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21日星期二

孙瘦:通胀魅影逼出“新种姓制居住证”

大陆因近年通货膨胀产生的治安恶化压力,正在将原旨为吸引人才的“外来人才工作居住证”改变为旨在加强治安防范的“外来人口居住证”——新“外来人口居住 证”分为A种和B种,以“自愿申报”和“强制申报”方式将外来人口分为“可信任者”和“可疑者”,使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形成新的不平等“种姓等级制”。这一 信息集中体现在深圳于2007年8月1日试行的“深圳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详情可参考2007年8月2日《中国新闻周刊》的长篇通讯《深圳试行居住证 制度:人口管理的第三条道路》,2007年7月30日《南方都市报 》的“周末重稿”《通胀魅影》。

创始于北京,变迁于上海


史料证明,已有八年历史的大陆“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创始于北京,变迁于上海,异化于深圳。

新华网 2006年8月19日曾报道:《北京工作居住证实行7年 5万多外地人拿人才绿卡》——北京自1999年开始试行工作居住证制度以来,已有5万多名外地各类人才拿到了被称为“人才绿卡”的北京市工作居住证。为了 满足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北京市1999年出台了《北京市引进人才和办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暂行办法》,规定凡持有“北京市工作居 住证”者,在购房、买车、子女上学等方面享受北京市民待遇,由此开辟了人才引进的新通道。

“北京工作居住证”因为是“人才绿卡”,所以它从一出世就是一种精英白领或贵族身份标志,是一种将城市外来人口进行等级种姓制度管理的不平等制度。其时在 北京的外来民工,只能取得“暂住证”,“暂住证者”是不可能享受北京市民待遇的。这种歧视流动工农人口的怪事出现在以“镰刀斧头”为党旗的中共中央所在地 北京,实在是一个黑色幽默。

上海在陈良宇主政后,于2002年6月引进了北京“人才绿卡”(工作居住证)制度,但于2004年10月打着“平民化”的旗帜,进行了有利于“为更好维护 社会治安”的重大调整:“上海特色居住证”的适用对象从过去的“引进人才”扩大到“在上海本市居住的非本市户籍的境内人员”, “来沪居住3天以上的非上海户籍境内人员”必须登记及申领居住证。

其时有广东《南方都市报 》、《新快报》等媒体对此开展了一个正方(支持者)与反方(反对者)的调查。

正方的意见是:一是把流动人口管理纳入规范管理;二是可以增加一笔非常可观的额外收入;三是可以安排相当一部分人就业;四是可以提高上海的知名度和档次,因为门槛高了,档次也就跟着高了,影响也跟着大了;五是可以减少犯罪率,给治安工作带来方便等等。

反方的反驳是:加强管理不能牺牲自由——将所有“来沪居住3天以上的非上海户籍境内人员”规定为要登记及申领居住证的对象,明摆着是不合理甚至荒唐的。暂住证改居住证,实质是撤羊头挂牛头仍卖狗肉。现代政府应以人为本,不是以钱为本以已为本!

深圳创新“A、B”两种居住证“为全国探路”


谁也没想到,就在广东媒体激烈反对“上海特色居住证”制造新的“唯成份论”时,深圳却看好“上海特色居住证”,并将“上海特色居住证”改造为明确区别“有业者”(可靠人士)与“无业者”(可疑分子)的等级制居住证,将已然存在的二元社会进行“三元户籍”的重新分类。
令人奇怪的是,虽然深圳已于8月1日正式试行《深圳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九易其稿的《深圳市居住证办法(草案)》早在2006年8月17日获深圳市政府 四届四十次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但是百姓竟然一直看不到一份完整的《深圳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文件,至2007年8月5日止,在网上也无法查证。人们只能通 过有关新闻中零散信息得知:据深圳警方有关人士表示,深圳居住证制度采取自愿办证和强制办证相结合,分为A、B类管理,A类为自愿办证类,以来深务工、创 业、生活、有房产等人为主,可在深圳享受和深圳户籍人口一样的待遇,享受到就医、上学、租房等一系列服务。持A类证的人才能租住房屋,这是一个准入制度, 提高了出租屋的管理档次。B类证是强制办证类,在深圳市居住7天以上的应当办理“居住登记”,进入深圳30天内必须办理居住证,否则不能在深圳单独租住房 屋,有效期为半年时间。至此,深圳自1984年开始实行,已有二十三年历史的暂住证制度被深圳“居住证”取代,成为深圳1100万流动人口生活必需的通行 证。以每人办证费至少20元算,政府可收2亿多元。对于不少刚刚办过暂住证的人,只有再增加一点生活成本。

以虚伪宣传掩盖真实目的


在公开宣传中,官方强调“居住证”制度是利民便民的“以民为本”、“关爱民生”——“实施居住证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弱化“户籍”概念,强化“居民”观念,促进社会公平,强化社会管理。一方面让为深圳作出贡献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可以分享城市建设成果。”

实际上,有报道透露:“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是各城市共同面临的难题。深圳的改革具有为全国探路的意义。” 深圳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应力在2007年1月20日 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回答“深圳在近几年来作了哪些措施来改善治安”问题时明确表示:“近几年来,深圳已经增加了6000警力用于社会治安。在 人员增加的同时,还实施科技强警,政府投资了2亿元用于警察设备的配备,使警察能够有效地预防刑事案件的发生和更快地破案。此外,深圳还在强化出租屋管 理,将推行居住证制度,只要在深圳居住一个月以上的人员都必须办理深圳居住证,有效地管理流动人口。”

这就充分说明居住证制度主要是个有利于“官管民”的官本位制度。《深圳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实行后,不仅穷苦人临时进入深圳失去了租房权,外地人进入深圳 要多花钱和精力,而且深圳的户籍等级由原来的“深圳户口”与“暂住证”两个等级,增加为了“深圳户口”与“长期居住者”、“短期居住者”和“非法居住者” 四个等级。这样一个事关深圳千万人生活的大事,竟然既不举行听证会,也不在媒体全文刊登有关文本征求社会意见——利民便民之事竟然决不许民主评议!

历史与现实的经验都证明,一个社会的等级制越多,其社会矛盾也必然增加。已经“房价疯涨”带来通货膨胀而每况愈下的“先疯城市”深圳,在实施“外来人口居住证”后,将进一步加大城市经营成本,面临更大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冲突。

更可怕的是,浙江、福建、广西等许多省市也开始学习推广京、沪、深的“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随着7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监测物价上涨幅度的CPI指 数(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连续第4个月超过央行所制定的3%的“安全线”——一场罕见的大范围物价上涨席卷中国,大陆可能因通胀幽灵带来的治安压力和北京 奥运会的安全压力而全面推行“外来人口居住证”。


2007年8 月 6 日于深圳 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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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16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2007年8月20日星期一

【特别报道】杨建利回到波士顿与家人团聚

【《议报》特讯2007年8月20日】杨建利博士终于在美国时间8月18日回到美国波士顿的家中,与亲人团聚。

杨建利,男,生于1963年,籍贯中国山东,信奉基督教;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他于80年代留学美国,1989年因回国声援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六四”大屠杀,从此立志投身波澜壮阔的中国民主运动。他也是六四事件以后海外留学生投身中国民主运动的代表性人物,曾经出任中国民联阵副主席,并因此被中国当局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单。杨建利1991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数学博士学位、2001年获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也是现任《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会长,中文电子刊物《议报》社长。

为考察大陆工潮,杨建利于2002年4月19日使用朋友的证件从北京入关回到中国。期间曾前往渖阳、辽阳、抚顺、大庆、哈尔滨等地,调查近期东北工人示威抗议工潮,了解工人运动情况。4月26日,杨建利博士在离开昆明去大理购买机票准备离境时,被检查到使用假身份证件,在昆明被捕,随后被押送北京单独关押,审讯达一百多次。二零零三年七月十四日,杨建利被以间谍罪和非法入境罪起诉。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国宣判杨建利有罪并以间谍罪和非法入境判入狱5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杨建利的父亲九十年代移居美国,零二年杨建利被捕后,当时已年过九十的老人决定回到中国欲营救儿子,直到零五年底在山东老家病逝,没能见上儿子一面。其后当局也拒绝了杨建利奔丧的要求。2006年9月中国当局曾提前释放杨建利,并直接把他送到机场,让他飞回美国。但杨建利要求先回山东老家,给父亲扫墓,但此正当人伦要求遭到北京当局拒绝,杨建利于是就被再度送回到监狱。

今年4月27日杨建利刑满获释,但是中国当局既不给他落实户口、身份,又不发给他护照让他回美国与家人团聚,杨建利的妻子傅湘7月26日致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恳请让杨早日返美与家人团聚。

本月17日晚北京方面通知杨建利第二天可以回美国,但要求不要发布任何消息并且不要在机场会见记者,以免节外生枝。8月18日 杨建利终于再次获得中国护照并由北京公安局人员送上联合航空公司由北京飞抵旧金山的888航班,随后再转乘联航8118班机回到波士顿。

杨建利这次回来一路上由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政治一秘史蒂夫全程陪同。夫人傅湘率子女在波士顿机场迎接。此前,傅湘已经接到当地议员办公室和美国政府有关部门的电话,获悉了杨建利回美行程安排。

另据悉,杨建利的律师和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将于本周二(21日)在华盛顿DC举行记者会,届时杨建利会介绍他五年多来的特殊经历和这次回美的经过。

管见:十七大前看中共

北京奥运进入一年倒计时,人们更为关注北京以及全中国的环境,但是,中国共产党“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传统格局没有出现根本变化,“科学发展观”就只是一个美妙的说法,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庆祝其建军80周年,人们注意到,这支军队里的歌唱家、舞蹈家以及运动员教练,他们不是文职军官,而且将星闪耀,闪成了一片。这种现象未免古怪,但与此相联系的、更为根本的是,那些政治军官们,则根本没有转为文职的问题,体现着“党军”的传统特色。

有意思的是,标榜“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则为其传统所累。

中国共产党为了它的十七大,公布了代表的名单,还在报纸上电视上宣传代表产生过程如何如何民主,并开辟专栏介绍代表的情况,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

选举产生的代表名单公布出来,让大家都知道,过去似乎没有过,即使在1949年以后也没有过,算是有些新意。至于选举过程是否真的民主,中共组织部认为是 的,又没见党员们有说不是的,外人就不好乱猜测了。但是,从对代表的宣传来看,与对人大代表的宣传类似,其实质是对“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的宣传,重 点是在他们的工作表现和个人觉悟如何突出,而不是他们在思想上、政治观念上有何特点和代表性。这样看来,即使选举过程相当民主,其选举原则却实际上是“在 政治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与“全党服从代表大会”的民主原则根本背道而驰,造成的后果则是“代表大会服从中央”。

实际上,对于此次十七大,中共高层仍一如既往,热衷于幕后的权力斗争。他们要在十七大之前,在十六届中央的最后一次全会上,把权力分配格局基本搞定,以便 于领导那两千多位代表,将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所有的“党内民主”之“秀”,都难以掩盖这个散发着腐朽传统气息的现实。

然而同时,人们对胡温五年来的表现看在眼里,对他们主动实行政治改革没有多少信心,那么,就只有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改革。于是,延续着改革的争议,出现了 一波针对中共指导思想的争论,而争论的双方对于党内民主,则有相当的共识。左派中的毛派,在失势之中也多少体会到民主、自由的价值,要求中共实行差额选 举,而更为开明的人士,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确立“全党服从代表大会”的原则,实行代表大会的年会制和代表常任制。

毛泽东自诩“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而倘若真的认真起来,中共当然应该正视这种状况,表现出在政治上与时俱进的诚意。

但是,中国共产党只是表现出“作秀”的姿态,以公布十七大代表名单来表现其选举过程的“民主”,回避党内民主的实质性进展。

这种回避的姿态,其实质是回避“讲政治”,代之以“劳动模范”、“先进人物”式的党员个人“先进性”。从“保先”到十七大代表选举,这种回避“讲政治”的传统更加发扬光大。

回避“讲政治”的党员代表“先进性”,就只能体现在他们的工作表现。不谋私利不腐败就已经是很高的要求,就已经很“先进”,再突出一些,或者正好符合某种比例要求,就差不多够格当个十七大代表了。

但是,这样的资格条件,就差不多把代表的政治棱角磨平了,体现的是“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党心,是“官样”党心,不是现实中的党心。而中国共产 党党内长期是这样的状态,“官样”党心长期控制着现实党心,现实党心也就受到侵蚀,以“官样”党心为楷模,政治上的热情与冲动在压抑中萎缩或消逝,钻营 “个人先进性”取代了积极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这是“全党(包括全国代表大会)服从中央”原则下的现实政治生态,是专制政党为自己营造出的党内基础。方励之 曾经鼓动年轻人加入共产党,以其对政治的理想、热情而改造这个共产党,然而,在共产党的现实状态里,这样的举动很难达到一定规模,也很难形成并保持其冲击 力,成功的概率很低。

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提出确立“全党服从代表大会”原则的要求,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宣传这一要求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非常重要。不能不承 认,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进程,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有现实的影响,而这一进程是否能够真正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改变其 “全党服从中央”的传统,按照马克思学说的精神,按照它自己党章的书面要求,走向“全党服从代表大会”。

铁流向十七大建言:共产党和解放军应更名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北京召开,这是一件大事,为国内外一切关注中国未来命运与发展的人们所瞩目。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有七千多万党员,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有八十六年的建党史,已执政五十八年。不仅拥有一切权力、财力,资源,举国上下各种人才精英,几乎都囊括其中。但是,在它作为执政党的五十八年来,前二十八年(即1949年10月1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西去之时到打倒“四人帮”,应‘五人帮’,帮主就是毛泽东)无一政绩可言,人民得到的全是灾难。
1978年毛共统治告一段落,邓小平先生复出后,中国共产党才真正为人民办了一些实事、好事,不再搞祸国殃民制造仇恨的“阶级斗争”,开始抓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并不断改善和提高,才有今日较为好的安定局面。毫不讳言,今天的中国比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物质和人民生活好上了一百倍、一千倍。可是,由于各种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原因,仍存在不少极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党专政和权力绝对集中所导致的贪污腐化、道德沦丧、政商勾结,公产私有,言论阻塞,有法不依等,以及破坏环境、浪费资源,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与官府相勾结的黑恶势力。当然,最为严重的还是人民无言论自由,国家大小政事仍是黑箱操作,老百姓无参政议政的权利。不管怎样说,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为人民所乐道而加以肯定的。
而毛泽东主政下的二十八年中国,无一建设成就,无一政绩可言,看到的是田园荒芜,饿殍盈道,缺衣少食,民不聊生;经历的是争斗不息,厮杀不断,山河喋血,尸横遍野,成千上万善良的中国人民大批大批地被投进监狱,大批大批地被饿死或被杀掉。毫不客气,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是个暴君,是个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的暴君,为千夫所指,万民所恨!
新近由香港书作坊出版、辛子陵所着的《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所提供的内部解密资料表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一千两百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公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五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
这样的领袖、国君、皇帝,应不应该交全民批判、公审,应不应从天安门城楼上摘下他的画像?不知为什么至今还挂在那里,仍留下时代的巨大阴影。
由于毛泽东主政的二十多年来,从未给中国人民做一件好事情,使得共产党“伟光正”的形象受到了极大的玷污,使七千多万中共党员深深蒙上羞辱,建议十七大的代表们拿出新时代的勇气,力挽狂澜,除旧布新,尽快把他取下来,挂上国人敬爱的孙中山先生,他才是当之无愧的国父!
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无论从历史与现实考虑,共产党都应该更名。理由是,一,共产党既然崇奉马克思主义,而晚年的马、恩两位伟人早就公开了抛弃了共产主义。他们主动解散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此后再没有建立过共产党,而建立的是社会民主党。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出于个人目的,把马、恩抛弃了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拾掇起来加以发挥,建立了一个以暴力为己任的独裁专制的共产党,开创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建立了一个以排斥反对先进生产力为特徵的社会制度。用恩格斯的话说:“我播下的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二,这个独裁专横的制度,极端仇恨知识,仇视科技与艺术,反对人权,篾视人性,扼杀民主,箝制言沦,不给公民任何自由的权利,实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一人专政(共产党专全国人民的政,中央委员专体共产党员的政,政治局委员专中央委员的政,中央常委又专政治局委员的政,最后是毛泽东一人专政),亦即毛泽东公开承认的,他就是“马克思十秦始皇”。这么一个暴戾恣睢的霸主,必然荒谣无耻,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坑灭异已,所以才有“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几十年来的苏联历史、东欧历史、中国历史,都已经证明这条极权专横道路是走不通的!苏联垮台,东欧解体,中共之所以能独撑局面,是“改革开放”的活力挽救了它。一言以蔽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是任何暴力消灭不了的。中国几十年来所进行的暴力革命,无论是十年“土地革命”,还是三年“解放战争”,以及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对私改造”、“合作化运动”,死了那么多人,毙了那么多人,私有制消灭了吗?没有!今天仍然屹立于大江南北,黄土高原,早早超过1949年前的发展。它势如万均雷霆,浩荡洪波,正在冲毁共产主义运动所构筑起来的堤坝。无比巨大力量的私有制,将把暴力与专横击个粉碎!
三,今天最大的“资产阶级”就是夺取了政权的中共党内的豪富们,以及千千万万在“改革开放”中富裕起来的真正私有产者。前者是当权者所阴护的“自留地”,后者是新兴的民营企业,如果再叫共产党,“去共谁的产”?前者还是后者?“共产”两字就是暴力!就是恐怖!就是专横!就是不稳定的破坏因素。如再叫共产党,就是公然挑衅“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反对自已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建立科学发展观”,难道自已打自已的嘴巴吗?何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明文写上“保护私有财产”!只还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十个赫然大字!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定会写上。自已更名,比别人更名为好;自已革自已的命,比别人革自已的命为好。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不应忘记历史!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应该更名。现在我们国家到底还要解放谁?还有谁没有得到解放?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几十多年来的革命,通过战争的掠夺手段,早已推翻打倒了一党专制的国民党和独裁腐朽的蒋家王朝,接着又用暴力手段剥夺了资产阶级的财富,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解放了所谓受压迫、受奴役、受剥削的劳苦大众,难道还要再一次去解放他们么?过去毛泽东欺世盗名,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自国门敞开之后,中国人民才知道,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比无产阶级国家人民生活得好十倍百倍,他们是游泳池的水太深,空调散发出的热量太热。这个骗人鬼话,在今天连三岁孩子也不会相信了。未必我们还要磨刀霍霍,一试锋芒么?
五,解放台湾吗?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蒋介石先生早已作古,子侄儿女多是平民;独裁专制的国民党在与民进党竞选中早被选下了台,现在那里是民选政府,还需用战争手段去摧毁吗?再有,那里的人民还在受压迫么?谁又在受压迫呢?2005年我曾去台湾访问半月,那里老百姓比大陆老百姓生活得还好,一个普通工人每月工资不低于新台币一万伍仟元(四个新台币折合人民币一元)。台湾的问题仅是个政治体制不同而已,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不是通过战争手段,而应是比赛、竟争,看谁在为老百姓办事,谁把经济搞得好?不是解放问题而是统一问题。两个不同政治体制的统一,只能通过谈判、对话、和解的手段去解决,决非战争与解不解放的问题。东西德两个政体,不是未响一枪一炮就统一了吗?为此,解放军应更名为中国人民国防军!不更名就意着国内还有战争,还有阶级仇恨和阶级压迫,不然为什么还叫解放军?为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名为中国人民国防军。
我是一个七十多岁老人,也是一个曾被中共解放而翻身的童工,三世穷人,五代布衣,新中国之始曾是共产主义基本教义派,斗资本家,揪地主,抓反革命,总是冲锋在前,恨不得把富人杀过精光光,再用枪杆子的威力得到自已想得到的东西。而然又一场暴力革命的1957年反右斗争,被毛泽东打为极右分子,为一篇8800字的小说整整关押了23年,相当一个字关押了我一天。1980年“改正”回归原单位成都日报社,不愿再去欺骗人民,故而勇辞公职,去到商海打拼。一个时候我的公司曾拥有近百名员工,远远超过当年茶叶店的老板。虽然三年前就金盆打水回归书斋,但有房、有车、有存款呀!已非赤贫,早是“有产阶级”,故怕“共产”。因我曾“共”过别人的产,难道别的人不“共”我的产吗?为此,只要共产党三个字存在,稍为有一点钱的人就不会轻轻松松,快快活活的过日子,恐怖总在威胁着千百万勤奋发家的人。在我们中国,富了是负担,富了是心病,穷仍然有光荣的遗传,因为共产党是喜欢穷人恨富人的。
只要叫共产党就不会改变本性,正如狼永远都要吃人!出于对公对私和对国家民族大局考虑,特建言“十七大”将中国共产党更名为中国民主党或中国社会民主党,回到真正的马克恩主义道路,不要再搞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假马克思主义那一套。
李锐先生在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作序中有这么一个政治笑话,“有一个中国人去德国特利尔城参观马克思故居,问看门人,你们德国出了马克恩,为什么不信奉马克思主义?看门人说,马克思是大学问家,他留下两本经典,一本穷马克思主义,一本富马克思主义。听老辈人说,有个叫列宁的人很厉害,把那本穷马克思主义抡走了,而且撂下话,不许我们信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剩下一本富马克思主义,也不争什么正统,反正日子过好了,偷着乐吧!”看来中国革命一开始就走错了路,拾列宁牙慧,拿着“一本穷马克思主义”在挥舞,赶快弃旧图新,改弦更辙吧!
一片腑语,光明无私,如犯天威,甘愿受惩;为国兴盛,企民富裕,冒死建言,何惧生死!

2007月8月于北京通州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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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16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2007年8月19日星期日

沙叶新:我真不希望一头走到黑

——酷暑答友问

(图为作者访问台湾时在邓丽君墓前留影)

友:好久不见,哪儿去了?

沙:7月上旬去了日本,回来之后,中旬又去了香港、台湾,回程的时候,还在广州停留了两三天。下旬才回到上海。

友:这次出境无人劝阻?

沙:泰山石敢当,出入平安。

友:干嘛去了?旅游?

沙:创作采访。

友:写什么?

沙:不好意思,电视剧。

友:写电视剧为何不好意思?

沙:好多人都说电视剧是垃圾。

友:那你认为?

沙:电视剧只是一种写作体裁,是一种艺术形式。重要的是内容,重要的是你写什么和你怎么写。一种新的艺术样式出现的时候,难免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蔑视。“词”最初被称为“诗余”,不属于“正宗”。大诗人陆游就菲薄这种新体裁,认为词“其变愈薄”,“士大夫流宕如此”,“出于无聊”。陆游自己虽也填词,但“晚而悔之”。京剧兴盛初始,胡适也持全盘否定态度,认为京剧的脸谱是“粪谱”,其表演程式,好比男乳,是没有美感、没有用途的“遗形物”,还说除了《四进士》,京剧剧本乏善可呈。疑古玄同的钱玄同和痛恶中医的鲁迅也对京剧无好感。鲁迅大概总共只看过两次京剧,对京剧的印象是“冬冬喤喤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的“玩把戏”,并无艺术价值。可今日呢?宋词和唐诗一样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京剧成为中国的国粹。

电视剧是年轻的艺术样式,尚不成熟,加之恶性的市场化之后,粗制滥造,假冒伪劣,难免被讥为垃圾。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大陆至今还将电视剧视为党的宣传工具,大力推行歌功颂德的“主旋律”;尽管以“多样化”做为“主旋律”的补充,但“多样化”仍然要以政治为标准,只是在题材上多样一点,做为“主旋律”宣传品的点缀而已,就如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陪衬一样。

很多国家对电视产品都有所标准、有所审查。但集权国家的标准,尤其是政治标准在于限制创作自由,压制艺术民主。眼下掌控政治标准的审查机关和所有官府一样,日益腐败,将审查堕落为敲诈勒索。这样的审查结果只能是优汰劣胜,将一些思想和艺术都比较优秀的作品打压下去,或者逼迫你无休止地让按他们的意图修改,直到改得没人看为止;而最终能够侥幸出笼的往往是惨不忍睹的垃圾。虽然也有些值得称道的佳作,但实在是少得可怜。

友:既然如此,你为何还要“拾垃圾”?

沙:一、约请者情盛,我耳朵根软,难以推让。二、编剧是我本行,写剧有瘾,不写手痒。三、稿酬较丰,我是俗人,也要吃饭;况且没钱就难免摆脱对权势的依附,经济不独立人格也难以独立。四、本人姓沙,总想在电视圈的污泥浊水中,企图掺点干净而坚实的“沙子”。这当然是我自视甚高,也自不量力。但我至少可以在剧本这一环节进行“环保”,保持我的清洁,保持我的精神追求和艺术个性;使我不趋时,不趋势,政治不能淫,资本不能屈,写出我的“沙子”剧本。但在剧本之外我就无能为力了。所以我写出的剧本和拍出的片子往往不一样,也是惨不忍睹。

友:你还继续写那些政治文化系列论文吗?

沙:我已经写了《“表态”文化》、《“检讨”文化》、《“宣传”文化》、《“腐败”文化》,还打算写《“告密”文化》、《“崇拜”文化》。

友:你的《“腐败”文化》一文在网上的点击率很高,跟帖甚多。你是全国第一个在陈良宇出事之前就公开提出腐败的虎穴在上海,在政治局。你当时这样说就不怕?

沙:怕倒不怕。早在2003年我写《“宣传”文化》的时候就已经做好被抓的准备。一些朋友说《“宣传”文化》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公开向宣传部开刀的文章,都担心我有过大的风险,劝我雪藏起来。果然,有关部门派人来警告了,来威胁我了。我当时的回答是以死抗争!后来又变威胁为利诱,请我当官,我依自巍然,不为所动。

友:你的作为不像一个上海作家。

沙:你的意思是说上海作家胆小?

友:有点。

沙:海派作家和京派作家确实有所区别。上海是商业城市,将本求利,要精密计算产出和产入。这浓厚的商业气氛和价值取向,不能不对海派作家有所影响,所以海派作家多少都有点生意经、生意眼。这也很难说是坏事,否则也太书生气,太不食人间烟火了。但尽管如此,海派作家也并非没思想,没脑子,没是非,没正义。只是他们需要一个前提,就是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不会有影响,其二必须保证他们的利益不会受损伤,这样他们才“敢于”出头,“敢于”说点真话;否则便明哲保身,退避三舍。在某种情况之下,他们似乎也敢放言,比如在文人面前说说官府的腐败,也很激扬;在官府面前说说文人的异端,也无忌讳。但他们绝不愿意在官府面前骂官府,也绝不愿意在文人面前骂文人。上海素称冒险家的乐园,但上海人只敢冒险做无本的生意,但绝不冒险做无利的买卖。这就是上海人的精明,包括文人。

我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并不鄙视他们。他们其中不乏极富才华的人,也不乏我的好友。他们之所以有时不得不像“二丑”,是因为他们生存环境控制极严,言论空间极小,说真话的成本极高。但只要他们不卖友求荣,只要他们不为虎作伥,只要他们不损害他人,他们的小心保护自己就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他们有沉默的权力,有自保的权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他们的心中也并非没有良知和正义的火焰,只是有待点燃罢了。况且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像我这样的“大声喧哗”,就像不能要求我都像他们那样“沉默是金”;我不说你懦夫,你也别说我愤青,相互尊重对方的态度和立场,否则思想文化的生态也会失去平衡,也很不正常。

友:你有没有过退却之念?

沙:有过。我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需要安全、健康、幸福、享乐。面临威胁的时候,我可以无畏地抵挡一次;危险再次袭来时,我还可以坚强地抗争一回。但事不过三,如果达摩克斯剑总是悬在你的头顶,如果那些挥之不去的黑影总是在你看不到的背后跟随着你,如果一天24小时地对你监视、监听,检阅你的来往信件,任何人都难免极度厌恶、极度愤怒,也难免生出恐惧。为此,我曾想过预留遗书给我的亲友和读者,以防万一。

友:有这么恐怖?

沙:我们的想象力远远低于他们层出不穷的手段。他们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许多网友在网上多次提醒我注意安全。我想这不是捕风捉影,也不是我神经过敏。既然我准备挺身而出,我就应该准备牺牲我的一切,否则就会被他们一吓就倒,一击就溃。我的遗书想告诉大家:“如果说我突然失踪,千万不要相信,那是密捕,那是关押;如果说我发生车祸,千万不要相信,那是谋杀,那是暗害;如果说我因为贪污、因为嫖娼而正式逮捕,那可以相信,但千万不要相信他们强加在我身上的任何罪名。我的“罪名”只能是我太爱这片土地,太爱这里的人民……”

我有过片刻的软弱,有过短暂的彷徨。有时我会想,我这是何苦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不知我者,以为我是“右派”,以为我爷爷是大地主,以为我父亲是国民党,以为我老婆是反革命;总之我是苦大仇深,才会写这些揭GCD疮疤的文章,否则岂不是吃饱了撑的?其实,我有很好的家庭,有很好的儿女,有不错的房子,有小康的收入,我真的不愿意毁掉这来之不易的生活。我完全可以回到我的专业中去,重抄我的本行,写写话剧,满足自己艺术欲望;写写电视剧,过一过有名有利的幸福日子。但一想到我只为自己活着,而且是苟活,就觉得自己可耻、可耻,非常可耻!即便只为家庭活着,也让我觉得极为不安。身为知识分子,多少还应该为民族、为大众活活吧?应该为提升民族的精神高度,为推动社会的民主进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每看到《博克中国》我自己博克上的读者留言,看到《天益网》我“笔会专栏”上的学友讨论,看到《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我“学人文集”上的用户评论,看到其他很多网站的网民对我文章的跟帖,那么多热情的鼓励,真让我羞愧我的退缩和软弱,哪怕只是一时的退缩和软弱。如果我退缩了,当了逃兵;软弱了,做了懦夫,那我太对不起支持我的网民和读者,对不起这苦难的民族,对不起这多灾的土地。那是罪过,那是背叛!

最近两三年,我每到一地,总要抽空“访贤问学”,去拜访各地学有所长、人有所贤、品有所优的朋友,诚恳向他们问学,虚心向他们求教。我去过北京、南京、杭州、广州……还打算去成都、济南。“访贤问学”使我获益非浅,还感到“吾道不孤”,这也给了我极大的激励,使我更加感到我无任何理由背离爱我的朋友和读者,背离我深爱的民族和土地。

我只得如此了,继续走下去吧。我真不希望一头走到黑,真希望一头走到亮。

我对中国的前途仍然充满希望,虽然总是含泪瞩望……

07、8、5于我妻子的生日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8月号

安希孟:鲁迅在现代中国遭遇伏击

被落伍的中医误诊过、延误过病情的 安希孟

现代人道主义人性论人道关怀博爱源自西方,吾人要高扬西方自由人权科学民主法制的大纛。中国思想专制举世列国骇人听闻。无照行医,草料变质,大多数是中医药杂草。扬言要打人,肆意谩骂人者,公然鼓吹敌视现代先进科学和民主自由者,皆中医无良卫士也——一个人类文明史的基础常识。中国的家族势力团伙政治好生了得,谁若批评一下中医,就好比捅了马蜂窝。家族文化,发扬光大,连大学也是家族家长同门弟子一统天下。于是,清明节,阖家祭扫祖墓地,中秋节,阖家团圆拜月亮,春节,阖家祭拜祖宗爷,大学,近亲繁殖建学派。这中国人还四海为家支援亚非拉美消灭资本主义干什么??

也许有人说,我们中国古人,最善于团结人。不过,“团人”,在山西翼城的方言中,就是欺瞒人,骗人。团者,玩你,让你跟他团团转,把你拉到“团”伙中。因此,团结人,就是荒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就是废话空话大话。“可以团结的人”,难道还用得着动作词“团结”吗?只有不可以团结的人才需要团结争取——不过,那你就是瞎忙活,因为那是白搭!团结一切犯过错误而又改正了错误的人,那就是已经投靠你的死党帮凶。可是这人还需要“团”粒“结”构吗?!他已然是同志同伙党。这种理论,和西方“全人类是兄弟”,和博爱的思想,就差远啦。你不爱的人,也得爱。他有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你无权要求他改变。“这就是爱,我也说不明白”。爱你所不爱的人,悖论也。金律,爱仇敌, Golden rule,西国发明,东土所无。欲人如何待己,就如何待人。我们坚决反对团结和统一他人的土匪气!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些个“国人”(就是党的人)宣扬中华帝国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全世界普遍接受西方价值观念和科学学说的时代,有人闭目塞听,对于海外世界人类的大众传媒,网站,杂志,报纸,电台,抱敌视态度,视之为反动,以为不屑一顾。固陋寡闻,固步自封,不学无术,自以为是,一贯正确,做党的喉舌的跟屁虫,一辈子就听那几个电视台和报纸胡说,就唱那几首样板歌,不知天外有天,国外有国,地外有地,人外有人。凡不合乎小学课本的声音和学问,皆为非法。小学教师的水平,幼儿园阿姨的见地,打架斗殴者中华人的觉悟。这自高自大,有悖于世界浩浩荡荡的潮流。科学和民主,遭到空前践踏。 科学遭遇诟病,中医被抬上九霄云外,民主争鸣和自由竞争的精神被踩在脚下。谁维护科学的西医,批评迷信的落伍的中医,就有“网流”给扣狗屎盆。

中医要“来野”的了!!——鲁迅遭伏击。有一位不负责任的“吴来野”发表《中医当存的不充足理由之一》的帖子,宣布“中医当存”理由已经“不充足”。可他却使用自己也不熟悉的文言文,把中国人自己的五四白话文也抛弃。他口口声声反对西方,可是又打出自由民主博爱的西方旗帜,硬说这是中国固有的国粹。这好比土绅士,头戴瓜皮帽,脚蹬大皮鞋,一副很好玩的样子。

提倡“费厄泼赖”的土绅士为“图省事”,连鲁迅的文章也没有看懂,就扮“假洋鬼子”,可是一点儿也不费厄泼赖,一点儿也不绅士。鲁迅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有人却歪说“费厄泼赖应该急行”。急行就急行,可是偏不实行,而是按照不文明的中国人的习惯:谩骂他人,侮辱人格,还扬言要打架斗殴随地吐痰。“中医当存的不充足理由之一”,就小学语文不及格,还保卫中国文化呢!也许这是想说,说“中医当存”,理由是“不充足”的。结果却因为来野的 ,就被拉出去了!!!

于是有人说:“乍看《中医当废的充足理由律》的标题,以为废除中医的“充足理由”已经按旧诗的体裁写成了律诗,如五律、七律、排律等等。”

这就闹出没有文化不懂哲学常识的笑话了。诸位,作者误以为,充足理由律,就是格律!!!如此无知!!

于是作者说:“既为文,何称“律”?大惑。余学也浅。赶紧翻书。《现代汉语词典》:律,法律之意。哦,原来安先生要为废除中医制定出一个具有“充足理由”的法律来。”

这里,“无知”就是理由!诸位,充足理由律,难道就是中国的格律吗???

还有人说:“ 何为人道?《现代汉语词典》,人道指人性交,是成年人的游戏和繁衍后代的手段。”

原来,有人居然以为,人道,就是男女交媾生育白痴的性能力!这种对于人类文化史基础知识的无知,叫人乍舌!!这样,还和他辩论争论讨论什么呢!无知到这样的份儿上,你和他辩论,就降低了你的身份!!

然而中医郎中,却一点儿也不懂人道,不尊重人。有人走捷径引用 《辞海》《辞源》大段大段,无非是说,“中国医学,就是治病救人,就是人道主义”。可是,环球世界,各国人类,几千年探索,结果就有了现代西方医学。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为什么探索了半天,出来了西医西药,而你却连现代科学医学也拒斥呢!

也有人不厌其烦引用古经:“凡诊视妇女及孀妇、尼姑,必俟侍者在旁,然后入房观看,既可杜绝自己邪念,复可明白外人嫌疑。习久成自然,品行永勿坏矣。即至诊视娼妓人家,必要存心端正,视如良家子女,不可一毫邪心儿戏”。 可这哪里是医学医术呢!

有人还说,中国人娼妓有病,也被视同良家子女一般诊治,说这正是中医“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的美好道德。可是,卖淫人数最多的民族,就怎么忽然就有人文精神呢!“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这显然是西方文明。 “对人道的关切,原是中国医学数千年来贯彻始终的精神!”可是,这一点儿也无关乎医药医术医学本身!不涉及医疗方法和医药学呀!而且,嫖娼,卖淫,就是东方,尤其是中国人特有的现象。纳妾,中国特产。欧洲白人,人种高贵,皮肤白皙,聪明绝顶,不做这种下三烂的事!他们把繁荣“娼”盛,留在了东亚病夫哪里。吸食鸦片,就是中国人的专利。你若想知道人道关怀是嘛回事,就最好看书学习!也有人胜利也似地说:“这是祖国医学对病人的百般呵护和深切的人文关怀的集中体现啊!”同学们,朋友们!我告诉你们一个文史常识:西方哲学最早提出人本主义和人权的思想,西方医学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博爱精神的产物!!诸位山西大学的学子,若要不被人耻笑,就应该知道这点人类文明史的ABCDEFG!

中国文化大保守派有些儿自鸣得意地说:“但尔等西人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是否也蕴含其中了呢?”然而我们知道,一切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人如四人帮之流,就是在糟蹋人类自由平等博爱本身。

也有人说,孙思邈之“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通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就是中国医学“平等博爱”思想最集中的表达,认为这种思想不仅泽被国人,也泽被尔等“夷”人呀!然而,华夷之分,中外有别,视外国为蛮邦,这中国古代的观念,离自由平等观念相距甚远。

那些前清孑遗,亡明子孙,头上还长着辫子的人,连自由人权平等世界一家的基本概念都不懂,还在鼓吹华裔不两立,汉贼不共天,称外国人为“夷狄”。在我们今天的中国,居然还有如此前遗老遗少如此敌视西方或外国,动辄称外国人为“敌对势力”。不过我想这些人骨子里还是向往美国的。

愤愤然不平的中国儒生还敌视现代民主自由人权大选法制:“尔等西人一口一个民主自由法制,一口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甚或要求中医学院的学生首先要开设的课程应该是自由民主人权哲学。”

当代儒生们一口一个“尔等西人”,显然有些以清朝康熙雍正之皇子自居!这头上的辫子依稀可见。这种满清遗留的孽种,委实可怜之至!于是有人公然反对医学院学生和当代大学生了解西方的自由民主原则人文关切——没有人文知识的理工农医类大学教育是残缺的高等教育!自由民主竟然成为了中华保皇党或医学生鞑伐讨伐的目标,美国或西方,成了炎帝之后人同仇敌忾的敌人。人类最先进的文明遭遇嗤之以鼻。可叹可恨可怜!分明张春桥姚文元之后!

有些人自豪万状:“予行也短,未曾入西国考察。在下移樽就教:不知人家的院校是否首先开设的课程也是自由民主人权哲学?请问这是医学专业的课程?还是政治系的安排?” 对于那些人文社会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都欠缺的无缘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我们得告诉他们,这样敌视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即使学点中医也是白搭,只能是坑害人的江湖郎中。西方人自骨子里,自小,就学会自由人权博爱!!他们不会拿中草药牲口料戕害人。

想来如今人类上太空,若中国人买了一张美国宇宙飞船的船票,在太空碰到外星人,中国人指着美国宇航员说,我们来自地球老家,那时候,你还念念不忘自己是中国人,就意义不大!!

“既然是文明的角斗场,就让我们用文明的手段决斗吧。”中国青年之缺乏人文历史常识,到了可怖的程度。现代复古派想决斗,当斯巴达克,做角斗士,做唐·吉诃德,作恐怖势力,可是躲藏在鼠窟里,如何叫警察抓住呢!这是要用早已被西方古代人和基督教会抛弃的决斗方式解决学术,破坏当今法制,也违背祖训!这学习西方也是学习西方的垃圾或皮毛,吃人家的剩饭!

当代中国痞子不顾中国人随地拉大便随意践踏花草载重汽车压垮大桥大都市如太原山西大学门口卡车不顾红灯横冲直闯大街上花木被随意践踏等光天化日下的事实,贬低鲁迅,抬高中华,自我孤立于世界人群之外。

在昔,鲁迅对中国恶劣的国民本性的批判,是鲁迅思想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他对中国国民劣等品行改造的看法,今日依然十分重要。现在有人说,鲁迅是拾殖民主义者的牙慧。不过,环球人类一家,你千万别和江青同志那样,把国际朋友的善意的评论当作安东尼奥尼拍的反华电影煞有介事地加以批判。冯骥才先生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似乎一个“西方人”,就夺了鲁迅的命。不过,外国人若要说我们“文化大革命好”“猫思想光芒万丈”,在冯骥才,那就是我们的好朋友无疑!冯大法师说鲁迅“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我想那是因为鲁迅没有国际阶级斗争和敌情观念。我不知道汉语文化统一华夏,是不是汉语霸权!!孔子学院也到世界各地建立汉语霸权吗?批评中国人的迷信落后不卫生,就是霸权主义??那我们早上晚间散步脚踩中国人的狗屎,生下个孩子扔掉给美国人见去喂养 ,就一定不是霸权主义了!山西大学门口汽车闯红灯绝尘而去,不是落后野蛮文化的霸权主义吗?!

《收获》发表过江湖郎中冯骥才、痞子流氓王朔及西崽林语堂的的文章,集束炸弹,贬损鲁迅。冯骥才在《鲁迅的功与“过”》中说,“他(指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说这是“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又由于他对封建文化的残忍与顽固痛之太切,便恨不得将一切传统文化打翻在地,故而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往往不分青红皂白。”

不过,我认为,传教士并不会因为自己成份不好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比中国共产党的第59代孙冯国璋冯玉祥冯同英冯巩的后人冯骥才低人一头。毕竟,现在的中央电视台也开始引述外国人士对中国政务的批评意见而没有任何避讳。传教士或者基督徒,同样有天赋人权,可以在世界各地活动,有传教自由,可以发表自己的各种看法或意见,可以说话写文章,可以评论中国人的恶德,可以评论世界各地的事务。我们这些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不见得因为不信教就比别人多一个脑袋或多一条尾巴。基督教,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文明开化的象征,是遵纪守法的代表,是对粗野迷信的中国5000000年文化的嘲讽和对比。在我们眼中,基督徒,不是耻辱的标记。无神论,非信徒,可能就是野蛮不开化的标记。
  一批判“西方霸权”,中国文人就有浑身使不完的劲。不过在这个世界上,在当代,西方价值观念确实是主导。全人类一体接受西洋科技和社会制度,西方,引导着全人类,这个事实,也许就是价值。现代化就是西化,西化就是欧化,就是美化,不是丑化,不是汉化。你得接受这些西方价值。否则,你老是用孔夫子那一套,到世界各地区碰壁惹人笑话,就会丢人败兴!你若在联合国大会上说方言,自己也怪不好意思。你和利比亚卡扎非比赛反对欧洲,人家会嘲笑你。你若穿清朝服饰,人家把你当作猿猴看热闹。西方价值观念,在全世界被普遍认同。这就是事实,这也是价值。

   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在北京首发一部《第三只眼看中医》的书,要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风采,野蛮和丑陋。自称“东方科学七君子”的不知名的伪学者,还发表《东方科学迎奥运宣言》,声称要确立不同于“西方科学”的“东方科学”体系,要“彻底转变对‘科学’本身的认识观念”。哈哈,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自由民主人权,不同于正常人的神经系统的大脑,可能就是神经病。有不同于牛顿居里夫人爱因斯坦霍金的科学吗?有不同于西方民主自由的法制吗?也许有,可惜还没有发明出来。中国自己有别于西方的民主?我们品尝过,体会过,吃过,穿过,可惜,不行哇!老老实实学西方,跟着欧美老大哥,没错的。有人认为,中医是有别于世界人类共同科学评判标准的别一类科学!另类“科学”也,可入另册也。货真价实伪科学也!!

他们更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名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片面看法”,进行“重新认识”和 “清理”,要求教育部门从中小学教材中删除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的至理名言。

不过,删除鲁迅的批评,这是阿Q时的精神胜利,因为,“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作药引,并不会就因而成为“科学”。

  最近,从中国鬼谷子传来中医魔法师的骗术巫术妖术。“全球艾滋病,结核病和痢疾防治基金”决定给中国2100万美元的赠款,用于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不料在中国,五花八门的防艾机构雨后春笋般出现,“艾滋病研究会”之类组织遍地开花,自称中医对“难治的病”和“ 不治之症”能“药到病除”。形形色色打着中医牌子的骗人之风越刮越大。为什么恰恰是中医,紧密联系着社会诈骗呢!中医“专家”甚至提出“喝尿加菜根汤”能治艾滋病。这喝尿的人民!有人说,“ 这些人全是打着中医的幌子,败坏中医名节!”,认为也许这是中医代人受过。不过,为什么中医往往成为骗子的防空洞呢?那是因为,中医本来就和不科学,和迷信,联系在一起。

俄国作家格里鲍耶陀夫(Griboyedov,Aleksandr Sergeyevich , 1795~1829)的戏剧《智慧的痛苦》(又译《聪明误》)的 主人公恰茨基从法国回到久别的祖国俄罗斯,面对落后愚昧的同胞,他内心充满痛苦。这痛苦正是由于经过西欧启蒙主义文化熏陶后对俄国同胞身上的民族劣根性有了深刻的认识。该剧具有启蒙主义思想,是对19世纪的俄国保守贵族的民族劣根性的反思。

鲁迅也是遭遇智慧的痛苦的人。愚蠢和愚昧的痛苦,我们常见,那就是为中国在世界争取第一。愚蠢和愚昧的快乐、喜悦、狂欢,我们天天看得见。然而如果看到这个民族在世界上本来就该排在末位,那才是大智大勇者的痛苦的智慧和智慧的痛苦。愚蠢的痛苦,和智慧的痛苦相比,不可企及。

然而,不料在今天,佐洛图斯基的《请原谅,祖国!》颠覆该剧的阐释。佐洛图斯基认为,恰茨基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所谓 “智者”,他长年生活在西欧,对祖国俄罗斯根本不了解,不理解俄罗斯的传统历史与文化,对俄罗斯的土地缺乏一种深沉的爱,是断了根的浮萍,因此,他对祖国的指责,是以西欧人的眼光看待俄罗斯文化,是拿所谓更先进、更文明的西欧人的观念尺度来衡量俄罗斯特色的人权和社会主义。他认为由于恰茨基没有了根,他的聪明智慧就失去了根基,在真正的俄罗斯人眼里,反倒成了愚蠢的表现。

现在中国有人自以为得计,也来颠覆鲁迅。然而,当代中国人所表现出的种种劣迹,难以使人感到鲁迅的观点过时了。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很早就西化了。他们的文明程度,远在中国之上。中国缺少智慧的痛苦,中国文人们没有智慧,整天乐陶陶呀乐陶陶,他们是喜鹊,总是叫喳喳。

德国基督教神学家朋霍费尔在希特勒自我神化和德国民族主义情绪抬头之时,就说,“对人的神化乃是虚无主义”。这是将上帝和世界、人类虚无化。 他所反对的,与其说是希特勒,不如说是自称为基督教会的“德国教会”、“ 民族教会”、“爱国教会”、“自立教会”。当时,德国教会整体已沦落为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看门狗。面对着不义和罪恶泛滥的社会处境,《旧约》时代大声疾呼的先知在哪里?教会如果企图摆脱政治冲突,使信仰变成“独善其身”的不二法门,难道就符合《圣经》教诲吗?作为反对希特勒的斗士,朋霍费尔堵塞了人类凭借自己的知识搭建巴别塔的一切可能。他高举“超验启示”,认信上帝是“绝对的他者”。他否定“宗教”,高举“信仰”。他认为,只有信仰,才能击碎宗教的 “自以为义”和德国教会的沉沦。

今天,中国文化全体堕落,浑身脓疮,一无好处:

假证广告,遍地开花,警察老爷,睁眼装瞎。

书籍偷印,软件盗版,为国争光,振兴大汉。

国家课题,政府项目,官员博导,蝇逐腐乳。

破格教授,不坐板凳,基本概念,看着发愣。

中华桥梁,到处坍塌,超重汽车,无人管辖。

文人墨客,闭眼装瞎,居然还吹,中华伟大!

大都市里,井盖被卖,十有八九,忽飞天外。

开假发票,逃税漏税,手机群发,国人不累。

搞假离婚,为骗低保,全家出游,喜乐陶陶。

私采煤窑,黑砖作坊,前文明国,人权遭殃。

刮痧疗毒,有药蒙汉,针刺麻醉,汉人何懒?

环球世界,唯有中华,为“国”争光,心胸偏狭。

中国要为世界做出贡献,就应该实行“断代”工程————劣等华人,一律中止妊娠。

朱光潜先生严厉批评中国人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中国。他批评一些人盲目颂扬中国文化和汉语神学,本土神学,盲目鄙弃外国文化。他说,不精通一两种外国文是一个大缺憾,坐井观天。他认为,中国的戏剧小说比不上外国。诗歌,比不上西方,文学研究,比不上西方。(朱光前,《论翻译》,《华声》1944年,第一卷第4期)研究西方哲学,不懂外文,那是蒙人。

2007年8月,太原.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艳红旗升起来。

眼看就开党代会,巨大变化可期待!

胡温体制谋新篇,中国步伐向前迈。

毕竟世界潮流大,你要阻挡就可哀!

2007年8月18日星期六

陶杰:印度独立60周年的一点回顾感思

图为圣雄甘地

八月十五日是印度独立六十周年,印度是亚洲最大的议会民主国家,脱离英国管治,圣雄甘地成为人类景仰的崇高人物。然而六十年前印度独立之日,印度举国称庆,英国BBC采访甘地,请他录一句历史性的感想,并告诉他:这句话会译成几十国语言向全球广播,但甘地板起一张脸孔谢绝。BBC的记者很奇怪,邀约再三,甘地对秘书说:「告诉他,我不会说英语。」甘地为甚么赌气?因为这样一个独立的印度,不是他乐见的新印度,理由很简单,因为印度虽然独立,但在英国的主持之下印巴却同时分治。不止印巴分治,印度两大省庞遮普和孟加拉国,也一分为二,以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划线,一部份归印度,一部份归巴基斯坦。印巴分治,形成六十年的动荡。许多人指这是英国的阴谋,有心在撤出殖民地的时候「留下祸根」,这种人把英国人看得太神,把第三世界的人看得太蠢。把英国人当做上帝,本身就是一种崇英自贱的思想。糊弄一个有五千年古老历史文化的民族,英国人有没有如此本事?回顾一下事实。印度独立,是英国的工党政府战后决心加快实现的。丘吉尔不想印度独立,但一九四五年,艾德礼上台,认为英国在全球的殖民管治是不道德的耻辱,指示印度总督韦福(Lord Wavell)与印度各界领袖商谈,决定印度独立的时间表。其时甘地的独立运动已方如日中天。甘地是一个善人,他相信人性善良,他认为印度独立之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徒可以团结和谐,共建一个现代化的新家园。但三十年代初期,印度境内的伊斯兰教民另行成立了一个「穆斯林联盟」,并推举律师日纳哈(Muhammad Ali Jinah)为领袖。日纳哈以强者姿态,赢得印度的伊斯兰教民支持。甘地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对日纳哈及其组织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日纳哈初期声称支持甘地的跨宗教联合阵线,一起对抗英国。甘地的徒弟、开国总理尼赫鲁,满腹建国大计,希望上台执政后,为了缓和贫富冲突,推行许多社会福利政策,以为伊斯兰教民在社会福利主义的甜头之下,也会捐弃宗教分歧,与印度教民共处。

但日纳哈不是甘地和尼赫鲁,他不是圣人,也不是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位政治家。三十年代,「穆斯林联盟」的势力尚弱,日纳哈是温和派,一直想与印度教徒结盟,在民选的地方政府分享权力,但甘地和尼赫鲁没有理睬他。日纳哈不是拉登之类的激进分子,他受英式教育,喜欢威士忌和英式的火腿三文治,甘地和尼赫鲁,一个以为他是自己人,一个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印度的回教教民觉得尊严受损,渐渐不支持国大党,转向「穆斯林联盟」效忠。

中国的毛泽东说得很好:「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甘地和尼赫鲁的错误,一个太善良,一个太傲慢。加上回教教民的自我中心,共同种下了印巴分治的内因。

英国人的角色只属次要。相反,英国一早看出了印度教和穆斯林势难共处的民族本性,长期在印度的殖民地政府之中,反而着重人事平衡,都起用两大宗教的教徒当公务员,由英国人来仲裁作主,两派相安无事。

但英国最关键的一步,是早在一九○九年,通过法例,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分立不同的地方省市政选区,也就是说,印度教民只能选印度教的议员,伊斯兰教民只选回自己的代表,正因如此,年轻的甘地反而可以顺利脱颖而出,成为民间领袖,并以印度教中的乌托邦大和谐理想「拉谟勒贾雅」(Ramrajya)为宣传口号,快速凝聚了印度教选民,但同时也忽略了伊斯兰教民的信条。

殖民地时代,英国早就容许印度政党参与地方行政选举。一九三七年,印度举行省区选举,甘地的国大党险胜「穆斯林联盟」。甘地如果这时与穆斯林结盟,印巴分治的前景尚可避免,但甘地错过此一时机,坚持选举的规则,险胜还是胜利,拒绝与穆斯林分享省区行政管治权。

伊斯兰教徒日渐失望,反印度教的呼声日高,把日纳哈也推向激进,至战后达到不可妥协的分裂点。后来日纳哈呼吁伊斯兰教民:不论有多少人命牺牲,两教不可再共存,独立后的印度,伊斯兰教民必须另行建国。甘地此时方惊悉铸成大错,惟悔之已晚。

印度全国教派暴力冲突升级,英国人只想早日撒手,置身事外。工党缺乏掌控殖民地的经验,改派蒙巴顿为印度末代总督。蒙巴顿是皇室贵族,不是老谋深算的保守党政客,印巴分治的最后决策,在一顿饭之间决定。仓卒之间,蒙巴顿连自己的太太,也被尼赫鲁搭上,成为英国殖民地史上一段离奇的绿色绯闻。英国人如果充满权谋,一心想祸害印度,为何连总督夫人也险险赔了进去?

印巴分治,完全是印度和巴基斯坦民族教派内斗所致,如果追究英国的责任,一九○九年的分教选区法,勉强可以说是其中一个诱因。此一方式,类似「功能组别」的划分。八十年代初期,英国在香港种下功能组别的对抗之因,今天,许多反英的民族人士却以此为珍宝,他们说「警惕英国人留下地雷」,这不就是地雷吗?可惜限于智商,这种人无从由印巴分治之中学取真的教训,拨乱反正,取消功能组别,融和商界和专业人士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让人人只有一张选票。可见所谓「英国撤出殖民地必留下内乱祸根」之说,罔顾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只是一些头脑简单、思想懒惰的民族义和团分子哄骗愚民的神话,只要学会一点点独立思考,就不会为其所惑。印巴分治,祸延至二十一世纪,一味指摘甚么殖民主不怀好意,不如承认自己的民族根本缺少「团结」、「和谐」的遗传基因。印度独立以来,历任领袖面对乱局,都没有把责任推给一个虚无的外敌,他们知道自己不行,没有赖英国人如何「靠害」。印巴两国今天还隶属英联邦,巴基斯坦重新沦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铁幕,固然是自己作孽,与英国人无关,印度人理性而成熟,更重要的是:甘地的印度教文化理想,总算植根这片古老的土地。印度官员外巡的座驾,不坐外国入口的平治,坐本国制造的小房车;印度的政府机关,规定不到摄氏三十二度不开冷气,只用电风扇;印度官员都穿麻布的民族传统服,一点也不崇洋媚欧,一身LV和江诗丹顿名牌。印度十亿人的民族心理相当平衡,印度独立六十年,凭此一点,即可自傲于世界的贡献。

——苹果日报/凌锋推荐

“贫富分化背景下的为富人说话研讨会”成功举行

2007年8月18日下午15点—18点,平民经济研究社、京鼎律师事务所等,在北京联合举办“贫富分化背景下的为富人说话研讨会。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北京大军观察中心主任仲大军、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著名哲学家黎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曹建海、闲言、黄钟、李大苗、李春林、张星水、陈永苗、陈中、贾晋京、刘正山等4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和中央电视台、凤凰周刊、南风窗等媒体的记者出席了会议。

茅于轼先生就其发表的“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等备受关注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与会学者热烈讨论,深化了认识,形成了共识。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阳光富人”与穷人可以联合,要反对权贵。

各位学者的发言稿,整理后将择要发出。敬请关注。

《动向》8月号编辑手记:中国开始了寡头政治时代

封面(右上)江泽民、温家宝、胡锦涛 (左下)陈良宇

封二:政改先驱者的今昔

封底: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与同样的人权


张伟国

在17大前夕的中共权力斗争中,陈良宇案似乎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尤其是对于上海帮与胡锦涛团派系统的权力消长,影响至关重要。本期组织了“透视陈良宇案”特辑,独家披露了陈良宇处心积虑攀附陈云与陈元父子的发迹秘史,并通过揭露他的犯罪手法,令其后台呼之欲出;同时剖析了他腐败犯罪的制度环境,尤其是20年间陈良宇“边犯罪边升官”的特征,如果江还在台上,陈是还要继续往上升的,足见中共整个体制已经腐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陈良宇案将近尾声,结果与外界的期待大相径庭,胡锦涛的目标非常有限,也就是仅仅通过打击上海帮巩固自己的权力,听凭中共内斗的权力机制惯性摆布。因此此案公布的“罪名”与“惩罚”不相符合就成了倡言依法治国的极大讽刺,“难辞其咎”的江泽民依然是八一建军节的座上宾,上海帮仍旧是与胡锦涛团派分庭抗礼的主要政治力量,十七届政治局常委班子人事预案已经有六套之多,各派互相间继续施放政治气球,有增无减的讨价还价凸现的是争持不下的僵局。

这种政治格局表明,即便陈良宇倒台了,中共以团派、上海帮、太子党、老国务院系统等各个派系近年来形成的权力共治的格局基本没有改变,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过去一派独大、垄断成为“主流”政治势力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各个派系之间的实力对比更加趋向于均衡化,中国进入了一个准寡头政治时代——已经没有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超级政治强人,中共的最高政治权力是由各个实力相当的权力派系分享。

中国政坛上崛起的团派,在许多人眼里十七大后是要主导中国政局的。本刊专栏作家、旅英中国问题评论家胡少江以“中国政坛上的团派”为题, 分析了团派的定义和特点,对团派与中共前途作了十分精到的评论,他说:“当团派真正全面执政之后,他们长期形成的跟从领导的习惯变成了一个致命的弱点,因为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的中国需要的是能够做出决策的领导人,而团派不习惯决策,但又没有人可以继续跟从。不仅如此,优柔寡断的团派还必将面临政治上强势而又有治理经验的技术官僚和太子党们的挑战。由此看来,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权将丧失在团派的手中可能并非是无稽之谈。”

本期姚监复的特稿,报道了鲍彤对昔日追随赵紫阳政治改革的同僚们的回忆,破解邓小平晚年 “悔愧交加” ,提出按“悲剧”定性“六四”并作善后处理,是构建和谐社会非走不可的重要而关键的一步。本刊专栏作家、上海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先生则通过解剖自己,对专制恐惧表达了不惜“以死抗争”的决心,展示了一个有思想、有天良的知识分子为民族、为大众而活的风骨。巧得很,最近发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公开信的发起人中,刘晓波、鲍彤和沙叶新都在这期杂志分别表达了对中国政局和前途的看法,也许可以作为那份公开信的注解。

面对今日中国的变局,如火如荼的民间维权运动应该怎么发展?过去一段时间来海内外关注此事的朋友有比较广泛的谈论,这为维权运动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基础。刘晓竹博士为本期撰稿明确提出了“转守为攻”的主张,他认为,维权是防御,反贪是进攻。维权为自己,反贪为大家。反贪就是把孤立的维权予以综合,予以集中,予以无穷的生命力。这个战略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维权运动把战略目标调整到“反贪”的政治运动道路上去。……果能如此,中国人民或许还有机会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附录:
《动向》2007年8月号目录 (NO.264 出版日期:15/8/2007)

【长短论】
3 中国最需要是政改倒数计时

【京华传真】
6 胡江派系斗争激化
——十七届常委班子难产 《争鸣》记者□罗 冰
7 陈良宇求免一死
——曾挪用二亿赠高层 后台呼之欲出 《争鸣》记者□罗 冰
9 新届省级领导半数不称职 □穆木英
10 九成高干患「富贵病」 □关 捷
11 商业贿赂案积压十四万宗 □田 穗

【小消息】 13
温家宝承认医改失败 
朱镕基认为干部素质太差 
北京市长王岐山电话被窃听 
韩正求「解脱」? 
许家屯回国政策不变 
刘云山批新闻署「六假」 
七千退复军人上京请愿 
干部逃税列冠军 
四百万高校毕业生求职难 
内地通胀超过10% 
81城市申请设「红灯区」 
十七大代表选举百宗被举报 
全国紧缺80万编制司法人员 
五家地下电台被取缔 
职业乞丐持证行乞 
公检法干部体能考核

【北京书简】
15 吴邦国两度请辞 太子党与团派握手 □观耘闲人


【神州内望】
18 胡锦涛军事思想出笼
北戴河人事风云席卷 大陆□傅 清
22 知识分子吁「同样的人权」
——奥运倒计时,国安公安和中宣部加紧整肃 大陆□傅 言
24 高物价、低人权令天怒人怨 大陆□柳 同

【政坛迷津】
25 传吴官正儿子青岛遭暗杀
杜世成落马似另有隐情 □荆 传
26 中南海权争揭秘:
江泽民与田纪云、杨尚昆的恩怨 □姬 胡

【官场瞭望】
28 听党指挥还是军队中立 美国□方 觉
30 李金华成了「中国第一大忽悠」 大陆□南匈奴

【英伦飞鸿】
32 中国政坛上的团派 英国□胡少江

【特稿】
34 鲍彤深情回忆「厂桥旧侣」
破解邓小平晚年「悲剧共识」 大陆□姚监复

【众议院】
37 从中共独裁新特征看十七大 大陆□刘晓波
39 打假:国名之假 □覃州子
40 还有哪个道德不败坏的? 大陆□子 曰
41 具中国特色的贪官特色 大陆□杨 麟

【维权观察】
42 维权运动要转守为攻 美国□刘晓竹

【特辑 透视陈良宇案】
44 陈良宇发迹秘史 大陆□仲足步
46 陈良宇有罪 江泽民难辞其咎
——中国的齐奥塞斯库还能「挺」多久? 大陆□昝爱宗
47 陈良宇的罪与罚 大陆□胡官正

【民主与专制】
48 黑暗的社会主义奴隶制 大陆□吴 庸
50 民主、专制与YouTube □常 风

【香港焦点】
51 香港「畸形政治生态」是什么? □张 滔
53 令人忧心的「深圳人自由赴港」 大陆□朱健国

【台湾话题】
55 国民两党争相纪念蒋渭水 台湾□金 波
57 欧盟经验与两岸共同市场
——萧万长的主张 美国□杨力宇

【人物】
59 获当代汉语贡献奖答谢辞 美国□高尔泰

【书坊探幽】
60 读《文革: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 美国□朱学渊

【特稿】
62 我不希望一头走到黑
——酷暑答友问 大陆□沙叶新

【专题 反右50周年祭】
65 右派的遗产是什么? 大陆□俞梅荪
66 研究民间思潮 倡议建立「一九五七年学」 大陆□钱理群
69 我知道的几个「改正」右派 大陆□铁 流

【谍海波谲】
70 美国接连爆中国间谍案 美国□周文思

【经世济民】
72 暴涨暴跌的「非典型」中国股市 大陆□苏 蔚
74 ○八北京奥运 全球赌场开赌 美国□草庵居士

【北美轶事】
76 倒霉的克里斯托弗 美国□程 凯
77 加拿大人对中国产品不放心 加拿大□盛 雪

【神州万象】
78 伪劣商品与伪劣新闻 □林保华
80 民运,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内斗激烈? 美国□徐水良
81 中国脱贫标准100美元
——又一种形式的豆腐渣形象工程 大陆□贺 剑

【编辑者言】 81

封面(右上)江泽民、温家宝、胡锦涛 (左下)陈良宇
封二:政改先驱者的今昔
封底: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与同样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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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纪念李慎之先生诞生84周年

——著名史学家刘绪贻评李慎之与费孝通引言


图: 李慎之 / 摄影:朱厚泽





李慎之先生三封信



转眼到了2007年8月15日——“中国自由主义思想领军”李慎之先生诞生84周年纪念日。为加入这一纪念,谨献上这篇“刘绪贻访谈”。2003年4月22日去世的李慎之先生,是个不多写信的人,但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以晚生敬意给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绪贻先生写了三封信。第一封信写于2002年4月26日,79岁的李慎之从北京给89岁的刘绪贻致意:“亟盼先生能以老迈之身,无畏之精神,大声疾呼,作悲壮之努力,发聋振聩!”——



绪贻先生:洛阳一别,已逾十载,老辈仪型,常在念中。偶从方生同志处知杖履清健,可慰下怀。我则于五年前患中风,左侧偏瘫,不良于行,唯读书写字不受妨碍,尚属幸事。读四月二十四日《中华读书报》,见先生一文《89岁断想》,想见先生二十年前欲为罗斯福新政辩护之雄心。当时抗流而上,迄今已大体实现,但是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人受五十年“超级奴化教育”之结果,已不能分辩国际上的大是大非,在假“爱国主义”的恶劣影响下,竟至为“9.11”叫好。十分希望有前辈先生力挽狂澜,正本清源,重新认识美国:认识美国到底对中国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还是敌人?美国推行的是霸权主义还是拯救世界?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是中国应当拒绝的还是应当学习的?百年中国,黑暗腐烂,专制独裁,至于今日而极。亟盼先生能以老迈之身,无畏之精神,大声疾呼,作悲壮之努力,发聋振聩!我小你十年,然自中风以后,即致力于此,不敢稍懈。申此微意,倘荷亮察。即颂文安



晚 李慎之


2002.4.26



第三封信写于2002年9月29日,李慎之敬重刘绪贻早在1948年就明辨“‘由民作主’不是‘为民作主’”——
绪贻先生:收到大函,十分感激。然而劳动长者,则又有愧矣。“由民作主”不是“为民作主”,近年来在“进步”舆论中已成为共识。我原来以为是前中顾委、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最早先发此论,现在知道是你的发明,而且最早可上溯到五十多年前,1948年的上海《时与文》,更感觉可敬。至迟从“五四”起,中国就无人不感民主,其实每个人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最大的差别就是“由民作主”与“为民作主”两者。我在上次寄你的文章中把民主之扩大为全球价值,归因于1941年罗邱的“大西洋宣言”。六十多年过去,虽然许多国家已走上民主之路,但中国仍因为二千几百年的专制主义,现在民间虽然有要求民主的声音(甚至官方也不乏这样的提法),但实际上已没有多少人懂得什么叫民主,尤其是制度上。坊间讲民主的书也很少,我知道的只有李道揆与王希的两本可称专著,另外还有一本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以非常具体的实例解释美国的理论与实践。十分希望先生绛帐春风,能化育出一批研究生出来,十年之后必可为国之栋梁。我今年上半年在南京演讲时,有华中科技大学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余东升请我在六、七月份到那里去讲一讲。我倒也很愿意,因为近年以来已很少离京出游。只是六、七月份我嫌天热,同时新搬家,也不想动,议定到十月份再去武汉,为此则又可与先生见面。不过再过两天就是十月份了,邀请电话始终未到。我现已是一个被封杀的人物,此事也许已黄了。专此奉复,请不必烦扰作复,即祝秋安



李慎之


2002.9.29



另一信写于2002年7月1日,附文两篇:《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全球化及全球价值》。从这些信中可见,李慎之十分注意支持、鼓舞老一代学者为普及民主理念作新启蒙。李慎之自1983年因美国史研究与刘绪贻一见如故。据刘绪贻亲笔回忆,其大事记有——



(1)1983年1月6日,在北京华侨饭店,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带同僚来同我与齐世荣谈关于组建中华美国学会问题(2)1985年5月,我赠李慎之《FOR时代》一书。(3)1988年,我赠李慎之《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4)1988年12月13日,我去北京参加中华美国学会成立会李慎之与资(中筠)来住所会见。(5)同年月16日,我与邓蜀生同一桌就餐(自助餐),李慎之来参加我们谈话。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自打成右派以来这么多年是怎么挺过来的,不是靠马列,而是靠儒家思想,当时我很奇怪。(6)1989年,我赠李慎之《战后美国史》。(7)1990年11月13日,在美国史研究今年会上,听李慎之作国际形势报告;14日,在韩正文教授家宴上听李慎之谈笑风生;19日,同游洛阳,颇有交谈(谈古诗词,谈国事、世事),晚,李慎之邀连床夜话,盛情可感;20日同游龙门、关林、王城公园(曾合影留念),后又返郑州;21日下午李慎之来谈,并颂聂绀驽诗,并介绍聂情况。返校后,接李慎之信。(8)1990年12月5日,抄陆放翁“跋李庄简公家书”一段文字复李慎之,并致劝慰之意。(9)1993年5月中旬,接李慎之贺我80寿辰信。(10)1997年5月14日,读李慎之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关于“天人合一”文章,觉得不能自圆其说。(11)1997年7月1日读《读书》上李慎之文“数量优势下的恐惧”,作者认为,亨廷敦关于“文化冲突”文章,主要是怕其他人种数量小于白人。(12)1998年8月28日,读上海《文汇报》上李慎之的长文:“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批评刘梦溪选篇《现代学术经典》及其自序,基本同意。(13)2002年5月1日上午接李慎之信劝我“大声疾呼,作悲壮之努力,振聋发馈”。(14)2002年5月20日复李慎之。(15)2002年7月6日,接李慎之函附文两篇:“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全球化及全球价值”。(16)2002年9月19日,写完复李慎之短笺。(17)2002年10月3日年收到李慎之复函。(18)同年月6日复李慎之信,谈民主问题。(19)2003年4月23日,接黄安年电话云:李慎之仙游,十分悲痛。



坚决逃出“儒生既得利益集团”



作为吴文藻、费孝通、潘光旦的高足,刘绪贻堪称中国一流的社会学者,1940年获清华大学社会学学士,194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其独树一帜的社会学专著《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集团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成为他一生坚持批判蒋介石和毛泽东挂民主招牌卖“党天下”的“新儒学专制”的理论基石,直到2007年他迈入九十五岁高龄,仍然以《反对统一思想》等民主檄文对“和谐社会”新儒脸谱下的“皇家和儒生阶层相互合作”——这一老儒传统的既得利益集团深恶痛绝。完全应承了李慎之先生的期望:“以老迈之身,无畏之精神,大声疾呼,作悲壮之努力,发聋振聩!”刘绪贻一生有多次当官的机会,但他宁可一再“走麦城”,也坚决逃出“儒生既得利益集团”。1949年春,他以民主救国的追求成为中共地下党武汉大学接收委员会主任,1952年当教育部秉承毛泽东旨意将社会学取消,刘绪贻“英雄无用武之地”,开始了人生的“走麦城”,他被迫离开武大到武汉市总工会当宣传部长,原以为可以帮助工人普及一点民主思想,结果在肃反、反右中定为“内部控制”的“中右”,停止党籍;好不容易在1964年重返武大历史系,开始专研美国史,却又被“四清”“文革”搅得暂停,挨整,直到1979年才“放虎归山”,担任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主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为了坚持公正评说罗斯福新政,他不惜得罪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老友,为此丢掉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领导权;他以24年如一日的精益求精精神主编的七卷本《美国通史》,享誉中外,李慎之为之祝贺,美国总统老布什写信致谢,《美国历史杂志》聘他为国际特约编辑,但是武汉大学却因他有“反骨”而不让他带博士生,剥夺他的博导权利。是啊,作为一个有55年党龄的中共老党员,在年届九五高龄时,居然天天呼吁结束“一党专制”,这让自诩“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的执政党是怎样的一种难堪!如此“老共产党人带头反党现象”,现在已经胡耀邦、赵紫阳、李慎之、任仲夷、李锐、李普、谢韬、高放、刘绪贻等人的传播,在众多老布尔什维克身上一再体现,连绵不断,此伏彼起!好在历史是由人民来写。而今刘绪贻教授的“儒生既得利益”批判,使他成为当代批判新儒家的重镇,其寓改革思想于史学的力著《美国通史》及专著《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以及延伸合作主编的《美国研究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和合作译著《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美国社会发展趋势(1960-1990)》等,形成了刘绪贻雄居中国美国史研究传播中心的学术优势。至于2002年以来,刘绪贻致力于改变“一党专制”的民主共生呼吁,则使他成为青年学人心中的“又一李慎之”!



谢泳特别撰写《刘绪贻先生》2003年5月20日 ,知名青年学者谢泳(时任《黄河》副主编)特别撰写《刘绪贻先生》一文,深表钦佩:“刘绪贻先生现在是武汉大学的教授,著名的美国史专家。……今年春节前,刘绪贻先生将他近期写的几篇随笔寄给了我,这是发表在《长江日报》上的六篇系列文章,都是针对现实问题所发的感想,充分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感。由于刘绪贻先生有很深厚的学术背景,他分析起现实问题来,真是入木三分。他在《既得利益:新一轮改革的阻力》中说:‘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中,总有一些人,特别是它的统治者和管理者,由于建立和维护这种社会制度及其思想基础而从其中获得既得利益。如果有人企图改革这种制度及其思想基础,即使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这种改变是必要的,也必然会受到这些既得利益者的抵抗。不摧垮这种抵抗,社会改革便难以取得成功,甚至无法进行。”(《长江日报》1997年10月23日7版)刘绪贻先生的这种分析,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由这个角度出发,刘绪贻先生始终认为,仅有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不够的。刘绪贻先生说过:‘我是很喜欢干预社会生活的。’他的这种气质是从青年时代就培养起来的,这种知识分子的气质至今未减。许多人感到当今知识界对社会的关心程度是青年不如中年,中年不如老年,老年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气质,从刘绪贻先生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一两年,我曾在《读书》《今日名流》等杂志上读到刘绪贻先生的文章,处处流露着对社会生活的热情,他这一代知识分子今天普遍受到青年的尊敬,不是没有原因的。青年知识分子从他们身上不仅看到了学者的风范,更体会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气质。”(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2007年3月7日,《新京报》发表记者张弘的访问记《潘光旦学生刘绪贻望百之年回忆自己学术道路与感情生活》,表达了社会对刘绪贻的敬意。2007年7月17日,知名杂文家刘洪波称赞刘绪贻:刘绪贻有些新思想甚至超越了李慎之!百岁智者胜宝书。如此刘绪贻,校勘五朝,阅尽四海,其九十五年心路历程,多少山重水复,几多柳暗花明!何不捷足先登,曲径通幽?2007年7月18日晚,借朋友指路,我独上珞伽山,探入刘老书房,与刘老“一部旧书喜相逢”,开怀放谈冲禁区;怀念李慎之,叹息费孝通,笑罢“反右”笑“和谐”!悲壮努力,发聋振聩;书信狼藉,“浪遏飞舟”,不知夜深沉!……
(此文为五万字长篇访谈《著名史学家刘绪贻评李慎之与费孝通》引言,全文将在近期发表。)



2007年 8 月15 日于深圳 早叫庐


深圳龙华人民北路125#玉华花园玉永阁306# 邮编:518109


电话:0755-27746908 ,1390291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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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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