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谈中国的语言与政治
美国之音 华盛顿 （20220914）- 现在任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河滨分校的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不但中文说得漂亮，中文文章写得更是深入浅出，文字典雅流畅，让众多中国专业写手自叹不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林培瑞以现身说法，展示了他所认同和追求的语言学习是怎么回事。
在很多欣赏和钦佩林培瑞的语言才能的人看来，林培瑞是一个典型的富有批判意识的西方知识分子，对自己，对社会、对美国、对中国都持批评的态度。这种态度也贯穿在他从语言文化的角度对他本人、美国和中国的言说之中。
以下是美国之音采访林培瑞教授记录的第一部分。林培瑞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汉语学得究竟好不好需要多方面看
金哲问：林教授，我想首先问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这就是，我听到很多很多的中国人夸赞您作为一个外国人，作为一个白人中文说得好，中文写得漂亮。但我也听有人说，哎，这只能说明太多的中国人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是属于少见多怪；他们不知道，一个人中文说得好，中文写得漂亮，跟这个人是白人还是黑人还是黄种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就想问林教授，对很多中国人真心的夸赞您的中文非常好，您是什么看法？什么想法？
林培瑞答：白人，黑人，非黄脸的人能够把中国话说得标准的人不多，这是真的。我是因为老师训练我们的四声标准，我从一开始1963年开始在大学里头学中文，就是注意四声，注意卷舌音等等。
但有时候也觉得惭愧。有中国人说我因为发音那么标准，说得跟中国人一样甚至比中国人好。有的人说，哎，林培瑞的发音比我们好。那是因为中国南方人不卷舌呀。或者，有的地方四声是不一样呀。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一个像我这样把中文作为第二语言学的人注重标准发音是自然的。
但这不等于说很多其他方面（我也很好）。比如说用词呀，语句流畅自然呀，或者文法的比较微妙的那些方面，我当然不及中国人。我当然还不是个native speaker（汉语母语者）。
当年我在北京发现了这个问题。1979、80年我第一年到中国去住的时候，要给谁打电话，要是不知道电话号码，你只好打电话到电话总局去问电话号码。我在北京问号码的时候，我用我的标准音去问，某某人的电话多少？对方呜里哇啦哇哇哇，回答得那么快，我都听不下来。
我于是就只好用不好的（生硬的）中文来问：对不起，我是美国人，某某人的电话多少？这样问了，人家那边说得就慢了，89xxx等等等，把电话号码告诉了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很多人因为我发音标准，以为我的汉语其他方面也一样流利。这是错误的。我的中文比很多中国人当然是落后的。
美国以及西方政府里还缺乏汉语人才
但是这个话又可以说回来。一个白种人或者黑种人能够把中文说到像我这样半好不好的一个水平也是好事情。我常觉得，比如，美国的政府里头，白宫的顾问或者国务院的顾问里头所谓的中国通们从基辛格以来到现在，没有一个把中文说得跟我这个标准一样好。真没有。最近有个博明（Matthew Pottinger），就是川普在白宫里头的（中国问题）专家博明，他的中文不错。但他是第一个政府里所谓外国中国通能够把中文说得很像样的。
那么，有没有其他的中国人在（美国）政府里头做顾问呢？没有。一直到最近，也是川普请的、国务院请的那个余茂春。余茂春当然是中文native speaker（母语者）。所以一直到最近，不只是美国、英国，欧洲都是差不多，所谓的中国通实际上不会说中文。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觉得。
这个也是个客观事实，我们得承认。那么你要是问我，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对我能够理解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有没有用？绝对有用，绝对有用。我虽然不是native speaker，比那些根本不会说中国话的所谓中国通，我还是方便得多。
有人指出说，我从95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黑名单上，我不能到中国去。那么，你不能到中国去，是不是你缺乏对中国的认识，是不是影响你的权威度？
当然，我能够到中国去更好。这一点得摆在前面先说。但是我会中文，会读中文，会跟中国人说话，这个优点我觉的比人能不能到中国去还重要得多。换句话说，那些在白宫或者国务院做中国通们的人他们能到中国去，可是他们不会说中国话哎。
我宁愿是他们呢，还是宁愿是我这个人呢？我绝对宁愿我是我这个人。也就是说，语言方便的优点比人可以去中国还重要。这是我的看法。
如何看当今中国的语言现象——舆论翻车
问：这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和中国官方所宣传、所推销的价值观的冲突对立日渐明显，在中国老百姓当中，舆论翻车，评论翻车的说法也应运而生。所谓的舆论翻车、评论翻车就是指的中国老百姓通过网络对官方的说法提出的讽刺、挖苦让官方确认难以对付，实在是难以对付。那么，自今年以来，您觉着或者您观察到的舆论翻车、评论翻车的最有趣的现象是什么？
答：这个话题当然很大，也有很多例子说老百姓在互联网上讽刺官方话语，这种例子也是很多很多的。（这种现象牵涉）两种价值观。一个从共产党通过媒体下发来给老百姓的，这是一种。一个是来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不一定是对立的，可都并存，都在那儿。而我常常觉得外国观察者看不到后者，看不到中国老百姓出发的那些价值观。
说个例子吧，比如说，习近平自己的名称。有很多官方喜欢用的名称，如习核心，习大大，这都是官方的说法。习核心是严肃的，习大大是友善的（亲民的），是想跟老百姓挂钩（套近乎）的一种说法。但是跟老百姓自己发明的名称截然不同。
比如，习近平在 "一带一路"上把中国人的金钱撒到各种国外去，互联网上就有人发明了 "大撒币"，习 "大撒币"。当然大撒币跟 "大傻X" 也有点像。这些非常不客气的外号跟他的官方下来的那些名称是并存的，都在那儿。
或者说，我最喜欢我最近听到的一个是把习近平说成是 "总加速师"，跟邓小平在1980年代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有点押韵，有点类似。但总加速师的意思是，我统管一切，而且，我把一切推到极端的程度上，是这种加速师。讽刺他的这些网民说法的意思是，他什么问题都推到极端也不一定是坏事；他可能把中国整个中共一个大计划推到一个极端，说不定哪年会垮，那么快点垮的话（更好）。
所以，总加速师这个名称我觉得很微妙，有不同层面的意思，但是绝对跟官方用的那些各种名称是不同的。
舆论翻车究竟是中共运气不好还是别的原因
问：很多的人，尤其是在进入今年，很多观察中国的观察家觉得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甚至在今年之前的那几年，中国官方大力宣扬所谓的北京冬季奥运会，营造万邦来朝的气氛，试图以诉诸民族主义的方式来提升或增强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当局的向心力。但是很不幸的是，"铁链女" 的出现打乱了中共当局的这种苦心经营了多少年的、准备已久的宣传。
那么，在您看来，这种情况的出现究竟是中国共产党当局运气不好，还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在宣传方面是手腕特别拙劣，他们的人才的配备得特别不好？或者是出现了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30年40年里屡试不爽的通过民族主义来增强中国民众对中共当局的向心力的做法现在已经失灵了，不再有效了？
答：互联网是个很新的媒体。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你要是回到40年代在延安，媒体是布告板，然后50年代是无线电。慢慢地电视出来了。有这一系列。当然还有书籍，有杂志的出现。所有这些媒体共产党能够从上往下控制。因为内容它能控制。老百姓没有自己的平台，所有的信息的来源是共产党自己这些媒体。
但互联网不同的是，它不但是能够有新的信息下来，而老百姓自己也有自己的平台。他们不但是听，而且是能够说。用户用互联网来说（自己的话）。所以，从互联网20年前出现之后，我们越来越能够看到我刚才提到的那种从下往上出现的价值观，不只是从上往下的价值观。
在今年的2月（北京）冬奥会举行的时候同时出现你刚才提到的铁链女，这个现象是个很不错的例子。我不愿意说从上往下的那些价值观，什么民族主义啊，什么中国的冬奥开得很光荣啊，我们作为中国人都能够发泄我们的民族主义。任何国家都会有这种反应。这也是自然的，也是真实的价值观。
我不是说这都是假的价值观，但它的来源是从共产党、从上头来的。从底下那来的那种，比如铁链女。铁链女的出现也恰好是你刚才提到的共产党运气不好，刚好是在冬奥会的时候出现的故事。而且在网络上据统计，那评点率比冬奥还要大。
铁链女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故事能够在我们的社会里头出现，引了很多很多网上的人的注意，这也很自然。这也不是第一次。以前自从互联网出现以来有这种丑恶的故事在网上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马上关注而且同情。
频频出现的舆论翻车现象看点究竟在哪里
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全国的人都注意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他们那么多人，几百万人都认识铁链女？那当然不是，是不是他们都是江苏那小地方来的人？或者，会到那儿去接触了这种情况，直接接触了？也不是。绝大部分的人是旁观者。旁观者为什么对这个故事那么感兴趣呢？
那就不能不承认，是因为人们在自己的生活里头也有过类似的不公正的事情。不一定是那么招眼、那么特殊的情况，但是不公正的待遇，社会的不公正的问题，他们很多人也注意到了。所以，一听到铁链女，他马上有一种同感——通过那个经验，我发现我这儿的一些不满。这种反应很多。
所以，我觉得铁链女的出现跟冬奥出现在同一个时候是个很好的例子，能够说明我刚才的问题——有的价值观是党的价值观，从上往下；有的是从日常生活来的，是共产党绝对不欢迎、想压制的一些故事。铁链女的故事出来的时候，当地的官方做了一些解释，老百姓不买账。又解释了一番，也不买账。大概是第四次解释的时候，还是不太买账。
不相信官方的解释完全是一种从下往上的价值观，而且很普遍，很普遍。
(2)：谈当代中国文学与老百姓价值观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河滨分校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多年来教授中国语言与文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展示出他的一种信念，这就是，语言和文学是民众的价值观的载体，在缺乏表达自由的中国尤其如此。
作为当代中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者，林培瑞注重语言和文学与历史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他看来，要想恰当地理解当今中国的语言和文学，就必须对中国的过去几十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有一个大致不差的了解和理解。
以下是美国之音采访林培瑞教授记录的第二部分。林培瑞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官民价值观对立可谓历史悠久
金哲问：您刚才这是好几次提到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来自底层的老百姓的价值观，或者来自社会基层的价值观跟官方宣传的价值观大相径庭，相互这个对立，甚至相互冲突。你刚才还提到的例子，比如说以习近平的官方的称号，说他是伟大领袖，核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导师，为世界指明前进的方向啊，但是中国老百姓另一种说法，说他是大撒币，庆丰帝，习包子（因为习为了表示亲民去北京庆丰包子铺吃过饭）。我想问，这种老百姓的价值观跟官方的价值观南辕北辙的现象到底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新现象，还是中国早就有了，只是来了互联网这种现象变得显而易见而已？
林培瑞答：我觉得这传统一直都有。我本来是研究文学的，也观察通俗文化的发展。我觉得老百姓对官方有意见，这种传统你可以归根到《儒林外史》18世纪就在骂着官方，或者骂当官的是腐败，或者虐待我们百姓，或者是两面派。这种批评一直持续到晚清的那些黑幕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更不要说五四文学有很多对上面的批评。
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发起来呢？因为他告诉年青的红卫兵说，你去批评官方，你去，你打当官的，打当党员的。老百姓的愤怒已经在那儿，他点燃这种需求，就能发作出一个文化大革命。
毛死以后的伤痕文学更是批评上面，一直到90年代。我曾经研究过中国的城市里头的那种顺口溜。这是互联网以前以口相传的顺口溜，大部分都是骂官方，骂上面。互联网出现以后继续骂。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
换句话说，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之一是正义。我觉得非常明显，200多年来都可以观察到正义这个价值观。你上面做的不对，不公正，我下面就有意见。这种传统很强。所以，习近平做一些丑陋的事情，或者他连自己的文章都读不对这种事情会在网上扩散。百姓骂上面如何如何自大或欺负人，或者如何腐败。
这种传统是很强的，很自然的，非常中国的。说到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老百姓的文化特点，这绝对是一个。
自1949年以来中国人自我表达更大胆还是更胆怯了
问：您多年观察研究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学，中国人的表达。那么在您看来，自1949年也就是中共武装夺取政权以来到今天，中国人从总体上来说在自我表达方面是变得更大胆了，还是更胆怯了？
答：那当然总的来说是更大胆。我们得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道理。本来中共下边的媒体都是单向的，都是从上往下。从延安的布告板，一直到无线电广播到电视，书籍、杂志。所以，你要是问老百姓有没有办法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一直是没有，或者很少。
或者，只有比较有名的作家或者新闻记者有这个权利，老百姓没有。一直到互联网出现的时候大家才能够有平台。所以，首先得问，老百姓从什么时候能够发表自己的看法？那只在互联网出现以后。
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敢不敢表达。就敢不敢而言，我觉得敢的程度也大大地扩大了。但是，现在你在互联网上批评共产党或者（官员）个人是有危险的。尤其是你稍微有点组织的话，上面就要压制你，不允许。所以那还是得冒险。可是敢冒险的人很多，敢做猫捉老鼠游戏的，跟上面的控制做猫捉老鼠游戏的人相当多。
总起来说中国人变得更大胆了
哪怕是在互联出现以前，那些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的人敢不敢发表？我想到的，比如说：
1957反右的时候，刘宾雁、王蒙还有其他的作者或者记者能够说他们的一些批评意见，后来被划右派。但是那时候已经有点不那么敢的反应。
刘宾雁我当年跟他很熟。他告诉我57年被划右派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哎呀，我肯定是有右派问题，毛泽东说我有右派问题，我得自我审查，我得去问自己，我这个（错误是）怎么来的？他第一个反应是怪他自己，解剖他自己哪儿不对。后来呢，他越来越大胆。到80年代，他写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 ，在那些作品里已经完全没有这种顾虑了。
连很有名、有权威的作者像刘宾雁也有他的进步过程。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中国人和老百姓，包括在互联网上敢说话的人总的方向是越来越敢（言）。
当今中国最有趣的语言现象
问：那么在您看来，当今中国最有趣的最值得观察的语言现象是什么？
答：那你这个问题当然很大。
我本来是教语言的，研究语言的。我们在大学里头当然教美国学生都是普通话，或者当年叫做国语。我念大学的时候叫国语，现在叫普通话。我觉得在我的生平这个幅度里头、年代里头可以观察到普通话的正常化大大地推进了。
我年轻的时候1960年代到香港，香港人不会普通话。你到街上说普通话，他们都是广州话。现在香港或者不管哪儿，年轻一代说普通话比50年60年前多得多。这个发展不一定政治色彩那么大，可是我觉得很值得注意。
问：那就是说，它的普及率现在更广。但是有人要说，哎呦，这显示了中国的文化大一统的现象，是压制地方文化、地方语言，这个现象比五六十年之前更严重了。您这么认为吗？或者，您有这种想法吗？
答：对，香港人，广东人，广东一带都有人有这个看法。他们认为这压制了我们土生土长的文化。我在心里当然同情这种人，因为文化是宝贵的，我们能够保留各种文化对人类的遗产也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刚才的意思不是说普通话压制了所有地方话是好的事情。有好有坏。保留当地的文化传统也是应该指出来的，也是宝贵的传统。
我自己听到香港人说话，尤其是最近香港自己受到共产党很厉害的一种压制的时候，我听到广东人说广东话，我心里感到很暖和。
最近我看到了一出戏，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那出戏叫《5月35号》，是说当年在六四时候的故事。说的是夫妻俩年纪大了，丧失了他们的孩子，是在六四被杀的。那故事是很动人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那个话剧里头说的是广州话，广东话在北京说。可是那广州话第一次一听，我觉得，哎呀，这有点不对，人在北京怎么说广东话？
后来我又想，也不对；六四这个现象是全国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问题，是跨文化的问题，跨语言的问题。所以，你广东人在说广州话，在北京说六四的悲剧，这也是说明我们价值观都是对，都是人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这种（语言现象、语言艺术）也值得注意
过去一个世纪中国文学黄金时代
问：其实在语言方面我真是还想追问，但是我后边还有好多的问题，我只好问下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研究者，您认为当今中国最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是什么？
答：我本来研究的、教的多半是中国文学，所以我很注意这些问题。我教美国学生的现代中国文学，我的课程里头最多的作品，我也认为是最好的作品是五四时期的。1918年从鲁迅的小说开始到1930年代，也可以延长到40年代到张爱玲的小说。反正五四运动前后，这个时代是个黄金时代。
到80年代毛（泽东）死后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1980年代整个对（中国现代）文学也是个高潮，也是个小黄金时代。有的90年代的作品也不错。可是在二十一世纪以后，我觉得当然作品是很多很多的，我也不敢说我看了所有的，我只看了一小部分。但是我觉得价值不是那么大的，很难找到好作品。而且，好作品多半是延续80年代的传统。
现代中国文学杰作有待时间拣选
举什么例子呢？这我想不清楚。可是我觉得二十一世纪的主流往一种科幻小说方向走了。时空的旅行（时空穿越），或者男性爱情（BL love）或者荒诞现实主义。阎连科先生的小说，他自己说是荒诞现实主义，这些我都觉得是一种逃避。不是作者没有他关心的问题，而是他不敢直接说。所以他用科幻形式，时空旅行等等，使他的小说变成一种时髦。可是要说认真的对人生的问题、心理问题、价值观的问题的探索很难找到。
有时候在缝隙旮旯里头能够找到一点，用典故或者用比喻去说明他关心的问题。可是，总的价值不大。
还有个问题是，我觉的科幻小说、时空旅行这种东西太多，在网络上太多。本来在二十世纪包括在1980年代出作品，你总得经过一个编辑部把你的作品考察一番，决定登载还是不登。现在谁都可以把任何东西放在网上。不排除这种事是有它的好处，有它的精彩。可是，也有很多垃圾在那儿。所以你做个普通的读者想找好的作品，没有编辑帮你。这也是个问题，我觉得。
这20年来的这些文学作品，我作为一个当代中国文学的学者，只能等到水落石出，等过一些时间，有一些别的读者或者编辑能够慢慢找出来那些比较有价值的作品。
(3)：谈中共当局的言论控制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和军事力量的不断增长，中国在舞台上的重要性也日渐增加，因为中国无论是向好的方向还是向坏的方向发展都会给全世界以及周边地区带来重大的甚至是巨大的良好或恶劣影响。作为中国语言和历史的研究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河滨分校特聘讲座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在他的研究领域有他的独到观察和发现。
林培瑞多年来不仅研究由已故的中国作家写出的文字，而且也观察和研究仍在世的中国作家、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的学术表达和日常话语。作为文学研究者，他也总是试图用生动活泼的文学表现方式来展示他的学术发现。
精细的学术观察和精致的文学表达结合，使林培瑞在20年前讨论中国共产党当局对社会大众和学者的是想控制的手法是提出了一个令众多学者至今赞叹不已的比喻—— “枝形吊灯上的大蟒蛇”。林培瑞显然为当年想出这个比喻而感到骄傲。
由这个比喻出发，林培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了中共在过去20年里层层加码的思想控制也在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身上显示出来，其主要表现是到了美国也是害怕越过思想和言论的雷池，缺乏独立思想，缺乏探索精神。
以下是美国之音采访林培瑞教授记录的第三部分。林培瑞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枝形吊灯上的大蟒蛇” 的由来
金哲问：在20年前，也就是在2002年，您在《纽约书评》杂志上发表文章，用 “枝形吊灯上的大蟒蛇” 来形容中国共产党当局以一种无言的威慑来胁迫中国人进行自我审查，不要说出让中共当局感到恼怒、感到愤怒的话。自那时以来， “枝形吊灯上的大蟒蛇” 这种说法在国际间不胫而走。
20年过后，现在大家回头看会说，哇，在2002年中国的表达自由范围还是相当大的，中国人的表达自由还是相当多的。到了今天，您觉着您当年那个 “枝形吊灯上的大蟒蛇” 的比喻在多大程度上还合适？假如不合适，您现在是否能想出一个更合适的比喻来取而代之？
林培瑞答：哈，（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不一定耶。我记得20年前，我想写一篇关于自我审查的问题文章。这也不只是中国人（的问题），我觉得外国人也受到这种影响。因为有一种模糊的害怕，也不知道界限在哪儿，所以我因为害怕，我自己设定自己的界限。后来，我就想到了这么个比喻——要是个吊灯里有一条大蟒蛇不动，可是一直在那里，不用语言的威胁，就让你自己明白要自己审查自己。我于是就想到了这个比喻。
你说 “不胫而走” 是真的。我写的任何文章里头大概没有比这个走得更远的一个比喻。我觉得这也有点风趣。因为这大蟒蛇呀。
英文里头，我们要说一种说法或一种比喻能够不胫而走，我们就说：it has legs，它有腿能跑。所以，我这个比喻有腿has legs也是真的。但是，有讽刺意义的是，因为是大蟒蛇。它是没有腿脚的，我们要画蛇添足，给它加上腿脚，legs。
现在很多人问我是不是觉得这个比喻现在还能管用？我觉得还能用。
“枝形吊灯上的大蟒蛇” 比喻仍好用
很多人包括外人不知道共产党具体的（言论管制）界限在哪儿，具体的威胁是什么，可是怕。心里怕就变成一种自我审查的工具。但我觉得你的问题比这个还要深刻，因为习近平最近几年来加了一些直接控制你的思想的措施。到处有摄像机在街上，包括官方的宣传不是写得很模糊让你怕，让你自我审查，有时候是非常直接地要你就得这么想，就是我进你的脑子，直接控制你。
这个跟大蟒蛇在吊灯里头的作用有一点不同。因为吊灯大蟒蛇的作用还是尊重你自己的脑子的独立，让你自己脑子自己决定界限在哪儿，自己决定敢到哪儿去。习近平的这种直接的更像是乔治·奥威尔式的我要直接到你脑子里头控制，比这个蟒蛇还要直接地控制你。
举例子不一定很容易。我自己脑子里头的例子是跟我在加州这儿教中国过来的学生的经验。20年前，中国来的学生有时候对外国很好奇，很想学，有一种开拓者的心理。现在中国过来的学生都是有一种 “我已经知道怎么想，我只是镀金来的，我已经知道所有的答案” 的心态。
你让这种学生独立思考，用自己的脑子去打听问题，去探索是极其困难的事情。最近这个学期，春天的学季，我在加州大学开了四年级的学生的一个研讨会，应该是他们四年级的时候的结尾练习，让他们自己研究一个问题，自己独立思考，独立探索一个问题。
来自中国的学生的思想局
班上有7个人里头有4个是中国大陆来的。哎呀，非常困难，让他们自己想一个他本来不知道答案、应该真的不知道，就去打听、去做研究的一个问题，然后一步一步找资料，然后找方法，然后推测，一步一步来到最后把结果写出来，结果是个新的发现，他本来不知道。
这整个过程他不理解，很难让他理解。他对研究的概念是从正确的答案开始。从正确的答案开始，然后找资料，写文章，都是为了证明你已经想好了、决定好了的答案是正确的。你是证明工作，你不是研究，你不是打听（探索）。
当然，我不能说这样的学生是我唯一的例子。可是，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说明学生的脑子已经被控制了，他已经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了，很难让他去独立思考了。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时代的控制舆论、控制人家的脑子和想法，这方法跟那个吊灯里的大蟒蛇有点不同。大蟒蛇还是尊重你有脑子，让你自我审查。现在是我直接进到你的脑子里头，把正确的答案告诉你。
所以，要是不说是一个吊灯里的大蟒蛇，还能说个什么呢？说是个血液里头的迷幻药物？或许这种比喻也许更好吧。我觉得这相当令人担心。
来自中国的学生的情况变化
问：那我想追问林教授一下，您刚才说的据我理解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里，您发现来自中国的学生就学习能力而言，就学习态度而言呈现明显的下降的趋势，您是这个意思吗？
答：比较明显，对。我不敢说一切学生都是这样。有的中国大陆来的学生能够自己独立思考，他们是能够做到的，也做得不错。他们本来脑子没缺陷，脑子是好的。只是他们学习的经验方式是不同的，是从正确的答案开始，而不是从一个问问题的态度开始。这一个变化比较明显。
还有个比较明显的不一样是，10年20年前的中国来的学生在班上讨论时愿意讨论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现在很难讨论。尤其是我们研究文学的时候，常常碰到一些共产党认为是所谓敏感问题。
比如读张贤亮描写1950年代在这劳改营里头工作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种小说10年20年前大陆来的学生感兴趣，再讨论他怎么写的，他为什么写，他描写心理是怎么描写。
现在他们不说话。班上很难让他说话。有时候个别的到我办公室里头来一对一地说。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学生是个党员的家里来的。他父母都是共产党，也都是当官的。这个年轻人的脑子也不坏，他在班上说的话都是有道理的，只要不是敏感问题。但有一次他到我办公室里头来，他说：林老师，在六四的时候，到底是学生杀士兵还是士兵杀学生？
他很认真地问我这个问题，认真的问题。这么简单的问题，他不知道。这是值得注意的。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会在班上问这个问题，绝对不会。他只有到我办公室里头来才敢问这个问题。不在班上问是因为其他中国来的学生都在那儿，那些学生他不一定很熟。那些同学会不会听到他说不正确的话，然后打小报告到领馆或者什么，他不知道。我不是说有这种学生在我班上。有没有我不知道。问题是，这个学生自己也不知道。不知道，他就不要冒险，不要在班上说任何话。
所以，碰到任何稍微敏感的问题，在班上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就闭口什么话都不说。这个也是跟10年20年前不一样的现象。
(4)：谈当今中国禁忌词与话题
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和批评者们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局投入舆论控制、尤其是网络舆论控制的人力、物力之庞大绝对是举世无双，而这种操控多是黑箱作业，秘密作业。这种作业究竟能有多么黑箱，多么秘密？被中共所操控的舆论场所掩盖的重要话题都有哪些？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河滨分校特聘讲座教授林培瑞有他的独立和独特的见解。
各种迹象显示，为了操控舆论或制造舆论，中共当局投入了大量预算雇用或操控的网络民意特工。尽管中共名义上是中国的执政党，但它在很多领域的活动仍像地下党一样是秘密的，其舆论操控就是秘密活动的典型。它对媒体下达的宣传指令通常是电话口头传达，不行诸文字，其网络民意特工也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甚至不能告知家人。
然而，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中共当局的操控或掩盖几乎总是会造成一种奇特的凸显效果。这种效果是否实际上使中共的舆论操控黑箱作业暴露在阳光之下了？林培瑞认为，有暴露，但黑箱毕竟是黑箱，中共还是有很多舆论操控的大小动作外界无法知悉其详情。此外，中共的舆论操也确实是可以掩盖或淹没许多重要的问题和话题。
以下是美国之音采访林培瑞教授记录的第四部分。林培瑞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舆论操控是否已经变得透明
金哲问：哈佛大学专门研究中共网络舆论控制的这个政治科学教授加里金（Gary King）说，互联网的兴起使中共政权这样的原本是非常不透明的一个独裁政权一下子变得非常透明了。以前中共政权对所不喜欢的话题，不喜欢的词语就是暗暗地、偷偷地封杀；现在有了互联网，要是封杀，中国的公众、中国的老百姓可以立即知道到底是什么词语、什么话题触动了中共的G点。作为一个中国问题观察家、中国舆论观察家，您觉着在当今中共所封杀的词语或话题当中，最有趣的是什么？
林培瑞答：您这里头是有几个不同的问题。我先说我对那位金先生基本上是同意的。现在，大陆共产党的审查的用词或题目比以前清楚是真的，因为网络就是那么清楚。你删除了这种说法或者语言大家就知道。但是我不敢说是非常清楚或者非常公开。
问：金先生说这公开是指这个意思，比如说铁链女，哇，铁链女这个话题，它可以把这个话题封杀。而且其实说实话，铁链女这个话题它封杀得还是不厉害。大约在两年前几年前，发生了所谓的红黄蓝幼儿园的事儿，就是说涉嫌性侵幼儿。中国老百姓对这个话题的关注比铁链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一夜之间，这话题就销声匿迹了。铁链女尽管有封杀，搜索结果还是有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中共的G点是什么，老百姓一下子就知道了。他（金教授）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您继续说。
答：对呀。我的意思是，官方对编辑呀，或者对媒体的指示那还是有保密的，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的朋友萧强有一个很大的节目，有一个有趣的一个名字，这个节目叫 “真理部”，列出真理部的指示。真理部的说法当然是来自乔治·奥威尔的故事。
他的网站搜集了很多很多上面官方的指令，告诉网页的版主或各种媒体杂志的编辑应该能够刊出什么，不出什么，或者刊登的话，字体要多大，在第一版上或者第六版上。或者，在网上你列了一个消息能不能允许有跟帖。这种类型的很多指示还是秘密的。所谓秘密就是他不公开，他不写出来，他打电话告诉你：这条新闻不要发表，那条新闻可以发表，可是不允许跟帖。
所以，金教授的这个结论基本上我同意，但是（中共的舆论操控）也不能说完全是公开了，不是黑匣子了，还是有很多黑匣子的。
被中共当局压制的最有趣的几个话
有趣的例子呢，当然也有很多很多例子啊。刚才我提到那出戏，广州、香港做的那出戏，名称是《5月35号》，那当然是 “六四” 的意思。“六四” 这两个字绝对是个敏感词，不能在网上出现。所以有人把它改为5月35。但是，官方一发现5月35是这个意思，也封杀了它。这也不能用。所以就有了我刚才说的猫鼠捉迷藏的游戏的出现，六四或者变成 “柳丝” 之类不同的字，谐音也可以。
我最感兴趣的一个例子也是关于六四的。我忘了哪一年。大概五六年前。有一次有一群人想做六四的准备节目。但是不管六四怎么说，人家发现，一被发现就封杀。他后来想到了个妙招，把六四的改说成 “两会”。3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要开。但是官方封杀所有的名字，不能封杀两会，因为两会对它自己也是个很重要的词。所以，这种猫鼠捉迷藏的游戏是有很多的。
可是你的问题是有什么话题是官方不允许的，我觉得话题当然有很多话题。西藏，维吾尔，台湾，香港，法轮功，等等等等，还有六四，这都是被禁的话题。
有一个话题我希望能够提出，这就是（中国）高层的领导人自己运到海外的金钱和财产。这个问题在美国，当然在加拿大、澳洲澳大利亚也有很多。中国官员存钱存到海外去，还是很多人不知道的。这个也是个被禁的话题。我希望哪一年要是能够真的提出这个话题的话（就太好了）。当然也得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政府同意能够发表这种消息。
要是能够揭发的话，中国老百姓知道有那么多金钱，财产，包括领导人的孩子受教育都到外国去了，老百姓知道反应会很大。就是因为我刚才提到的历代中国老百姓的最基本的一个价值观之一是反腐败，反官方的腐败。这个话题要是能够展开，我觉得会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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