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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跟柴靜聊《河殤》，反響強烈，訪談中提到續集《五四》，許多聽眾很好奇，我就贴出製作《五四》的一篇回憶，《世纪末回眸 ——关于一部电视片的流产记录》第一部分，展现八十年代的文化风貌和思潮景观。夏骏也寫了一篇回憶《剪不断，理还乱，是中国——关于流产电视片 《五四》的追忆》，詳細介紹我們怎麼製作《五四》：
"金观涛请我吃饭，也不来接我！"
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此人颇傲慢。后来知道是《西方的丑学》的作者，我便有些肃然起敬，知道那傲慢也是有本钱的。北京学术圈子里都知道此人不凡，似乎并非他拜大名鼎鼎的李泽厚攻读博士，而是他曾与「黑马」刘晓波有过一场辩论。自然他那副大腹便便的绅士派头本来就有些唬人。
刘东果然饱学。他把中国近代史看成是一个现代化反复演进和不断受挫的过程，遭受西方挑战的中国文明的嬗变，必然逻辑地从物质、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依次递进，最终逼到价值立足点的根本转移上去。在这样一个理论框架中，不仅洋务运动在物质层面的变革应予充分肯定，戊戍维新和辛亥革命在制度层面变法或革命的失败也不足为怪。五四运动虽然终于抓住了现代化的主题——以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结合中国传统，但这犹如"日出"般的新文化运动，恰在"五∙四"这一天走入迷津……那天吃烤鸭的时候，这位胖子在大嚼大咽之中便把一部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百年史捋得头头是道。
那天敲定，由他拿出一份脚本提纲来。他又嚷嚷起来："我正作博士论文哩，满脑子宋学，整天跟苏东坡对吟诗词，不食人间烟火呀！"
老金哂笑："今天就请你来人间撮一顿。钻出来，再钻回去嘛。"
从两年前的一个夏夜开始，钱钢鬼使神差地追寻起李鸿章的踪迹来："我在写《海葬》。我在写100年前的变革。"
他告诉我，有一回他去煤渣胡同寻找当年李鸿章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杳无踪影，"100年了。什么东西都会面目全非。"但他却意外地发现了李中堂的故居贤良寺。就在这座古寺的东面，正兴建一座大饭店，那地皮就是当年海军衙门的旧址。"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们仰望着海军衙门——百年后的'王府饭店'，只见这座即将竣工的摩天大楼，在探照灯的照射下，通体闪着银光，巍然耸入夜空。桔黄色的巨大起重机上，写着三个大大的日文字：熊谷组"。
1988年。不吉祥的龙年。中国人浮躁、嚎叫和惴惴不安的一年。大伙儿都在骂物价、骂官倒、骂腐败。上校钱钢却把目光投向整整100年前——
『1888年。中国第一盏电灯在紫禁城里被点亮了。1888年。光绪皇帝即将'大'，'亲政'。1888年。康有为呈'上清帝第一书'，未达光绪。1888年。颐和园正加紧施工。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距离它的悲剧性的大覆灭还有6年；整整100年后，我为它写《海葬》。』
《海葬》可谓《河殇》的姐妹篇。但更有意义的是，它写的正是刘东所说那个物质层面变革的悲剧，而这种悲剧100年后恰在中国重演。历史似乎开玩笑式地在作圆圈游戏。
钱钢虽不是刘东那样的哲学家，却很早就悟到了这一点。记得大约三年前，他就告诉我他正沉浸在晚清历史之中。那时我还处在"问题报告文学"的兴奋期，压根儿想象不出这位《唐山大地震》的作者能从故纸堆里掘出什么"宝"来。但我深信他的那种"不赶浪头、坐得住冷板凳"的厉害。
我去邀钱钢一块来写这部片子时，他正在为《海葬》作最后的修订。洋洋十数万言已经写出，他却还被两件或许永远解不开的历史迷团所困惑，白净的脸上满是愁云，劈头问我：
『你相信孙中山曾经冒死去策反李鸿章吗?今天我们想像得出当时李鸿章虽然拒绝了，却鼓动孙中山革命，并愿为他作后盾吗?你相信光緒实际上根本没有给维新党人下'诛荣(禄)废后'的密诏吗?能设想谭酮同居然是编造了一个假上谕去策反袁世凯的吗?多么具有魅力的细节啊。历史永远是不可思议的………』
是的，谭嗣同和孙中山都曾寄希望于权威人物。李鸿章虽戴着"卖国贼"的帽子却不是后人所想像的那样昏聩。袁世凯虽然两度成为中国变革的关键人物，但却永远不会是华盛顿式的"新权威"。他们每个人背后都受到文化指令的支配。这诚如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记》所说：
『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当满清皇帝的个人权威还是至高无上的时候，倘若光绪是另一个人，戊成变法未尝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凯都短寿早死，辛亥前后的局面恐怕也将很不一样。然而即使那样，在有着数干年封建重压而又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大地上，要迈进工业化社会和实现富强，也仍将百折千回，历尽艰险，决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笔直平坦。』
钱钢三年引而不发，突然向世人托出一个100年前的噩梦，不是比我们笔下的现实改革更意味深长吗？
龙年之尾，气温骤寒，世态躁动，人皆不得安宁。我也因《河殇》之争，被各种采访、座谈、讲课、笔会弄得心力交瘁，家中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于是躲进刘东的"寓所"去写剧本。
刘东也是借住在东城一所"高研"楼里，门上贴着"概不会客"的字样。我俩避开世嚣，每日弄些笔墨之余，小酌对斟，静静地漫说百年兴亡。胖子把他那庞大的身躯硬塞在一张快要散架的转椅里，隔着书桌上几乎要摞到天花板的那些厚砖似的国学典籍，对着我喷云吐雾。有时王焱(我们邀他写剧本压轴的一集)也来，我们就去胡同口的小店涮羊肉，灌了一肚子羶味酒气，越发要侃，每每到凌晨才散，第二天头昏脑胀，终于摆弄不出几个字来。于是胖子就会叹息"这年头作学问真难"。
说起目下文人的潦倒，刘东总会提到他楼下的一位名教授。那老者（《紅樓夢》英譯者楊憲益）寂寞时常把他叫去喝几盅，酒一下肚，便作"今昔对比"，说他年轻时在大学教书，一月拿500光洋，必定每礼拜下馆子，教授们轮流作东，哪像今天这般寒碜？眼下的社会是决不肯再拿钱白养活读书人了。也难怪如今的学者再难做出胡适、陈寅恪那样的大学问。这是刘东常常感叹的。
我们闲谈中国的现代化，总感到它的命乖运蹇，或许同中国人总是太性急有关。胡适当年说过，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中国得的是慢性病，治这病的医生也不能太性急。知识分子要沉得住气，使不得虎医狼药，得耐心地给这个社会开一剂除病根的缓药。
这缓药便是树人之道。蔡元培办北京大学，其志向与功德之伟大，就在于要教出一个崭新的文明来。谁能不是教育家的精神之子?
"有一回我去北大演讲，就这详说过：我虽不是北大出身，却很为北大自豪。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哪个同北大没有关系?应当说，没有北大就没有共产党！"
刘东说得激动起来，把那张转椅压得吱吱响。
但"五四"以降，这副缓药便无人问津了，于是那病根过了70年也终于没能除掉，说不定还更沉重一些，这方面的话题，那些日子谈了许多，别的都记不清了，唯有刘东讲的一件小事，关于"五四"的史书中很少提及的，却再也忘不掉了。
『当年蔡先生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遂安伯胡同。本来，5月2日是他最先召集北大学生班长和代表，把巴黎和会的噩耗告诉大家，号召学生奋起救国的。但在'五四'那天早上，他却匆匆赶到马神庙北大一院。他去干什么呢?如今谁也忌讳说这一层。原来他是去劝阻学生上街游行的！他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已被视为异端，若再闹出事来，恐怕首先遭难。当然学生是不会听他劝阻的。』
这个细节太耐人寻味了。跟满清斗过的蔡元培还会怕北洋军阀吗?他是太爱他的北大了。他太知道"教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他甚至认为学生因救国而牺牲学业，其损失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然而，即使像蔡元培这样的大智大勇者，在那时也难挽狂澜于既倒。启蒙与救亡的两难，真是中国之大惑。70年后回头想想，当初学生们要能在蔡先生门下多读点书，该有多好啊……….。
"五四"公案，海内外众说纷纭。有奉若开天辟地之壮举者，有抑启蒙而扬救亡者，有视之为"斩断中国传统"之大祸者，有上比拳乱下附红卫兵造反一锅熬者，差异之大，悬若霄壤；隔膜之深，宛如大洋。海外有雾里看花之朦胧，海内则有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暖昧。
这个真正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掀起的一场运动，由于初始的两难，也由于日后的迷失，更由于史学的硬拧，早已面目全非，离真实相去甚远矣。 中国知识分子之可怜，不仅在于她的灵魂倍受扭曲，连她的"身世"也被篡改了。
我多么想去拜谒那些"五四"的英灵呵。年底，导演夏骏组成摄制组，我们一行六人，离京南下，去寻觅那早被遗忘的巨人们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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