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的导演北野武是个感情特别细腻的人。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后，有记者采访他，把汶川大地震拿来比较，让他谈谈感受。他非常生气，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认为在如此困难的时期中最重要的是'同理心'……如果您将这场灾难简单视为'2万人丧生的事件'，那么您根本不会理解受害者。然后，再只从数字上来对比，说似乎比死了8万多人的汶川大地震更好，这是对死者的亵渎！ 人的性命不该说是2万分之一，或8万分之一，它是有一个人死了这件事，发生了2万次。"
看完这段话，再去读那些发生在武汉的普通人的故事，不管是关于母亲的，还是关于医护人员的，可能都会有别样的感受。
同理心，这对喜欢标榜自己几千年传统美德的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词汇。别说去感受异国、异族的苦难，就是自己人，恐怕也要分时候。在宏大叙事教育加持的习惯中。你跟他说，武汉加油，武汉挺住，他会高举拳头，热泪盈眶。但当断路、封城、堵门的时候，这样的热情会迅速转换成近乎于反人类的绝情。安全的时候都是血浓于水的同胞或街坊，不安全的时候，都是不共戴天的废青或病源。
大灾大难之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那些无力改变历史，只能顺着时间的洪流，在历史的裹挟下苟且偷生的普通人。他们的喊声，哪怕是声嘶力竭的求救，在一如既往宏大杂乱的背景下如粉尘般的飘散，不会有人听得见。就像那个因为家人被隔离而活活饿死的17岁的脑瘫孩子。即便是那些被冠以白衣天使的医护人员，昨天也许还在因为造谣而被训诫，今天也只能在不能休息的危险之中继续站岗。最多，在无数偷偷拍摄的视频中，崩溃痛哭。
是的，武汉可以加油，武汉也会挺住。但是，那些卑微的只想挣扎求生的普通人，谁来加油，何以挺住？很多外国人尚可期待本国的撤侨，倒是扎根在自己祖国的人，无处可撤。你堵住门说为我加油，我还要含着泪说声谢谢。
一个患者的死去，可能在某些习惯大灾大难还满不在乎的中国人眼里，甚至可以算作更加坚强的垫脚石。但这对普通人而言，就是一个家庭的破碎。是父亲的悲恸，母亲的泪水，姊妹的无助，孩子的绝望……是不可能出现在教科书和新闻中的点点滴滴的血与泪。
用北野武的话来说，一个人死去，一个家庭破碎这件事，每天在发生无数次。
这样的剧情，为什么会重蹈覆辙，在短短十几年后，以荒诞的方式，不可思议的复刻非典，甚至是切尔诺贝利的故事？ 可能有人想问，只是不敢。又或者不能。
第二次发生的悲剧，可能才算真正的悲剧。如果倒退三十天，这样的悲剧会不会避免？答案是并不会。
最早被武汉警方处理的8个造谣者，已经被证实是8个医生。他们在自己的3个专业群中讨论了可能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事。当然，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八人封口，九州封城。再来一次，内在的逻辑也不会改变。
如果对比官方关于谣言的标准，之前信誓旦旦不会人传人的媒体算不算造谣，之前放言疫情可控的官员算不算造谣？也许不算。因为谣言就像法律，是会因人而异的。把疫情说成是西方生化战争、甚至美国人投毒算不算谣言？传播如此之广的谣言，催生了无数朋友圈的群情激昂，你看有个那个被查？
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这个口号的本质，并不是为了控制谣言，而是控制信息发布的权力。极端情况下，它甚至代表着撒谎权。是真相还是谣言并不重要，谁能说才重要。我在被喝茶的时候，几乎每次，专门写历史的文章都会被找出来，要我自证捏造，自证污蔑。等我说明出处，水平有限又急于构陷的公公们也会叫嚣：历史是你能评论的吗？所以关键不是你讲的真与假，而是你根本没有讲的权利。
所以即便是倒退一个月，这样的悲剧，一定还会以同样的剧本重复。死一个人的悲剧可能重复两万次，谎言成为习惯的时候，也会重复很多次。因为谎言本身，对某些人而言，可能比两万人死去更重要。
只是每一次，都是某个、某群普通人生命零落的声音。
2020/1/30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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