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连潮
说来惭愧，我其实很孤陋寡闻。若不是昨天朋友打电话闲聊提起，我竟不知道我当作朋友的阎淮，在2024年出了一本新书叫《进出新加坡监狱》。更让我震惊的是，他在书中自曝了一段惊人往事：他曾以“自干五”的身份，在新加坡为北京提供情报，甚至为此沦为阶下囚。
他的行径可能造成数十人被害。
一个为了追求民主理念，毅然在64“退党辞国”的人；一个到了晚年回国，仍敢于组织纪念赵紫阳、为铁链女发声、甚至在二十大后公然上书最高层的人，为何甘愿充当党国的耳目？
这便是所谓的“阎淮现象”——一个充满悖论，却在那个群体中带有某种普遍性的现象。
在我看来，阎淮的悲剧在于：他的理性选择了民主，但他的潜意识仍属于那个体制。
当面对那些被自我定义为“国家大义”的时刻，他下意识地让党性替代了人性。他以为自己是在捍卫国家利益，殊不知，实则维护了那个他试图改变的、极权统治的根基。
而阎淮冒死为中共抓内鬼、立下汗马功劳，但这并没有成为他回国后的丹书铁券。当他开始践行公民权利、批评时政时，党国机器对他没有一丝温情——监控、封号、严防死守，待遇与其他异议人士别无二致。
阎淮的经历，恰恰是相当多“红二代”自由派的缩影：他们的灵魂，始终在民主与极权之间撕扯。
当下的台湾问题，就是一块试金石。在这个圈子里，很多人潜意识里仍认为支持中共吞并台湾才是“爱国”，而中共也精准地以此为标准，来区别对待自由派人士。
之前有朋友为了能让我回国参加父亲的葬礼，特意向当局求情。他列举的一条理由竟然是：“他是支持国家统一的。” 朋友是一番好意，但他并不真的了解我。他不知道，我始终坚持的是孟子的立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中国当下的党国体制下，“爱国”这个词早已被偷换了概念。它不仅变成了“爱党”或“爱政府”的代名词，更常常沦为压迫人民、甚至灭绝人性的借口。
这让我想到美国语境下的“爱国者”（Patriots）。那是截然不同的定义：爱国者即自由捍卫者，是为了捍卫这个国家的立国根基——自由与宪法，而敢于对抗政府权力的人。从独立战争开始，美国人是因为爱自由，才选择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而不是因为爱一个抽象的国家，才被赐予了自由。
这一课，阎淮们或许至今没有补上。
所以，只要思维还停留在党文化的逻辑里，无论你是座上宾还是阶下囚，你永远都是极权体制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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