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llen C. Guelzo
美国人喜欢相信他们是一个例外（Exceptional)的民族。我们谈到我们自己的时候，经常说美国是一个在金色之门边上，高举光明的国度。用“美丽美国”(America the Beautiful)的话说，就是“爱国家胜过爱自己，国家的慈爱甚于生命”。
第一个使用“美国例外”一词的是法国人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但有关“美国例外”的想法早已萌芽，并从未失去对我们的想象力的激荡。
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美国早晨”(Morning in America)节目中，他用近乎神秘的语言将美国描述为“山上的光辉之城”，它所发出的光芒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在1983年，里根说,“我一直相信这片被保佑的土地， 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分离开来,或许有一些神圣的计划,使得来自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的热爱自由的人们， 在两个大洋之间创设了这个大洲。在2012年的总统竞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称赞美国是“一个例外的国家，在世界上有着独特的命运和角色”。
然而，那位在竞选中击败罗姆尼的人（奥巴马）在谈到美国时，以直接了当的措辞向英国《金融时报》解释称，美国例外论和“英国人相信英国例外论，希腊人相信希腊例外论”的意义是一样的。美国例外论几乎已成为现代政治的试金石。
但什么是“美国例外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里根引用的“山上光辉之城”， 呼应了许多评论家认为的“美国例外论”的基本主张，可以追溯到约翰·温思罗普的布道,“基督教慈善的典范,” 那是他在1629年发表的演讲，当时他正带领殖民者在马萨诸塞州为清教徒寻找避难所。
但是，没有一个北美殖民地——甚至包括温斯洛普的马萨诸塞州，在关于社会应该如何组织的基本假设上，是欧洲的例外。所有的殖民地，在不同程度上，都认为社会是按等级组织的——就像金字塔一样，国王在上面，贵族在其下，平民在最下面。和所有好的金字塔一样，殖民地金字塔应该是静态的;每一层都要与其他层相互协作，而不是相互竞争。
那种人们可以从小处做起，从贫穷做起，然后一步步走上顶峰的想法是危险的。那些成功登顶的人，并不是通过努力，而是通过那些已经在顶层的人的赞助。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会提醒他们的殖民地同胞，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之间是存在着差异的，这些差异同样存在于欧洲国王、贵族和平民阶层之中。
如果不是因为两个特殊的事件，美国的发展本来也会遵循那样的轨迹。第一个特殊事件是启蒙运动，它提出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来重新构建人类社会。启蒙运动最初是一场科学运动，尤其是伽利略和艾萨克·牛顿等科学家对中世纪对物理世界解释的反抗。中世纪的思想家认为，物质世界和政治世界一样，都是一个等级体系，地球位于底部，通过月亮、行星、星星，最后是天空，不断提升至完美的水平。这种结构早在16世纪就已经开始瓦解，当时尼克劳斯·哥白尼(Niklaus Copernicus)坚持认为，用这种方式观察太阳系与观察行星本身的运动相矛盾。伽利略对那种认知体系的打击最大， 伽利略用当时最新的望远镜观测了月球，他观察到，月球根本就不像是地球的上一个等级。直到艾萨克·牛顿才告诉我们，物理世界的各个部分并不是按顺序或等级联系在一起的，而是按自然规律和力量联系在一起的，比如重力，它们在运动中是一致的、平等的。
最终，人们试图知道，描述物质世界运作的新规则是否也适用于政治世界。哲学家们从物理科学的革命中得到启示，试图描述一种自然的政治秩序，摆脱国王、贵族和平民等人为的等级制度。他们敢于谈论平等，而不是金字塔结构;敢于谈论普遍的自然权利，而不是继承的地位;敢于谈论商业，而不是庇护;敢于质疑为什么有些笨蛋仅仅因为他父亲戴了王冠，就可以戴上王冠。但启蒙运动时期的政治哲学家们所能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只能在荒岛或理想共和国进行的思想实验，国王们仍然安然无恙地坐在宝座上。
第二个事件，才是真正孕育了美国例外论的事件:美国革命。在这一次巨大的能量爆发中，美国人推翻了整个结构——政治、宪法、法律和社会的等级制度，并将启蒙运动关于平等和自然权利的思想实验应用到实际政治中。
美国人对以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则为基础的自然政治秩序的存在， 所表现出的信心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托马斯·杰斐逊将这些权利中最基本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描述为他们是“不言而喻”的。1776年的另一个成果《弗吉尼亚权利宣言》解释说“所有人都具有某些固有的权利，当他们进入一种社会状态时，他们不能通过任何契约剥夺他们的后代，包括享受生命和自由，获得和拥有财产，追求和获得幸福和安全的手段。
美国人不仅要求修正英国普通法和英国等级社会;他们宣称他们正在创作一种新秩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说，他们的声音“就像天使长的号角声，宣布对古老的压迫形式和历史悠久的暴政进行审判……它宣布了一个建立在人类兄弟情谊和自由与平等的不言而喻的真理基础上的国家的诞生。美国的使命是把世界从旧时代的束缚中拯救出来。
事实证明，在美国创造一种与过去决裂的新政治秩序，是出乎意料地容易。在1776年之前的一个半世纪，当时的殖民者对传统等级社会的理论在口头上也有过认同，但在日常实践中, 他们发展出了基于同意的公民社会, 他们创建了临时议会,重新制定了法律,并在横跨北大西洋海岸的广阔土地上，推广土地所有权。在革命发生的时候,90%的殖民者都是地主。
本杰明·富兰克林记得，他的父亲是波士顿的一个油脂商，没有受过什么特殊的教育，“但他的卓越之处在于对事务的审慎，无论是在私人事务还是公共事务上，都有健全的理解和可靠的判断……我清楚地记得，他经常受到一些重要人物的拜访，他们向他请教有关他所属的城镇或教堂的事务，并对他的判断和建议表示极大的尊重。他父亲经常在当事人之间被选择成为仲裁员。像富兰克林的父亲那样的美国人，实际上已经像生活在荒岛或理想的共和国，启蒙运动的政治哲学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与他们所生活的现实相匹配的理论。
启蒙运动理论和美国政府实践经验的结合产生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它是例外的！汤姆•潘恩(Tom Paine)兴高采烈地说，在革命的美国，美国人即将“重新开始世界……”一个新世界的生日即将来临，和整个欧洲一样多的各种种族，通过未来几个月的事件中获得他们的自由。那种自由将是一种没有等级、没有教士、没有等级制度的政治秩序;一个以成文宪法约束政府的秩序; 身份并非基于种族、血统、土地、祖先甚至语言，而是基于一个简单却无情的逻辑命题，即“人人生而平等”。
在欧洲人看来，这是愚蠢的，美国允许平等公民自治的决定肯定会引发无政府状态。1870年，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认为，公共生活的太多领域需要一个权威的政府进行干预和指导，而这种权威越是建立在等级制度和君主制的基础上，就越好。俾斯麦预言说，“没有权威原则，即君主政体，一个人是无法领导或带领一个伟大的国家走向繁荣的。”
美国人通过创建私人的、自愿的协会来限制政府，从而弥补了公共领域的真空。宾夕法尼亚州领导人乔治·布莱恩(George Bryan)称这些协会为“独立的小社区”，他们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不需要3000英里外庞大的帝国官僚机构。美国人的确这样做了，仅仅在费城,新独立的美国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包括促进废除奴隶制和救援自由黑人社团,费城穷人救援组织,穷人就业和救助女性社团，爱尔兰社团,从良妓女住所救助会，女性儿童自由指导社团,费城贫困男孩自由教育协会、贫困寡妇协会和单身妇女协会——所有这些都没有政府的批准。美国人把结社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托克维尔对美国自助团体的激增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美国“行政权力的极度分散”被“宗教、道德，商业和工业等等协会所抵消，他们取代了欧洲的贵族和大臣。
因此，美国例外主义开始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形态，美国人不仅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他们以活生生的形式捕捉到了一种自然秩序，这种秩序使欧洲旧的政治体系看上去完全是人为的、非理性的，就像牛顿定律使中世纪物理学变得无关紧要一样。赫尔曼·梅尔维尔写道:“我们美国人是特殊的选民，我们是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承载着世界自由的方舟。”
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框架只是美国例外论的三个支柱中的一个。美国人的精力转而投向商业，他们不仅会创造一种新的政治，而且还会创造一种新的经济——这是第二个支柱。
1782年，移居法国的赫克托尔·圣·约翰·德·克雷维奇自问自答道。“这个新来的人是谁? 他是美国人！ 他已经不再做别人告诉他必须做的事情。他摆脱了“非自愿的懒散、奴性的依赖、贫困和无用的劳动”，他从事了性质完全不同的劳动，得到了充足的生活报酬”。在等级森严的框架内，欧洲人视劳动为奴隶，视贸易为心胸狭窄的资产阶级的令人生厌的追求。而在美国，劳动和贸易都是光荣的。
英国小说家弗朗西丝·特罗洛普(Frances Trollope)听到美国人“在街上、在路上、在田野里、在剧院里、在咖啡馆里，或者在家里”，都在讨论金钱的时候，感到十分震惊。但还是有一些欧洲人被美国商业的自由迷住了，j·c·劳登的《农业百科全书》建议其英国读者移居美国，因为美国的“政府形式”保证了“那里的财产是安全的，个人自由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而且，获得财产安全和个人自由的代价低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
1863年，法国福音派牧师乔治·菲什(Georges Fisch)写道，在美国，“对商业交易自由没有任何限制。”谁在某一天成功了，谁没有成功，并不重要，因为第二天那些失败的人很可能会获得成功。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抓住了这种现象的本质，他说，在美国，“每个人都能成就自己”。“总会有极端的财富和事业的不平等。减轻这些不平等的是不断地竞争和起落，因此一个人在某一时刻获得的财富可以在另一时刻转移到其他人手中。在1859年，林肯说:“世界上那些谨慎的、身无分文的新手，会为挣一段时间的工资而工作，省下多余的钱为自己购买工具或土地;他又为自己忙活一阵子，然后雇新手来帮助自己。林肯认为，这代表了一个“公正、慷慨、繁荣的制度，为所有人的发展打开了道路。”并非所有人都会获得繁荣，但那不是反对整个系统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投入到不受约束的商业交流中的精力，很快就成为从19世纪贵族制度废墟中诞生的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社会主义建筑师卡＊尔·马＊克＊思认为，每个社会都将走出等级制度的旧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最后资本主义必然会屈服于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中越先进，它就越接近社会主义，最终也就越接近共产主义。
但是，美国对这种规律的违背，让马克思主义感到困惑。似乎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资本主义，但也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对社会主义更不感兴趣。这成为了社会主义理论中一个尚未解决的谜题，沮丧的社会主义者，如沃纳·桑巴特将这个问题归咎于物质充裕的毒化作用，他抱怨说，社会主义在美国的“烤牛肉和苹果派的浅滩”上土崩瓦解了。 另一个社会主义者萨森则认为，在美国，社＊会＊主＊义真正的敌人是“例外主义”本身。美国人崇敬少数关键观念，比如民主,自由,机会等等，美国人对这些观念的理性遵守就像社会主义者坚持社会主义一样。
事实上，马克思和桑巴特都错了。美国也曾经有过社会主义，人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它不是以工人反抗资本的形式出现的，而是在蓄奴南方出现的种植园寡头统治。这种以种族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主义”，对美国例外论的所有前提提出了质疑。奴隶制的辩护者也并不羞于将这种寡头政治与欧洲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因为正如乔治•菲茨朱格(George Fitzhugh)在1854年所宣称的那样，“奴隶制产生了劳动联盟，是所有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渴望达到的目标之一。
不同寻常之处在于，美国人在内战期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纠正它。正如林肯所说，美国内战可能是美国例外论最特殊的时刻，它是理解美利坚共和国“孕育于自由之中,致力于主张人人生而平等”的关键， 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内部冲突,是为了“让人自由而牺牲”的。 每个人，包括奴隶自己，都知道自由和平等是通向社会流动和经济自我转型的手段，而不是僵化的平等主义。“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没有过去，也没有什么现在，我们拥有的是一个无限而辉煌的未来，” 曾经是一名奴隶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美国的机会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复制的。美国不仅是一般规则的例外，而且是全世界的社会奇迹。
美国例外主义的第三个支柱是美国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态度和关系，那些地方仍然被等级制度所统治。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摇摆不定的支柱——它甚至分裂了“例外主义”者， 美国人对基于“例外主义”所展开的外交政策理念，自建国以来已经发生了变化。
“美国例外论”的最初两个支柱——政治和经济——的新奇之处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美国人很难不把它们视为深思熟虑的计划的一部分。 甚至在独立战争之前，美国宗教复兴运动的设计师乔纳森·爱德华兹就已经把美国视为世界神圣救赎计划的关键。他写道:“我们发现了美洲这样一个伟大的地方，并把福音带进这个地方，看作是神圣的天意在为教会未来的辉煌时代铺路的一件事。”爱德华兹的孙子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以诗歌的形式，把人们对美国把地球从撒旦手中拯救出来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期望，转化为一项神圣的使命，宣扬美国的政治福音:
你的光辉如奔流的日光之泉，
地上的小王国将在你面前鞠躬;
当联邦的旗帜，胜利地展开，
平息战争的喧嚣，给世界带来和平。
但如果上帝对美国确实有特殊安排，那只是要美国在自己的海岸上保持安全，它的作用将是消极的和自我保护的。美国人并不想分享他们国家的救赎文化，而是倾向于把世界其他地方视为潜在的威胁，渴望通过重新建立帝国或与更不稳定的革命尝试来扼杀美国的实验——就像在法国一样。
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21年说:“无论自由和独立将在何处展开，美国都将为之祝福和祈祷。但美国并不要到国外去寻找和消灭怪物，她是所有人的自由和独立的祝福者，但她只是自身事业的冠军和辩护者”。因此，当匈牙利革命家路易斯·科苏斯(Louis Kossuth)于1852年来到美国，为他反抗奥地利帝国的行动争取支持时，林肯“基于我们对自由制度原则的持续忠诚”，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但林肯明确表示，“我们的政府有责任既不煽动、也不帮助其他政府进行这样的革命。”
然而，在这一点上，美国并不总是一致的。19世纪40年代，南方奴隶主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将美国拖入了与墨西哥的战争，南方人希望把那些土地变成蓄奴州。
1898年，美国跌跌撞撞地卷入了美西战争，然后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个殖民帝国:菲律宾、波多黎各，以及实际上的古巴。
1917年，美国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战，支持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观点，即美国民主应该输出到欧洲。这些试图将美国“例外论”转变为传教事业的努力，几乎总是遭到其他国家的破坏，这些国家憎恨我们对某些独特政治美德的主张。 这些努力也遭到了其他美国人的严厉批评，甚至是断然拒绝，就像后来美国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一样所彰显的那样。
但这些批评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消失了。偷袭事件不仅再次将我们推入一场全球性的冲突之中，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才能防止此类世界危机的爆发。有太多的例子向美国的决策者表明，欧洲各国如果任其发展，就无法建立一个和平的大陆秩序;因此，从那时起，我们发现自己被迫成为文明的救世主，无论是通过马歇尔计划、北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安全理事会，有时候干脆通过简单的单边主义。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接受了这个角色，往往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别无选择。但这个角色对美国例外论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它一再让美国参与外交政策项目，而这些项目不容易接受美国的解决方案——这就引发了人们对这些解决方案背后的例外论假设的怀疑。当我们转向多边或多国解决办法时，我们发现自己与欧洲和其他盟国绑在了一起，这些盟国虽然早已剥去了贵族的外衣，废除了等级制度，但往往取而代之的是服务于基本相同目的的庞大的社会官僚机构。如果我们采取单方面行动，我们会发现自己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谴责美国以例外论为基础的傲慢。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就会被指责为孤立主义。
美国例外论的第三个支柱并不是唯一遭受损害的。美国正在减少对志愿协会的依赖来完成美国社会的任务。我们经常在统计数据中看到，千禧一代是如何前所未有地退出美国教会的。拒绝任何宗教信仰的美国人的比例从1972年的二十分之一上升到了今天的五分之一。但这仅仅是美国从广泛的志愿协会中退出的一部分。在1973年至1995年间，参加“关于城镇或学校事务的公开会议”的美国人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家长教师联合会成员从1964年的1200多万下降到1982年的不足500万。甚至像童子军和红十字会这样的主流民间组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也遭受了衰退。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说，美国人对彼此的信任已经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峰值(当时56%的受访者肯定“大多数人都可以信任”)下降到今天的低点，今天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大多数人都可以信任”。在千禧一代中，这一比例低至五分之一。
在原本自愿结社的地方，我们开始依赖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法规。这种发展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进步主义，当时的进步主义认为，美国社会已经变得过于复杂，不能留给普通公民，他们缺乏让政府有效运作的专业知识。同样的信念激励着现代进步主义者，正如2012年臭名昭著的竞选视频《朱莉娅的生活》(The Life of Julia)所展示的那样。该视频把一个美国人的生活描述为一个又一个欧洲式官僚体制下的平庸进步主义者。
我们也看到了身份政治的兴起，这让我们羞于提及传统的例外主义，因为现在每个身份本身都被认为是一种例外。一个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种族、宗教或文化群体的一部分的身份之外，作为一个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正在衰退，甚至变成了一种选择。这让我们远离了林肯的信念，他认为独立宣言中提出的主张胜过了所有其他的身份。
我们甚至不再确定独立宣言是否具有说服力。彼得·贝纳特写道，我们是“一个比过去更加强调包容和多样性的教育体系的产物，这可能会滋生对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好的断言的不满。”连已故的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这样的保守派法学家也认为，美国法院应该“开始考虑其他国家宪法法院的判决，以帮助其审议过程。”
但没有什么比经济流动性的削弱更能削弱人们对美国例外论的信心。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到197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7%;从1970年到1994年，它的增长率下滑到只有1.54%，短暂回升到2.26%，然后下滑到特朗普当选前的1.21%。从1948年到1972年，收入较低的90%的美国人的收入年增长率为2.65%，几乎是1917年至1948年同期收入增长率的两倍。然而，自1972年以来，这90%的人口的收入增长率已经崩溃——事实上，已经变成了负增长——而中产阶级工人的财富自1980年以来下降了20%。美国在经济上已经变得和英国一样僵化了，在英国，上层10%的富人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延续的贵族阶层，他们认为自己是全球通讯和交流网络的一部分，对那些落在后面的人没有多少同情。
美国例外论仅仅是我们历史上一个更早、更自信的时代的产物吗? 而现在则应屈从于全球化的诱人承诺？
我认为，只有当我们把美国开国元勋们的思想也看作是纯粹的历史文物时，才会这么想。美国实验之所以与众不同，正是因为它不是建立在某种神话或部落传说之上，而是建立在对自然法则和自然权利的发现之上，这些自然法则和权利就像万有引力一样不容置疑，它们都来自同一个知识来源。
不幸的是，自然法哲学被威廉·詹姆斯及其后继者的实用主义所取代，更被约翰·罗尔斯的价值多元主义和文学后现代主义所取代。这些路径被认为是为了把思想从关于荣誉、真理和法律的虚构叙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推翻这些原则，就变成了一个自我中心主义和不受约束的权力欲望的平台。
淡化美国的例外主义，就意味着美国的政治秩序本身只是一个虚构。抛弃美国的例外主义，等于让我们承认，旧的等级制度和新的官僚制度都不是错的，并且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所有的政治仅仅是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决定我们未来的是权力，而不是法律或权利。
我认为，以《独立宣言》为基础并体现在《宪法》中的美国试验属于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刻，而且仍然是一种例外。我相信，美国经济的灵活性足以恢复其流动性，其打破壁垒的能力会震惊世界。我相信，我们能够纠正我们从过度自信的国际使命心态中所带来的偏差。
恢复人们对“例外论”的信心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例外主义将不得不成为林肯所说的“公民宗教”，被“每一位美国母亲，和在她膝上喋喋不休、口齿不清的婴儿所呼吸”。在学校、神学院和大学所传授，体现在引语，拼写书和年鉴中，在讲坛上被讲道，在立法大厅里宣布，在法庭上执行。这项任务将需要坚决抵制基于进步主义的“非例外主义”，以及只有政府才能确保效率和幸福的理念。它将包括恢复法治(而不是机构)、恢复我们的志愿协会以及庆祝它们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它会迫使我们解除经济僵化的负担,不仅生产丰富的物质成果，同时也促进同理心。
这一切，实际上能做到吗? 能把我们的公共生活从官僚新阶层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吗? 能从外交政策的十字军东征中抽身吗?简而言之，美国能否成功地回到最初的原则?
起码，美国曾经做到过。
温克坚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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