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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号2024年7月26日刊发《瞿秋白“叛徒”帽子是怎样摘掉的》，有读者希望我说说陈独秀的问题。
其实，在我的前公号“八十年代”上，我曾经写过一篇陈独秀摘帽的曲折历程的文章。既然号没了，文章也找不到了，我很欣然愿意修订一下再发表出来，供没读过的读者参考。
与瞿秋白相比，陈独秀戴了三顶帽子：“反革命（右倾投降主义）”、“叛徒”、“汉奸”。因为中间横亘着一道过不去的坎：托派问题，要想公正评价陈独秀，至今也还面临着诸多困境。
陈独秀，中共创办人之一。从1921年到1927年，任第一至五届中央委员并任总书记。1929年被中共开除党籍；1942年5月27日，撒手人寰，享年64岁。陈独秀是带着“反革命”、“叛徒”、“汉奸”三条“罪状”走的。正因为如此，陈独秀身后很寂寞，很长时间内既是官方言说的禁区，也是学界研究的“雷区”。
任职时的国际大背景
谈到中共诞生的历史时，毛泽东曾经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宣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 1919年3月，为了让十月革命的炮声响遍全世界，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组建了一个旨在团结各国共产党、共产主义组织及左派社会党的国际工人运动组织——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当年，毛泽东说：“一面是红色的革命战争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
于是，1922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正式确立了隶属关系。
在蹒跚学步时期，中共吮吸着来自苏联、来自共产国际输送来的养料，周身流淌的是带有布尔什维克印记的血液。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上，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党的领导人基本上采取了一个“凡是”的态度——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党都坚决照办。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有的竟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在中国境内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名字就叫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初期，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并不在中国人手里，而在代表共产国际的德国人李德手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是陈独秀担任中共领导人的国际大背景。
“污名化”易如反掌
1927年7月，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来华宣布，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改组，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职务。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陈独秀被拒绝与会。“八七决议”谴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放弃革命领导权，导致大革命失败，并在全党公开这些错误。此后，陈独秀有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罪名。既然“投降”，那就是不革命；不革命，那就是“反革命”了。
从前述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苏共的关系看，这是斯大林在“甩锅”，让陈独秀当“替罪羊”。
与此同时，在苏联，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较劲，托洛茨基也有了一个“主义”，即“托洛茨基主义”（俗称“托派”），与斯大林分庭抗礼。结果，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驱逐出境。在苏联的一批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也被殃及，被遣送回国。
1929年9月，陈独秀和彭述之、尹宽等人接过“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托派”，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公开表明与中共中央分道扬镳的反对派立场。192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从此这位中共“开山书记”被开除党籍；又加上一条党的“叛徒”的罪名。
1931年5月，在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中央总书记。1932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陈独秀以“危害民国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达五年之久。
1937年8月22日，因抗战爆发，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出狱后的陈独秀主动与中共冰释前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曾想把“老头子”接到延安养起来，但前提是他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声明悔过，陈独秀表示：“谁有过谁无过还在未定之天”，“有什么过可悔”？
“老头子”很倔，不认错，不悔过。
1937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讨论与陈独秀形成某种合作一致抗战的可能，而有着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头衔的王明一口否定，说，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的刽子手蒋介石合作，但不能与托洛斯基的信徒合作，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用“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最恶劣的名词攻击托派，诬称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对于王明的危言耸听，当场就有人提出异议。王明这才亮出“底牌”：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我们却要联络托派。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反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据与会的张国焘回忆：“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果然，1938年1月28日、2月8日出版的《解放》周报连载一篇长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诬称陈独秀、彭述之等组织的托派中央与日本达成合作默契，“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样，陈独秀又得到了“汉奸”的罪名。
1945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承接“八七”会议决议及1929年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认定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反革命”、“叛徒”、“汉奸”的罪名连在一起了。
去污如抽丝
此后，中共历史上对陈独秀的评价一直以此决议为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逐步推进，对陈独秀的评价才有了慢慢的、逐步的改变。
1979年10月9日，陈独秀百年诞辰。陈独秀的孩子陈松年给安庆有关部门写信，要求重修陈独秀墓。陈家很快得到了答复：以家属名义重修，钱由官方出。
1981年5月，陈松年的女儿陈长璞为爷爷的“历史遗留问题”上书中共中央。邓小平看到上书后，就坟墓一节做出批示：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并望报中央。
得邓小平批示，安庆市财政再拨款二万元。这一次，土丘加大，直径三米，周身砌上水泥，地面铺上石板，墓周新加石栏，碑也推倒重立，高达两米的碑上镌刻着黄山画院院长张建中题写的“陈独秀之墓”五个字。
墓重修了，却没有封上墓顶。中国人讲究的是“盖棺论定”。陈独秀墓不封顶，是否意味着没有“论定”？墓碑既不称“同志”也不叫先生，是否也意味着墓主人身份不明？
不过，竣工后，陈独秀墓成为安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公布了毛泽东1945年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这一年，中共建党六十周年，重新发表毛泽东这段话，传达出着中央对陈独秀评价松动的信号。于是乎，在建党六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应该肯定陈独秀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应有地位和作用。
萧克将军在中共建党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说：“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有顾虑。”“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不久前看纪录片《先驱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在创党的镜头中，一出现就是李大钊。然而‘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建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
萧克将军提出全面研究、评价陈独秀的意见。
在高层领导人中，萧克应该是最早提出对陈独秀“去污名化”。在1978年他就提出对陈独秀要“实事求是，反映事物本来面目”，此后，他一直致力于此，并在他主导的《炎黄春秋》上陆续推动。关于这段历史，我在《文人将军萧克》一文中有详细陈述，此处从略。
在此背景下，陈独秀后人又致信中共中央，要求恢复陈独秀的中共党籍。我的老领导，曾担任过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郑惠对此有过回忆：“1984年初，……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不应当恢复陈独秀的党籍，但指示中央党史研究室写一篇评价陈独秀一生活动的文章，澄清过去的历史是非，使这个党的重要历史人物得以恢复其本来面目。”郑惠是参与主持者之一。
胡耀邦看过送审稿后，召集胡乔木、胡绳和郑惠等人开会。郑惠说：“耀邦同志在会上反复强调对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定要非常慎重。……过去很长时期对陈予以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陈在本世纪的最初二十几年中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后来犯了错误，但也不能将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于陈。”
胡耀邦组织和审定的这篇《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一年后才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陈独秀一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吊诡的是，在这篇文章审定过程中，1984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严肃注意防止发生不妥当地宣传陈独秀问题的通知》，说：
陈独秀自一九二九年因与托派勾结成立反党组织，并拒绝党中央对他的再三警告，而被开除出党。陈在建党时期有其不可否认的功绩，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但一九三七年至三八年他仍拒绝党中央对他公开声明脱离托派并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以后甚至公开撰文诋毁我党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则当然不能为他被开除出党和进行托派活动翻案，更不能把他看作党内人物。乃近年有些刊物发表为陈独秀的错误辩护的文章，有些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刊物把他在一九三四年被国民党监禁时所作诗五十六首，不但全文发表和诠释，甚至还刊出他的全部手书墨迹，这是很不妥当的。望告各有关刊物此后严肃注意防止再发生同类事情。
文件很严厉，又是“严肃注意”，又是“防止发生”的。还说“不能把他（陈独秀）看作党内人物”。这是比较滑稽的事情：中共开山的总书记居然不是“党内人物”，这哪儿说理去啊！
不过，这个文件倒是摘掉了他“日寇汉奸”的罪名。
大约因为这个文件，这一年，陈独秀在安庆的故居，竟然被拆除了。
1989年5月，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北京党史学会召开陈独秀讨论会。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专门研讨陈独秀的学术会。1989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宝林的《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这是1949年以来出版的首部展示陈独秀一生的著作。同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收录了“陈独秀”条目。这些研究成果，在慢慢取消历史上给陈独秀的所定下的罪名。所谓陈独秀与托派相结合是“反革命”的罪名，在有些学者的文章中已经否定；所谓“取消派”和“革命叛徒”之类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一直到1994年，有关方面才把陈独秀归入“党内人物”：《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的第五十一至一百辑时，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一篇。
1998年11月，中央提出重修陈独秀故居、墓园。为落实李铁映、曾庆红关于陈独秀故居修复的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专项督办。有了中央的指示和资金支持，2001年，经保护性维修后，陈独秀墓园总面积达千余平方米。
1999年12月，为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二十周年，陈独秀研究会、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在北京召开了规模空前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至此，对陈独秀的研究才不再遮遮掩掩了。
200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八十周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推出《中国共产党简史》，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一改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违背斯大林共产国际的许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传统观念的提法，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做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这就是说，所谓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罪名，也让共产国际给背走了。
学界突破“雷区”
官方谱系对陈独秀评价的逐步改变，与学界勇于闯“雷区”的先行者有着极大的关系。这里首先要说到的是唐宝林先生。
唐先生1939年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政治理论课。1979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中国革命史，重点课题为陈独秀、宋庆龄、中国托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等。
从1979年选定陈独秀为研究对象开始，唐先生不为研究环境所限，致力于还原陈独秀的历史。十年后，他出版了《陈独秀年谱》和《陈独秀传》。这应该是学界研究陈独秀的“开山之作”。后来继续一路前行，完成了巨著《陈独秀全传》，得学界交口称赞。
因为是闯“雷区”，唐先生的研究，三十多年一路走来，也是“伤痕累累”，其中之艰辛，非圈外人所能体会到。我曾听他讲述过一二，深感敬佩。
2013年，唐宝林在给丁弘老人《探访仲甫先生》所作序言中说：
如果没有萧克、曾彦修、袁鹰、丁弘……一大批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地做这项工作，今天我们做陈独秀的学术研究工作会有比较宽松的环境吗？陈独秀研究会、研究组、研究者会一个一个产生吗？安庆陈独秀的墓和江津陈独秀原墓址会一次又一次翻修并升级吗？《中共党史人物传》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中会有陈独秀的位置吗？《毛选》第二版对陈独秀和托派的注释会有那样的修改吗？权威机构的“新党史”会突破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全面肯定并赞扬共产国际是如何正确、而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论断吗？
序言中提到的萧克作为，我已经写过；曾彦修老的贡献，我了解不多。所提到的袁鹰老，我倒与闻。
上文提到的纪念陈独秀120周年的那次会议。袁鹰写出一篇为陈独秀辩诬的文章《怅望一座墓园——写在陈独秀诞生120周年》。袁鹰是大作家，又关注陈独秀研究。这篇文章历史脉络清晰，情感充沛，当时引起很大反响。
这次会议后，《人民日报》理论部把这篇文章冠以《应当把陈独秀作为正面人物来写》的标题，以发在内刊《理论动态》上，发到全国各省市领导人手中。此文也经我手，发表在《炎黄春秋》上。
唐宝林序言中没有提到自己，但他提到的“《毛选》第二版对陈独秀和托派的注释会有那样的修改吗？”一事，我知道，就是他坚持呼吁的结果。1991年修订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把1952年版中关于“汉奸托派”的注释，由“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修改为：“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
这个解释可视为对陈独秀等托派成员“汉奸”罪名的平反。同时，对陈独秀的注释也有了引人注目的改变，原先的“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类帽子被摘掉，改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2000年后，关于陈独秀的研究，虽然仍有看不见的制约，但大致不再成为禁区了，有关书籍出的不少。譬如前文提到的丁弘先生的著作，陈玉琦先生的《论陈独秀》、石仲扬先生的《文人陈独秀》以及丁晓平先生的两本书：《陈独秀自述》和《陈独秀印象》。其中，我比较看重的是丁晓平的这两本，我认为这是下了功夫的有关陈独秀研究史料的系统梳理。
研究者大都知道，陈独秀有自述，但写过两章后再无下文。丁晓平以这两章“为开头”，向后延续。他的方法是“沿着他（陈独秀）的道路选取其不同历史阶段最为典型性、代表性和自述性的文字”，形成一本可以反映陈独秀全貌的“自述”。这个功夫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除非是对陈独秀的史料非常熟悉才行。丁晓平有这样的功力，所以，尽管这本《陈独秀自述》是“编注”出来的，但读起来并无违和感，确实“使读者从阅读陈独秀的文字中感悟其思想脉动，感怀其灵魂激荡”。
《陈独秀印象》则是汇集与陈同时代人及其孩子对陈的追念文章。作为陈独秀那一代的历史人物，距今已相当遥远。要从他们留下的著作中梳理出有关陈独秀记载，需要功力不说，还需要“板凳”“坐冷”的实实在在的功夫。在当今这个浮华的社会、尤其是学术浮华透顶的境遇下，更显示出丁晓平付出之不易。
前浪，后浪，于社会而言，是一个带有戏虐性的代际划分；对于陈独秀的研究而言，则是实打实的、必须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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