用率极低,有的时候花了几百万甚至更多的钱买进来的设备,一年也不用一两次,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置。中国封闭的单位制度使得缺少科研资源共享的平台。

而且,国家主义体制不太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整个中国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某种选拔式的人才培养,强调的是背书本,重复别人的观点,强调权威性,学术权威的观点那是绝对不能够批评的。我们甚至强调避免旁门左道的思想。而在发达国家的大学里,研究鬼神的教授也不少,国外有一个学科叫超心理学,有点像我们的特异功能研究,但是跟特异功能不一样就是它还研究鬼、神、灵魂这样的问题,即使这种研究,在他们的大学里都是名正言顺,看起来是异端,是唯心的东西,但是他们都允许去探索,所以他们才会有各种新的思想的出现。而我们很多学生的数学计算本领非常高,往往能够获得奥林匹克数学赛的冠军,但是菲尔茨奖、诺贝尔奖,本土的中国人却没有一个人获得。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往往是发展起来了技能、技巧,但是牺牲了兴趣,创造性的能力没有开发出来。

中国国内一流的大学在世界一流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不及人家的一个零头。比如说在《科学》杂志、《自然》杂志发表的论文数,哈佛大学是三年两百来篇,而中国像北大三年也只有两三篇。

中国目前的专利申请量仅占世界的2%。即使这点专利,真正属于科技发明的专利只占19.9%,大多是外型设计,包装之类的专利,而发达国家的专利86.6%都是发明专利。目前中国的高新技术专利80%左右都是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在中国申请的,跨国公司基本上垄断了中国的高新技术的专利。中国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仅占万分之三。中国的制造设备、成套设备70-100%都要依靠进口。很多国有企业注重的是引进外国的技术,但是不注重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升级,中国人花一块钱引进技术的话,只花7分钱到8分钱用于对这个技术的消化吸收,是1:0.078,而日本、韩国都是1:8左右,人家花一块钱引进技术,就要花8块钱来应用它,来改造它,把它变成自己的技术。

还有,中国的专利成果中,职务发明仅占36.5%,非职务发明占了63.5%,而发达国家正好相反,发达国家申请的发明专利中,95.5%是职务发明。而且,中国的各种发明往往都是个人行为,单个人的发明,美日欧的发明大多数是以一种团队的合作,比如说微软“视窗”是一二十万人共同奋斗才开发出来的,中国现在反而难以做成这样的团队合作的大的发明。这与刚才说的中国以非职务性的发明为主有关,因为单位没有起到很好的组织作用,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激励的机制,所以一些科研人员只能够从事个人性的发明。

目前,中国无论是大学还是科研院所都存在着严重的学术腐败,包括学术权力的腐败、学术准则的腐败——利用学术权力来瓜分学术资源;一切唯官,唯上。现在各个学会、学术团体基本说都忙于编撰各种杂志、出版各种书籍,杂志、书籍的论文基本上都是花钱出,大部分没有学术含金量,没有价值,是垃圾文章。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存在着严重的学术低水平重复生产的问题,与我们的工业生产是一样的低水平重复,平庸之作非常多,泡沫文章非常多,垃圾文章是非常多。

然后通过国家的评奖来确定学者的学术地位。评奖人往往都是熟人,都是认识的,互相串通的,往往评奖人不去认真地阅读原著,而是根据他的印象,给某某打分。

我们的院士体制也是一样。评院士要求的是获得过部级以上的奖,而许多我认识的有巨大创新的学者反而不能成为院士。其实获得过部级以上奖的人只能表明他的组织能力强,而诺贝尔奖等都不授予科研组织者。比如中国文革期间曾经在研究牛胰岛素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当时诺贝尔奖评委会就让中国报出一个应当获奖的人的名单,因为当时中国文革期间都不透明,到底是谁为主的科研外国人不了解,要求中国方面拿出一个名单来,结果中国是拿出了一长串的名单,其中多数都是官员,都是研究院院长、处长之类,结果被诺贝尔奖委员会否决了,因为他们只授予纯粹搞科研的人,不授予领导科研的人。

科学是不应当有权威的,院士更不应当是权威。院士就应当是在理论上或者实践上有突破贡献的,而不应当是官员,我建议官员要一律退出院士的评选。目前中国在科研体制方面官本位的情况也是相当严重的,比如北大物理系培养的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

现在很多大学也都在办自己的商学院,MBA班,EMBA班,大学往往都是高收费的,还有一些官员、富人、名人、企业家花钱买博士文凭。发达国家的大学也办商学院,但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绝大多数商学院是亏本的,收的学费不足以弥补它的开支。

二、建立现代科研体制,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研究院 

现代科研体制一要科研力量民间化,民营化;二要学术非权力化,非官本位;三要政校分开,学术自由,培养创新能力;四要建立科研成果的综合评价、匿名评定制度;五要鼓励职务性发明、团队型科研;六要建立更多的企业大学、企业研究院,进行职工的岗位培训,扶助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减免企业税费,提高企业的利润率,吸引人才进入企业,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研究院。

  现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状况。比如像海尔等企业建立了自己的研究院,现在民营企业也越来越多地进行研发投入,譬如深圳实现了“四个90%”——90%以上的研发机构在企业;90%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专利成果产自企业。

  中国人申请专利的数目也在逐年递增,越来越多的企业非常重视专利申请,2006年海尔平均每天申请2.6个专利,其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拥有专利;海尔还拥有两项国际标准,参与了86项中国标准的制订。华为公司是目前申请专利最多的中国企业,仅2005年申请了国际专利249项,超过思科公司的212项。当然与某些跨国公司几万项专利相差很远,像IBM拥有三万多项专利,朗讯公司也有两三万项专利。

中国的企业如果不重视专利,都是贴牌生产,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只是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工费只占整个价值链的2-5%,那么可以说中国人就是卖苦力的。发达国家的企业凭借其专利特权每一年从中国拿走了数百亿美元的专利费。

  所以,中国不能永远只是世界分工体系中的最低端打工者,不能只是廉价的世界加工厂。中国应当瞄准世界研究院的目标。

要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中国研究”。尽快让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研究院。

2007-11-27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就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


(本建议书已于2003年11月9日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发出)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

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推行的亲民、爱民、为民之善政获得了海内外的广泛赞誉,对于提高中华民族在文明世界中的地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我感到,一方面中华民族大有希望,国家进入了百年来的最佳发展时期;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还存在着一些弊政,其中,最大的弊政当属劳动教养制度。现实、理性和良知告诉我:弊政不除,百姓不安;你不说话、他不说话、我不说话,总有一天,大难降临时,已经没有人站出来说话了;毕竟就像有许多人在收容遣送制度之下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自由甚至生命一样,在劳动教养制度之下,谁又能保证不经司法程序和审判而被某个“领导”下令“劳教”的事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呢?

一

尊敬的中央领导人:您一定知道,因为冤屈上访、与“领导”不和、举报腐败、无辜牵连、不明不白地错误被抓、判刑无证据又不愿放人等“莫须有”的罪名或因素,许多人被劳教,致使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在太平盛世的当代中国,此种人间悲剧不应当继续上演了。在此,我郑重建议:尽快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就算对于处罚轻微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劳动教养制度在历史上功不可没,可是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劳动教养制度赋予了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法外关押老百姓的权力,属于明显的违宪违法,再不纠正,怎么让人民相信——政府实行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中国是文明国家,而不是野蛮国家!而政府以违宪违法的方式处罚公民中的轻微犯法,是否得不偿失,是否损害了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政府违宪违法,等于是污染了水源,上行下效,谁还会尊重宪法和法律呢?如此一来,后果不堪设想,社会失范和动乱的危机就潜伏其中,这岂不是与劳动教养制度之维护社会稳定的本来目的南辕北辙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被劳教人员没有上诉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4年。这不是明显的违宪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劳动教养的有关规定(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公布实施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29日国务院公布施行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国发[1982]17号文件转发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都是由国务院颁布的行政规章,却赋予了有关部门非法限制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的权力;《行政处罚法》的处罚种类中也不包括劳动教养;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得超过15天,可属于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却长达1-3年。

1998年10月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决定只有通过正当程序由法院作出判决,才符合国际人权保护的公约。中国政府一再承诺,信守已签署的国际公约的责任和义务;党的“十六大”也庄严宣誓:“尊重和保障人权”。但如果我们不及时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岂不是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中国政府违背国际公约和侵犯人权制造了借口?

二

尊敬的中央领导人:“劳动教养”堪称当代中国的第一大弊政,斯言并不为过矣。该制度1957年诞生之初,是为了配合“反右”运动的。但谁也没有想到,改革开放后,“反右”运动被否定了,劳教却大行其道。据不完全统计,至今,被劳教者(其中也有很多被迫害者)已有350万人以上,其血泪苦难还不足以使我们改弦易辄吗?

最近中央不容许超期羁押,许多地方就将证据缺乏或证据不足的案件以劳教处理,而且一律三年;

一些地方公安当局花大量的精力、财力,抓大案要案,未等事实弄清楚就急于宣传出去;后来发现抓错了人,也不放人,为了表明当局没有办错案,便对无辜者处以劳教;

有的公安机关对一些在法定羁押期限内无法侦查结案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取证困难、证据不足,怕移送起诉后被退查的案件,办案经费紧张、办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复杂根本无法查清的案件,都处以劳教了事;

有的地方对违法人员只由办案人员一人进行讯问,或由联防队员盘问,由办案人员事后签名,匆忙将人处以劳教;

有的地方形势一紧就把一批人送去劳教,一律劳教三年,把一些本不应当被劳教的人予以劳教;

有的办案单位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创收指标,或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以劳教相威胁,对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处以高额罚款。劳教成为创收的工具;

有的把属于道德调整范畴的人、因民事纠纷引起的一般打架斗殴,情节显著轻微的送去劳教;

有的把法规禁止收容的精神病人、残疾人、严重病患者和怀孕或哺乳未满一年的妇女,以及丧失劳动能力者送去劳教;

有的突破劳教对象年龄的限制将未满16周岁的人送去劳教;

更有甚者,有的地方领导人徇私枉法,蓄意报复,随意将自己不喜欢的人、给自己提过意见的人、正当申诉的人、上访维权的人进行劳动教养。而这只需经过公安局有关科室的批准,不需经过任何形式的取证、控辩、一审、二审等程序。

有的公民因为投诉腐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会见记者暴露地方上的问题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发表文章抨击形象工程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在涉案的公司打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为别人说了一两句公道话而被劳教;有的因为有前科遭遇“严打”而被劳教;有的因为错抓而被劳教;有的仅仅因为一句玩笑话如“拣了你的手机,还不请我吃一顿?”而被劳教。

大量的事实证明,劳动教养制度已成为一部分官员作恶的工具。我所接触的许多有良知的地方官员都表达了对劳动教养制度的不满。一位地方公安局领导表示:“我就顶着压力,一个劳教的案子也不办。因为劳教制度太坏了,真的太坏了!”

再让我们看一些媒体上报道过的具体案例:

从1959年到1961年,在甘肃酒泉市夹边沟劳教农场,3000名右派中有近两千人死亡。(见《夹边沟记事》)

河北省公民郭光允因为“诽谤省里主要领导”、“反程维高集团”的罪名而被授意“判几年徒刑”,但因缺乏证据,被劳教两年。

沈阳公民周伟因举报马向东等人的腐败问题,被劳教两年。慕绥新也将举报他的人送进了劳教所。

山东记者贺某因举报腐败而被劳教3年。

湖北一位民选的村主任余兰芳因上访要求清查前村干部的腐败、乡村非法加重农民的负担等问题而被说成“黑社会的组织者,网罗一些上访户,造成社会动乱”,被判劳教1年半。

在陕西劳教所,劳教人员惠晓东被打死。

在辽宁葫芦岛市劳教所,劳教人员张斌被人折磨、殴打致死。

鲁北在《劳动教养还要试行多久》一文中记述了他所目睹的情况:有一名劳教人员病得很厉害,几天没有吃饭了,两只脚肿肿的,大、小便都是在床上,不时从嘴里发出救命的微弱呼声。但干警仍说他是装病,有一天,当其他劳教人员向干警报告他不行了,医生来到他床前,号脉后却说:没事,心跳正常。转身就出来了,也许房间的气味使他受不了。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没事,装病。没过十分钟,这位劳教人员就停止了心跳。

某地公安局仅仅根据一封恐吓信,就抓捕了近60人。有关当局为了彰显打黑政绩,极力拼凑“黑社会”,把相互不认识的、刚来打工的都说成是黑社会成员,头一天刚经过公安局批准购买的矿山用爆炸品都成了“打黑成果”。当局发动舆论工具广泛报道,于是乎,案件上升为上级督办的大案、要案。尽管经过核对笔迹后发现恐吓信与这些人无关,但他们仍将许多民工送去劳教,以显示没有抓错人。

这么多血腥、恐怖的事实难道还不能够促使中央政府早日下定决心,一举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吗?

我认为,根据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势在必行。

三

尊敬的中央领导人:我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就劳动教养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我在2003年6月21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提交了“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违宪违法审查的建议书”。可惜的是,尽管网络舆论对此反响强烈,但全国人大常委会至今沉默徘徊,未能迈开实行宪政法治的第一步——启动违宪审查机制。

需要正视的是,启动违宪审查、废除劳教制度的确关系重大,它涉及到立国之本:是人治还是法治?是官贵民轻还是民贵官轻?

如果仍然实行人治,各级政府的红头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就是“法”,宪法只是摆设、花瓶,那么启动违宪审查,等于宣布从此违宪的文件和讲话不灵了;废除劳动教养,等于从此剥夺了各级领导的法外关押老百姓的权力,那还行得通?!

但中国共产党早有庄严承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也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1982年宪法通过20周年的讲话中也提出:“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在立法过程中充分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自由权利,坚决纠正违宪行为”。

如此说来,党和政府应当有决心摆正自己的位置:各级党委、政府都应服从宪法;宪法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轴心;只要中央不违宪,就不应当害怕违宪审查机制的建立会削弱党的领导;实际上,只有依照宪法治国,才可以保证党的长期地位。

因此,我们迫切希望新的领导集体和人大常委会能够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拿出应有的魄力、决心,迈开宪政法治的第一步——建立违宪审查机制,对劳动教养的有关规定进行违宪审查!

四

尊敬的中央领导人:劳动教养制度已经严重变形、走样,已经声名狼藉,我认为,为了除旧布新,表明新一代领导人的“新政”新气象,不宜像有的学者所建议的——保留劳教制度,但将它上升为法律。

我认为,可以先将“治安处罚条例”上升为“治安处罚法”,加入社区矫正等内容;在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后,以“治安处罚法”或刑法中的管制、拘役替代其对轻微违法人员的处理。“治安处罚法”中限制人身自由的条款必须符合四项要求:一、有简易的司法程序和审判。二、赋予司法救济手段和上诉等权利。三、完善监督机制,杜绝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的随意抓人。四、受处罚期限低于刑法中的最低有期徒刑。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后,现有的劳教所改为治安处罚所或行为矫正所。

有了“治安处罚法”的替代办法,千夫所指的劳教制度还有什么理由不寿终正寝呢?

尊敬的中央领导人:时直今日,进行违宪审查、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条件都已经完全成熟。可以说,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将是“人治中国”与“法治中国”的分水岭;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与否,将成为“文明中国”与“野蛮中国”的试金石。

在此,我强烈要求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或立即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以表明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进一步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强决心。

敬请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研究、答复为盼。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

2003年11月9日

2007年11月30日星期五

刘晓竹:请温总理破釜沉舟

2007.11.30

十 七大之后,温家宝要火烧眉毛治三害:一是经济过热、二是物价上涨、三是资产泡沫化。如果明年春天治三害仍然无功,那么入夏就可能发大水,共产党的江山面临 着灭顶之灾。实在说来,早在十七大之前,就应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且容易得多。但是,胡锦涛为了十七大戴稳乌纱帽,把该办的事情都压下来,错过了时机。更为 严重的是,十七大壮大了权贵集团,深化了体制痼疾,这事情就更难办了。

目前,共产党两个有办事能力的人,一个是温家宝,一 个是吴仪。十七大吴仪黯然出局,更显得温宰相形单影只,腹背受敌:一来有个昏君在位,即使你有王安石的济世之才,怎经得住胡神宗在后庭放水?二来京城权 贵,多方牵制,动弹不得啊。三来各路诸侯,合纵连横,十面埋伏。因之,温宰相治三害,实是一场硬仗,非破釜沉舟,难取胜也。

破 釜沉舟就是豁出去,背水一战。破釜者,俗称砸锅,一要砸特权,二要砸锁链。砸特权者,兴人权也。砸锁链者,破中宣也,开言路也。惟有如此,温宰相才能凝聚 朝野人心,才能振奋攻坚士气,才能轻装上阵,一句话,才能打赢治理三害这一役。也惟有如此,中国经济才能在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实现真 正的起飞。既然温宰相只有这一任了,何不放手一搏?何必还要顾忌假大空的锅碗瓢盆?何必在乎一小撮人的坛坛罐罐?民之所欲,大刀阔斧,请温总理出手吧。

破 釜之外,还要沉舟,俗称弃船。这船就是一党专制,胡锦涛认为它是“先进”的宝贝,放之四海而不沉。但是,这种破船实在已经漏洞百出、腐朽不堪,既不经风, 也不挡雨。若用它在岸边养鳖畜虾,尚可敷用,摆渡过江,河底之行也,蒋干过江,大可不必了。因之,温总理不妨借鉴西楚霸王的办法,进行一系列的爆破行动, 干脆沉了不中用的破船。或许,断了归路,满朝文武即可明白,惟有在民主法制的路上奋力向前,才有生存的希望。实在说来,这也是拯救时局的唯一办法。

温 总理最后五年任期,或随波逐流,或破釜沉舟,没有其他选择。若随波逐流,即胡假大空,温不办事,铁达尼号岂有不沉之理?反之,若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或可 挽狂澜于既倒,使国家渡过转型危机,人民获得自由与幸福。温家宝先生素来表达爱国爱民的情怀,现在是见真章的时候了。关键时刻,究竟以社稷百姓为重,还是 官僚特权为重?是人民的总理,还是寡头的掌柜?一念之差也。我们拭目以待。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刘晓竹)

安希孟:三十六计中的瞒和骗Cheat

图为作者安希孟

中国是个“阴谋大国”,相信自己无所不能,看不到人的有限性,盲目夸大自己的力量,因而中国人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办大事的中国人专门造假满天放卫星遍地丰产田。中国的36计,不仅仅是用于敌国纷争,军事计谋,而且用于人际关系市场诈骗官场应酬情场角斗科学技术和欺骗自己——瞒(disguise)和骗(Cheat):亩产30万斤粮食放卫星。西方也有第三纵队、特洛伊木马,但美人计西施貂蝉,群英会蒋干中计, 独吾中华特产也。36计,在中华也是交友处世商场文坛文抄公之术骗婚骗保诈死诈降假学历假论文假博士——知识产权商标来自外国——这为西人所鄙薄。诡诈、奸诈、奸慝、为人喜欢使用计谋,这乃国人独有西方人所无。西人按章办事,循规蹈矩, 近乎痴呆。

   三十六计,集阴谋诡计之大成,全是乱违法乱纪的勾当,公安人员见得多了:瞒天过海,围魏救赵 ,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无中生有, 暗渡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釜底抽薪,混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 假途伐虢,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颠,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全是渣滓垃圾小人行径。

   搞阴谋的人,独断的人,专制的(Caesarean, despotic)的人,集权主义者,无所不能。东方极权主义无所不知。刘向说:“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夫正者,以权谋公,故其为百姓尽心也诚;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为百姓也诈。”合法的政治阴谋结为死党以权谋公,文化革命抓一小撮,就可以使用阴谋!商场上“无中生有”“借刀杀人”“美人计”“离间计” “瞒天过海” “金蝉脱壳”,走私、造假、偷漏税,来自传统。

  希腊哲学不理会智谋,罗马史家李维称计谋是“非罗马精神”。费厄泼赖,属西方的产物。克劳塞维茨认为施用计谋是智穷才竭的表现。洛克把阴谋家看作 “狡猾的猴子”。 联邦德国前总理科尔看了36计之后说计谋是吾中华人民的独特杰作:“有时也会让我情不自禁地发笑。它加深了我对古今中国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那些在您笔下得到生动解释的计谋,显示了人类普遍的行为方式。就此而言,它将教会读者深入观察与他或亲或疏的人的行动。”我们可以再一次为国际友人的颂赞,为中国独特文化而自豪。但必须说明,这是国粹!国粹,额上一个毒瘤,一人独有,别国所无也!他看到了中国文化,看到了中国的的“计谋人生”——假货充斥,肇事逃逸,就是36计72 谋。

吴稼祥:女性器官拒绝任何祭坛

——也谈《色戒》

国人对《色戒》有过巨大期待。

尤其是某个年龄段的女性公民,听说梁朝伟的宝贝蛋终于露了馅,既惋惜,又渴望;又听说国内公映版的《色戒》把梁蛋给骟了,既惋惜,又愤然。先是惋惜它不为 自己露,后是惋惜它只为别人露。于是,《色戒》在香港上映期间,到香港出差的大陆女性突然增加。梁朝伟的肉蛋一时间成了金蛋。

如果说李安这部片子只是想用梁朝伟的肉球吸引观众眼球,再次觊觎奥斯卡奖,那是不公平的(假如奥斯卡奖只对美男子的球感兴趣,那就变成金球奖了)。至少女 作家阎延文就不这样看。在她看来,梁朝伟的蛋其实是烟幕弹,李安是要用美男子的色相美化汉奸。她引用未注明出处的台湾评论家的话说:《色戒》“是用‘色欲 ’的诱饵,引诱中国观众去参加一个‘颠覆’汉奸反面形象的仪式”。她认为,张爱玲小说原文中的易先生,是个“矮小的男人”,头发微秃,一脸“鼠相”,而李 安选择的《色戒》男主角梁朝伟,却是风度翩翩、儒雅温情的中年美男子,从形貌上对汉奸易先生进行了视觉美化(参见阎延文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433c4a01000b6v.html)。

按照阎女士的逻辑,当年中国人只是因为长得丑才留在上海,才去当汉奸,长得漂亮的都去了延安;或者说,日本占领军挑选伪政府工作人员的标准是相貌,相貌越 丑被录取的可能性越大,小白脸要想被录用,先要毁容。不知道阎女士认为汪精卫先生长得如何,是不是要承认他是汉奸,就要否认他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要承 认他是美男子,就要否认他是汉奸?让阎女士失望的是,汪精卫既是美男子,又是汉奸。阎延文如果做了阎王爷,应该判汪精卫下两次地狱:第一次是因为他当了汉 奸;第二次是因为他用形貌美化了汉奸。

不错,李安确实不是简单地图解张爱玲原著,而是深化了被原著点到为止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不是性交姿势,不是性发泄和性虐待,不是被阎女士认为的那枚用来 “收买”王佳芝“灵魂”的钻戒,更不是对汉奸的美化或对革命者的丑化,而是不能被作为牺牲品的女人的性与爱。女人为了某个崇高目的,可以牺牲生命,但不能 牺牲性与爱。性与爱对于女人,是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甚至比任何虚拟的价值更宝贵。记得我上大学时,看梁羽生的《萍踪侠影》,里面有个姑娘对向她求爱的救 命恩人说,“我可以为你去死,但不可能爱你。”这就是女人。

作为女人,而且是历经沧桑女作家,张爱玲知道性与爱对于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但当时还没有走出校门的王佳芝、邝裕民和梁闰生们,还不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 他们当时还分不清爱国和演戏的区别,也分不清演戏与真实人生的区别。直到角色要求王佳芝不是往脸上添涂油彩,而是要从她那个最应受呵护的地方破除一块薄膜 的时候,她可能明白了,这已经不是演戏,而是牺牲。戏中的角色是可以还原的,洗掉脸上的油彩就行了;牺牲则是不可逆的,世界上最好的整形外科医生也不能修 复一块破碎的处女膜,以及伴随它破碎的处女之梦。那东西如果违反它的所有者意愿而破,那是强暴;如果它的所有者不是因为性爱而让它破,那就是牺牲。王佳芝 的破,当然是为了爱国,而不是为了爱人。

既然是牺牲,就应该物有所值。理应让王佳芝痛苦的是,世界并没有因她的牺牲而有任何改变,她的处女膜破损了,国家并没有完好,要杀的那个人,还在杀人。张 爱玲体验着王佳芝的体验,所以她说,她“第二次下手”是“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不要“白牺牲了童贞”(张爱玲:《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这就是说,王佳芝第二次同意对易先生下手,已经不是报国,而是报复了,要易先生用他的命来偿还她的“童贞”。

王佳芝的悲剧是,她的处女膜与阴道发生了冲突。当她的阴道接纳了易先生以后,阴道的快感排斥了处女膜的痛楚。记忆中的处女膜的痛楚一淡,阴道快感就有往心 里爬的危险。她起初是抗拒的,甚至在心里嘲笑“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到胃”和“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的说法。一定在某个时刻,她忽然发现这种抗拒是徒劳 的:她已经爱上了那个别人要她杀的人。不错,杀了那个人,可能对他们所说的国家有好处,而她自己却要做第二次牺牲:第一次牺牲了处女膜,第二次则要牺牲阴 道,而阴道还连着她的心。

不确定的只有一件事情:易先生也爱自己吗?当易先生为她买了一枚六克拉粉红钻戒时,她心里的疑问变成了感动:它与火油钻一样贵重,易太太还曾经抱怨自己的 先生不愿意给她买火油钻,这回王佳芝没有要求,他主动买,难道这不是爱的证明么?爱是女人的一切,是不能被牺牲的,要牺牲,就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王佳 芝的选择,这个选择只有两个字“快走”。

由于不懂得爱,不懂得女性器官是爱的容器,造成了剧中爱国者邝裕民的悲剧,也造成了今天某些评论家,包括本文开头提到的阎延文对《色,戒》的误读和谬评。 也许张爱玲和李安只想告诉读者或观众一件事情:人性,个人价值,特别是女人的爱,是不能以任何名义牺牲的。女人只和自己的所爱站在一边,她不会爱一个不爱 自己的东西,甚至国家。

换句话说,女性器官和它所承载的爱,拒绝任何祭坛。

风向转换:民主国际的对华外交


作者:陈奎德(图)


共产国际(the Comintern)已经消亡,现在是建立民主国际(the Demintern)的时候了。

杭廷顿 Huntington, Samuel P.

风乍起

正当“中国崛起”的颂歌不绝于耳、喧哗赫赫的北京奥运会准备张灯结彩之际,在纸醉金迷夜夜笙歌踵事增华的背后,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北京的外交天空上,却升起了一片片日益扩展的浓云。它使中南海的主人寝食难安, 夜不能寐。

何事致此?一言以蔽之:外交风向变了。

中国人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近代民主国家的外交史上,宏观而言,实际上也有一个周期更替律:或可曰:三十年地缘政治外交(Geopolitical Diplomacy),三十年价值观外交 (Value Oriented Diplomacy),风水轮流转。

当然,三十年者,比喻而已;同时,“地缘政治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也不是纯而又纯绝无混杂的。但是,确实存在外交哲学的取向重心之差别。人所共知,在西方民主国家外交史上,外交取向重心的轮流转换,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诉诸人们所熟知的二十世纪,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实施地缘政治外交的典型,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和罗纳尔德.里根 (Ronald Reagan) 总统,则是价值观外交的代表。

如今的风水,是向价值观外交倾斜。

战略迁移:以共同价值为旗

鉴于中共以其“低人权”和廉价劳工优势吸纳资本,它作为一个保持共产专制制度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崛起,势必对世界格局产生冲击,从而诞生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第三帝国崛起时的类似情势,构成了对世界秩序挑战。因此,民主国际的整体外交构想必定需要有相应的调整,提出新战略,亮出新旗帜,以因应这一历史性挑战。

在这一外交战略倾斜的历程中,美国是稳定性的长期支撑力量,而德国则是风向转换的先驱,在它们所引领的风潮推动下,在共同价值以及各自长远国家利益的考量下,法国、新西兰、日本、奥地利、澳大利亚、前东欧国家等…..各主要民主国家均不甘落后,纷纷跟进,举其荦荦大者,我们看到:

首先,最富于象征意义的,是倏然而起的“达赖旋风”。它指各民主国家首脑不顾北京的抗议和阻挠,纷纷在官邸或重要场合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系列旋风:澳大利亚总理会见达赖喇嘛,新西兰外长会见达赖喇嘛,奥地利总理会见达赖喇嘛,德国总理会见达赖喇嘛, 达赖最近又访问日本九天,……风生水起,蔚为大观。达赖一路走来,气度从容,春风化雨,凤凰来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高潮,当是10月17日美国国会向达赖颁授地位崇隆的金奖,布什总统亲自颁奖并致词。 这种盛大的规模和热潮,这种各国几乎不谋而合的外交姿态,在几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它戏剧性地宣示了潮流的转换,彰显了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价值鸿沟。而对北京,它无疑是一场无声的精神性示威,是中南海难于下咽而又不得不下咽的一剂苦药。

其次,人们注意到,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不久前出台了一份德国新亚洲战略构想的文件,要调整过去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政策,强调了德国政府必须和中国保持相对的距离,加强与日本、印度等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亚洲国家的关系。

此外,欧盟委员会在2006年10月公开了一份对中国的政策文件,语气冷峻;随后,欧洲理事会在2006年12月又发表了一份更强硬的23点“结论”,确信“台海两岸的稳定对东亚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是不可或缺的”;2007年初,一份“中国战略文件”出台,对中国现状的判断,语调悲观。

由于近年来美国对密切跨大西洋战略关系的意识强化,美德、美法关系获得正面调整,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的美欧裂隙逐步弥合。特别是英国、法国和德国领袖的换届,更有助于改变早前的中、欧政治氛围。过去一直迁就中共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现在都已鞠躬下台,取而代之的则是对中国更持怀疑态度、对美国更加友善的布朗、默克尔和萨科齐。萨科齐在当选之后曾表示,“在美国需要的时候,法国永远会和美国站在一边”,不久前又在美国国会发表回顾法美友谊的热情洋溢演说,并在两伊问题上呈现出亲美立场。在对待中国的态度问题上,萨尔科齐不仅因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点名批评过中国,而且,他访问中国的日程,是排在就任半年之后以及访问德、俄、美及北非之后。而默克尔,作为在前东德成长起来的总理,其表现更为激进,对她,本刊已多所解析,兹不赘述。

总之,诸种迹象表明,美英德法四大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利益和观点经过评估,有了更多的协调和默契,出现了向美靠拢的迹象。譬如,欧盟最终仍然维持了对华武器禁运,就是新的“大西洋共识”的政治后果。

2007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访问印度,提出了“大亚洲”设想,其中包括印度、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却没有中国。他解释该设想时说:“我们拥有自由、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权等共同的根本价值观以及战略利益”。

2007年9月,关于“亚洲北约”的构想开始进入国际性博弈的阶段。来自印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海军的舰艇,在印度洋展开了大规模的演习。演习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印度提出的在亚洲建立类似北约组织的军事同盟构想。该演习显示,印度已经着手把这一构想转化为现实。实际上,北京自己也指美日印澳四国加强合作是“亚洲北约组织”的开始。于是,亚洲的一个新的地缘军事结构正在孕育之中。

人权:缺席审判北京

人权领域,历来是北京的软肋。中国的恶劣纪录导致西方主要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批评。各国纷纷指斥北京未能履行其奥运承诺,未能开放其允诺的“新闻自由”,在有些方面甚至开了倒车。欧洲公众、企业和政府对中国的情绪已经发生明显改变,欧洲与中国关系从伙伴关系向强烈竞争的关系转变,中欧的所谓“蜜月”早已烟消云散了。

在欧盟新成员国中,尤其是在前东欧国家如捷克、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当中,一直对中国的人权纪录进行了严厉抨击,这些国家的国民都有在共产制度下生活的惨痛经历,他们比世界其他国家国民,更有洞察力,更能够透过北京的宣传和“做秀”的表象,直抵真相,更真切深入地体会和想象当代中国的人权状况。原因无它,那是血泪凝成的洞见。

而多年来单刀直进不假辞色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最近更强化了其音量。最近,美国国会民主党和共和两党议员共同提出决议案,对中国关押、虐待、处决良心犯的行为加以谴责。该决议案呼吁中国政府停止骚扰未向政府登记的宗教团体,立即释放良心犯,并对被中国政府关押及处决的良心犯家属表示同情与哀悼。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1月6日,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雅虎公司在中国记者师涛被中国政府判刑入狱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举行听证会。师涛及王小宁两人都在雅虎公司把他们的电邮资料提供给中国政府后被逮捕并判处10年有期徒刑。雅虎公司首席执行长杨致远 (Jerry Yang)以及该公司执行副总裁迈克尔.卡拉汉(Michael Callahan)出席作证。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及另一位受害者王小宁的妻子俞陵也到场聆听,坐在杨致远和卡拉汉的背后。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兰托斯的严厉质询和呼吁下,雅虎创办人杨致远和执行副总裁卡拉汉向受害者家属道歉。事后,双方达成庭外和解,雅虎公司并承诺成立雅虎人权基金,以帮助因追求言论与新闻自由而受迫害的中国公民。在这场国会听证会中,形式上是议员们质询和批评美国的雅虎公司,实质上是一场缺席审判,真正的被告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共。听证会实质上是在审判北京当局迫害记者压制新闻自由的反人权罪行。毋庸置疑,这场听证会,中南海诸公料已仔细收听收看,想必如芒刺在背,如针毡在臀,他们在虚拟的被审判席上,坐立不安,毛骨悚然。

这是新一轮“软力量”竞争的先声。西方主要民主国家,已经厌烦于对中国那若即若离的“大市场”扮演求婚者的角色了。

成也经贸, 败也经贸

这当然不是指西方各国已经不在乎经济增长,不在乎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了。事情并非如此。西方外交风向的转换,有两个最基本原因:

其一,国家的基本利益、其国民的基本福祉,是综合性的,它不仅关乎经济方面的民生水准,也关乎个人自由与尊严,关乎基本的立国原则。

其二,更现实的是,近期中外经贸关系,本身也导致了各自由市场国家对中国的不满乃至反感。最近几年来,西方各国在与北京做生意的经验中,常常感受到了高度的不公平感和无奈感。中国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仍由政府主导,它有一套不同于国际规范的“潜规则”,而中国一些受保护的行业(如传媒、石化、银行)的市场准入,被政府设置了高度壁垒,货币又不能自由兑换,而别国的知识产权,在中国被广泛窃取。再加上中国劳工的低人权状态(如不能组织独立工会来保障自己权益等等),以恶化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导致双边贸易极不公平、极不对等,出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

最近,欧洲公司日渐强烈地表现了它们对与中国做生意的挫折感。各种歧视性的贸易和投资的做法,让与中国做生意的欧洲人怨声载道,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践踏,对其金融服务行业、分销网络和受保护的行业的市场准入所设置的障碍,更令其沮丧。

中国的工业间谍特别是尖端技术的间谍活动,也影响了美国与欧洲对中国的情绪。特别是对企图侵入德国总理办公室和英国外交部及五角大楼的计算机网络,更强化了这一感受。

中国产品安全问题在中国与西方经贸关系中,已成为持续了好几个月的严重问题。虽然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急于打击劣质产品,以图重建人们对“中国制造”的信心。但是,中国出口海外的海产、汽车轮胎、牙膏和儿童玩具等引发的一系列产品安全丑闻,仍然导致其他国家不断采取禁令和召回产品。

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文章指出,虽然欧中双边贸易红红火火--2006年为2540亿欧元,2007年有望超过3000亿欧元--但是,欧洲工作的外包,迅速飞涨的贸易赤字(欧中贸易赤字正以每小时1500万欧元的速度增长,可能将从2006年的1280亿美元涨至2007年的1700亿欧元),还有中国市场准入所引发的越来越多的担忧,正让欧盟各国政府和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感到不安,后者正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进行猛烈抨击。

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去年大约是1千7百亿美元,预计今年升至创记录的2千3百亿美元。欧盟官员把不断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归咎于他们所称的中国人为压低货币兑换率,他们说,这让中国占有不公平的贸易优势。欧盟给中国官员施压,要求中国增加对欧洲产品的市场准入,并改革中国的货币兑换制度。

事实上,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的民调显示,在过去一年中,欧洲公众对中国的积极看法已经下降了15%至20%。在经济关系上﹐从基本图景看,最近两三年中,欧洲与中国关系已经从伙伴关系转向了强烈竞争的关系。

有鉴于此,可以说,中国的外交环境,是“成也经贸,败也经贸”,怨不得所谓“阴谋论”的。

冷战残局

有人会说,所谓“价值观外交”是陈旧的冷战思维的复活。

不必讳言,价值观外交的确带有意识形态特征。然而,它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它有现实政治和经济的依据,它溯源与现实的政治版图和政治理念的竞争,我们不能鸵鸟式地视而不见。特别是,一个与国际主流体系格格不入的庞然大物,正在拼命地扩张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它正在把自己标榜为一种新的模式——“中国模式”,或称“北京共识”,以挑战主流世界的生存模式。这一严峻的事实是不容漠视的。

人们常常不经意地谈到“冷战终结”。实际上,这是一句容易误导文明人类的断语。试想,一个经济迅速膨胀的、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府,迄今仍不肯放弃自己作为共产党国家的招牌及其基本的政治统治方式,拒绝三权分立式的宪政民主,拒绝新闻自由,拒绝政党政治,我们有权利绝对精确地断言冷战终结了吗?事实上,冷战只是在主战场上终结了,但在亚洲,尚未签订“共产主义投降书”,甚至,连“停战协定”也迄今未签。在此情势下,侈言弃绝“冷战思维”,只能被视为是一种“麻痹战术”而已。 事实已经很清楚,“价值观外交”正是在这一历史际遇下应运而生的。它的使命是解决“冷战的残局”,清扫最后的战场,从而真正导向和平的终局。至于北京当局,面对价值观外交的挑战,是明智地以内政改革相回应,融入文明人类的基本价值体系中去呢,还是仗着“财大气粗”,坚持共产招牌,并向国际主流社会摊牌呢?倘若如此,那就可能是最后一场战斗了:共产主义vs. 自由主义。

何去何从?也许所需时间不长,我们就可以看见中南海的抉择了。让我们拭目以待。

胡少江:欧盟迫使中国在汇率问题上让步


2007.11.30

两 天前,中欧第十次峰会在北京举行。欧洲方面参加这次峰会阵容强大,除了欧盟轮值主席国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欧盟的贸易专员曼德尔森 等之外,在峰会之前还专门派出了欧元集团主席容克、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与欧盟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阿尔穆尼亚组成的欧元区“三驾马车”前往中国。“三驾马 车”在峰会前高调访华,显示双方在人民币和欧元的汇率问题上的矛盾进一步突出。

虽然此次峰会双方也讨论了其他一些例行的问 题,但是会谈的重点显然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近期内人民币对欧元的剧烈贬值、二是欧盟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三是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其中核心是 人民币汇率问题。这三个问题均并非始自今日,双方就这三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也从未间断。但是欧盟方面过去对双边的磋商一直采取低调。近来欧盟显然对中国在 这些问题上的进展失去耐心,以至于态度日趋强硬。

欧洲态度趋硬的客观原因是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长期以来,无论是在中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还是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老练的欧洲基本上处于二线。它习惯于将一些棘手的问题交给山姆大叔去应对。所以当中国和西方在经济、贸 易、汇率等方面产生纠纷的时候,美国常常处在谈判的前锋,充当白脸的时候居多。在很多场合,美国谈成了,欧洲只需要要求中国给于其同美国的同样的待遇即 可。欧盟在这种“搭便车”的游戏中得到了不少好处。

但是,近年来美国政府通过美元剧烈贬值的方式将欧盟推向了第一线。由于 长年的贸易逆差和今年夏天以来发生地对西方经济影响深远的由次级房贷所触发的危机,美元对欧元贬值的速度加快。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人民币在两年多的时间内 对美元的升值已经达到了近百分之十,但是对欧元却呈现了快速贬值的态势。在东、西两个方面的夹击下,欧元的大幅度升值对欧洲的国际竞争力和欧盟各国的就业 压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正是使得欧盟近来不得不站在第一线旧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方面在减 少中欧贸易不平衡和改善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进展缓慢也是欧洲改变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欧盟统计局公布的中欧贸易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从以二零零三年起,中国 在美国之后成为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二零零六年欧盟从中国的进口和向中国的出口分别达到了六百四十亿欧元和一千九百五十亿欧元。与此同时对中国的贸易逆 差也达到了创纪录一千三百一十亿欧元。正在中国访问的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在一次会议上抱怨道,他在北京访问期间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正在以每小时一千五 百万欧元的速度增长。在欧盟方面看来,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人为干预和中国在双边贸易上的一些保护主义措施是双方贸易不平衡扩大的原因。

欧 盟和美国是中国的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依赖出口来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很难抵御他们同时施压。正因为如此,虽然中国政府在公开场合仍然一如既往地强调在 汇率等问题上不会向外来的压力低头,但是中国的态度明显有所松动。首先是中国在上周五承诺要扩大人民币汇率变动幅度的弹性,这实际上是在暗示人民币升值的 速度将相对加快。同时中国也同意成立中欧货币问题高层工作小组,以便定期磋商和解决中欧双方在汇率问题上出现的分歧。从明年开始,人民币汇率问题对话将正 式纳入中欧金融领域磋商机制中。应该说,这是欧洲迫使中国做出的一个重大让步。(RFA)

胡平评中共对台新政策:软不下去,硬不起来

在中共十七大前夕,台湾朝野正为"入联公投"和

"返联公投"而搞得热火朝天。因此很多人预言,中共将在十七大上对台湾问题作出强硬表态.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中共在十七大上对台湾的表态非但没有更硬,反而看上去好像比以前更软。

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对包括民进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发出呼吁:祇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中共都愿同他们交流对话,协商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报告还进一步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我们还记得,十六大政治报告有一句重话:"我们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十七大政治报告居然不提了。在十七大政治报告发表后的第二天,《南方都市报》发表"对台政策新主题:更强调和平发展 专家阐述十七大报告对台政策调整"的文章,由李家泉等"著名台湾问题专家"解读胡锦涛政治报告,证实对台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由"和平统一"调整为"和平发展"

我以为这表明中共的对台政策陷入困境。早先有人说,和邓小平、江泽民时代相比,胡锦涛的对台政策将会是"硬的地方更硬,软的地方更软"。但如今的情况却是,要软软不下去,要硬硬不起来。

乍一看去,中共对台立场似乎在软化。其实不然。不错,十七大政治报告没有再提"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但那不等于说中共就已经打算放弃使用武力。 11月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曹刚川发表讲话说,如果陈水扁胆敢制造"台独"重大事变,解放军必将采取断然措施,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可见中共在这一点上并未退让。说到结束敌对状态, 达成和平协议.我们知道,早在1996年5月20日,李登辉在第9届总统就职典礼上就郑重呼吁:"海峡两岸,都应该正视处理结束敌对状态这项重大问题,以便为追求国家统一的历史大业,作出关键性的贡献."但当时却被中共扣上台独的帽子。事实上,台湾早就放弃用武力"反攻大陆"。若要两岸和平,大陆祇要作出相应的表态就行了,不一定还非要再谈判不可。

另外,中共呼吁双方谈判对话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它仍然象过去一样坚持以下两点:一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一是要求党对党的谈判。而我们知道,在台湾,无论蓝营绿营都拒绝把一个中国作前提, 祇同意把一个中国作议题.更重要的是,中共始终提的是党对党的谈判,台湾则坚持政府对政府的谈判。这中间的差别很大。两岸关系本来是该由政府出面谈判的,任何政党,包括执政党,都无权越俎代庖。大陆是党国体制,党政一体.许多大陆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这种体制下习焉不察,看不出党对党谈判与政府对政府谈判二者之间的重大区别.中共之所以坚持党对党谈判而拒绝政府对政府谈判,是因为它想绕开台湾的政府,是因为它不肯承认台湾政府的存在。台湾方面当然不会接受。问题是,如果大陆摆出我中央你地方的架式,台湾自然不会来谈,如果大陆摆出我唯一合法政府你叛乱团体你伪政权,台湾就更不可能来谈。台湾方面坚持两岸政府的对等地位,可是对中共而言,一旦承认了双方政府的对等地位,差不多就等于承认了两岸分裂分治状态,就等于承认了一个中国两个政府或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中共又不干了。由此可见,如果中共真的要软化它的对台政策,那就应该把台湾当作对等的政治实体, 不再封杀台湾的国际空间.而祇要中共继续拒绝承认台湾政府的对等地位,它的政策就不可能真的变软。这就是我说的"软不下去"。

"硬不起来"是比较简单,比较明显的:文攻武吓都试过了,无济于事,且适得其反。既然中共眼下还不敢真的动武,所以它想更硬也硬不起来。

接下来,中共能做的不过是拖。这就引出我以前提出过的问题:时间会站在哪一边?从长远看,两岸在自由民主基础上和平统一的前景是乐观的,但在短期内, 两岸恐怕仍将渐行渐远.大陆人应当认识到台湾想获得国际承认、想参加联合国的愿望是正当的;在中共持续封杀的情况下,有更多的台湾人产生独立的愿望也可以理解。台湾人应当认识到,祇要大陆还是一党专政,台湾就不可能获得它应该获得的国际空间;而伴随着中共实力的增长,台湾自身的安全也越将受到威胁.因此,不论是出于人权民主的普适价值,还是出于台湾自身的利益,台湾都应该对大陆的民主化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

原载北京之春2007年12月号

张成觉:折戟沉沙话战神——林彪

图为1966年9月9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是中国国防部长林彪。右上角写着:中国人的噩梦。

日前网上有报道称,获悉林彪死讯后,蒋介石老泪纵横。对此,我是相信的。因为林彪毕竟乃其得意门生,虽是敌对阵营的骁将,辽沈`平津两战役,令国军损失百 万之众,但岁月流逝,‘往者如斯夫’,剩下的是早年师生情谊,还有英雄重英雄那种惺惺相惜之感。更何况,蒋已年高,易动感情,与其笃信儒家的性格完全一 致。

由此想到,毛蒋争雄,前者席卷神州,后者退守孤岛的结局,实非偶然。林获毛知遇,为其所用,可见毛将将有方;蒋为林洒泪,流露真情,属人性使然。以心狠手辣言,蒋逊毛多矣。终失天下者,岂非与此攸关?

回顾1927年林以见习排长参加‘南昌起义’起,戎马生涯,功绩彪炳,堪称共军战神。然而最终命丧异邦,尸骨无存,至今死因成谜,实在令人慨叹。其中,所谓座机油尽迫降之说,疑点重重,旧事重提,不无意义。

36年前的‘9。13’事件,的确扑朔迷离。‘中共中央文件’一口咬定:林因刺杀毛之阴谋败露,一家三口仓皇出逃,叛国投敌,飞机燃油将尽而迫降,机身擦地起火爆炸,林夫妻父子悉皆遇难。言之凿凿,煞有介事。

然而,西方某哲人说得好:你可能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能永远欺骗一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上述说法,到底经不起中外专家学者推敲。由于飞机坠毁事 实俱在,而且有目击者证实,飞机‘先起火,后坠落,再爆炸’。这就否定了‘先迫降,后起火,再爆炸’的官方结论。坠机原因乃成为瞩目的焦点。

鉴于机翼上有一大洞(中共驻蒙大使许文益承认亲见),这只能是导弹攻击所致。而中方又否认发射导弹,故有论者判断,是苏军导弹击落林彪座机。所举理由有 六:(1)至今无证据显示,叶群林立果出逃前已联系苏方,故肯定林彪出逃苏毫不知情。(2)中共驻蒙使馆人员目击,苏军驻蒙最大空军基地位于乌兰巴托至温 都尔汗途中,林座机盘旋时正好在其上空。(3)蒙外交部次长永栋曾告日本记者,该飞机一入境即被跟踪。(4)勃列日涅夫得悉机毁人亡后连说三声‘可惜’! 意味着非因迫降而是苏军误击所致。(5)蒙方坚称该飞机为军用侦察机,入境执行低空侦察任务。(6)苏方早有击落一切入境飞机的密令。(《林彪与文化大革 命》,吴润生著,明镜出版社,2006年,245-246页)

本来坠机之谜不难由‘黑匣子’帮助解开,但中方迄今从未向苏方要求索还‘黑匣子’,个中原因无疑耐人寻味!

年前海外有一新说法:中共军方通讯系统有意误导苏方,将该飞机作为军用侦察机频频联络,从而假手于彼,将林击落于蒙古境内,以便定其‘叛党叛国’之罪。果如是,则自然无需索还‘黑匣子’了。(同上,240页)

综上所述,说林彪出逃是‘叛国投敌’,堪称查无实据。中共高层可能也自感理屈心虚,今年以来,颇有若干为林恢复名誉之举措。诸如建军80周年战史展览,十 大元帅再无删去林彪;‘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开幕,林之后人应邀出席。等等。然而,全面洗刷林所蒙污垢,看来尚需时日。据说,这是‘要林’还是‘要毛’的大 问题。二者不可得兼,目前只能舍林而取毛。

关于‘9。13’事件的发生,有一重要细节不应忽略。那就是:9月12日晚8时,林立果赶到北戴河后,即到林彪寝室,父子俩加叶群三人密谈。林立衡对此生 疑,要林之内侍小陈以送茶为名入内探听。陈复命称:‘我看见首长(指林彪---张注)一边流泪一边说。。。什么。。。起码是。。。民族主义者。’林立衡闻 此,急转身飞奔而去,向北京报讯。这里面,‘民族主义者’一词,表明林彪内心深处的情结。联系其一生事迹,应可证明强加于彼的‘叛国投敌’罪名之虚妄!

回到本文开头,蒋介石之所以为林之死而伤心,相信和师生俩共有的民族主义情结有关。抗战八年,艰苦卓绝,蒋领导全国军民坚持到最后胜利,有目共睹。而林彪 则亲至最前沿,在平型关打了八路军抗日的第一个大胜仗(到底歼敌多少兹不细论),受到蒋的嘉许。终蒋一生,连毛也不得不承认其为民族主义者。


与此相反,毛则以中共一党私利为依归,抗战时期‘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郝柏村语)。应付者,实为摩擦,即与‘友军’(国军)兵戎相见。他还派 潘汉年与日伪‘交换情报’,55年潘蒙冤入狱,实即其‘灭口’手段。凡此种种,可见什么‘国家’‘民族’的利益,根本不在毛的心上。而蒋之所以在六十年代 说:‘我不相信林彪这个人会忠于毛泽东。’应是有所据而云焉。

(07-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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