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疫癥繼續發酵，河南、湖南封了與湖北交界的公路，陝西、江西也封了湖北出口的路；汕頭先是宣佈禁止外來車輛進入，後來大概受到上級的壓力，又取消了封城的決定；就連北京天津，也中斷了與外地的交通。與此同時，很多鄉鎮的百姓，自發堵路，不准外地車輛與人員進入。
各省對湖北疫癥的最新決策，一個顯著的特點都是為了自保。武漢封城，是禁止自己的人外出，那是保護別省的措施，其他省份對湖北的封禁，卻是為求自保不惜與湖北分割。
最極端的是汕頭，甚至準備對外來的車輛一概封禁，那是把所有不是汕頭居民者，都視為可能的傳染源。要是全國各大城市都照此辦理，那全中國就成了地方割據的狀態。
這種對湖北包圍式的封鎖，顯示不單止武漢問題嚴重，整個湖北省都已經淪陷。否則，封了武漢已經足夠，不必擴大封鎖範圍。封銷範圍擴大，對當地的生活和經濟都會產生深遠的破壞，除非事非得已，否則不會輕易採取這種極端的措施。
如果這是中央的統一部署，那證明問題已相當嚴重，如果不是，那更糟糕，那證明中央對地方已部份失控，政令不出中南海。
各地鄉鎮的百姓自發堵路，這種情況若普遍起來也相當嚴重。大面積的交通割裂，使行政區碎片化，一縣之內，不同鄉鎮之間互不往來，外地人即是可疑病人，正常的社會生活就難以為繼，彼此以鄰為壑，都沒有安全感，這樣的日子如何過下去？
事件繼續惡化，像汕頭那樣自己決定對外封城的一定會陸續出現。不管怎麼說，地方政府都以保境安民為首要任務，地方防疫失控，地方官對上對下都無法交代，自己孭了重責不說，可能連自己的親友都保不住。這種惡劣的情況下，中央說什麼都不可能一言九鼎了，因為地方官會將中央的指令視為中央對地方問題的失察。中央焦頭爛額顧不上地方，地方為求自保，等不及中央指令，自己作主救急，那是無可厚非的事。
古語有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意思是將軍在外打仗，可以無視皇帝的意旨，因為山高皇帝遠，皇上日理萬機，怎麼管得過來億萬人的事？地方官照皇上的聖旨辦事，把事情辦壞了，皇帝一樣會追責；相反的，地方官不聽皇帝的話，把事情辦好了，皇帝也沒有理由追責，可能還要給予獎賞。
全中國只有林鄭最聽話，甚至汕頭市委市長，都敢於表達地方的意願，只是在壓力下才被迫取消。唯獨林鄭，比共產黨員更堅定、更忠於習近平，拿香港人的性命換取習近平的好感，難怪本來對她口氣頗不善的今上，如今也深慶得人了。
香港對內地實行封城，本是體現一國兩制的區別，香港本來就與內地區隔，應該極力維護國際金融中心的安定與正常運作。香港變成疫區，工商業活動癱瘓，大陸政府寄予厚望的為國企集資，拯救奄奄一息的經濟，這個大局就保不住。究竟林鄭明不明白事情的輕重？把香港保護好，才是她對習近平最好的交代，聽任香港淪為疫區，她就是在習近平傷口上撒鹽。究竟她是共產黨員，還是英國殖民者留下的奸細？
一隻看不見的病毒，化作一隻黑天鵝，眼看大陸社會彷彿有種不祥之兆，一個百年未遇的亂世，在遙遠的地平線上若隱若現。香港人要打醒十二分精神，關注大陸的變化，趕緊自保。我們很大可能站在一個舊時代的終點前，同時也站在另一個新時代的起點。我們不幸承受了深重的苦難，但我們也有幸參與了歷史的進程。再往後，或許五大訴求已經不是這場反送中運動的終極目標，甚至一國兩制也不能滿足我們，我們可以看得更遠一些，期望更高一些。
至於林鄭，我們總會有機會收拾她的。到了香港人可以自己作主的時候，即使她跑到天涯海角，我們都要將她追回來，用香港人另立的法律來審判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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