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棋圣”聂卫平去世，我知道他的名字还是因为看过一段时间战鹰的直播，一把年纪还能和年轻人打成一片，称呼战鹰“哥们”，显得平易近人。以下内容摘自他的自传《围棋人生》，记录了和陈毅、邓小平、胡耀邦、习近平等人的交往经历。
一、和陈毅
在我的童年中，最令人难忘的就是我十岁那年和陈毅元帅下过一盘棋，从那以后我们竟成了棋友。
当时在场的还有李立三、过惕生和过旭初。李立三我原来就认识，那时他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每个周末他都派车接我和继波到他家下棋。他家养了好几条狗，我小时候还很害怕。下完棋还请我们吃饭，开开荤，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极度缺乏，能吃上肉就是很不错的事了。
下完棋，陈老总留我们吃午饭，在吃饭中我可是闹了大笑话。那时我们家生活简朴，像汽水也算是高档消费品了，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喝到，不可能随便就喝的。吃饭时服务员给我倒上汽水，我一尝，特别好喝，几口就喝光了。我刚喝完，服务员又给我倒上，再喝光，又倒上，就这样我连喝了十几瓶，到后来居然喝“醉”了，头晕得不得了，只觉得天昏地转，吃着半截饭就坐不住了，只好躺在了沙发上。陈老总叫我吃担担面，我起都起不来了。后来怎么回的家我都记不清了，反正一到家就挨了我爸爸一顿打，说我太没出息了，一点样子也没有。
陈老总估计我回去后挨过训，幽默地说，这个东西吃不醉哟。
我看了我爸爸一眼，得到他的允许后我才吃了。以后我特别爱吃西瓜，在大的比赛中，我不吃午饭也要吃西瓜是有了名的，这不能不说同陈老总请我吃西瓜有关。
经常和陈老总一起同我们下棋的还有张劲夫、金明、胡立教、孙乐宜等，他们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最有意思的是我还和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宋希濂下过棋。我那时看过不少历史书，知道宋希濂是国民党的上将、兵团司令，是陈毅元帅的手下败将。一次在政协礼堂我同时遇见他们两人，我就在心里把他们进行比较。那时我们受的教育国民党都是凶神恶煞，面目狰狞，可我看着他们两人都很和蔼，从外表上看不出哪个是共产党，哪个是国民党。我特别喜欢宋希濂还有一个原因，他总爱请我吃冰淇淋，政协礼堂的冰淇淋又做得特别好吃，吃得我对他极有好感。“文革”后他去了美国，以后再也没见到他。
陈老总生前公开讲过，他搞围棋并不是因为个人的爱好，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批准、提倡的。毛主席本人是否会下围棋，至今没有定论。我认为毛主席会下，在他的着作中多处提到围棋，甚至还用“做眼”比喻建立革命根据地，一点不懂棋的人是不可能如此引用的。 另外陈老总也说过，毛主席的水平很不错。
二、和邓小平
打完牌邓老爷子留我吃螃蟹，在餐桌上，毛毛突然大声问我，听说你在背后说我们老爷子打牌不行，都是别人让，现在你觉得怎么样啊？你是不是可以坦白一下你的想法呀！邓小平耳朵有点背，她这么大声讲就是为了让老爷子听见。我当时就傻了，我讲的那些话不知怎么传到了她的耳朵里，而且当着老爷子的面给我抖了出来，我顿觉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尴尬之极。我愣了半天，说道，看来我以前的判断错了，老爷子打得确实很好。邓小平听了哈哈大笑，丝毫不掩盖得意之情，天真得像个孩子。
后来在回北京的火车上，老爷子还跟孔祥明说，小聂下围棋是九段，打桥牌可没有九段，他被人家宕了六个。从此以后“宕六个”成了我的笑柄，桥牌界的人都知道，一见面就拿“宕六个”来打趣我。
我儿子当时还不到三岁，长得挺可爱，邓小平见了很喜欢，让他叫邓爷爷。可我们这儿子不争气，就是不叫。邓小平也特绝，不住地说，你就叫我一声邓爷爷嘛！叫我一声嘛！好像是在求他。可他就是不叫，死拧，到最后也没叫。邓小平还是很喜欢他，并让小孔转告我：你这个儿子很好，将来结婚找媳妇的时候，要报告我，我批准才可以。当小孔把这话转告我时，我真是受宠若惊。那时邓小平的精神多好呀，他让我儿子结婚时报告他，说明他对自己的健康充满信心。遗憾的是我儿子还没到结婚的年龄他就先走了。
有一次邓小平、胡耀邦、丁关根和我正在大会堂一一八房间打牌，突然杨尚昆进来，后面还跟着几个人。我见是国家主席进来，便主动站了起来。邓小平连忙说，别动！别动！打牌嘛！打牌嘛！我只好又坐下。这时杨绍明急忙抓拍了几张照片，后来这张照片发表在他的画册上。
邓小平曾笑称自己之所以保持健康是四个原因：一打桥牌，二游泳，三吸烟，四喝酒。
他吸烟也有个习惯，从来都是自己点，而且是用火柴，不用打火机。 谈到吸烟，邓小平曾亲口对我说过吸烟有十大好处，比如口腔卫生、提神、使大脑充分发挥、增加国家税收等等。因为我也吸烟，对他的看法颇为赞成。这件事得到邓朴方的证实，但具体的哪十大好处他也记不清了。后来在医生的劝阻下，邓小平终于戒了烟，邓朴方也戒了，我却始终没戒。
一次和邓小平一起吃饭，毛毛对老爷子说，聂卫平想到我们解放军来，我们解放军是不是收他？她是想让老爷子表态。邓小平不说话，也不表态，就在那笑。毛毛说，你笑就是默许了。接着又问，是不是默许了？邓小平还是笑，不回答。这时毛毛就对坐在旁边的万里说，万叔叔，你看老爷子默许了，你跟北京市打个招呼吧，让北京市放他，到我们解放军来。万里说，老爷子默许我就办。可第二天我就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我去找胡耀邦汇报了。耀邦当即表示不同意，问我，你为什么要到解放军去？你现在不是在北京吗？我一听就傻了，没法回答，只好把解放军的待遇如实说了。耀邦马上批评我说，你就考虑你自己的待遇，这怎么能行啊！我当时真是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以后再也不提此事了。
在和邓小平的接触中，我感到他是一个人情味很浓的人。国庆四十周年的庆祝晚会上，我因是政协常委，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邓小平刚一出来，便被一层层的人包围住了，我无法和他接近。我想那么多人，他肯定看不见我。没想到他发现了我，并微笑着和我打了个招呼。我当时觉得他既是一个伟人，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感情。
三、和胡耀邦
1985年，在范曾的介绍下，我加入了民盟。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这才知道我不是共产党员。他马上打电话把我叫了去，一见面就问我，你怎么不入党而入民盟呢？我说我以前写过入党申请书，可没人理我；而民盟对我非常热情主动。胡耀邦没再说什么。
回去后，我很快就入了党。按照党章的规定，加入民盟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共产党。
还有一年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了一个文件，把运动员的伙食标准分为一、二、三级，我们围棋队被降到最低一级。在他们看来下围棋体力消耗最小。其实他们不懂。上海科研所做过调查，一场围棋比赛一般需要七八个小时，所消耗的能量比踢一场足球大得多，所以围棋运动员要吃得很好才行。他们那个标准不知根据什么制定的。
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记者问我，你最讨厌的人是谁？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最讨厌的是那些不懂装懂瞎指挥的领导。记者又问你能举个例子吗？我说可以，就把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的那个文件说了。我为什么敢那么说呢？因为我问过胡耀邦，他说乱弹琴！谁降你们的伙食标准，就先降他们的。后经我们的抵制，伙食标准才没有降下来。
还有一件事使我对胡耀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中国足球史上最惨痛的“五一九”那天，正是个星期日，下午三点我去人民大会堂和邓小平打桥牌，同时参加的还有胡耀邦、万里、王大明、王汉斌、丁关根等人。我和胡耀邦搭档，在发牌过程中，胡耀邦忽然很随便地问我，你对今天晚上的足球有什么看法？我也很直率地回答说，晚上的足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比香港水平高得多，而且是打平就可以出线，我估计最少赢两个球。
胡耀邦一听警觉起来，又追问了我一句，有你这样想法的人在体委有多少？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所有的体委负责同志都是这种想法。胡耀邦连声说，不行，这样不行！他放下牌，把秘书叫来，让他马上给当时的体委负责人打电话，说这场球不见得肯定能赢，要做好输球的准备，特别要防止群众闹事，并要她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秘书全都用笔记了下来。
我当时就在旁边，耳闻目睹，心里却很不以为然。我想你不是总讲实事求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你今天可就有点外行了，这球还能输吗？！你怎么能让人做这种准备？！当然我没敢说出来。
晚饭后，胡耀邦提议不打了，回去看球。大家也都很关心这场球，特别是邓老爷子也是个足球迷，于是就散了。
回到围棋队，我就打开电视机，等裁判结束的哨音一响，我马上想到胡耀邦是高，在全国大多数人的脑袋都在发热时，他却保持着高度的冷静。
当时我还没想到真的会闹事，可事实证明当天晚上就有群众上街闹事，还放火烧了汽车。
事后胡耀邦跟我说，他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李梦华后，李梦华马上让秘书给几位副主任打了电话，传达了总书记的指示。只是不知哪个环节出了疏忽，并没有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结果事件发生后，由于事先安排的警力不够，搞得非常被动。这件事使我对胡耀邦更加敬佩了，他不仅预测到在那种过热的情况下有可能输球，而且看到由于当时物价上涨等原因，社会产生了不安定因素，很有可能会有人借着输球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果然这些都被他不幸言中。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思维和胆识。
还有一次我去西安参加被授予体育十佳的活动，第二天中午我和郎平、韩健坐一架班机返京。因为事先已经和胡耀邦约好去他那里打牌，他们就派了一辆车来接我，正好也把郎平和韩健拉上。既然一起到了中南海，他们也希望能见见中央领导。我就和胡耀邦联系，说他们也是最佳运动员，为国争过光，能不能接见一下。当时万里也在，他们愉快地接见了郎平和韩健，并表扬了他们一番。
一见到耀邦叔叔，他就说春节晚会我看了，很感人，并叫我和他一起去参加广西军区为他举办的酒会。他说酒会本来早就要办，为了等我才推到现在。他的意思是酒会上那些军区领导肯定要向他敬酒，他本来喝得就很少，那时医生也不让他喝，我去了就可以帮他挡酒。我能喝酒耀邦叔叔是知道的，还送过我很多好酒。在车上他对我说，你不仅是棋圣，还是酒仙，你今天一定能挡住他们。我果然不负耀邦叔叔的“重托”，顶住了那些司令政委们的“轮番轰炸”，没有倒下，无愧于“酒仙”的称号。
在离开南宁前，耀邦叔叔和我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他说，我们两个是忘年之交，关系很不错。你现在是越来越忙了，我呢，今后可能会不做什么工作，越来越闲了。今后你不要再花很多时间来陪我了。他讲这话时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我对耀邦叔叔好并不是因为他是中央首长，其实我和他的来往在他不当总书记时比当总书记时多得多。他当总书记时我只有两次到北戴河和他一起度假，而他不当总书记后我跟他去了很多次，时间也长得多。谁知这次谈话竟成了我们的诀别，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至今想起来仍令人感慨不已。
1986年12月31日，我又去人民大会堂打牌，当时有邓小平、胡耀邦、万里和邓朴方。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闲聊，很热乎，这时邓朴方突然对胡耀邦说：“耀邦叔叔，什么事情都不重要，只有身体是最重要的，要多保重身体。”胡耀邦回答说：“我没什么，我这个人乐观得很，身体没有问题。”
我当时很奇怪，他们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两句话来，但也没多想。
两天之后，我和曹大元等人去哈尔滨参加一个活动，晚上出席了一个宴会，黑龙江省的很多领导也参加了。在宴会进行中，突然从广播中收听到胡耀邦辞职的消息，我当时就愣在那儿了。这时我想起两天前邓朴方和胡耀邦的谈话，估计他们可能是已经知道了，但我从表面上一点也没看出来。当时黑龙江省一些领导立刻就表态，紧跟中央，并对胡耀邦说了些不负责任的话。我听后说，你们对胡耀邦了解得不够深刻，我不赞成。我认为胡耀邦即使犯了错误，也是枝节的，他的主流是好的。当时就我一个人替胡耀邦说话，事实证明我讲的是对的。
四、和习近平
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三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平，人家就称我们“三平”。
我们三人转身就朝锁车的地方跑，我和习近平动作快，逃了出来，而刘卫平跑得慢了一步，差点被打成脑震荡。后来和已经当了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谈及此事，都感慨当初要不是跑得快，也就没有现在的戏了，我们可以说是患难之交了。
要说我和足球的渊源，还早在1959年我七岁时，我爸爸带我到工体看国家队和苏联队踢球，那时就对足球有了很深的印象。第二次是中国队打智利队，戚务生、高丰文与徐根宝那批人以二比零的比分赢得了胜利。到了八十年代，看了中国国家队和沃特福德的一场比赛，被打了一个零比五，输了。一个英国三流，甚至不入流的球队，打我们居然能打成如此，使我感到强烈的震撼和刺激。值得一提的是，这场球还是与习近平一起看的，我们称之为一场“耻辱教育”。
中国足球到了这种地步，可我依然相信：中国足球还会有出线的那一天，可未必在我的有生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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