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1-17
【按：網上說，今天，元月十七日，是趙紫陽逝世二十一周年紀念日，二〇〇五年這一天，在富強胡同留下的悼念詞語中最多的一句話是：公道自在人心！因為《河殤》之故，很多年來，我寫過不少關於趙紫陽的文字，今天偶然搜索一下，揀些要緊的出來再貼，以追念共產黨裡面、位階至總書記的這位明白政治家。】
一、趙紫陽不喜歡《河殤》，為什麼要把它送給李光耀？
我接受柴靜採訪，事先有一個單子，標題是：《河殤》留下的真問題是什麼？
八十年代發掘了電視傳媒的可怕效應
1、中央政治局因一部電視片引發政爭，王震李先念發難，趙紫陽讚揚，最後禁演，通緝所有撰稿人；
2、央視播放兩次，各省市台再重播一次，觀眾上億，解說詞在中央報刊全文刊登，空前絕後；
3、高層博弈之際，央視提供資金做續集《五四》；
4、在中國和海外華人社會包括港台掀起一場文化大討論；
5、六四屠殺後，鄧力群下令模仿《河殤》樣式拍了一部批判它的《世紀行》。
這些問題，可能才是《河殤》留下的值得思考的真問題。
二、八九驚天一炸
八九兩個命門：學生絕食和趙戈會「拋鄧」，皆導致情勢急轉直下；尤其後者，有論者稱「畫蛇添足，一言喪邦」。三十年後，我們對此依然不能有定論，只有分析，我的猜想，趙紫陽乃是對鄧攤牌，置鄧小平於「全民公投」之境，或說交給人們裁決是非，他也不管後果了，第一，這裡有領袖的責任倫理問題；第二，這恐怕也是他至死不檢討的根源。
《趙紫陽錄音回憶》是一份珍貴的私人文獻，可與《赫魯曉夫回憶錄》媲美。趙紫陽對"八九事件"的內幕、成因，作了脈絡性的梳理，成為還原這個歷史關頭的權威史料。然而，這與他最終仍不能透徹說明其中的一個重大細節，形成某種悲劇性的張力。這個細節，就是關於他跟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一個堪稱"風暴眼"的事件，只得到"模糊性"的解釋。這同時也就留下了发掘的價值和空間。
政治透明、決策公開，是極權體制的命門，若遇重大社會沖突則更甚，一旦觸碰，就會爆炸。釣魚台趙戈會見"把中央常委的決定捅了出來"（趙語），所引起的爆炸性效應，舉世目睹，至今沒有一個令人釋懷的解釋，可謂"二十年的遺憾"，本文就來嘗試提供一種可能的解釋。我的解釋，不把趙紫陽定位在一個領袖、崇高者、獻身者，而是首先把他看作一個從政者（politician）。他已長眠地下，可任歷史評說。
1、安撫老爺子
胡耀邦去世，學潮驟起，黨內改革派便憂心忡忡。陳一諮回憶，他的秘書拿來一張貼在人民大學的「關系圖」，『我一看感到要糟糕，這張「關系圖」，幾乎把所有上層領導人都點了、罵了，既有不滿，也有惡作劇，真是天真地把政治當兒戲啊！像在「李鐵映」名下寫的就是：「鄧小平私生子，靠裙帶關系竊據政治局委員要職」。一位高級幹部子弟原來支持學生，看了這張圖，轉而大罵「學生胡鬧！」』
他意識到「搞不好這場運動又要鬧悲劇了」，因为他知道，鄧小平早在二野時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澤東也批評他「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毛澤東是「運動群眾」，鄧小平是「害怕群眾」，在受辱的情況下，鄧小平決不會作半點讓步。他感到一方面要勸學生理性，另一方面要抓緊疏通鄧家。
五月三日下午，陳一諮帶著副所長李峻、白南風到了鄧家，與鄧樸方整整談了五個小時。文革中陳一諮在北大落難，跟鄧樸方相識了，改革中，兩人也常交換意見，八七年為制止反自由化的錯誤做法，他們也合作過。陳先講了李錫銘、李鵬匯報的不實，「四二六」社論只會激化矛盾，照這個方針中國會陷入災難。
鄧：「那你說怎麼辦？」
陳：「現在緩解矛盾的辦法就是請你們老爺子出來講話。」
鄧：「已經到這一步了，還怎麼講？」
陳：「學生對你們老爺子是又恨又盼，恨是恨『四二六』社論狠了，盼是盼老爺子說幾句學生是愛國的話。比如，接見外國來賓或記者時說：『娃娃們都是愛國的，年輕人嘛，總想把事情辦得快一點、好一點，可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很多事不是三年、五年可以辦成的。欲速則不達嘛！』這麼說又肯定，又批評、矛盾就緩解了。」
鄧：「這倒是個好主意，我跟老爺子說說。」
陳一諮知道大事不好，但他深諳決策機關竅門，急中生智去安撫老爺子，是此刻應急之招，然而他也只夠得著鄧小平的兒子。
2、「鄧掌舵」爆料三說
關於這個事件，中共解釋不了，趙紫陽及其幕僚，是唯一的解釋來源。前後有過三種說法，都是借助了一種時間上的錯位：
1989年5月16日，戈氏上午見鄧小平，下午見趙紫陽，何者為「最高級會談」？這個「規格性」問題，產生了一個「政治機會」——其實，這是極權體制預留的一個漏洞，誰能利用它、怎麽利用最好，只是一個技術問題。
最早出現的「陳說」——陳一諮在流亡伊始就提供一種說法：蘇聯代表團質疑，鄧小平什麽黨內職務都沒有，戈氏見他算什麽？於是王瑞林打電話來，要趙紫陽下午向戈氏解釋一下。這個說法天衣無縫，說明趙陣營從一開始就不打算授人以柄。
多年後又有一個「鮑說」——鮑彤出獄後說，在秦城他就自己攬下這個責任，說他根據中聯部的介紹，替趙紫陽寫了講稿，說明鄧雖退休仍然掌舵的意思。
最後的「趙說」，分別見於《開放》出版的宗風鳴著《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和趙本人的《錄音回憶》兩書，完全相同，大意是針對民間「垂簾聽政」的說法，為了「維護鄧的形象」，才說出這個秘密，「完全是好意」。
另據明報援引趙與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談話，提到更具體的細節，即鄧小平堅持他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見，才算「中蘇最高級會談」，並一再強調「這句話我一定要告訴他」，但不知為什麽他會見時卻忘了說這話，由此便要由趙紫陽來告訴戈氏「鄧小平掌舵」的秘密。趙告訴楊：「我還對鮑彤說，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記性不行了……
這一番話，本意是替鄧小平把他忘記講的話轉告戈爾巴喬夫，目的是讓對方回國後對此行能有個交代，至於外界如何理解，造成什麽誤解，我就沒有辦法控制了。」
3、總書記務必「現場直播」
我在這里可以提供一個旁證，即二十年前我聽一個目擊者親口陳述的事實：當時趙紫陽先一步到釣魚台國賓館，非常急切地詢問一個細節，這次會談是不是「現場直播」？令記者們驚訝的是，總書記以前從未在乎過這個細節，而「直播」的要害，是不能刪節講話人的任何一句話，即避開了新聞檢查，這也是中共很少允許「現場直播」的原因。據說，趙紫陽待記者告訴他確是「直播」無疑，就河南話脫口而出：「好！」然後坐下來，一只手有節奏地拍著沙发扶手，打起腹稿來。
根據這個「現場直播」的細節，便一目了然，趙紫陽有備而來，要說出什麽不能說的驚天秘密，那正是天安門廣場火燒火燎的當口，不久果然天下嘩然。廣場出現的標語，是前所未有的：
鄧大？黨大？
不管白貓黑貓，只要下台就是好貓；
簾子破了！小平辛苦了，請退役；
想小平，盼小平，小平來了不太平；
不要中國特色的攝政王；
如此"簾政"，國將不容；
人老了，弦子也調不準了；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天下為「公」；
人過八十要糊塗；
我們盼小平歸故里，擁護您去當職業牌手；
希望鄧小平順應歷史潮流回家去；
四川宜賓師專迎接小平回鄉養老；
小平您好（一九八四）糊塗（一九八九）；
要廉政，不要垂簾聽政；
簾子後面找政府；
鄧小平（八五）戈爾巴喬夫（五八）……
嚴家其、包遵信等發表《五一七宣言》，稱鄧小平是「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大批知識分子簽名。
4、兩個「五一七家庭會議」
趙紫陽反對鄧小平「實行戒嚴」的決定無效後，心情沈重地回到家裏。5月17日晚飯時，他向家人說：『我執行鄧小平戒嚴的決定，可能還擔任總書記。如果我不執行，還堅持反對意見，可能命運會很嚴酷，也會影響你們的前途。但我不能執行這樣的決定』。家人一致支持了他的「決定」。自此以後，趙紫陽被軟禁了十五年零八個月，而他的家人則無一例外地受到各種不公正的對待。
與此同時，5月17日晚飯時，鄧小平一家人也坐在一起，開了一個會，據說鄧榕指著嚴家祺、包遵信等人的《五一七宣言》說：「看來他們要甩出我們家，把我們剁成肉餡了！」本來就「害怕群眾」的鄧小平做了最後的決策。
兩個不同的「五一七家庭會議」，決定了未來中國的前途。
然而，又因為是「家庭會議」，一項「國家決策」，居然是由中國的兩個頂級家庭全部成員參與決策的，只不過，鄧家決策的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從此瓜分天下；而趙家決策的，是所有家庭成員承擔無底線的後果，為這個民族下地獄。
陳一諮二十日上午去看鮑彤：
『他剛毅的臉上充滿了正氣和義憤。一見到我，就說「紫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方針，是唯一合理解決問題的方針。可是，又一次非法的推翻了合法的總書記！戒嚴？和人民對抗，和人心對抗，會有什麼好結果呢？這是困獸猶鬥！」我插了一句：「也許會狗急跳牆呢？！」他激動地站起來說：「我真想掛一個『中共中央委員鮑彤』的牌子，到天安門和學生們一起絕食、抗議！學生明明是愛國的，非說是動亂，還有是非嗎？」我們對李鵬的倒行逆施都極表憤慨。』
5、紫陽風頭正健
趙紫陽為什麼做這個大動作？
在他禪盡竭慮，仍不能說服鄧小平收回成命，便決定訴之天下輿論、國際關注，將鄧小平的決策，從幕後黑箱拎到大庭廣眾之下來評判，等於一種「全民公投」。鄧小平要「當家」，卻又怕「暴露」，這種非理性統治，正是學潮難以平息的根源。趙紫陽看穿這一點，借力使力，將街頭抗議化為一次「民意公投」，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趙出此策的政治根據是什麼？他的政治理念有先鋒之勢，是他敢為的主因。趙曾欣賞「新權威主義」，他說鄧也是，但是他們遇到政治上的強大阻抗，就不能不另尋改革的思路，鄧在八九前兩年的十三大已同意「政治改革」，趙才令鮑彤組建「政改辦」，這是不能忽略的一個前提。
那麼，在現實中趙有何本錢逼鄧？鄧與趙「同舟共濟」，是改革僅剩的一個政治基礎，鄧自斷左膀胡耀邦之後，只剩下右臂趙紫陽，改革已在半途而廢，此所以鄧堅拒鄧力群而逼趙紫陽接任總書記——他不肯輸給陳雲李先念等保守老人；趙紫陽告訴宗鳳鳴，鄧在八九年春已決定把軍委主席交班給他，亦可知廢胡後鄧依仗趙之深，此其一；
十三大前，趙紫陽解散鄧力群的書記處研究室、停刊《紅旗》、差額選舉「差」掉鄧力群等舉動一路告捷，對趙紫陽的政治預期感，是極大的鼓舞，讓他看到「民心可用、黨心可用」；同時，也顯示了在高層博弈中，趙比胡有韜略、有技巧，這也是鄧所需要的，此其二。可以說，「八九」風雲驟起前夜，趙紫陽正躊躇滿志，他才敢把民情洶洶的天安門廣場扔給李鵬，自己登車去平壤了。
趙紫陽談胡耀邦的隕落，歷數老人政治。「真正有发言權的就是兩位老人（鄧、陳）。第三位（先念）有影響，但不起決定作用」；鄧小平以不開常委會來堵陳雲的嘴，說「兩個聾子都聽不見，開什麼會！」照說趙接胡，境遇更難，他竟能遊刃有余，「陳要開會是想有個說話的地方。有一次他責怪我為什麼還不開會。我回答說：我只是大秘書長一個。你和鄧商量好了就開。陳聽後說：啊！大秘書長一個！」——趙跟宗風鳴談得比他自己的錄音要鮮活。
6、楊家將「玩火」的空間
趙紫陽有多少勝算？注定失算的事情，趙是不會幹的。面對保守老人，趙的靠山是鄧小平，假如他轉身挑戰這個靠山，誰是他的盟友？那時會有一個制衡鄧小平的「聯盟」嗎？
萬里、喬石、胡啟立都曾是趙的盟友，但畢竟人微言輕。萬里在關鍵時刻被軟禁，啟動人大常委會否決戒嚴令的嘗試，也被鄧小平輕易擺平；而喬石在鄧府戒嚴決策中，只敢中立。另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是楊尚昆。無疑他的角色，最終決定了趙紫陽的成敗，而奇怪的是，《錄音回憶》對此人似惜墨如金。設若趙楊兩人皆封嘴，他們之間曾有過的「聯盟」便石沈大海，卻仍可鉤沈一二。
陳一諮也回憶，趙紫陽五月三日、四日在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大會和亞洲銀行會議的講話獲得了普遍的好評，特別是在亞銀講話一結束，楊尚昆就走過來，一邊拍著趙的肩膀，一邊緊緊和趙握手，並說：「講得好極了，我完全同意。」接著喬石也和趙握手，說了相同的話。此時大部分學校也停止了罷課，情況在好轉。
然而即便如陳一諮沁潤權利中心多年，也沒有想到，『中國政治黑暗的洶湧暗潮是善良的人們難以估計的，既得利益者們久蓄的清算改革力量和民主力量的陰謀又豈會輕易收兵？他們一方面挑動學生、激化矛盾，一方面激怒鄧小平、攻擊趙紫陽。』
「楊家將」這位老大，文革前的中南海大管家，成為鄧與政治局常委的聯絡人，位居中樞，熟悉中南海內幕的吳稼祥，稱他是「大玩家」，很傳神，但說他怕失去軍委副主席，而聯手保守派倒趙，與趙的說法不符。趙在書中多次提及楊支持他處理學潮的溫和政策、反對鎮壓，似非錯覺，許家屯也從旁證實。但是，楊領李鵬去鄧府求見，引出「四二六」社論在先；又受趙之托，試圖通過鄧的秘書、子女迂回勸說鄧在後。楊尚昆究竟押注在誰身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但無疑也是審時度勢，不想賭錯。他重用胞弟，遭忌軍中，不是死跟保守派就能化險的，他不妨也掂量，扶持趙紫陽一旦成事，他興許也當一回「太上皇」呢？
趙紫陽留下兩個細節，頗可玩味：5月16日夜在鄧府，楊尚昆轉述廖漢生的戒嚴主張，「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決定戒嚴後趙憤而辭職，「尚昆打電話再三勸我收回成命」。此外，據說戒嚴部隊進城受阻後，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找不到楊白冰、楊白冰找不到楊尚昆、楊尚昆找不到鄧小平……。
一番腥風血雨後，楊尚昆最終背棄趙紫陽。但幾年後，這位「鎮壓執行人」，又對301醫院軍醫蔣彥永說：「六四事件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他已無力去糾正。」另據吳稼祥分析，2001年旋風般橫掃中外的《天安門密件》（又稱《六四真相》），也是「楊家將」背景，為了洗刷「屠城」罪責，此說很有見地。楊尚昆的「國家主席」頂戴上，沾著趙紫陽的血，末了還是鄧小平奪了他的頂戴。「大玩家」一直在玩別人，最終是玩了自己。
7、鄧戒嚴權威不足
楊家兄弟治軍乏威，也是鄧小平權威不足的折射，更反映了毛澤東身後的權威空白。這個政治背景，其實也是「六四」成因之一，少有人論及。權力空白所勾起的重組渴望，會引誘政壇上所有的人，其實大家都是「玩家」，趙楊二人位高權重，豈能置身於外？改革的遲滯和保守派的問罪，又與民間抗議互動，而引領權力結構的重新洗牌，一開始所能看到的，都不是結局，只有可能性。
陳雲或可比肩鄧小平，更有葉劍英，長居嶺南不北歸——他有華國鋒襄助才抓了「四人幫」，而鄧小平覆出後，八零年初廢華及「凡是派」甚急，葉帥不悅，鄧派王震南下與之協商，葉舉薦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楊尚昆習仲勳兩元老進政治局，對鄧有所制衡。鄧雖是二野政委，元帥的資格，但四九後與兵戎無涉，覆出後請羅瑞卿接軍委秘書長，鄧極盼替他掌兵，羅大將卻被林彪害得雙腿殘斷，說我站不起來怎麽領兵？執意要去德國做手術，而那時中德尚無外交關系，聶徐兩帥皆不準，羅硬是去了，竟死在手術台上，鄧痛失股肱，那是七八年。
七九年打了一場莫名其妙的「對越自衛反擊戰」，傷亡甚重而無戰果，都說是為了鄧接掌兵權。葉劍英八零年就查出帕金森癥，四年里沈屙愈深，漸漸出局，八四年國慶鄧小平心血來潮要閱兵，也是為了兵權，而葉帥就在「十一」前要撒手，據說鄧下令無論如何不能叫葬禮沖擊國慶，醫生只好維持，於是葉帥又當了兩年植物人。
天安門屠殺前的一場宮廷傾軋，因涉及動用軍隊，情勢撲朔迷離。鄧小平雖是強人，但調兵進京軍管，他的權威還差了點，元帥上將們一上來就反對。尤其難料的是，楊家兄弟指揮鎮壓，軍權在握，圍困京師，鄧心中沒底，據說全家人都躲了起來。五月下旬六月初，中國處於權力真空，有多少天？天曉得。這種近似軍事政變的把戲，最不安全者，恰是獨裁者自己。
8、愧疚為那般？
趙紫陽的光彩，在被廢黜之後。第一次拒絕檢討，是拒絕了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誘惑；第二次拒絕檢討，又放棄中央委員，接下來就是長達十六年的軟禁，這都在中共歷史上創了紀錄。黨史上拒絕作檢討的總書記只有兩位：陳獨秀和趙紫陽。
但是，《軟禁中談話》和《錄音回憶》兩書問世後，我們才知道，趙紫陽決不肯對這個黨認錯，卻反反覆覆地談到他對鄧小平的歉意，即在與戈氏談話公案上，不斷地用「懊悔」「遺憾」等字眼。兩廂形成鮮明對比。
這種愧疚，大概要到政治之外去解讀。趙的意思恐怕是：你對我有知遇之恩，我怎會「有意傷害你」？重大決策在你我之間都不能討論一下，我只好訴諸民意，以為民意足以驚醒你，卻想不到反而激怒了你，釀成大悲劇。時過境遷，我實在覺得很抱歉！趙紫陽這種態度，反映了傳統「君臣之道」的某種殘影，但也是一種可貴的政治倫理。
不過，我們也應看到，趙紫陽不檢討也無反省，他愧對鄧，卻不說愧對歷史。這里一直懸掛著對一個政治家的責任倫理的追問：無論趙的動機是什麽，在缺乏起碼政治理性的前現代條件下，有意無意地動員民眾，輕易與獨裁者決一死戰，是徒然地犧牲無辜的生命，和勾引歷史的重大逆轉。
李商隱有憑吊諸葛亮的懷古句：『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余。』這首七律《籌筆驛》，通篇浸透著「遺恨」二字，映照趙紫陽，可謂妥帖；而諸葛亮擬古辭《梁父吟》，取典春秋齊相宴子「二桃殺三士」，其鞭笞讒言害賢的含意，至今新鮮。
三、赵紫阳与《河殇》
赵紫阳逝世十周年了。人们爱说"一个人逝去，一个时代结束"那一类的话，我觉得，只有赵紫阳配得上这句话，也令我想起一些悬而未决的话题，值得再议。
"六四"是一个双输的结局，八十年代的改革势头，一败涂地；更糟的是，中国二十五年大倒退，贫富迸裂，山河破碎，人们会问，这个最坏的结局难道不能避免吗？
学生绝食和赵戈会的"抛邓说"，是当年的两大关键。赵紫阳说出"最后决策人是小平同志"，在民情汹汹的当下，无疑坐实了邓小平"垂帘听政"的大忌，导致情势急转直下。
赵紫阳事后称他"始料不及"；在留下的"录音谈话"中，也未对后世交代清楚这桩公案，可知他忌讳、顾虑甚重。我们不知道，这个悬案，今后将会以怎样的面目获得澄清？
1、赵紫阳成功几率渺茫
2007年初，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在香港出版，立刻上了香港畅销书头名。争鸣杂志刊文称赵家后代及赵的一些秘书并不赞成发表此书。
赵谈到天安门学潮。5•4亚银讲话后，七所大学复课，形势已缓和，这时何东昌却放话说赵讲话跟"426社论"不一致，不代表中央。赵紫阳在谈话中说："由此学生就越发有顾虑，要求对'426社论'有个说法，而那边一些人则坚持'426社论'不能退，并还搜集一些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邓那里送，还发表一些刺激学生情绪的话，搞两面挑。而我和学生也没有联系，两面都不买我的帐，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学生这边愈要求对'426社论'有说法、对政府施加压力，邓的那边决心也越来越大；学生闹得越越厉害，李鹏、北京市委对邓小平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这就形成了僵局。"
此乃一场历史大波澜的漩涡、风眼、关键细节，一个低劣格局的政治运作的奥秘。它也令人联想起晚清，光绪下了秘诏给谭嗣同，后者却去找了袁世凯，于是帝制维新的契机丧失，王朝崩溃、军阀坐大，社会解体，又为血流成河的革命作了铺垫。
一个偶然的因素，某个人的选择、错失、性格毛病等，导致了长久的历史走向，其背后的制约因素，则是极为浅显的。颟顸的历史怪兽哪里会有什么规律可寻？不过是无数人的偶然行为的一个综合结果而已——前现代社会的结构，没有横向联系，特别是其权力结构中，上层与下层更无联系渠道，所以权力顶峰即使存在所谓"改革者"，其成功的几率也很渺茫，毋宁只是运气和赌博。
2、假如赵紫阳赢了
他会不会是另一个叶利钦？叶氏当政九年，搞私有化贱卖国产，两年里制造出27个十亿美元的富豪，而全国民不聊生，人口持续下降。后来叶利钦选普京接班，重拾"大俄罗斯主义"（一如今日中共的"爱国主义"），继续跟欧美搞冷战。实际上，历史背后的制约因素，即俄国的落后社会诸因素，苏联七十年暴政的后果，均要浮现出来的。共产社会转型，也不是一场可以人为设计的工程，同样无法靠哈耶克所批判的"致命的自负"取胜，毋宁依然是一场人吃人的游戏而已。以共产社会之粗糙、野蛮、低级程度，经济组织之简陋、人性之低劣，种种配合条件之不具备，去走资本原始积累道路，只怕是比十八世纪更血腥——这后来由江泽民、胡锦涛两代完全验证了。
邓氏改革因其不过是要"改革"前面的一场毛式乌托邦试验，而不免仍旧是一场试验。这场实验原本就是一场共产党保江山的政治赌博，其前提是没有所谓"民众意愿"的，其衡量标准也只有一个，看它能不能奏效，指标只有一个：经济起飞，它弄成了就是它赢了，别人也是无话可说。
赵不下台的话，由他来主持后来的所谓"改革""起飞"，是不是会不一样呢？这种预设虽然没有意义，但社会的制约是同样的，换了谁来做，大概结果不会大不一样。从他的晚年谈话来看，对于"把鱼汤重新变成鱼"，他似乎也只有"市场经济"一个思路，而对其血腥也并无想象力。大概共产党人的理念以反私有制为圭臬，要他们"变通"出市场概念来是不可能的，一如不是共产党人的张五常，日后替江泽民设计"市场经济"，虽也借助赵紫阳的理念，却是彻头彻尾的血腥的"羊毛吃人"。
3、赵紫阳的突破
赵紫阳的光彩，在被废黜之后。第一次拒绝检讨，是拒绝了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诱惑；第二次拒绝检讨，又放弃中央委员，接下来就是长达十六年的软禁，这都在中共历史上创了纪录。党史上拒绝作检讨的总书记只有两位：陈独秀和赵紫阳。
赵紫阳拒绝认错的更大意义，很少有人论及，此意义在于，他突破了共产党纪律的约束。
中共这种"列宁式政党"的特色，是"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一个领袖集团"，这要靠所谓"党的纪律"来保障，党员服从"纪律"，乃是"党的生命"，也是这架机器的运作机制。所以，周恩来說过一句经典名言："你可以犯政治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
我们可以比较两个人：赵紫阳和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几乎是八十年代的一个传世佳话。
但是后来所发生的，却是一个"米（万里）有愧于粮（紫阳）"的故事。
万里曾被赵紫阳反反复复地引为"志同道合"者，说他是中央领导人中"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在八九学潮中，万里也曾预定召开人大常委会否决戒严令，后来万里被软禁，他的尝试被邓小平轻易摆平。
万里后来在压力下沉默了。邓小平去世后，赵紫阳又呼吁万里站出来，"小平在时不可能有别的说法，小平不在了，我觉得万里不应该再有什么顾虑了。谁能怎么样他？"但万里依然沉默，其实他已噤若寒蝉。1997年9月赵紫阳给十五大写信，再次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宗凤鸣请张广友将这封信送给万里，据说万里看到此信后，神情紧张，叮嘱不要外传；另一个传说，在家中，万里的子孙两代人，站成一个圆圈，齐刷刷朝老爷子跪下恳求：您一旦站出来，我们所有人的前程全都完了！
4、倒趙風
《河殇》的命运，跟赵紫阳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其背后又牵扯一个极为重大的权力问题、政治危机，是直到今天，大部分人都并未觉察到的。
赵紫阳在录音带里说：
"李先念在'反赵'行动中非常积极，他既是前线人员，也是幕后主脑。1988年10月，第13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大会上，曾有计划公布架构重组。但王震突然攻击《河殇》，要求中央委员会正式发出批判。我没有理会。那次事件之后，叶选宁（叶剑英之子）告诉我，王震当着他面前极力告发鲍彤，说他是支持制作《河殇》的无赖──这是王震从李先念口中听到的指控。"
我们要问，1988年左右，所谓"八大老"为什么要在"倒胡"之后，紧接着就"倒赵"？"六四"这场冲突，有一个早就被人们忘怀的背景，那就是中共的权力继承问题。经过"文革"，老人帮的教训是，他们打下的江山，只有交给他们的子女才放心。"六四"冲突提供了一个契机，使他们如愿以偿，中共这个政权也从此变成一个封建的"家天下"。"六四"屠杀二十年来，中国和世界都遗忘了许多，却从未明乎于此。
"倒赵"是一个典型的阴谋。起初，赵紫阳阻挡王震攻击《河殇》，仅仅是不想再回到"文革"旧路上去；但当王震进一步莫须有地指控"鲍彤支持制作《河殇》"，就是为了构陷赵紫阳支持"自由化"——别忘了，胡耀邦就是被指控"纵容自由化"而下台的；由此，老人帮也终于找到了颠覆赵紫阳的"政治罪名"，所以"八九"风云一起，李鹏便乘势扳倒赵紫阳，是注定的。
当年的这个历史背景，在今天颇有参照的意义。习近平终于在"六四"二十年后，从江胡手中接过江山，"太子党"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仍然是"夺权"——25年前"八大老"和邓小平，不惜野战军开进首都杀人，初衷就是要把江山交给"我们自己子弟"；到头来，习近平、王岐山必须先整肃政敌，扳倒徐才厚、郭伯雄，才拿得到军权；同时，也必须扳倒"上海帮"周永康、"团派"令计划等。只有一个"反腐败"名目，还给他们剩着，尽管"太子党"其实是最腐败的。坊间有一种论调，称"大老虎"周令徐等，是所谓"平民党"，似乎习近平之"选择性反腐败"，俨然是一场"阶级斗争"，好像我们老百姓又快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似的。照这种说法，近二十年来的掠夺、强拆、冤屈、血腥，还有无数的荒淫无耻，就一笔勾销了。所以，横竖中国都是平民的地狱。
"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
四、廣東赵紫阳：中國改革設計師
臺北印刻出版三卷本『赵紫阳传』，可喜可贺。
此书我早在十二年前就知道，2008年秋我在美国东岸遇到卢跃刚，中青报记者，后八九大陆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一个留着长发的川人，传说他已接下赵家委托，此去便要江湖遁形。如今他交卷了，却未知赵家子女是否满意？因为我知道，还有另一本赵传也会问世。只要中国仍在专制下，这位前总书记便会充满争议，身后不清静，因为要争夺对他的"解释权"。其实这是赵紫阳的精彩之处，中共领袖大凡平庸，身后寂寞。
半个世纪的美苏对抗，在东亚筑起一道冷战疆界：台湾海峡、朝鲜半岛的三十八度线、中南半岛的北纬十七度线。在这个结构下，东亚持续了四十年的相对稳定，出现了日本的"经济奇迹"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回头去看，好像没有蒋介石毛泽东两个东亚强人，以及金日成胡志明两个小独裁者，就没有工业东亚；其实更基本的因果，乃是没有美国的军事订单，就谈不上东亚快速积累财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来料加工模式。曾经的杀戮战场、分疆裂土，竟孕育了东亚繁荣，这种偶然性，也种下了日后的隐患。
八十年代，苏联帝国崩解，东欧陷入经济困境和民族缠斗，英国发生历时最长的经济萎缩，失业人数大增；连冷战大赢家并打胜海湾战争的美国，也出现战后最大的经济衰退，整个西方跌入不景气的阴霾。相比之下，地球另一边的东亚，却成了一个亮点。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1991年台湾外汇存底超过八百亿美元，居世界第一。朝鲜半岛军事对峙也缓解了。
对于刚刚走出封闭、极权的中国来说，最便捷、难逢的机遇，就是把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找回来，只需要把关键词从"奇技淫巧"转换为"姓资姓社"而已。邓小平一九八〇年从广东擢升赵紫阳来做总理，是为一场"新洋务"的启动。此际的分殊，在邓小平主张有限市场经济、对外开放，而陈云则坚持中央计划指令，并以"反自由化"、"清污"抵触之。四五年间通货膨胀，1988年零售物价指数上涨18.5%，人心浮动，第二年便爆发学运、戒严镇压。这段"新洋务"触礁于民间抗议，并诱发高层权争，以至于流血政变，因"垂帘听政"故事重演，与晚清颇可一比；赵紫阳的"一个中心（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亦颇得张之洞"中体西用"的神髓。这次洋务运动与晚清最大的区别，是毫无外患（割地赔款），邓小平亟需跟洋人做生意，乃是"救党救国"。
"要吃粮，找紫阳"，一个前现代农业社会的伟大顺口溜，实在是低估了这个中原人。赵紫阳洞悉发生在东亚的一种"滚动"：
"从亚太地区来说，首先是美国把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制造业转移到日本。日本利用这种机遇发展起来了。然后美国、日本又把这一部分生产、制造业转移到四小龙那里去。随着四小龙经济的发展，日本、四小龙正在把这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从世界范围也好，从亚太地区也好，是不会终止的。这种经济结构滚动式的转移对不发达国家确是一种机遇。过去由于我们闭关自守，不开放，又实行僵化的高度集中的体制，信息也不灵通，所以好多次机会都错过了。现在这个机会再不能错过。 "
他还必须说服中南海里只懂"吃饱肚子"的那批人——喂饱四亿人，曾是四九上台的这个政权令西方刮目者。他在酝酿"把沿海一亿到两亿人口"，推进这种"滚动"里去。"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开展国际大循环大进大出"，虽然那时他接见台湾长荣集团董事长张荣发，还半信半疑地问：你们台湾不简单，地方那么小，外汇储备就有几百亿？张说，这不难，你们只要按现在的政策搞下去，不用很久你们就会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如果说邓小平称得上"改革总设计师"，他不过就是选对了赵紫阳这个人。
这里讲一个蛮有趣的细节，来自赵的秘书李湘鲁。任教澳大利亚的经济学家杨小凯，1989年元月请李湘鲁转交一封信给赵紫阳，认为中国人口庞大，加入国际市场会破坏国际经济结构的平衡，造成全球资源短缺，导致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等等。赵紫阳仅听李湘鲁简述了杨的观点便说，这些意见我都知道，不听了。事情一定要做。
李湘鲁当时感觉赵很"决绝"，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得越久，才越看得清楚，他说：
"沿海发展战略让中国赢得了二十年以上的和平发展机遇，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是1980年代最富远见也最成功的经济战略设计。当人们每每得意于中国坐拥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跻身世界第二的GDP时，我就不由得想起紫阳那天决绝的回答。"
赵紫阳说他在广东工作多年，比邻港澳，对国际市场和对外贸易了解得早一些。从这里也可以解读更深一点的中国现代史。从历史长程看，中国的内陆性从根本上抑制了南中国和海洋的作用。二十世纪初以来，从中国东南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在短短半个世纪里就被历史淘汰，蒋介石之败退大陆，即是新兴资本主义力量无法战胜中国强大的内陆性的一次历史性失败。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的共产党，就是靠这个内陆性赢得了江山，但是它不过是在中国复制暴秦暴隋，统治不到三十年也同样被这个内陆性拖垮，陷在贫困落后里不能自拔。赵紫阳当总理后，就筹划沿海发展战略多年，及至开发十四个沿海城市为特区进行海外贸易，无非是放开对南中国的捆绑。这个南中国对于香港、台湾、日本乃至欧美的意义非同寻常，它就是所谓"亚洲第五条小龙"，后来的"太平洋时代"也好，"大中华经济圈"也好，甚至色厉内荏的"大国崛起"，都不过是它的延伸。
赵紫阳有本事引来滚滚"通洋之利"，却不幸被天安门学潮折损。他从朝鲜回来发表54亚银讲话，七所大学复课，形势已缓和。这时何东昌却放话说赵讲话跟"426社论"不一致，不代表中央。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
"由此学生就越发有顾虑，要求对'426社论'有个说法，而那边一些人则坚持'426社论'不能退，并还搜集一些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邓那里送，还发表一些刺激学生情绪的话，搞两面挑。而我和学生也没有联系，两面都不买我的帐，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学生这边愈要求对'426社论'有说法、对政府施加压力，邓的那边决心也越来越大；学生闹得越越厉害，李鹏、北京市委对邓小平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这就形成了僵局。"
赵紫阳受良知驱动，而反对开枪镇压，不惜抵牾恩师邓小平，被废黜后也拒绝检讨，真正难能可贵。他在回忆录里也不避讳谈党内刮起一股"倒赵风"，其间自是一些意识形态和权力的错综复杂，但是他把中国推进"国际大循环"，有伤及中共权力根基之虞而令元老们恐惧，才是他下台的原因。
五、百年首尾各兩同（彤）
今日中國落入「習倒退」、改革存廢已在一線之間，此一線之間，竟是由於鄧小平也曾有過「改制」的一閃念，或使中國避免「革命」、暴力，而和平演變，此一線之機，便是在龐大、昏聵、殘暴的中共體制中，出現由鮑彤領銜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見吳偉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8月11日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0811/cc11wuwei24/），而「和平演變」路徑只有依賴黨內健康力量出手改制，其機會也只發生在鄧小平偶然出現「改制」意願的一瞬間，這個機會主義者殺心突起（成因大可研究），不止中國要人頭落地，最可惜者，乃是中國又落入暴力循環的怪圈，回到兩千年舊磨道上去了，而中國變局唯賴強人之一閃念，乃是民間太弱小，至今如此。
鮑彤是當代譚嗣同，因為鄧小平是想殺掉鮑彤的，由此八九六四這場溫和改革，又因為遭到鄧小平血腥屠殺，完全是重複一百年前的戊戌維新，遭到慈禧的血腥鎮壓，六君子斷頭菜市口。百年首尾各兩同（彤）。當年嚴家祺、吳國光等追隨鮑彤，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層，曾經有機會把中國撥向和平轉型的道路，卻被鄧小平斬斷，趙紫陽因為有鮑彤襄助，當年才如此精彩，幾個大手筆均來自鮑彤的建議，所以，實際上鮑彤才是當年進入中國最高決策層的一位傑出政治家。
2022年11月9日，鮑彤先生于北京時間7時08分安然離世，我聞訊在臉書上貼出這段文字。
鮑彤先生辭世，從八十年代過來的中國人，都會「心有戚戚焉」，因為鮑彤是趙紫陽的第一智囊，而趙紫陽的名字，會跟中國改革、八九六四等話語，永遠留在歷史中，政治的力量抹煞不了，原因也是政治對他不公道，對鮑彤也不公道。「任人評說」是一條歷史酷律，好人壞人皆不能免。
我並不認識鮑彤，卻因為《河殤》和《烏托邦祭》而扯上關係：
『到了（一九八八年）深秋之際，《烏托邦祭》的出版仍無著落。有一天戈揚忽然打電話給我：「曉康，你趕快給我弄一個十萬字以內的壓縮本，我用一期《新觀察》推出。」我連夜就做，知道老太太乃是京中一豪傑，不畏強梁的人物。
《新觀察》是半月刊，月初、月中各一本。我雖諸事纏身，整日頭緒紛亂，卻巴巴兒地等著下一個出刊日。記得一個黃昏，我掙脫一個什麼會議，就跑到一家街頭報刊亭，買了一本《新觀察》，翻開一看，連影子也沒有。跑回家給編輯部打電話，沒人接。第二天一早我就趕到沙灘文聯大院，在《新觀察》那棟小樓上，堵住編輯部主任鄭仲兵。老鄭是一個「溫良恭儉讓」的君子，一把拉我進去坐下：
「咳！老太太都躲著你呀。我跟你說，版都做好了，在開機印刷前一分鐘，老太太給鮑彤撥了一個電話。鮑彤說，這個蘇曉康，麻煩惹得還不夠呀？一個《河殤》，已經叫我們焦頭爛額，你再把這個廬山會議捅出來，我們可沒法保護他啦！」
到此，出版渠道基本堵死。』（《屠龍年代》）
《河殤》的命運，跟趙紫陽、鮑彤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其背後又牽扯一個極為重大的權力問題、政治危機，這個歷史秘辛，即中共的權力繼承問題：經過「文革」，老人幫的教訓是，他們打下的江山，只有交給他們的子女才放心。「六四」衝突提供了一個契機，使他們如願以償，中共這個政權也從此變成一個封建的「家天下」。「六四」屠殺二十年來，中國和世界都遺忘了許多，卻從未明乎於此。八九另有「驚天一炸」，即趙戈會「拋鄧」，導致情勢急轉直下，坊間皆言趙紫陽乃是對鄧小平攤牌，置鄧於「全民公投」之境，或說交給人們裁決是非，據說，這也是鮑彤向趙紫陽建議的，也因為這個事件，鄧小平在血腥鎮壓之後，第一個抓的人，就是鮑彤，他甚至要砍鮑彤的頭。
此「鄧掌舵」爆料，頗有幾說，都是借助了一種時間上的錯位：1989年5月16日，戈氏上午見鄧小平，下午見趙紫陽，何者為「最高級會談」？這個「規格性」問題，產生了一個「政治機會」——這是極權體制預留的一個漏洞，誰能利用它、怎麽利用最好，只是一個技術問題。一九八八年開始的「倒胡」「倒趙」陰謀，緣起陳雲的「子弟接班」戰略部署，乃是晚清「垂簾聽政」故事重演，改革陣營的趙紫陽鮑彤，見鄧小平恐懼學潮而令大局崩壞，必須出奇招扭轉頹勢，利用「五一六」的時間差，趁電視轉播的機會，向天下公佈「鄧掌舵」秘密，並以此反對調兵鎮壓，都是在中共體制下的明智終極之舉，鮑彤臨危不懼、冒殺頭風險，事後亦忠貞不移、守節致死，其風範直逼戊戌維新中死難的譚嗣同。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高齡九十的鮑彤投稿《光傳媒》一文〈俄國十月炮響給中國送來什麼〉，這或許是他最後的文字？我受託寫了一篇推薦詞：
『鮑彤，耿介之士，也是一位智者。他沉浮黨內多年，風風雨雨；曾位居中樞，睨視決策；又因腦後有反骨，身陷秦城，終於倖存晚歲，看盡興亡。此文雖短，卻大開大合，如庖丁解牛，由馬克思憤青的起頭，一路辨析俄羅斯的荒謬、毛澤東的粗鄙，中國造了兩千年反，還要去請「洋宋江」，寥寥幾語已說盡中共百年鬧劇。毛澤東說是「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標準答案，中國學生用來應考保證得滿分，但是等於沒有回答，因為沒有人知道「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東西，連馬克思本人也說他只知道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摘自《雨煙雪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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