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909）
2019年2月香港特區政府以一宗香港男子在台灣殺害女友的案件為由，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容許政府把疑犯移交台灣及中國大陸等地。
除了有引渡協議的國家或地區之外，香港也為沒有協議的地區訂有《逃犯條例》。在《條例》第13條「移交令」中，列明有死刑的地方，只有在該地方不會執行死刑而香港特首亦信納這保證的情況下，才會發出移交令。不過，更列明：「在某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情況下，行政長官可決定不就該國民作出移交令。」
訂立這一條，相信是因為中國是世界上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據2017年官方數字，中國執行死刑人數有1551人，而全球各國執行死刑的總數也只有596人。
原有的《逃犯條例》在1997年公告，其後並作修訂，內容指：移交逃犯安排適用於香港政府及香港以外地方的政府，但卻指明「中央人民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其他部分的政府除外」。意思就是不能夠移交逃犯到中國大陸了。
這條例把中國大陸排除在可移交逃犯的世界各國之外，明顯就是中共也知道香港和世界各國對中國的司法沒有信心。中國司法強調黨領導，「黨」字的組成是「尚黑」，在有關中國司法案件的許多報導中都體現「尚黑」。中共為求取香港及西方國家對主權轉移後香港的信心，就不顧面子訂下這「除外」條款了。
2019年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把「中華人民共和國除外」的字句去掉，是因為中國富起來、強起來也。除了這個條款帶屈辱性，更有一說習近平以「反貪腐」鞏固權力，就要抓一些在香港的權貴政敵，撲滅對他權力有威脅的書刊。銅鑼灣書店的風波鬧大，刺激中共不想再暗中擄人，乾脆在香港立法，名正言順地把看不順眼的人作為罪犯抓到大陸去。
另一說法是由於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要引渡去美國，北京為求反制，希望在香港掌握類似的法律籌碼，將「觸犯中國法律」而身處香港的中外人士移送至中國大陸受審。
不少人認為是特首林鄭月娥為迎合北京而提出修例，但我更相信這是北京的命令。因為一提出修例，中聯辦就召集香港的政協、人大及建制派議員，要求全力支持。
修例的藉口，是一年前即2018年二月台灣發生的命案。兇嫌和受害者都是香港人。兇嫌棄屍後回港，台灣當局在發現屍體後，三度致函港府，提出司法合作。但港府一句回應都沒有。
直至一年後，特首和保安局長以悲憫之姿指若不修訂《逃犯條例》，就無法把疑兇送去台灣受審，受害人家屬可憐呀！無法彰顯公義呀！
法律界指出，台灣與中國是不同的司法管轄區，《逃犯條例》的「除外」條款不應包括台灣。香港與台灣進行一次性個案移交，一點問題也沒有。此外，司法合作還可以包括由台灣辦案人員到香港機場，由香港警方把兇嫌交給台方押送回台。這樣的做法以前也試過，不是第一次。
但港府卻拋開已有的可行辦法，捨易取難、不顧輿情地把原《逃犯條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除外」這條款予以剔除，把台灣列為中國的「其他」部分，認為這樣才能填補《逃犯條例》漏洞，才可以把疑犯送往台灣。
台灣當局洞悉把台灣納入「一中」的陰謀，立即拒絕以這方式接收疑犯。更發出旅遊警示，指香港修例後，中共就可以在香港合法拘捕台灣人，送往大陸受審。
修訂《逃犯條例》的要害，就在於把排中的「除外」條款剔除後，許多在香港不屬於犯罪的行為，若遭特首配合中共需要，都可以列為「在中國的犯罪者」而予以拘捕送交中國。比如「攻擊國家領導人」、「尋釁滋事」、「勾結外國勢力」等等。因此，修訂《逃犯條例》也被稱作「送中」條例。
林鄭政權稱修例是為補漏洞。但實際上「除外」條款是基於對中國司法的評價而作出的，而且是中國自己同意及參與制訂的。它不是「漏洞」，而是一國兩制的定海神針。神針拔去，專政風暴就會來臨。
修訂《逃犯條例》提出來後，香港許多人都嗅到了氣味。於是，從法律界開始，到傳媒、寫作者、商人，包括一些親建制的富豪，都紛紛發聲反對。大家都看到，一年前的台灣命案只是巧立名目，而且立得不巧，漏洞百出。若這惡法通過，則所有人都生活在動輒得咎的恐懼中。一網打盡香港人，一槌擊潰一國兩制，更給台灣硬吞「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死老鼠。
西方政府機構、香港大律師公會，和包括部分親建制的報章社論，都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人權組織Hong Kong Watch不具名引述多名商界名人表達憂慮，這些人包括國際銀行高層、對冲基金經理。中共任命的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教授撰長文，對修訂條例提出質疑。
但林鄭政權對所有質疑全都裝聾作啞。主持修例的高官連與法律界見面討論都欠奉，只是用強權逼一些親中人士表態，並依靠在立法會佔多數席位的建制派議員企圖硬闖過關。
在民主派分裂成大中華派和本土派的爭鬥中，連續幾年泛民主派主導的遊行人數越來越少。因此，中共和林鄭政權都低估了反對力量。但想不到全港大部分年輕人奮起，扭轉局面，使反送中運動風起雲湧，氣勢澎拜！（194）
圖，2019年四月，風暴將臨，在一次聚會中與資深傳媒人程翔、Verna Yu合影。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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