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官郭偉健裁定《立場新聞》煽動罪成，總編輯鍾沛權入獄二十一個月，是由於法官認為《立場》發表十一篇「煽動文章」，不屬於新聞工作，而流為政治工具，「抹黑」、「中傷」中央及特區政府，意圖煽動民眾仇恨政權。
不過，細看判詞，郭法官對新聞業一知半解（日後再談），對事實裁斷又以主觀臆測代替客觀證據，得出的結論起碼是極不專業，若因此引起市民對司法制度的不滿，郭法官當然免罪，因為他不會有煽動意圖（是否罔顧後果則很難說），卻顯出現行煽動罪只講意圖、不計後果的不足。
例如他對《立場》的《創刊辭》所謂的幾點裁斷，便顯得十分牽強。首先，他斷定《立場新聞》的前身《主場新聞》的結束，只是經濟原因，並不如東主蔡東豪所說，是因為恐懼加上錯判市場反應（廣告收入不足）而導致「非正常死亡」，在雨傘運動之前突然結束。整個聆訊根本沒有探討《主場》的死因，也沒有甚麼新證據，郭法官除了憑直覺，還憑甚麼證據決定經濟拮据才是《主場》倒閉的唯一原因？
其次，《立場》的運作交由信託安排，東主不能作主，法官不相信此舉是要「抗拒外來打壓」，而是方便集資創辦《立場》，並防止蔡東豪重演一人獨斷結束《主場》。其實兩者並無矛盾，法官又憑甚麼排除創辦人沒有防範「外來打壓」的意圖？
法官無考慮《立場》守護普世價值理念
法官推測《立場》的政治立場，只憑《創刊辭》幾句話，更令人大開眼界。《創刊辭》說：「以香港為本位，堅信我城的未來，應該由香港人自主；民主、人權、自由、法治與公義，是我們致力守護的香港核心價值。」法官看後，不相信《立場》如總編輯所言，要守護普世價值，因為他執著第一句（「堅信我城的未來，應該由香港人自主」），加上最後一句「香港，是香港人的主場；守護主場，是我們絕不退讓的立場」，便得到唯一的結論：《立場》的政治立場是「排除中國由港人自主香港的本土主義」。
原因是，在他來看，最後一句代表只有香港人，對香港有絕對的控制權和影響力，而開首第一句則宣示香港人有權主宰未來，對此「絕不退讓」，則表示《立場》站在中國及特區政府的對立面，也在所不計。再推測下去，《立場》是促進香港自主的本土主義政治運動的一部份或者側翼組織，因此它發布的文章是政治操作，猛烈批評政府，便可當作帶有煽動市民仇恨政權的意圖。
指《立場》促進本土主義欠事實基礎
首先，《創刊辭》是開宗明義表達信念和願景，除了服膺於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與公義這些普世價值，《立場》也表明香港自主的重要性，因為香港事事俯仰由人、身不由己的話，還談甚麼守護普世價值？更何況，正如不少學術研究指出，2003年反23條立法風起雲湧，北京隨即改變香港政策，一再延後落實雙普選之餘，又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地域發展等方面加強介入香港事務，而同期間香港人身份認同加強，但香港人以至民意代表與北京溝通渠道閉塞，逐漸更多人擔心北京能否信守「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因此《立場》提出守護香港，絕不退讓，實有其特定的時代意義，不足為奇。
再者，只要稍稍涉獵有關文獻可知，本土主義可理解為注重地方自治，主張地方事務該以本土利益和價值的考慮優先，當中涉及廣闊的制度光譜，由「一國一制」下各級地方政府獲中央授權的自治權力、「一國兩制」下地方政府的高度自治權，以至聯邦或邦聯制下自治州分的權限。因此，由《創刊辭》聯想到本土主義之後，但屬於甚麼樣的本土主義，若控方沒有提證，郭法官應該先放棄主觀猜測，再破例自己進行有根有據的論證，例如以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從《立場》的報道題材及角度，以至評論的觀點取向和事實根據，全面評核它的實際表現，才給《立場》下結論。否則急急立論、定性，隨便指責《立場》是要求絕對話事權而排除中國影響的本土主義，除了示範何謂欠缺事實基礎，不見得有助建立法庭的權威。
《立場》反映民意的言論對立僅是發揮傳媒監察
其實《立場》致力守護的五項核心價值及與此相關的自治要求，並表明絕不退讓，立場「企硬」，不外是通過報道事實及發表言論，表明香港人的利益和價值。因此即使如郭法官所講，站在中國及特區政府的對立面，也不過是反映民意的言論對立，發揮傳媒監察權力的作用。郭法官不是早已明言，只要有事實基礎便可批評政府，又何必小事化大，把《立場》敢於對政府提出反對意見，看成是有礙國家安危的敵人？
退一萬步說，上面質疑郭法官對《創刊辭》的幾點裁斷，他可以每一點都完全不同意，但不能否認這些解讀可能才是《立場》的真正意思，但判詞中郭法官沒有擺事實講道理，排除其他的解讀，令人看不到他的論證已達到理無可疑的地步，那麼據此作出的有罪裁決，又能否達到定罪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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