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來
哨兵國度：中國如何透過監控維繫獨裁政權
The Sentinel State: Surveillance and the Survival of Dictatorship in China
- 作者：裴敏欣
- 原文作者： Minxin Pei
- 譯者： 林瑞
- 出版社：八旗文化
- 出版日期：2025/09/03
- ISBN：9786267509654
台灣中文版作者序
在過去二十多年裡，中國政府投入了巨量資源建立了一個高科技的監控體系。由於西方媒體的關注，人們普遍認為統治中國的共產黨政權現在主要依靠人工智慧、人臉識別、高清晰度的攝影機、網路監控等高科技手段，來控制十四億人民和維持政權的生存。這種判斷只是看到了中共監控體系的表面現象。持有這一看法的人並不了解中國的一個基本事實：雖然現代技術使中共的監控體系能力和效率大大提高，但是在中國的警察體系擁有高科技的設備之前，中共僅靠其無比的組織和政治動員能力，就已建立了一個可以覆蓋全國、有效的監控系統。我開始研究中國監控系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讓一般讀者知道，中共監控體系的核心不是高科技，而是其列寧主義政權特有的組織能力。要真正全面理解中共是如何依靠監控來維持政權的存續，我們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共的組織和政治動員系統上。
研究專制政權的監控系統的最大困難是獲取可靠的材料和證據。由於有關中國政法系統（即公安和情報體系）的材料大部分是保密或「內部」資料，許多關鍵檔案和資料很難從公開發表的刊物裡找到。但是，有志者事竟成。雖然這類公開材料不多，但還是有。因為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許多敏感材料會由於基層工作人員的不慎而被洩漏出來。譬如中國的公安年鑑、公安志、地方志、地方年鑑、政法年鑑、公安教科書等都會有零星的材料。透過幾年的「偵探」工作，一個研究者還是能夠基本上知道中共監控體系的規模、結構和運作。
總體來說，專制政權的生存依靠的是暴力。但是因為鎮壓的成本很高，暴力的過分使用會造成極大的代價。北韓、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和史達林時代的蘇聯，過度運用暴力而消耗了許多寶貴的資源。後果是經濟落後和社會貧窮。在毛以後的中國，中共的生存模式有了根本的改變。不僅暴力的使用受到限制，而且鎮壓的手段也變得更複雜和多樣。這一變化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更明顯。鄧小平後的中共領導人從天安門事件中得出最重要的教訓之一，就是最有效和成本最低的鎮壓手段是「預防性鎮壓」；用坦克和衝鋒槍屠殺抗議者是「反應性鎮壓」，不僅政治形象成本巨大，而且有可能觸發精英分裂和政權危機。相比之下，透過監控和其他手段，「預防性鎮壓」可以在反對勢力組織抗議之前幫助統治者鎖定反對勢力的骨幹分子和了解他們的計畫，從而在其行動之前就可以透過恐嚇、綁架或拘留，使反對勢力無法進行集體行動。
雖然「預防性鎮壓」的政治優勢十分明顯，但是「預防性鎮壓」需要十分可觀的組織能力和經濟資源。建立一個有效的監控體系，專制政權要雇用大量的祕密警察和發展許多「線人」。用技術手段監控也十分花錢。由於這些因素，並不是所有專制政權都有能力建立有效的「預防性鎮壓」體系。
但是在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具備了建立一個有效的「預防性鎮壓」體系的所有條件。政治上，「維穩」成了中共領導的最主要目標，因此北京願意動用前所未有的資源來達到這一目標。從組織層面來看，中共自上而下的列寧主義政黨體制，可以動員官僚系統貫徹執行維穩工作。由於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的中共組織，掌握了許多寶貴的經濟資源和機會，發展線人比較容易。學校、公司、飯店、街道居委會的官員可以動用他們的權力，透過威脅和收買讓普通民眾擔任所謂的「信息員」。定期向政府和警察提供情報或擔任特定的任務，如監視異議人士、上訪人員、「邪教」信徒等。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為政府提供了豐富的稅收。和貧窮的毛澤東時代相比，天安門後的中共有更多的資源來支撐一個龐大的警察體系和聘用幾百萬名「信息員」。在過去三十年內，中國科技發展突飛猛進，為建立一個現代的數位監控體系奠定了物質基礎。
和前蘇聯及一九八九年前的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相比，中共現有的監控體系組織更完善、手法更有效、技術更先進。在組織層面上，中共有一個專門負責國內安全（包括監控）的黨內官僚機構，即所謂的「政法委」。中國從中央到縣的每一層政府都設有政法委，它的專職官員的唯一任務就是執行和協調「維穩」和監控工作。由於有效的監控需要協調不同部門和落實具體政策，政法委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而前蘇聯和東歐的前共產主義政權都不設政法委，所以他們的監控體系的組織動員能力沒法和中共相比。從手法上來看，中共在天安門後已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比如設立「重點人員」黑名單，在敏感時期（「六四」、「兩會」等）加強監控異議人士。用「敲門」行動（即警察不定期到家裡查詢）來恐嚇重點監視對象。由於中共大力提倡所謂的「科技強警」，現代光纖通訊技術和各種感應器材，使中國的警察擁有前蘇聯格別烏（俄語G.P.U.譯為格別烏，後稱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KGB）和前東德史塔西（Stasi）做夢都想不到的先進監控能力。
我們可以用許多原因來解釋為什麼中國持續的高速經濟發展沒有帶來民主化。除了所謂的「業績合法性」（即透過發展經濟獲取民眾支持）和煽動民族主義 情緒，中共政權得以生存和其行之有效的以監控為主的「預防性鎮壓」有緊密關係。很難想像如果沒有書中描述的「哨兵國度」，中共的維穩會如此成功和有效。
但是，我們也不應該高估中共的監控能力。暴力和恐怖不能保證一個專制政權的長期生存。中共在天安門後二十多年的「黃金時代」靠的不僅是「哨兵國度」，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經濟起飛、有利的國際環境和務實的領導。這些有利因素在習近平時代已基本消失。因此中共今後的生存不能僅僅指望「預防性鎮壓」。只有透過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中共才能重塑其合法性的基礎。但是目前看來這種可能性甚小。這是中國真正的悲劇。
中共為何能打造出世界上最先進的監控體系？
裴敏欣
在過去二十多年裡，中國政府投入了巨量資源建立了一個高科技的監控體系。由於西方媒體的關注，人們普遍認為統治中國的共產黨政權現在主要依靠人工智慧、人臉識別、高清晰度的攝影機、網路監控等高科技手段，來控制十四億人民和維持政權的生存。這種判斷只是看到了中共監控體系的表面現象。持有這一看法的人並不了解中國的一個基本事實：雖然現代技術使中共的監控體系能力和效率大大提高，但是在中國的警察體系擁有高科技的設備之前，中共僅靠其無比的組織和政治動員能力，就已建立了一個可以覆蓋全國、有效的監控系統。我開始研究中國監控系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讓一般讀者知道，中共監控體系的核心不是高科技，而是其列寧主義政權特有的組織能力。要真正全面理解中共是如何依靠監控來維持政權的存續，我們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共的組織和政治動員系統上。
研究專制政權的監控系統的最大困難是獲取可靠的材料和證據。由於有關中國政法系統（即公安和情報體系）的材料大部分是保密或「內部」資料，許多關鍵檔案和資料很難從公開發表的刊物裡找到。但是，有志者事竟成。雖然這類公開材料不多，但還是有。因為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許多敏感材料會由於基層工作人員的不慎而被洩漏出來。譬如中國的公安年鑑、公安志、地方志、地方年鑑、政法年鑑、公安教科書等都會有零星的材料。透過幾年的「偵探」工作，一個研究者還是能夠基本上知道中共監控體系的規模、結構和運作。
總體來說，專制政權的生存依靠的是暴力。但是因為鎮壓的成本很高，暴力的過分使用會造成極大的代價。北韓、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和史達林時代的蘇聯，過度運用暴力而消耗了許多寶貴的資源。後果是經濟落後和社會貧窮。在毛以後的中國，中共的生存模式有了根本的改變。不僅暴力的使用受到限制，而且鎮壓的手段也變得更複雜和多樣。這一變化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更明顯。鄧小平後的中共領導人從天安門事件中得出最重要的教訓之一，就是最有效和成本最低的鎮壓手段是「預防性鎮壓」；用坦克和衝鋒槍屠殺抗議者是「反應性鎮壓」，不僅政治形象成本巨大，而且有可能觸發精英分裂和政權危機。相比之下，透過監控和其他手段，「預防性鎮壓」可以在反對勢力組織抗議之前幫助統治者鎖定反對勢力的骨幹分子和了解他們的計畫，從而在其行動之前就可以透過恐嚇、綁架或拘留，使反對勢力無法進行集體行動。
雖然「預防性鎮壓」的政治優勢十分明顯，但是「預防性鎮壓」需要十分可觀的組織能力和經濟資源。建立一個有效的監控體系，專制政權要雇用大量的祕密警察和發展許多「線人」。用技術手段監控也十分花錢。由於這些因素，並不是所有專制政權都有能力建立有效的「預防性鎮壓」體系。
但是在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具備了建立一個有效的「預防性鎮壓」體系的所有條件。政治上，「維穩」成了中共領導的最主要目標，因此北京願意動用前所未有的資源來達到這一目標。從組織層面來看，中共自上而下的列寧主義政黨體制，可以動員官僚系統貫徹執行維穩工作。由於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的中共組織，掌握了許多寶貴的經濟資源和機會，發展線人比較容易。學校、公司、飯店、街道居委會的官員可以動用他們的權力，透過威脅和收買讓普通民眾擔任所謂的「信息員」。定期向政府和警察提供情報或擔任特定的任務，如監視異議人士、上訪人員、「邪教」信徒等。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為政府提供了豐富的稅收。和貧窮的毛澤東時代相比，天安門後的中共有更多的資源來支撐一個龐大的警察體系和聘用幾百萬名「信息員」。在過去三十年內，中國科技發展突飛猛進，為建立一個現代的數位監控體系奠定了物質基礎。
和前蘇聯及一九八九年前的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相比，中共現有的監控體系組織更完善、手法更有效、技術更先進。在組織層面上，中共有一個專門負責國內安全（包括監控）的黨內官僚機構，即所謂的「政法委」。中國從中央到縣的每一層政府都設有政法委，它的專職官員的唯一任務就是執行和協調「維穩」和監控工作。由於有效的監控需要協調不同部門和落實具體政策，政法委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而前蘇聯和東歐的前共產主義政權都不設政法委，所以他們的監控體系的組織動員能力沒法和中共相比。從手法上來看，中共在天安門後已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比如設立「重點人員」黑名單，在敏感時期（「六四」、「兩會」等）加強監控異議人士。用「敲門」行動（即警察不定期到家裡查詢）來恐嚇重點監視對象。由於中共大力提倡所謂的「科技強警」，現代光纖通訊技術和各種感應器材，使中國的警察擁有前蘇聯格別烏（俄語G.P.U.譯為格別烏，後稱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KGB）和前東德史塔西（Stasi）做夢都想不到的先進監控能力。
我們可以用許多原因來解釋為什麼中國持續的高速經濟發展沒有帶來民主化。除了所謂的「業績合法性」（即透過發展經濟獲取民眾支持）和煽動民族主義 情緒，中共政權得以生存和其行之有效的以監控為主的「預防性鎮壓」有緊密關係。很難想像如果沒有書中描述的「哨兵國度」，中共的維穩會如此成功和有效。
但是，我們也不應該高估中共的監控能力。暴力和恐怖不能保證一個專制政權的長期生存。中共在天安門後二十多年的「黃金時代」靠的不僅是「哨兵國度」，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經濟起飛、有利的國際環境和務實的領導。這些有利因素在習近平時代已基本消失。因此中共今後的生存不能僅僅指望「預防性鎮壓」。只有透過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中共才能重塑其合法性的基礎。但是目前看來這種可能性甚小。這是中國真正的悲劇。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