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跨进2002年才一个多星期，就从“人民网”上读到一则令人悲痛的消息：王若水同志见“马克思”去了。
“这位毕生学习马克思、宣传马克思、研究马克思，而又批判过马克思的76岁哲学家，在大洋彼岸见到另一个世界184岁的老祖宗时，会进行一场怎样令人激动的智者对话？”我在哀伤中陷入沉思……
我从文章认识王若水，是40多年前的事了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求学，期间为撰写关于毛泽东新闻评论的论文，读到一篇论述毛泽东文风的十分精彩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王若水，当时他在《人民日报》社理论组当编辑。
我曾听说毛主席表扬过他在1957年4月《人民日报》写的一篇关于“双百方针”的社论。为此毛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居所召见了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和他，在表扬王若水那篇社论写得好同时，毛主席严厉批评了邓拓不积极宣传双百方针，说邓拓像汉元帝，“你要是当皇帝，非亡国不可！”
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王若水说：“我当时大惑不解，心想，这是扯到哪里去了？怎么会把邓拓比作皇帝呢？当时，毛泽东是穿着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的。他的床一半地方是堆着线装书，二十四史之类。我想他是看古书看得入迷了，才脱口而说出这番话。”
二十多年后，当我瞻仰毛主席的丰泽园故居，看到那张堆满古书的大床时，我脑海立即浮现了当年他召见邓拓和王若水的情景。
再一次从文章认识王若水，是1963年
我已从复旦大学毕业一年多，在上海《解放日报》社从事新闻评论工作。一天从《人民日报》上读到王若水一篇著名的哲学文章：《桌子的哲学》。
此文以马克思《哲学手稿》的观点为指导，对唯物论的认识论作了有创见的生动的阐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文章赢得当时许多理论工作者的赞赏，并又一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因此，刚踏上新闻工作岗位不久，王若水便成为我心仪的老师。
命运真是难以捉摸。1946年，20岁的王若水考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列宁著作，寻找革命真理，两年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解放后调任《人民日报》社理论组
北京一解放，他先在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1950年底被调到《人民日报》社理论组，从此他就没有离开过《人民日报》社。从北大哲学系学生到《人民日报》社理论组编辑，从理论部主任到分管评论、理论的副总编辑，可以说王若水一生的心血都花在学习、宣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上。
上世纪50年代，他参加毛泽东发起的对胡适、梁漱溟的批判，接着与杨献珍一派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展开长期的论争。60年代，他参加中央组织的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70年代，他积极批判林彪集团的极左思潮，并上书毛泽东告了张春桥、姚文元阻挠批极左思潮的状，结果招来一场对他千钧压顶的大批判。幸而不久“四人帮”垮台，在真理标准讨论和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他奋起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教训是个人崇拜》的长篇发言，呼吁解放思想，反对个人崇拜，回到马克思主义正确思想路线上来。
80年代，他从哲学上深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发表了《关于异化的概念》、《谈谈异化问题》、《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为人道主义辩护》等文章，向读者介绍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概念，并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防止政治上、思想上和经济上的异化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时期王若水思想活跃，结合实践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他从1977年担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后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78—1982）、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反思
在他分管理论、评论工作期间，《人民日报》的理论宣传和评论工作是很活跃、很有影响的。他对自己走过的道路也进行了清醒的反思。他向人说过：“经过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越来越看清过去走了一条错误的路，经过这么几十年痛苦的教训，才开始不糊涂，才开始明白了。但同时就有一种失落感、幻灭感，有如大梦初醒。”
通过自我反思，他提出：“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他确立了自己的信念：人应该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应该有探索真理、敢于坚持真理的独立人格和理论勇气，即使有时会给个人带来痛苦，那也比糊里糊涂的快乐有价值得多！
没有想到的是，22岁就加入地下觉，以“哲学的批判”和“武器的批判”投身革命，历经几十年的奋斗、曲折和磨难的他，在真正以实践为武器来检验真理、探索真理的时候，却遭到了一场新的批判，陷人新的痛苦之中。他于1983年被免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职务，又在1987年被宣布从党内除名，从而离开了他整整为之战斗了40年的共产党组织。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80年代末东欧国家的剧变和90年代初前苏联的解体，使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的现象成为不争的事实。
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实践，已经给20年前那场关于异化问题的争论作出了客观的结论。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理论家，王若水在80年代初提出防止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思想和经济上异化的警世诤言，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理论创见。
“清醒者”的痛苦
命运有时竞又如此巧合。30年前心仪王若水的我，想不到30年后——1993年，从《解放日报》社调到《人民日报》社，接任的正是10年前王若水被免去的分管理论、评论的副总编辑职务。
也正因此，我才有机会见到了王若水。那是1994年春节前夕，报社领导班子分头慰问离休老干部，离退休干部局将慰问王若水的任务交给了我。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清癯、斯文、谦和、坦诚，这是这次见面他留给我的印象。他热情地询问我来人民日报社工作适应不适应，理论宣传有什么新要求，等等。他也坦诚地向我交谈了离休后自己学习、写作和生活的情况。此后，每逢春节或到协和医院体检时，我又见了他几次。
如果说心仪的王若水，与直面的王若水有什么不同的话，我只能说，我没有从他身上感受到常人遇到痛苦时的悲愤、牢骚、失望、颓唐的情绪，丝毫也没有，相反只觉得他更平静、更理性、更豁达、更深邃。
我从他身上领悟到，一个“痛苦的清醒者”，尽管处境艰难，不被更多的人理解，甚至又身罹绝症，但他永远拒绝失望、拒绝无奈，对生活依然充满热望和期待。
因此，“清醒者”的痛苦，是对人生感悟后的一种失落，是由于坚持真理而被视为异端的一种迷惘，也是忧国忧民的一种孤寂情怀。
正如王若水自己说的：“一个面向现实和热爱真理的哲学工作者是不会只有快乐而没有苦恼的。但是，归根到底，他是乐观的，因为他相信人民的力量，相信真理总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相信历史的进步。”（未完待续）
写于2002年3月北京，修改于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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