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民族危亡”

【按：鼠年新春，第一只黑天鹅突然降临，竟是"武汉肺炎"，却因当局隐瞒疫情，错过黄金最佳控制时段，而扩散至全球，中共这个制度再一次在全世界面前，颜面尽失，而武汉封城，又表演了它冷酷的专制效率，一千多万人当韭菜割了。中国人心头大概又要唱「义勇军进行曲」了。现贴此文，引自《鬼推磨》第二章「师夷」。】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歌里的这句词，忽然在2006年，成了"时代最强音"（套用一句文革用语），我看到至少有两篇文章用它做标题，极轰动的一篇，是剧作家沙叶新的《腐败文化》，拿它做副标题，列数国内腐败奇观之"无底线"、"超想象"，读来惊心动魄，是难得的好文。还有一篇，出自"乌有之乡"网站，作者张宏良，标题上多加了"再次"二字，有副题"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１３周年"，于是"最危险"的内容就不大一样了，但也相当"严峻"，抨击矛头指向"国际垄断资本"。

先说张文，其主旨是中国再次"被瓜分"，"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国际奶牛'"， "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作者列举的数字很惊人，比如，中国以仅占全球４％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１５％，四年内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一点五万亿美元，但付出的代价是：８０％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三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四亿多城市居民呼吸严重污染的空气，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２０个城市中，中国占了１６个，全国６６８座城市的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有毒食品已经百分之百的覆盖了全部行业，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一人，２００３年死亡达十三点六万人，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假如算上私企外企隐瞒的数字，每年死亡人数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

此文认为中国被西方"殖民化"，罪在"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的作用"，所以中国人民又面临"民族救亡任务"，而且"仍然只能依靠毛泽东思想"。显然，对于一模一样的事实（上述环境代价），可以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不过我们最终会发现，分歧还是基于事实的不同，其中也包括被隐瞒或忽略的另外一些事实、历史。

毛泽东虽然没让中国成为"国际奶牛"，但他残酷地从中国人嘴里抠出粮食来，拿去跟苏联交换"国防工业"和核技术，等于用耕地极少而人口最巨的中国农业，同时来供养整个苏联人口，其代价便是人所共知的"大饥荒"，中国饿死３６００万人（采杨继绳数字），到了"人相食"的空前惨境；有人喜欢比拟，比如前文的"相当于南京大屠杀"，这里也好有一比：老毛在中国制造的大饥荒，相当于美国扔在长崎的那枚核弹，在中国扔了４５０枚。

更甚者，毛泽东是明知故犯。根据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假如１９５８、５９两年不出口七百万吨粮食，中国一个人也不会饿死；而"大跃进一开始，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并且多次大讲"死人"——五七年他在苏联说："为了世界革命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又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五八年底有一次讲得最露骨："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便很难确定，究竟哪个时段才算"最危险的"，是大跃进的五八至六零年呢，还是中国发生"经济奇迹"的近十年？究竟是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更出卖中国利益呢，还是毛泽东拿几千万条性命去买苏联的核技术更缺德？毛泽东搞文革把中国整到了"崩溃边缘"，邓小平则为了纠正文革而搞改革外加开放把中国弄成了"殖民地"，孰者更不可忍？

所以"最危险的时候"，对中国来说已经是常态，"救亡"乃是永远的任务，"义勇军进行曲"也不妨一直唱下去——这便意味着中国人只能到境外去找罪魁祸首，以及倒霉的根源，从传统上的日本人、苏联人到欧美人，"全球化"后新添了"跨国公司"，还有"海外经商留学的干部子女配偶"（可能"裸官"家属就包含在这一项里），自然也包括海外民运分子、法轮功、达赖喇嘛、流亡维族人……。但是，到2006年"新洋务"造成的祸害，已经显露无遗，则是左右两派的一个罕见的共识。

中国高速起飞的内幕极为血腥，用西方学术如经济学，很难破译它，所以康乃尔训练出来的章家敦，预言不准《中国即将崩溃》。剥夺私有财产最内行的这个列宁式政党，施用铁腕，将十五世纪英国的"羊吃人"圈地运动，重演于二十世纪末中国，它是如何可能的？大致上，中国用以俘虏西方消费者的商品，只是轻工业产品，尤其是纺织品和服装，这里的经济学问题复杂而微妙，从产出地来说，中国庞大的纺织业主体，在国营体制下形成巨大规模，而又成功私产化，才能变成接揽全世界订单的超级服装业，而举世无两，这是中国低廉的棉农生产，与城市低廉的纺织、服装劳力形成一条龙产出，才能做到的，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这个转型，是否只有极权体制才做得到？否则利益分配的纠纷早已抵消了任何效率；而在消费地，西方垄断了高科技产业而使劳动力价格居高不下，再也无法承担生活用品的低廉产出，必须寻求新的产出地来维持生活费用不高涨，这个两厢情愿的游戏，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底蕴。

事实上，中国发明了一种"资本主义"，或者说在全球化之中，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形态和体制，以及新的意识形态，而学界目瞪口呆，不置一词，因为依靠过去的经典知识和理论，已经解释不了，导致人文知识发生严重危机。当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制度"崩解之际，解释其失败似乎轻而易举，可是面对这个新的怪胎，大家只是给出一堆新名词："后工业社会"、"福利社会"、"媒体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后极权社会"等等，一向剖析资本主义的显学"自由主义"学派，也集体失声，大家心安理得地躺在帕克、托克维尔、伯林、哈耶克等经典大师的理论体系上睡大觉。

国内学界亦蜂起解释"崛起"，所谓"盛世学"成时髦，其实也可视为对一场"新洋务"的评估。有所谓"新左派"，以"独立自主"来解释中共与西方、国际社会、WTO等的不合作部分——国家超控，此即"未崩溃"的奥秘，但不诚实地只字不提这块自留地里的"一党天下"；也有人批判"人为割裂"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而要寻求六十年的"一种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那大概就是"前三十年极权"与"后三十年买办"的整体性而已。总之，揭示邓小平这次"新洋务"的根基，应追溯到将他打成"最大走资派"的毛泽东那里，方为一条完整的"中国道路"，这却是一个超越左右两派的新范式，还没有被人发现呢。

但是中国的"新洋务"显示，西方的资本输出，成为后起国家极权体制的帮凶，也加深了那里传统的奴役观念，由此而验证的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海外市场，惟有配套专制，才最符合利润原则；而专制掌控下的市场经济一旦成立，便明显优势并有效于自由制度下的西方市场，特别是廉价劳力的拼比（"抢烂市"）加剧西方的失业，令其更依赖进口廉价产品，以喂养中产阶级，所以利润原则最终解构到西方自己身上。这些，都要等到三十年后，西方才会恍然大悟。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