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可能会爆发某种危险的疾病，武汉肺炎为什么特别可畏，因为它很神秘，当局一开始遮蔽事情的真相，结果疫情向全国向境外扩散，一直拖到快过春节的时候，习近平表态，确诊和死亡人数突然攀升，武汉被迫封城。武汉沦陷过程发生的怪现象，中国民间的愤怒和质疑也愈来愈重。
十二月初就传出了疫情为什么按兵不动
武汉肺炎最早出现于2019年12月8日，12月31日起，网上流传一份武汉卫生机构头日“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文件，网络披露后，当局才出面证实，才开始向社会通报病例，并指正在查清是何种肺炎。当局动作缓慢，泰国，日本等中国境外先后爆出感染病例，可是全中国，除有前车之鉴的广东11日公布一疑似病例，只有武汉才有确诊病例。
更严重的是，武汉公安局一月一日通过公众号“平安武汉”通报，“散步武汉肺炎谣言八人被依法处理”，指网民“转发不实信息”、“扰乱社会秩序”，籍此警告市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这一事件显示，当局不仅要管制新闻，还要封口，任何敢于与当局保持不同口径者都会像以往那样，遭到“依法处理”。一月14日，病例愈来愈多，国际社会疑虑重重，趁着香港专家前往武汉考察机会，香港多家电台电视台前往追访，港媒当日早上前往武汉金银潭医院采访疫情时却被公安带走扣查，并迫使记者删除医院内所拍内容，记者还被要求交出电话和摄影器材检查，刁难一小时后放行。
一月17日，一位网名“树先生sss”的男性网民在微博发文，指他家三口均疑似感染不明肺炎，其父获金银潭医院隔离治疗，其母则被院方以无床位为由拒收，他质疑当局延误治疗，事件引起关注后，文章被删除，微博被封号。
一些专家表态引起的疑问
如果说海外对武汉肺炎高度关注，世界卫生组织谨慎地等待中国报送更进一步详细的资料的话，中国媒体援引的一些专家评论也引起质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王广发，本人21日确认染上武汉肺炎，正在接受治疗。他是一位国家医疗专家组的专家，曾于1月10日就新型冠状病毒对官媒表示，他认为按病人病情及扩散情况，整体疫情“可防可控”，这句为官方背书的话受到广泛的质疑。
为什么只有武汉有病例，中国其他地方无一感染，对此疑问，北京大学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的解释是，他推测因为中国其他地区未检测此病毒。1月20日，中共最高当局表态了，王月丹对媒体解释，原来没有很好的检测方法，所以有些病例暂时没有确诊，现在检测方法改进了，可能近两天新增的病例骤增。非典疫情发生已经过去了十七年，中国的检测方法还没有改进，习近平表态了，一夜之间检测方法骤然改进？这些都是民间很大的疑问。
人传人什么时候开始
对于“人传人”，当局一开始就予以否认。但是一些海外专家早就指出，只要是冠状病毒，一开始就应该假定人传人。现在人传人被证明是事实，已报出14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是当局始终不肯说，这些医护人员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感染的？
武汉不相信眼泪？武汉当局举止诡异
武汉当局不光有拖延疫情的嫌疑，而且就在疫情严重，透明度缺失，人心惶惶，国际关注之际，武汉当局上演了两幕令人诧异的大戏。
一月19日，根据『楚天日报』报道，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举行有四万多个家庭参加，各户贡献13986道菜的“万家宴”，一月20日，武汉市自当日起向全市派送20万张“惠民旅游券”，让市民免费在大年初一至十五“畅游”黄鹤楼等30个武汉景区。
武汉乃千万人大埠，人员流动大，且正值春运，中国亿万人大流动，武汉肺炎越来越被怀疑人传人可能性极大之际，作为疫情源头的武汉市在这个时刻举办此类活动，被人指市政府不止好大喜功，更要以此向外界显示习近平中央倡导的正能量，“武汉不相信眼泪”，如此形同提供了交叉传染的最佳场合。
现在，习总书记表态了，武汉话风大转，被网民讥讽“领导不批示，疫情就不存在。”
武汉这么大的事北京为何充耳不闻
从12月8号，到1月20号，北京当局反应的迟缓令人惊讶。其间通报的病例也很有限，死亡病例不超过三人，而在1月17日，伦敦帝国学院流行病医学专家弗格森根据数据推算，截至1月12日，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的潜在总数为1723例，22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回应这只是一个理论最大数。21日，香港大学医学院透过数学模型推算，截至1月17日，武汉可能已有1300多宗病例，此数据与伦敦帝国学院推算相互印证，该院院长梁卓勋同时推算中国各省市可能已有300多宗武汉输出的个案。
中国当局最大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四十天内，反应如此迟缓，究竟是因为武汉当局隐瞒不报，或者调查进度缓慢所致，还是北京当局有意迟报，担心影响维稳大局所致，这成为中国网民的又一大疑问。
习近平为什么迟至二十日才表态
为什么武汉疫情，被外界普遍称之为中国肺炎，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官方公开描述，几近失控，引起全球忧虑之后，才惊动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也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官媒新华社19日报道，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首次就武汉肺炎表态，要求中国各地政府必须做好防疫和控管工作，尽快查明病毒感染和传播原因，加强病例监测，特别在春节期间人员密集流动情况下，尤为重要。习近平还强调要“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习近平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发表“指示”，无从得知，据报中国总理李克强随后也做出批示，要求做好防疫工作，防止疫情扩散蔓延。按照中共正常渠道，这么大的事情，习近平李克强应在第一时间知道，地方当局竟敢隐瞒？
习近平一“指示”，“地动山摇”，中国官媒，武汉当局口风大变，病例骤然上升，令全球瞠目。在当年抵御萨斯建立功勋的中国首席传染病学专家钟南山“重新启用”，率领“国家高级别专家组”调研武汉疫情，并于当日返回北京。钟南山20日接受中国央视“新闻一加一”采访时表示，“现在可以说，肯定有人传人现象。”同日，网络爆出中华护理学会秘书长应岚的通报，指从当局疫情防控会议上得到的信息显示，疫情严重程度超过想象，中重症率14℅，致死率4℅，疫情与萨斯有相似之处，已明确会人传人，且已发生集聚性感染。这一消息还有待验证。
数据跳涨了，17日之前，武汉64例，香港90例，境外3例子，中国其他省份零例。习近平一说话，一切都不平安无事了，连中央政法委都声嘶力竭地立军令状，周二周三之间，死亡人数先9人，继而增至17人，确诊病例猛增至500多例。中央政法委说谁瞒报就抓谁，谁隐瞒谁就是千古罪人，有网民怼，“你先抓拿抓人的人，判几个官员啊”。
武汉当局看颜色行事，自吹“武汉是一座不断战胜困难的城市，类似的情况，我们不是第一次遇到”。“我们坚信，有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决策部署，有省委省政府的周密安排，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认真做好各项防控工作，就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
非典的教训为什么被忘记？
武汉肺炎12月传出病例后，网络就不断发出当心萨斯重演的警告，呼吁中国政府前车可鉴，吸取教训。
十七年前，中国广东率先爆发非典疫情，也称萨斯，中方在第一时间隐瞒，致使疫情扩大蔓延至全球。
非典的教训出在哪里？就出在不愿意公布真相，中共当局死命维稳上面，好在那一次出了像蒋彦永医生那样的勇士，在通过正常渠道反应无效后，向世人公布了萨斯的真相。
2003 4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面对云集的媒体记者信誓旦旦：“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他还进一步表示：“欢迎大家到中国来旅游，洽谈生意，我保证大家的安全，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
301医院军医蒋彦永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张文康提供的数字和真实情况差得太远。”四月4日，4月4日晚上，蒋彦永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写了下来，按照他从电视看到的邮箱地址，分别给中央四台和凤凰卫视。他信中最后一句话是：“我提供的材料全属实，我负一切的责任。”随后几天中国国内没有反应，但蒋彦永的信息被国外媒体获知，萨斯疫情严重传播的消息传遍了世界。4月17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强调，任何人不得隐瞒、谎报疫情。4月12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及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被免职。因始终坚持要求为六四正名的蒋彦永医生一生坎坷，他以“用于揭露SARS疫症真相，从而拯救了不少生命”获得广泛的赞誉，
知名文化人许知远网络写道：“17年前，我是个刚入行的记者，觉得SARS迫使中国重新思考自己的治理模式，还可以对New York Times 表达自己的感受。如今想来，上一场危机还有蒋彦永、钟南山这样的医生，柴静这样的记者，以及大批追踪媒体，如今似乎只有财新一家杂志在继续正常的报道。这个系统最成功之处，就是摧毁了正直的人、值得信赖的机构，以及一个社会自我叙事的能力。只剩下一个傲慢的权力以及一堆杂乱的信息与脆弱、孤独而愤怒的个体。”
习近平当局或许不能直接对武汉肺炎发展到如此程度负直接责任，但是谁营造了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环境，官员只想邀功升官，只想按照要求保证正能量，一切为维稳服务，遇到问题尽量压住，遇到舆论尽量捂死。今天，中国的社会环境还不如非典时期开放，媒体越来越不敢说话，维权律师一个个遭到打压，这一切又是谁的责任呢？
武汉疫情还在发展，武汉市周四起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开武汉通道暂时关闭，以遏制疫情蔓延。一些民众希望，至少当局能够如实、及时向世界报告武汉肺炎传播的真实状况。
——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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