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按：林培瑞豈止「洋人說中國話西方第一」，他對中國文化、習俗之隱晦、含蓄、留白——從「白紙革命」到「墓碑白板」的參透，真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豈止「西方第一」，又有幾個中國人比得上？他引那句「俄國的地板是中國的天花板」，便秒極，你很難說他是諷刺、揶揄，還是讚賞，因為他繞開了最直白簡單的價值判斷，留下空白讓讀者自己去填補，這其實就是中國文字的精妙之處；但是他引述劉賓雁墓碑和劉子健探親中國兩事的悲涼，則以同情的心懷表達了嚴酷的價值判斷。我想唱和培瑞，也事關劉賓雁，卻是一尊他的雕像，2006/5/30 我有一則日記：『星期三回普镇去送朱洪，她订好十日机票回北京，大洪来接她。她陪伴刘宾雁流亡十八年，最终一个人回家，还留下孙子东东在西方不肯跟她回去。朱洪似已从丧事中复原，假如回国无碍，回到她原来的生活环境里去，相依儿女及故旧，强似她陪伴「中国良心」丈夫流亡百倍，她或许还能长寿的。宾雁的一切都暂存在这里，那尊铜像也带不回去，林培瑞正设法跟大学商量摆进葛思特中文图书馆……可是，那尊铜像還是被朱洪帶回北京去了，讓我覺得非常可惜。劉賓雁若至今坐在普大葛思特图书馆裡，那是一種何等的榮耀！唉，別提了，這裡涉及的是價值判斷的差別，夫复何言！我有《非自願的流亡——懷念劉賓雁》，講的更多一些，其中最有趣的是，他覺得劉曉波「太右」，更是直白的價值判斷。還有相關的一事，記不清哪一年了，當時培瑞參與一個「劉賓雁基金會」，好像在維吉尼亞那邊，有一天他從加州來電話，很苦惱，說這個基金會年度評獎，要授獎給胡耀邦，他覺得哪兒跟哪兒嘛，可是說服不了別人，「你就辭職吧」，我建議。林教授三十多年來堅持為中國人權和民主服務，但是這個領域，可能也跟中文一樣，隱晦、含蓄、留白？】
猶如瞿秋白臨終留戀「中國的豆腐」，賓雁在病痛中抱怨美國這里吃不上地道的「燒餅油條」。一個秋天去看他，見他骨瘦如柴地躺在客廳沙发上跟林培瑞聊天，夫人朱洪說他體重還有一百五十磅，曾是一個偉岸的漢子，病入膏肓的境地還饞得很，叫我依然可以想起每次下館子，別人不動筷子的扣肉只有他吃得香……。
他的直腸癌治療失敗了，聽他和朱洪覆述治療過程，也不得要領，好象一開始的放射治療效果很好，既減低了癌細胞指針，身體亦無甚難受，於是停下來使用口服藥，癌細胞又上升，醫生又讓放射治療，卻換了一種藥，情形便開始逆轉，既不殺癌細胞，惡性反應也起來了……老兩口艱難描述著莫名其妙的治療時，傅莉踉蹌地進來，賓雁指著她對我說：「現在我成了她，朱洪成了你。」老太太已經顫巍巍了，只一年未遇，她手指和嘴唇都在抖動，她說醫生說她有「甲亢」，回來的路上我對傅莉說，只怕賓雁未走，朱洪先倒下……。
有病患社會學這門研究嗎？病患群體（patients）的錯覺、幻想、神話、語言皆自成體系，跟常態社會已經脫節，他們被動地受制於醫治者、宗教者（靈界）和超越領域（信仰、神）的操控，不再有自我，直到靈魂出竅；假如還有自我，那也是一個只提供病患體驗以迎合各種神話的破損主體，此情形一如前現代社會之需要巫魅，因為尚無足夠知識甚至科學可以解釋周遭，便只能構築神話以紓解疑惑和恐懼。現代醫學因研究发現日益增進而成一繁覆龐大的體系，非專業人員不能知曉其一二，大眾社會亦成一個醫盲社會，情形與前現代之缺醫少藥並無二致，甚至現代社會之通俗健康文化釀成民眾皆一知半解於醫學，更對巫魅推波助瀾。蘇珊．桑塔格曾劃分「康樂的王國」和「病痛的王國」，如今我看已經不必，兩廂都在錯覺之中。車禍後我攜傅莉浸泡其中，常常只是靠幻覺、希望活著，而無力返身。
終老異邦，賓雁是沒有心理準備的，我想這大概跟出國的年齡有關，過了知天命的年紀才被放逐，會心心念念於回鄉，後來他甚至不是為了治病，只想大江南北再走一遭，這是外界所知他的唯一遺願。思鄉自然更是一種幻覺，幾千年的幻覺，孕育了絕世的樂府唐詩，不過賓雁的思鄉並非「床前明月光」，他是政治思鄉，耿耿於那廂的水深火熱、朱門酒肉乃至狼煙四起，跟民主不民主倒不大相幹。他始終關注的細節直到北京豬肉幾錢一斤，而從不理會新澤西的汽油一加侖漲了多少。已經網絡時代，多少年了，他還一直在剪貼中文報紙，難道他只相信鉛印的新聞？我想那是他思鄉的一種形式，也是他在異鄉延續記者生涯的無奈之舉。賓雁是一個最苦的中國放逐受刑人。流亡，在近十幾年的中文語境里遠不是一個晦氣的字眼，毋寧頗有些「放洋鍍金」「生正逢時」的隱喻在里頭，而對賓雁，無論歐陸古典、英美氣象，仍不過是西洋鏡，他卻只惦念江東父老。與其說中國的百姓不能沒有這顆「中國的良心」，倒不如說劉賓雁更不能沒有中國老百姓，於是放逐他，便是把他從中國的胸膛里摘除出來，其存活的艱難，以新潮「流亡」說解之，未免蒼白。
據說「流亡」之建樹有兩造：一端丈量個體陷入孤絕深淵之體驗和代價，另一端則離棄隔絕，別開生面，攀援於異域文化，乃至雜交（hybridized），這大概便是當下時髦的「全球化」吧？顯而易見，兩造均未呈現於中國大陸流亡社群之中，原因無它，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不情願（Involuntary）的流亡階層，時代和命運的一個誤會，那里面有幾人是甘於流亡、自我放逐、蔑視回國的？大夥兒十幾年還在中文里面糾纏，苦苦書寫著「夢里河山」的中國毋寧是對「流亡」的一種拒絕。這也無妨，卻為何又要標榜「流亡」，還不惜拉上賓雁這老爺子作大旗？八十年代國內那陣子，大陸尚在前現代，人民需要「良心」、「青天」，賓雁不想當也不行，可是在異邦又要當「不死的流亡者」，海外封他這頂桂冠的那次祝壽聚會我沒去，不知道賓雁心里勉強不勉強，但從旁看去，他把這些大符號從東方負載到西方，真是辛苦。
劉賓雁在中國共產主義幻滅的時代，當了一次天字第一號的大記者，無人可以望其項背。他在最新型的極權底下喚醒了古典的與民伸冤的「青天」文化，他給了沒頂深淵的中國人虛幻卻無以替代的一個希望，他在文字獄世界里創造了一種新的抗爭文體，他頑強地維系著、宣示著某些最基本的倫理規範。他的人格和文字，是他的時代無以磨滅的一個標志。
他自己也帶上了難以磨滅的時代印記，不巧又配上他性格的耿介、尖銳，也留給中國一點典型的「劉賓雁爭議」，比如關於「忠誠」、關於馬克思主義等等，這些仿佛老掉了牙的概念，讓快速西化、自由化了的中國異議陣營嗤之以鼻，也不會再引起新一代中國人的任何興趣，但我想賓雁的問題會一直頑強地留在中文語境里，甚至，今天的中國人有沒有資格來討論「忠誠」究竟是什麽東西，我都深表懷疑。劉賓雁身後的寂寞，將是長久的。
解讀劉賓雁，估計將是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空白，因為在中國當代史被厘清之前，劉賓雁的文學含義也不會清晰起來，而他所代表的那種文體也只有被忽視的份兒，這種文體轉瞬即逝，太短命，是文學和政治的雙重緣故。我想賓雁的意義更在當代思想史上，他以一生的代價丈量了共產黨的言論政策，他是當代中國言論自由的一塊尺碑，言論尺度乃是中國全部政治的基準線。雖然，言論空間的拓展並非從無到有，但以極權政治的全能特征來看，自由與權威的博弈常常始之於說破真相，即哈維爾洞見的謊言成為權力運行的本身，劉賓雁是一個撕開口子的人，他從懷疑細節開始，懷疑整個龐大的烏托邦；他也最先開始講真實的故事，講得全中國如夢初醒；他獨領風騷，撩起一場暴露文學、揭短新聞的風潮，竟無意間賦予記者職業一頂「為民請命」之冕，在沒有法制的中國，曾將傳媒業的社會幹預功能最大化，可謂「無權者的權力」風光一時。
這個劉賓雁的言說奇績，永遠地留在八十年代的清新空氣里，並附帶留下了那個時代里一種精英與普羅的互動方式，由此「中國的良心」桂冠第一次出現，而非劉賓雁莫屬。今人說賓雁，又常常從中國古典坐標上找到屈原那里，則是這種互動的另一個側面，老百姓總是憐憫忠臣，而並非只有青天顧憐蒼生。我則另有一個向度，覺得賓雁身上，叫人依稀可見某種俄羅斯精神，悲天憫人，側隱之懷，永遠地傾向弱者，有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子。
劉賓雁被放逐後的中國大陸，跌進所謂「後極權主義」，權力與資本媾和，原始積累血淋淋，跑馬圈地不已，謊言彌漫並變得更徹底，「無權者的權力」反而消失得無影無蹤，此刻，劉賓雁還有精神遺產在那里嗎？新一代持不同政見者們，連賓雁的同代人李慎之，皆言必稱哈維爾，頗類似五四當年之言必稱希臘，而足見我們自己文化中抗拒權力之支持意識的稀薄可憐，又似乎賓雁未曾增添什麽在其中，誠為悲涼，若論五十五萬右派，更算上四九年以後的數千萬條生命，這麽昂貴的代價，是需要賓雁這樣的象征性人物有一點精神遺產的。為民請命、青天意識這一類古典，在消費犬儒的新世態里還能掙紮嗎？賓雁這樣的人格魅力或許已成明日黃花，枯萎在聞聽過「右派」這個字眼的那幾代人心里。
他走到人生的末端依然是一個強烈的左派。那天我想起身告辭，他按住我們：「再聊聊。」於是我們聊起國內的劉曉波來，賓雁滿面愁容地說了一句「你說他怎麽那麽右？看美國什麽都好，還替美國打伊拉克做宣傳……」，我對賓雁說，中共搞民族主義，反西方霸權是意識形態，必然攻擊美國的伊戰，這跟西方知識分子反戰的理由完全不同，而國內的異議分子，從反體制的角度也必然跟美國站在一起，尤其是他們必須反對薩達姆的獨裁，你能苛責他們什麽呢？看來，賓雁跟前十年蟄伏佛蒙特山里的索爾仁尼琴很相似，厭惡美國資本主義，他們大概都有濃厚的社會主義傾向，不知老索也是一個新馬否？他無疑是個大俄羅斯主義者，那麽賓雁也是大一統主義者嗎？左派而又大一統著名的，台灣有一個陳映真，反之，中國流亡陣營里有一個曹長青，不遺余力推銷美國極右的「牛康派」，卻是支持台獨而著名的，那麽，左、右、統、獨的洗牌規則在哪里？它們的內在聯系是什麽？到此，我已經理不出頭緒了。
200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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