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看了我昨天的貼文後，說他不同意我借陶傑之口，將李怡形容為香港的伏爾泰，意思是溢美之詞。我為什麼會同意陶傑，完全是從我個人的經歷得來的感受。
我三十歲來香港，按理心智上已足夠成熟，我在大陸時，也與朋友私下作過對中共專政統治與文化革命的反省，當時最膽大包天的想法，也不過是希望「改善無產階級專政」。
從一個懵懵懂懂的人，到慢慢醒覺個人的存在價值，到理解自由﹑人權﹑法治﹑民主這些基本理念，到瘋狂讀書開腦洞，到萌生一些想法寫成文字周圍去投稿，再到文章被採用增加自己的自信。大概在最初十年間，我一直走在被啟蒙被推動的路上。這中間，對我影響最深的，一是金庸，二就是李怡。
當年我甚至還不敢讀信報，接觸林行止的政經短評，也是十年之後的事了。一個身無長物的都市遊離人，不敢奢望與財經扯上什麼關係，我只能在自己有限的認識水平上，一點點去拓展自己的視野。
我後來接觸很多同時代從大陸出來的新移民，只要注重個人思想修養的，無不與我有同樣經歷，我一個朋友甚至每期買《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結束時，還購買了全套合訂本。我們都是因為看金庸和李怡而思想開竅的，所以說李怡是啟蒙者，是香港的伏爾泰，對我們這一輩來說，並不算溢美之詞。
當然，後來金庸受鄧小平厚待，走入建制，那是另一回事，但當年在我心目中，金庸社評仍是香港報海中一盞明燈。
李怡之可貴，是他覺醒得最早，當年他與中共決裂，羅孚還是左派文化界的主管，羅孚直到他被中共當局扣留北京十年，回香港後才回到獨立人格的位置。而李子誦金堯如這一輩，也直到六四後才與中共分手。
李怡本出身於文藝青年，活躍於左派文青圈子，早年他閱讀不少西方新銳哲學著作，曾寫過幾本關於結構主義﹑現代心理學﹑新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他曾經把這一套舊書拿給我，希望再出新版，但因考慮市場反應不會太好，後來沒有出成。這件事證明他年輕時勤於閱讀，自我提升，希望有所作為。
據我所知，推動李怡創辦《七十年代》的，是左派文化圈的老革命藍真，藍真先生晚年思想也很開放，他長期擔任天地圖書的顧問，為我們指點方向。當年在他支持下，天地才有足夠多的空間去出版一些思想文化方面的好書。
李怡與中共決裂，起因是八十年代初胡耀邦率領一個三千人的代表團訪日，被《七十年代》批評為太浪費，聽說港澳辦主任廖承志大罵，說我們出的錢辦刊物用來罵自己，李怡大概因此受到巨大壓力。幾經交涉，他始終不肯屈服，於是一不作二不休，索性脫離左派自立。
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李怡雖出身於左派，但他骨子裡具有陳寅恪標榜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骨子裡是一個自由人，在香港這個自由社會，一個自由人有生存空間。當年《七十年代》脫離左派獨立時，財政上曾遭遇巨大困難，後來據說向讀者募資，得到海外中國知識分子的廣泛支持，終於活了下來。
李怡之難，難在他始終不改初衷，他反抗中共的政治壓迫，反抗中共踐踏香港，數十年如一日，一以貫之，從未動搖或退縮，這是令很多他的同輩與後輩都望塵莫及的。他的思想保持新銳，保持與社會底層與年輕一代的共鳴，保持鞭撻專制統治的批判角色，他一直站在自己應有的位置上。直至近年流寓台灣，他仍關切香港的命運，為香港人「鼓與呼」，他始終不渝地愛香港和香港人，足以作為我們所有人的表率。
俗話說，一樣米養百樣人，我們看事情應該看主流，看人應該看大節。人都有自己的弱點，自己的劣根性，每個人都一樣，最近海外學者高文謙說習近平最大的敵人是他自己，我與朋友談起來，我說任何人的最大敵人都是他自己。
有朋友不認同李怡支持本土派，有人不認同他攻擊泛民，我的看法是，香港人本土意識上升，這是反抗運動發展的必然，中共越是摧殘香港，香港人越是珍惜自己的土地，本土意識上升是中共的「功德」。至於攻擊泛民，這大概也是李怡恨鐵不成鋼的一種過激反應。我對泛民的一些做法也不認同，但我以為，既然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大家還是應該互相包容，各有各做，殊途同歸更好一點。
每個人站在政治光譜不同的位置，政治訴求與參與有差別，這本來就是正常的，只要我們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一切都好商量。
我與李怡雖然是朋友，但私底下接觸並不多，對他的為人，實際上所知也有限。可能有其他與他有過密切交往的人，對他的人格有更深入的了解，其中或有不足為人道者，這也很正常。
回看李怡一生，他做的事說的話寫的文章，我基本上仍可以說，這是一個有獨立人格有理想有作為的人，他的一生沒有白過，他仍舊是值得我們懷念的人。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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