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跳舞的送了几壶开水被关150天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十三
姚荣口述 丫丫整理
姚荣,1956年生,陕西省雕塑院职工。1983年严打时,因给舞场送过几壶开水,被关押一百五十天。
警察说:“那你总不能说我把这个案子办错了吧?对不对?我把你抓错了?”他让我写悔过书,我不写。最后他没辙说:“那你写个检查吧,就说你同流了没有合污行不行?”
1983年我二十七岁。雕塑院的几个人被抓走的那一天,我正在外地给单位买西瓜。结果西瓜还没买成,大卡车轴断了,就在马路上睡了一晚上,大夏天的蚊子把我袭击的够呛。第二天回单位,好家伙出大事了:他们说老群、老孟都给抓进去了,还有海风,马季(他俩不是我们单位的)。我早就跟这帮小子说不要跳舞,不要跳舞了,我说现在的条件这么好,抓紧时间搞雕塑、干专业多好,他们一直不听。我吃完晚饭后就跑到高海风(海风当天晚上跟他们一块被抓去的)家。我刚一进门,碰到海风被警察带回来拿被子。警察说你们先回避一下我跟家属谈谈话,就剩我就跟海风在客厅。我问海风怎么回事嘛?咋叫人给弄进去了嘛,他说,唉,别提了这事大了。我说,就跳个舞嘛有多大的事啊,他说好像有什么运动开始了。反正我看抓人挺多的,这下完了。他们是13号被抓的,我15号也被抓进去了。
我那时候刚交了个女朋友,在女友家里呆到10点多我就回家了,洗漱完11点多,刚躺下一拉电灯绳,梆梆门就响了,我妈先过去把门打开,就听见问,这是不是姚家?我们是公安局的来问他点事,您把他叫出来。我穿上鞋,连袜子都没顾得穿就赶快出来了。他说,你出来问你点儿事。我妈就说上家里来吧。他们说,不了,不了,太晚了不打扰家里人了,我们就在门口问点事。我和他们出来以后,我妈就在门口看着。警察又说我们车在大门口呢,要不咱们坐到车上去说?我说行。我妈站在那楼道门口问:哎,给你还留门不?我说我有钥匙。那天晚上11点多,老太太就看着我消失在夜色之中。这一走整整就是150天啊。
走在半路上警察说:“你知道我们叫你干什么吗?”
我说:“我哪知道,奥,我们单位前几天被抓了几个人,是不是想从我这里了解什么情况啊?”
那警察就说:“了解情况!?说说你都干什么了?”
“我没干什么呀。”
“你跟他们干什么坏事了没有?”
“你别开玩笑,我刚从工地回来,我还是党员呢,你不敢胡说八道”。
那警察立马脸一吊:“党员咋了,党员挨枪子的多的很”。
我一听这话就不对了。结果我上车后往那个面包车的座位上一坐,后面还有俩警察照着我的后脖子就给了两拳:“你还坐着呢,去蹲那儿去”!我说:“我怎么了我就蹲着?你不是说找我来问点情况的吗?这是什么意思啊?要打架你们四个可不是我的个,我可告诉你们,我他妈是特种兵。”“少废话,蹲回去。”他们开车就走。我根本不知道这是要把我弄到哪去?一会儿,家志(同案)也上来了,他一上车也蹲着。他悄悄说,蓉蓉,你记着咱俩可不认识。后来一到警察局,他就说认识我,把我气坏了。
把我们拉到三处后,那院子里人都满了,有在树上铐着的,乱七八槽的。当时我就纳闷:怎么抓了这么多的人?找了半天结果看到了我们雕塑院的小坤(同案),小坤抱着被子。而我根本就什么也没拿。那天院子里人太多了,不多也说五、六十人,都蹲在地上。一排平房,每个房子里都有两、三个警察在审问,一会进去一个一会出来一个。我就在院子里蹲着,蹲了一夜。轮到我时问我,你父亲是干什么的?我说我父亲离休了。你父亲多少级干部?我说是十三级干部。啪,就把我的材料撂到左手边了。干部子弟!行了你在这签个字吧。我接过来看。看什么看!签字!名字签完,院子里呆着去。
然后第二天早上开始喊名字,把我们用车直接被甩到七处,刚到七处的时候,人家问,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多大年龄?说你都干什么了?我说没干什么,啥也没干,坏事根本没干,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你们不是找我问情况吗?你审问我干什么啊?对不对?警察说,少废话,问你啥你就答啥。后来他们说你这什么都没干我们把你叫来干啥呀?我说我也纳闷呢。他们说你这小子态度不好,也不配合我们,把你叫来你肯定是有事嘛,你还装糊涂,还一点不老实。我说我这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单位前两天被抓的两个人可都是我老师。人家搞艺术的,也就是跳个舞吧,在一块聊聊天,喝喝酒,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还想了解啥你直接问就完了。又问了我半天,结论是,你这小子不老实。
七处的院子里,最起码有四、五百人,都蹲着抱着被子。警察拿着皮带胡抡,大声喊叫着。天下着毛毛雨。这时就看见三天前被抓进来的耿铁群、孟书明,他们在那放风呢,已经被剃成光头了,他俩一人穿着一个花格格的裤子。开始看见他俩进去时头发很长,号子里的人就喊:呦,咋了咋了?香港人都抓进来了?后来我们分在一个号子,见有人在地上睡,有人在炕上睡。他们比我先进去三天,所以他俩在炕上,老孟给我硬挤出个地方。我俩脚对脚,他的脚架我脖子上,我的脚架他脖子睡觉,跟沙丁鱼罐头一样。号子里两边两排炕,中间有个过道,上面还有一溜吊铺,按正常也就是能关30人左右,你知道最多关了多少人?207人。后来还让大家糊火柴盒,被子褥子一卷,就是工作台。
过后家里人才给我送来被子。进去以后15天就没人理我,半个月后我被叫出去审问。警察说,你小子极不老实,问谁你都不认识。他问了好多女孩的名字,我确实都不认识。我说我咋能认识嘛。问不出来我就回号子了,这一下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
没有睡觉的地方,我跟老群说:适者生存咱打吧,打出一片睡觉的地方来,老群说咱别闹,老老实实的忍一忍,万一再出点事咱又走不了了。我们还以为别闹事,关两天就会放了。说话天就凉下来,到了八月十五,隔壁号子的京鹏给我们递过来两、三块月饼,哥几个都围过来,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号子里没东西看,每天睡觉时我就盯着看那墙上贴的旧报纸,都背下来了,页码还反复看,页码也背下来了。号子里有个西大街的小偷叫冯风,抱着胳膊从吊铺上摔下来,磕在炕沿上把胳膊摔断了。他就想保外就医。结果狱警把他拉到武警医院打上石膏后又弄回来了。那里什么人都有,还有要饭的呢,要饭的犯什么罪了?
我们号子里关二百多人的时候,因跳舞犯事的有三十多个人。其他小偷、小混混居多,他们也分了好几拨,解放路一拨,西大街一拨,龙首村一拨,二马路一拨。那些人大部分是解放前从河南逃难过来的,父亲是一般的工人,母亲没有工作,家里有五、六个孩子,全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像那个冯风说我不偷叫我咋活呢,我到公安局就跟进舅舅家一样。
还有个60多岁的老头是东北人,据他自己说他是一个跳舞爱好者。他每天都去体育场的舞场,那儿的舞场是露天的,舞会是体育场主办的。那个时候来跳舞,男的多女的少。他就充当了个热心人,见一个女孩他就跟人家要电话,说下回办舞会我通知你,给你弄张免票。他弄一个本子,全是女孩的电话号码。这么着也给弄进来了。他老伴给他送的被子好厚啊,我们冷了就往他的被子里钻。
我们那个号子有一个叫张生才的,第二批给拉出去枪毙了。公安局为了完成名额,把一些在严打之前已经判刑的,又重新拉出来,加了大刑后枪毙。但说句实话那里头的坏蛋也确实有,有个姓戴的,就是个真正的坏蛋,打牌,喝酒,半夜上街拦夜班的女工强奸。但这人却没被枪毙。
83年这个事,我稀里糊涂成了流氓。警察跟我说,下个礼拜几要到七处提审我。那时候我不敢和我妈说,就赶紧给张培(单位的同事)写了一个明信片:几月几号到七处提审,你给我弄点肉夹馍来。我的落款是“稀里糊涂的流氓”。
被关了整整150天后,我被下册了。就是从人家那个花名册上下去了,回家或是转五处去。我们这一个案子有两个人回家,还有一个姓张的小伙子,我连认识都不认识。我怎么知道我可以回家了呢,之前的一个礼拜,警察把我叫去,就说:“这么长时间我们把这个事情了解的差不多了,这个坏事你也没有干啥,你就是和他们在一块喝喝酒,跳跳舞。”我抗议说:“你别说跳舞,我到现在都不会跳舞,我也不爱跳舞,而且我还反对他们跳舞。”“那你总是跟他们在一块了嘛,我们了解你也没有啥事,下个礼拜就让你回去。但是放之前你要写一个悔过书。”我说:“我干啥事了让我写悔过书?我不写。”那时我已经豁出去了,杀了我也不会写悔过书。警察想拿这个作为交换条件,你写就放了你,我说:“我宁肯不出去都不写。”警察说:“那你总不能说我把这个案子办错了吧?对不对?我把你抓错了?你们这些坏人!”我说:“我是坏人你爱枪毙枪毙,爱判判,你又说我没干啥坏事,又让我写悔过书,我写什么悔过书?”最后他没辙说:“那你写个检查吧,就说你同流了没有合污行不行?”后来我一想同流没有合污,这个话我还能接受,但是我不写任何东西。一个礼拜后我被放回家了。
我被抓那天的晚上,我的钥匙,手表,钱包都被扣在三处了。警察先把我拉到三处。“行了,你签个字你回吧。”我看上面写着:结束收容审查。就这一句话完了,我他妈真的不走了,我说你们把我关在这儿,这么多天我的工资咋办?警察说,你是收容审查啥都不算,单位不会扣你工资的。我说那奖金呢?警察说,你都没上班你还要奖金?我说:“公安局把我请来的,公安局给我发,五个月奖金一分钱也不能少。你把我抓错了,你把我冤枉了,不然你为啥放我肯定我没事。”警察笑了:“你小子,还没见过你这样的。行了你回吧。”张培一直在后面拽我,我就是气不顺,在号子里头我也反复想这个问题:把人想关就关,放你出来时,你还要感恩戴德,还要写悔过书!凭啥?为啥?人权、人的尊严哪去了?
因为跳舞那么美好的青春,那么美好的政治生命都没了。而我只给跳舞的送了几壶开水,也被关了一百五天。不能提,我反正对这种法律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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