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展演新生共同體
粵語的「手足」一詞和華語相同，都是指兄弟姊妹，但這個說法相當正式，口語中不常使用。然而，如水革命期間，民主派陣營開始流行以「手足」來代表「抗爭者」，彷彿彼此就是真正的兄弟姊妹。走上街頭的抗爭者自然是手足，而入獄的抗爭者是獄中手足、流亡的抗爭者是流亡手足、殉難的抗爭者是天國手足。「黃店」的一項重要特徵，就是優先聘用需要工作的手足。兩場大學圍城戰期間，外界抗爭者發起「圍理大、救手足」行動，試圖幫助受困者順利逃出。2019年11月18日當天，警方拘捕了將近一千一百人，是整場抗爭期間的單日最高紀錄。「手足」這個冷門詞彙突然被賦予新的意義，並且迅速普及，顯示出抗爭者正經歷情感層面的轉化，感受到一股親如家人的連結。
這樣的稱呼超越了族群與階級的界線，讓眾人分享同一個身份認同，彼此凝聚起來。12月7日，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辦了一場集會，抗議香港入境事務處強行遣返印尼籍家務工Yuli。她以自由記者的身份報導反送中運動，到場聲援者指Yuli同樣是手足。此外，曾有大學生試圖說服校長加入運動行列，當時學生所說的話，令一位觀察者印象深刻：「如果校長出來，你就係手足！如果有人敢打你，我實幫你擋！」
「手足」一詞忽然成為日常用語，顯現出港人有一種全新的歸屬感正在萌芽。持續不斷的抗爭運動就像熔爐，鑄造出一個政治社群，而參與者深刻體認到彼此的情誼已經產生質變。激烈的街頭行動將同路人凝聚起來，孕育出一種新的集體認同，承擔相同的政治命運。一些學者指出，如水革命之前，香港的民族意識已經逐漸增強。為了維持一個不同於中國的身份，出現各種敘事，既有競逐、也有重疊，包括本土論、城邦論、自決、獨立、重歸英治等主張。這些敘事的共同點在於明確拒斥「中國人」身份，並且決意奪回主導權，要自己掌握香港的未來。然而，一直要到如水革命，形勢發展成長期對抗，香港的民族意識才受到強烈催動，透過示威行動、歌曲、口號、宣言、平面設計，喚醒眾人的想像。本章將探討全新共同體意識的各種表現形式，包括行為、語言、視覺等方面。
受苦的共同體
反送中爭議出乎意料地愈演愈烈，進而引發大規模動員，期間，參與者常常有機會再一次思考、再一次確認「香港人」的共同身份。特別是在情緒激昂的時刻，許多人都覺得有必要重新審視自己與其他人的連結，進而採取平常不太可能做出的行動。舉例而言，六月那一波自殺抗議，使多位受訪者經歷到深刻的內在掙扎。
其中，玲玲是一位年輕的上班族，她在2019年7月初加入一支臨時組成的搜救隊，團隊約有一萬名志願者，但行動並未經過協調。起因是社群媒體上有人宣佈，他要追隨梁凌杰而去，從同一地點跳樓。玲玲的公司剛好在附近，她上班之前投入搜救行動：
那時我就是覺得很絕望，天氣很不好，我找的地方就是我們遊行常走的地方，我一直在想除了找人以外，還可以再做什麼。……我們一直忽略小人物，所以我就在想，我們是否可以從我的生活週遭有一些貢獻。
那時候，玲玲原本打算離開外商公司，因她已錄取公務員，但她最後決定放棄這個機會，轉而投身反送中運動，成為社區中的行動者。在十一月的選舉，她擊敗建制派的現任議員，當選為新一屆區議員。
另一位受訪者小詠對於層出不窮的自殺事件感到很難過，因此決定自行編印小誌，希望以此支持香港人。七一遊行現場有人發放明信片，寫著「我喺度」（我在這），意思是鼓勵大家積極生活，避免自殺。這張簡單的明信片觸動了小詠：
遊行現場都是彼此不認識人，但是為什麼我們會關心彼此的安全，我受到很大的感動，因此我就記得這句話。我真想要告訴香港人，我們都在，就算是我們是離開了。事情一邊發生，但是大家的情感連帶都是在的。
當時小詠剛從英國研究所畢業，她很清楚離散港人其實有許多話想說。她自費製作小誌《我喺度》，邀請二十多位海外港人親筆寫下心聲，將心意傳遞給香港的同路人。有一些讀者從這本作品得到安慰，小詠很高興。
定居台灣的大雄則是忘不了那些自殺抗爭者的遺言，這些話語在精神上不斷督促著他投入運動：
對我來說，我跟其他香港人不同的是，我已經取得了台灣的身份證，我每天醒來都會問自己為什麼要關心香港，這是我每天都要面對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很明確的，我不會猶豫，這是我很想做的事，到現在動力還是很強。
阿輝則是因為社區中有抗爭者自殺，眾人舉辦一場悼念活動，他才開始參與如水革命。他幫忙佈置簡單的靈堂，上面擺滿蠟燭與卡片。儘管阿輝的父母親支持政府，認為死者「活該」，他仍決定站在抗爭一方。後來，他走上勇武之路，在街頭投擲汽油彈。他的小隊幾乎全員落網，唯獨他在遭到起訴之前成功出逃海外。
在如水革命中，無論是抗爭者以死明志，或是疑似遭警方刑求和捲入鎮壓致死的個案，都推動了抗爭浪潮，除此之外，還強化了共同的歸屬感。不只是死亡事件本身的衝擊，人們更聚集在一起哀悼，共同的悲傷經驗凝聚了抗爭者的情感。玲玲、小詠、大雄、阿輝四位受訪者的經歷顯示出，集體情緒發揮了轉化作用，使人能夠做出不同的行動，若沒有這些情緒的催化，他們在一般狀況下不會如此。
除了死亡事件，迫在眉睫的危險同樣能激發強烈的利他行動。2019年7月1日深夜佔領立法會的行動中，抗爭者得知警方將於午夜清場，許多人開始撤退。然而，仍有數人堅持留下，打算自行承擔法律後果。最後關頭，一群原本已經脫險的抗爭者步入會議廳，強行帶走這幾位「死士」。於是，在那個翻轉歷史之夜，他們並沒有遭到拘捕。從抗爭者在會議廳激烈討論該撤或該留，到立法會內外眾人大喊「一齊走」，網路媒體直播了整段驚心動魄的過程。後來，「齊上齊落」的說法開始廣為流傳，多場抗爭行動都喊出此一口號。
為了同胞甘願以身涉險的行動，成為一股強烈的刺激，鞏固了共同體意識。九月，有一位十九歲的大學生為了協助三名抗爭者逃脫，持棍襲擊警員。三人成功脫身，但他本人則遭到拘捕，被判處監禁十個月。該位大學生身穿「岳」字上衣，因此網民將他稱為「岳義士」。冒險搭救手足的行為，使他立刻成了一位民間英雄。
對於共同的受苦經驗如何能強化彼此的歸屬感，最鮮明的應該是梁繼平的表述，也就是他在8月16日透過網路，對香港集會現場的抗爭者發表的演說。梁繼平在學生時代是本土派意見領袖，後赴美國攻讀研究所。他曾親身參與佔領立法會，並選擇拉低口罩、公開身份，以鼓勵更多人留守。事後，他迅速離開香港前往美國。在這場遠距演說中，他如此描繪「共同體」的概念：
唯有當我們能夠將他人的痛苦，視之為自己的痛苦；將他人所作的犧牲，視之為是為自己而作的犧牲，並且將每一場抗爭都看作是對前人付出的肯定和追認，真正的共同體才能夠成立。
梁繼平對政治共同體的觀念，關鍵在於分擔痛苦，精準掌握了香港人過去兩個月所目睹的一切，層出不窮的傷害、拘捕、死亡事件，將他們熔鑄成一個民族，讓眾人的目標一致。
接受訪談時，梁繼平談到他想法的來源：
現在香港人講手足，在七一之後，有個機會與海外香港手足見面，那時我才開始了解到什麼是叫做手足，那時團結的情感，真的是像兄弟姐妺，所以我是真的想要回去香港，與他們共同經歷他們所承受到的事情，我那時真的是這樣想的。……所以我就想要回去陪他們，一同受苦，就是一個很單純天真的想法。
簡言之，梁繼平本身就是行動者，他從自身的手足經驗出發，擴大推演到「香港人」這個身份。這樣的觀念，顛覆了原先常用來描述本地居民的刻板印象——例如隨時要離開、缺乏歸屬感的「難民心態」，或是不問政治、埋頭賺錢的「市場心態」——賦予「香港人」身份一層全新的意義。
言語的革命
隨著如水革命不斷推進，抗爭口號與宣言也逐漸流露出新生的共同體意識，它們不只是言語，更成為具體的行動。抗爭者在集會中莊重地朗讀這些文字，如此一來，就是以儀式展現出新社群的誕生。
當抗爭者在2019年7月1日晚間衝入立法會並短暫佔領三小時，他們朗讀了《金鐘宣言》。宣言指出，這些抗爭是熱愛香港的人民所發起的公民抗命，香港人將會永遠「追求本來應有之普世價值及社會制度」。若是港府拒絕進行改革，抗爭行動將會升級。宣言並指出缺乏民主是一切問題的根源，要求立法會議席及行政長官的產生方式立即更改，實行普選，這方面呼應了「五大訴求」。7月21日，抗爭者集結於西環的中央人民政府駐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現場有人朗讀另一篇宣言，重申五大訴求。抗爭者又表示，若政府繼續無所回應，不排除成立臨時立法會。
新學期第一天，也就是9月2日，香港大專學生舉行罷課集會，參與人數超過三萬人。活動中，學生代表登台，以粵語及英語發表宣言。如同美國《獨立宣言》的格式，大專學界的罷課宣言在前言列舉了人民不可剝奪的權利，以及政府的責任。學生宣誓，由於港府肆意濫用公權力，「我們定當肩負起時代給予我們的責任，竭力抵抗制度壓迫，展現我等的團結及堅定不屈的決心，誓與香港人同行。」10月4日，港府突然訂定《禁蒙面法》，多地爆發示威抗議。在不同的晚間集會中，都有抗爭者宣讀網上流傳的《香港臨時政府宣言》，稱特區政府已失去人民之認可及授權，因此其權力立即歸入香港臨時政府。
種種措辭強硬的宣言出爐，同樣地，街頭的抗爭口號也愈來愈有戰鬥色彩。其中「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最具有代表性，甚至已經成了整場運動的代名詞，其崛起過程值得研究。「光時」原本是梁天琦的競選口號，用來支持他在2016年2月參加立法會補選，不過，當時主要只有本土派陣營使用這句口號。溫和派的政治人物與行動者，對於「光時」多半敬而遠之，因為對他們來說，這句口號讓人聯想到激進和港獨，在政治上只會造成反效果。然而，到了2019年7月，街頭的抗爭者開始自發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我有不少受訪者驚訝地發現，雖然他們以前對這句口號有所保留，但現在他們變得十分願意在抗爭現場跟著齊聲吶喊。雨傘運動的其中一位領袖談到，他的態度之所以改變，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隨著「光時」日益流行，這句口號已經不再僅僅代表港獨訴求；第二，在眾多口號之中，這句話聽起來最「叛逆」，最能體現出香港人強烈的抵抗意志。
「光時」之前，還有另一個流行說法是描繪反送中運動的願望：「他日煲底除罩相見」。香港立法會大樓形似電鍋（「煲」），示威區就在電鍋正下方，因此稱為「煲底」；「煲底之約」是期待終有一天手足們能在煲底用真面目聚首，不需要再戴口罩和面具隱藏身份。隨著運動本身激進化，抗爭口號也明顯同步演變，焦點最初在於參與者的個人需求，但慢慢轉移到香港的集體未來。香港人對彼此的呼籲則經歷了三階段演變，同樣也是愈來愈強勢：六月兩場大遊行期間喊「香港人，加油」，十月反對禁蒙面法時喊「香港人，反抗」，到了十一月周梓樂身亡後則喊「香港人，報仇」。
可以看到，如水革命進行的過程中，抗爭者開始自由運用革命詞彙，推翻政府、追求獨立是清楚的弦外之音。對北京與在地協力者而言，這種日益激進的語言勢必引起警覺；而對於較為溫和的參與者以及支持運動的外界人士，也有理由擔心這是否過於張狂，會造成反效果。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反送中運動在言語上的激進化？
可以確定的是，修辭變得強硬並不代表抗爭活動變得更加暴力。第三章已經指出，暴力抗爭事件一直屬於少數，而且到了整場運動的衰退期，暴力行動開始對和平行動產生排擠作用。除此之外，如水革命自始至終都是一場反威權抗爭，最高原則仍然是「五大訴求」，沒有突然變成武裝起義或民族建國運動。既然語言的升級並不對應到暴力或民族主義的升級，我們該如何去理解修辭與行動之間的落差？當然，批評者面對這些煽動性的語言，可以簡單地斥之為幼稚不負責任，只是無謂挑釁中共，但此一批評無法解釋為什麼眾人普遍接受這些措辭。
我認為，要理解這些宣言與口號，最好的方法是按照奧斯汀（J. L. Austin）的語言行動理論（theory of speech act），把這些話語視為「行事句」（performative）。行事句本身就是一個行動，而不只是描述事情的狀態。奧斯汀指出，行事句不需要對應到現實情況，重點反而在於改變現狀。因此，世界上雖然有一些行事句的效果不好，卻沒有「假的」、「不符合現狀」的行事句。從這個觀點來審視港人抗爭中的革命語言，我們就不應按字面意義對其下判斷。如果這些語句的作用僅在抒發個人心境，那麼大可不必特地在群眾集會中公開誦讀。由此可見，問題並不是抗爭者是否接受暴力或民族主義；我們更要注意的是，這些宣言與口號被唸出來的方式高度儀式化，這一點說明了它們正是行事句。同路人高調發聲否定港府、反抗北京，藉此演繹出一個自主共同體在非常時期所會展現的姿態。總而言之，這些看似魯莽的宣言與口號，作用並不在於陳述抗爭者的意圖，反而在於強力宣示其能動性；這是一個新覺醒的民族必須經歷的政治洗禮。
作者為台大社會系特聘教授，研究領域及興趣：政治社會學、社會運動、勞動社會學。著有《支離破碎的團結：戰後台灣煉油廠與糖廠的勞工》、《為什麼要佔領街頭？從太陽花、雨傘，到反送中運動》，主編《未竟的革命：香港人的民主運動與日常抵抗》。
書名：《如水革命：香港人如何在反送中運動集體臨機應變》
作者：何明修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時間：202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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