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鲁越 金江雪 2026年1月10日
郝建
1945年，纳粹振振有词，
审判无法可依
2025年奥斯卡提名马上要揭晓，一部聚焦纳粹核心人物的作品《纽伦堡》肯定会得到几个提名——它以颠覆性的视角塑造了纳粹二把手戈林（罗素·克劳饰），让这个邪恶阵营的核心人物呈现出“高大伟岸”的复杂质感。1945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面对多国法官的质询与绞刑架的威胁，戈林毫无惧色，始终保持着自信、从容与坚定的姿态。最终，他以一粒氰化钾结束生命，逃脱了绞刑的裁决，完成了一场属于“失败者”的、极具挑衅性的“胜利”谢幕。
这个身形肥胖的纳粹头目，留给后世的不仅是暴行的印记，更抛出了两个直击法理与人性的终极难题：执行邪恶的上级命令，是否构成犯罪？更深一层的追问是，作恶者是否知晓自己行为的邪恶本质？这并非空穴来风的思辨，1961年的影片《纽伦堡的审判》中，纳粹的著名法学家恩斯特·扬宁便精准复刻了这一辩护逻辑——他以“遵从国家法律、服从上级命令”为由，试图为自己参与推行纳粹种族法的行为脱罪，将个体责任消解在“制度与命令的裹挟”之中。
2026年，舆论场的
狂欢与马杜罗的绝境
历史喜爱重复，相似的“审判图景”再度上演，搅动全球舆论风云。2026年1月3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国政府抓捕带至本土；1月5日，他在纽约联邦法院首次出庭受审。这一跨越国界的抓捕与审判，迅速成为全球焦点。在中国网络空间，话语喧嚣尤其热烈——一众网络大咖借此事迅速抢占智力高地，勇攀道德巅峰；或痛骂美国的霸权行径摧毁国际法，或点评马杜罗的执政举措。吵嚷喧嚣中，真相与理性在辩驳中打磨得更加闪亮。
纽伦堡的绞刑架与纽约的法庭，看似相隔数十年、横跨两大洲，却暗藏着法理与政治哲学层面的同构性。两场审判都引发了全球性的法学辩驳与思想争论，从战犯、政客、法官到普通平民、学者，不同身份的群体纷纷发声，形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隔空对话”。而马杜罗的遭遇，更以具象化的场景，向所有关注此事的知识人、芸芸众生乃至“吃瓜群众”抛出了两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诘问：当邻居家中发生致命家暴、甚至恶性伤人事件时，外人是否有权冲入户内阻止暴行？若未涉及直接人身伤害，而是以排放有毒“饮料”等方式向邻居家祸水北调，受害者又是否有权跨越边界“上门止损”？这两个生活化的隐喻，恰恰戳中了跨国审判最核心的争议焦点——主权边界与正义诉求的冲突。
戈林：影像叙事中的
“伟岸”形象与宿命反嗜
要理解纽伦堡审判的复杂张力，不妨先审视这部热门影片怎样把戈林塑造成“伟岸”形象，再对照纽约监狱中马杜罗的窘迫境遇——两者看似境遇悬殊，却都深陷“正义与邪恶”“服从与反抗”等终极命题。影片精心设定了三个核心角色，构建起审判中的三角博弈：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担任美方首席检察官。面对无法律先例可循的困境，他以“反人类罪”建立了全新的法理依据，成功对纳粹战犯进行追责；精神病学家道格拉斯·凯利（拉米·马雷克饰）担负特殊使命，负责评估戈林（罗素·克劳饰）等战犯的心理状况，防止他们自杀，以确保审判与刑罚的完整执行；而戈林本人，则是这场博弈中最具颠覆性的“变量”。
从审判结果来看，不同角色的“正义诉求”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局：杰克逊大法官成功推动“反人类罪”等全新罪名纳入审判体系，为后续国际刑事审判奠定了法理基础，实现了“制度层面的正义”；但在个体层面，正义却双双遭遇挫败。影片对戈林的塑造极具视觉冲击力——导演多次运用仰角镜头刻画他的形象：被捕时，他从车里走出、缓缓戴上军帽，法庭上从容答辩、直面质询，仰角镜头让这个纳粹头目显得高大、沉稳、不怒自威，彻底打破了我们对所谓“反派”的刻板认知。
整个审判过程中，戈林始终气定神闲，甚至在与凯利医生的接触中展现出“掌控力”——他不仅精准预判了自己的结局，还当面责骂凯利医生“利用了两人的友谊”。最终，他用两颗提前藏匿的氰化钾锁定了“邪恶的胜利”：正如他此前对凯利医生所言，“我会从绞架上脱身”。在执行绞刑的前一刻，他吞下氰化钾身亡，当美军军官看到他的尸体时，气得当场骂娘。从被告席到氰化钾，戈林用一场精心策划的死亡，完成了自己人生的“完美谢幕”，也向世人抛出了一个冰冷的隐喻：“很多时候，也许在多数时候，坏蛋睡得最香。”（我用这个句子与黑泽明《坏蛋睡得最香》的片名形成互文，强化了邪恶与惩罚的荒诞关联）。
另一边，凯利医生的命运则走向了另一种悲剧：他因未能压制住戈林被军方赶出了审判工作。回到美国后，他长期被焦虑症折磨。1958年，他选择自杀，使用的工具同样是氰化钾。凯利的悲剧仿佛一种“宿命的反嗜”——当一个人直面极致的暴力与邪恶，试图解构其心理逻辑时，自身也难免被这股黑暗力量吞噬？这也引发了深层思考：审视邪恶是否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精神冒险”？直面黑暗的人，如何避免被黑暗同化？
无法可依的审判：国际
法与国内法的博弈，及
政治哲学的深层探险
1945年的纽伦堡审判与2026年的纽约审判，看似是两场独立的司法事件，实则深陷同一个法理困境，更构成了两次极具价值的政治哲学探险。两者的同构性清晰可见：法理层面，两场审判自启动之初就面临“无法可依”的担忧与“非法审判”的指责；审判对象层面，戈林代表的纳粹核心层与马杜罗政权，都被指控对本国及他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生命与利益损害；法律实践层面，两场审判都精准踩在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交叉地带，管辖权的归属与法律依据的选择，成为争议的核心焦点。而这一系列争议的本质，正是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剧烈冲突，以及背后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博弈。
首先，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核心冲突来看，两场审判都触及了“主权至上”与“人权高于主权”的经典辩题。在“正统”国际法框架下，“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被奉为基本原则，很多时候，这种“原则”其实非常无力。在所谓“主权”至上的叙事中，一国的内政事务（包括对本国公民的管辖、本国官员的追责）理应由该国国内法规范，他国无权干涉。纽伦堡审判启动时，这一争议尤为激烈——纳粹战犯的行为，大多是在纳粹德国的“国内法”框架下实施的，例如种族清洗、强制绝育等政策，都有当时德国的法律作为“依据”。辩方因此提出，审判是“事后立法”，违背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法理，很容易被指责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报复性审判”，而非真正的司法正义。同样，今日美国以“反人类罪”“腐败罪”等罪名对其起诉，所依据的多是美国国内法或其主导的区域性国际规则，这就引一些深沉的思考与辩驳：国内法的“长臂”何时可以伸出？REN 木又与主木又的激烈争议，究竟有无坚实的基点？
其次，两场审判都暴露了国际法的“先天缺陷”——国际法缺乏统一的强制实施机制，其效力往往依赖于大国的认可与推行，这就导致国际法在实践中容易沦为“政治工具”。纽伦堡审判的发起者是美、苏、英、法四大战胜国，审判规则与罪名设定（如“反人类罪”“破坏和平罪”）均由四大国主导制定，它实现了“超越性的、自然法意义上的正义”；恰恰是这种被挑剔的正义，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法性，它遏制了法西斯势力的复活。我的许多国内外朋友都提出高声警告：对马杜罗的审判，凸显了重大缺陷：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凭借自身的军事与政治影响力，将本国司法权延伸至他国主权范围。他们忧心忡忡，如此这般，长此以往，国际法的神圣性将荡然无存。而另一个朋友却坚定认为，国际法需要去魅，它应该以人为本。
从政治哲学的深层维度来看，两场审判的核心争议实则是“集体责任与个体责任的边界”“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取舍”这两个终极命题的具象化。关于“集体责任与个体责任”，纽伦堡审判首次确立了“个人对国家罪行负有责任”的原则——即便行为符合当时的国内法，只要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与人类良知，个体就必须承担责任。这一原则打破了“个人只是国家机器的螺丝钉”的免责逻辑，将道德责任重新放置在个体的肩头；但在实践中，这一原则又面临着“责任边界模糊”的难题：如何区分“主动作恶”与“被动服从”？普通官员与核心决策者的责任如何界定？马杜罗案中，这一争议同样存在：美方指控马杜罗对国内的政治压迫、经济危机负有主要责任，将其视为“个体独裁者”；而马杜罗的支持者却认为，委内瑞拉的困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将所有责任归咎于个人，是极大的不公平。
关于“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取舍”，两场审判都陷入了“两难困境”：纽伦堡审判在程序上存在“先天不足”（事后立法、战胜国主导），但在实质上遏制了法西斯暴行，维护了人类的基本良知；对马杜罗的审判，若严格遵循国际法程序，美国的抓捕与审判行并无明文依据。但从实质正义的角度来看，且不说他的贪腐和贩毒，马杜罗政权的许多政策确实对本国人民的利益造成了损害。联合国宪章第九章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列为需要干预的条款。近年来“难民外溢”一般也被解释为威胁和平与安全。这就引发了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思辨：当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发生冲突时，人类社会应当如何取舍？是坚守程序正义，哪怕可能放任实质邪恶；还是追求实质正义？
综上，1945年的纽伦堡与2026年的纽约，并非简单的“同一个泥坑”的重复，而是两场具有递进关系的政治哲学探险。纽伦堡审判首次尝试构建“跨国正义”的框架，为国际法的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而马杜罗案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国际法与某一国的国内法的关系、正义的本质与边界。这两场审判留下的，不仅是司法实践的经验与教训，更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永恒追问。
我们，普通看客的政治责任
在两场跨越时空的审判中，我们这些“吃瓜群众”、“韭菜”并非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在《德国罪责问题》中，曾将罪责分为四种类型：刑事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形而上学罪责。他认为，即便是普通民众，也可能因“沉默的纵容”而对集体罪行负有道德责任。正如笔者在微信文章《韭菜也有罪责》中所指出的，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与政治议题中，普通个体的“围观”与“沉默”并非无关紧要——当邪恶发生时，沉默就是对邪恶的纵容；当正义被扭曲时，围观而不发声，就是对正义的漠视。
对于纽伦堡审判与马杜罗案，普通看客的也肩负政治责任，其实我们都懂，个体的认知与选择，最终会汇聚成影响历史走向的集体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每一棵韭菜的思考与发声，都是维护正义、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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