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eanyim
2020年1月23日凌晨2點，武漢市政府宣布，將於當日上午10點封城。
我在香港，早上一睡醒，就開始看到大量關於「武漢人趁封城『窗口期』連夜逃離」的消息。一瞬間，17年前SARS疫情在北京爆發、各大學準備封校時，那種恐懼，突然就從記憶深處翻湧上來。
2003年我在北京讀書，SARS爆發時的社會氛圍，跟這次武漢肺炎極其相似。人們從開始的毫不在意，到毫無保留相信政府，然後發現瞞報疫情，陷入大面積恐慌。這一次，武漢人連夜逃離、政府宣佈六天建成武漢「小湯山」（註）、各地醫護志願者簽下生死狀馳援武漢……一切都像是2003年北京的翻版，幾乎每條新聞，都看得似曾相識。
這是一種令人揪心的似曾相識啊！但凡在「瞞報」環節有一丁點改善，後面的劇情，應該能夠改寫。然而，並沒有，目前可見，劇本照舊，甚至因為武漢不是一線城市，瞞報的情況更糟，後續發展也更糟。
1月24日，年三十。我在中國內地的社交平台上刷了一整天，看見人們奔走相詢：「怎麼捐款？有什麼能做的？」感到異常悲傷。到了晚間，這些詢問總算逐漸變得比較具體，捐款渠道有了初步眉目，疫區也提出了明確的物資需求清單。
然而這些也是似曾相識的。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官方救災之外，無數民間組織第一時間馳援災區，許多年輕人是在那場災難中第一次成為義工。那時社交媒體在中國方興未艾，雖有言論管制，卻遠沒有如今嚴厲。中國的公民社會行動，也剛剛經歷了2007年廈門PX散步的勝利，並在2008年2月的南方雪災中剛剛摸索了一輪救災經驗，汶川地震集中展示了中國強大的民間力量。
然而，災後輿論卻詭異地轉向「讚歌模式」與「感動模式」，一邊謳歌醫護、軍人等救災主力，一邊對悲情與善舉著力刻劃，務求讓讀者觀眾感動到熱淚盈眶。在大聲的讚歌和催淚的感人敘事之下，那些「提出問題的人」，如追問地震死傷學生與災區校舍工程問題的譚作人、艾未未等，則在嚴厲輿論封殺的陰影裡，一個一個被悄悄地「解決」掉了。更不用說，針對媒體揭弊報導的頻繁撤稿與刪帖，幾乎無日無之。
此後十年，中國的公民社會逐步進入長久寒冬。汶川地震中跨境馳援的慈濟、樂施會等境外慈善機構，在中國的活動空間日益收窄；中國境內的非政府組織，也漸漸不能接受境外資金；至2017年，《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出台，更是將之前對境外資金和境外組織已有的防堵，搬上了檯面。
至於中國境內的公民組織與個人，經歷的是更直接的迫害。2009年，援助三氯氰胺毒奶粉受害家庭的「公盟」遭到查封；2013年，「新公民運動」組織者許志永被捕，繫獄四年；2017年，709維權律師大抓捕；2018年的佳士工潮，更令勞工維權團體遭遇極大打壓，多間參與聲援的高校左派學生社團遭整頓，如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的岳昕等多名學生失蹤，社團本身亦一度因校內無人願意擔任「指導老師」，而無法維持合法存續。
以上只列舉了這十多年寒冬裡的少數個案，遠非全貌。總而言之，公民力量被政府當賊一樣防著，沒有鼓勵，只有無盡的限制和打壓。
隨著中國日益富裕，中國的公民力量其實比十七年前更加蓄勢待發。但是，社會卻缺少富有經驗的民間組織，「公益」這件事，早已在一次次針對NGO的打壓中，逐漸被收歸國有，要麼直接被政府接管，要麼，就變成由政府主導的「非政府組織」。而「官字頭」機構的信譽，又早在一次又一次醜聞，和針對醜聞的新聞箝制中，被戳得千瘡百孔。最近，貴州女大學生吳花燕長期營養不良，又身患罕見重疾，曾引起社會關注，但最終還是在貧病交加中離世。而當地政府宣稱為吳花燕撥出的兩萬元（人民幣，下同）急難救助金，卻被指在她逝世後仍未到帳；社會眾籌的數十萬（一說上百萬）善款，也遲遲下落不明。事件過去之後，針對問題的質疑，就像汶川地震中的死亡學生名單一樣，往往將石沉大海，因為新聞報導會刻意淡化，社交平台也會抓緊刪帖。
這就形成了一個怪圈：在中國，越是關注社會公平、樂於濟弱扶傾的人，就越會記得這樣荒腔走板的故事，對這些故事背後的言論箝制，感受也越深。因此，每逢重大天災人禍，最願意傾力襄助的人，很可能恰是最不信任既有慈善機構的人。於是，大家事到臨頭，選擇依託自己信賴的社會網絡，即時、就地重新組建團隊。然而，基於這種理念出現的團隊，自然對政府不乏批評或腹誹，因此，也便沒有發展壯大的空間，更不可能凝聚成更大的機構。災後就地解散，通常就是最安全的做法。
2020年初，中國的社交網絡平台已發展得相當成熟。因網購大行其道，貨運、快遞和電子支付也變得非常易用。照理說，訊息渠道、物流渠道和線上支付渠道的成熟發展，應當會令善款和物資能以最快速度送抵現場。然而，中國網民每次遇到災害，卻仍要需要四出打聽「如何捐款？」「向哪裡捐物資？」「如何對接物資？」SARS和汶川地震，分明並不久遠，但民間自救的組織和經驗，卻都保存不下來，每一次都要重新來過，這也意味著，每一次都要浪費很多試錯成本。
與此同時，質疑和批評政府的言論仍在遭到刪除，連在地居民和患者的自述，也不時被扣上「造謠傳謠」的罪名，四處封殺，並不是經由傳媒充分報導來驗證真偽。武漢封城當天，我看到一個段子：當人們忽然發現之前的媒體報導大都不可信時，慌亂地問，該看哪個報社的內容？有人回答：（翻牆去看）香港報社。
我住在香港。作為2003年SARS疫情最嚴重、死亡病患最多的城市，現在的香港很緊張，卻沒有陷入恐慌。我看見人們討論十七年前防疫抗疫的得失，看見傳媒鋪天蓋地的報導與評論，看見民選議員對政府遲緩應對的嚴厲譴責，看見民間團體就專精領域提出意見，也看見政府官員迫於各方壓力（而不是迫於失控的本地疫情），不斷調整著防疫政策。在這裡，製造恐慌的，同樣是疫病和庸碌的官員，而穩定社會的，卻是從來不吝批判的民間力量。
這些，難道不是中國也應當在十七年前，就學到的事嗎？
農曆新年還沒有過完，希望疫情能夠盡快受控，也希望當災後催淚的讚歌響起，中國公民社會的組織能力和質疑精神不會再一次迎來長久的沈寂。
註: 小湯山醫院，是北京在2003年集中收治SARS病患的臨時醫院，耗時七日建成。
本文首發馬來西亞《當代評論》，獲編輯同意，轉發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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